江涛从城里拖着两只泥鞋走回家。没进家，先去找他父亲。看了看老套子那里，没有。看了看梨窖里，也没有。回到屋里一看，父亲坐在小柜子上，闷着头儿抽烟哩。他就是这个老毛病，心里一挂点什么事儿，总是爱低下头抽烟，抽起烟来没有头儿。看见江涛回来，了一眼，问：“今年这咱晚就回来，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江涛说：“有点。内部里说，人们有个要求，要进行抗捐抗税。爹，你看怎么样？”
严志和听了，吊着眼珠儿停了半天，才说：“抗捐抗税？哼，早就该抗了。这年头，人们还能活吗？三天两头打仗，不是要这个捐，就是要那个税的。咱那‘宝地’也丢了，剩下几亩沙土岗，打的粮食不够交公款。就靠着咱有这点手艺，要不还不撴了狗牙。怎么活下去呀！”
江涛一听父亲的话，想：“贾老师看得真不错。”又说：“内部里说，先在‘反割头税’上开始。”
严志和问：“什么算是割头税，要杀人？”
江涛说：“杀一只猪，要一块七毛钱，还要猪鬃、猪毛、猪尾巴、大肠头。”
严志和说：“光抗这么一丁点儿，解个什么渴来，能救得多大急？”
江涛说：“这是个开头儿。群众动起来，抗捐抗税，抗租抗债，紧接着来。”
严志和说：“啊！要紧的是抗租抗债。你看人们有几家不租冯老兰的地，有几家不使冯老兰的账？捞住这一把，人们就能对付着过下去。”
江涛说：“首先是发动群众。只要人们动起来，搞什么，什么就胜利。”
严志和一听，精神劲儿就上来，说：“来吧！本来我后悔没下了关东，大灾荒年又该轮到我的头上。听说河南里张岗一带，今年秋天闹起了‘抢秋’，‘吃粮分大户’，出了个叫‘张飞’的共产党员，领导了秋收运动。”
江涛说：“咱也是共产党的领导！”
说到这里，严志和又问：“你不是说，革起命来，能夺回咱的‘宝地’吗？”
江涛说：“当然呀，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是经济斗争。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就要武装工人，武装农民，夺取政权。到了那个时候，就要夺回咱的‘宝地’！”
严志和听说要夺回“宝地”，就好像事儿摆在眼前。他说：“听说共产党的事，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怎么你跟我说起来？运涛都没跟我说过。”他睖睁眼睛看江涛，似乎不信任的样子。
江涛说：“运涛干工作的时候，你觉悟程度还不够。眼下我看你有了阶级觉悟，反正党的主张早晚要和群众见面，不的话，共产党怎么会越耽越多呢？再说，你是我亲爹，打量你不会把我的风声嚷出去。”
严志和说：“当然，父子是骨肉之情嘛！”
他们在屋子里说话的时候，娘在槅扇门外头，隔着门帘听，听得他们又念叨“革命”的事儿——这事在她耳朵里并不新鲜了，过去运涛嘴头上就常挂着，后来江涛也常念叨。今天她一听得念叨这桩事，心上就打哆嗦。她一蹦跳进屋子里，说：“快别念叨那个吧！过了几天平安日子哩？”
江涛说：“娘，那可要什么紧？”
娘说：“忍了这口气吧。几辈子了，平民小户儿，能干了什么呢？吞了这口气吧！”
严志和说：“我吞了一辈子气，值得了什么？运涛……”一说到运涛，他又变了一种口气，说：“运涛被反动派关进监牢，我们的‘宝地’也丢了，我们指着什么活下去？咳！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呢？”
娘流下眼泪来，两手拍着膝盖说：“甭说吧，甭说那个吧！命里该着的！又有什么法子呀？”
严志和说：“咳！我差一点儿没病死。冯老兰拿那么一点钱，把我们一辈子的血汗搂过去，把我们的谷仓抠在他的手心里，那就等于要了我的命根子……”他又恨恨地咬着牙关说：“我们一定要夺回‘宝地’！”自从运涛住了狱，失去了“宝地”，他闹了一场大病，直到今天他忘不了那一场灾难。只要一想起来，就好像有一只老鼠咬着他的心，而下身还打着不甩。他气愤得难挨，只要一提起这桩事，心里就火呛呛的，压也压不下去。
江涛看父亲庄稼性子又上来，说：“我看咱们就闹起来，跟他狗日的干一场！”
严志和听了这一句话，又心里绵软起来。他想：“运涛为了革命，一辈子见不着天日。江涛又要为革命……”想着，他不再说什么，也不想伸头闹什么运动。
涛他娘又在堂屋里絮叨起来：“干，干什么？好好儿呆着吧，熬得师范学堂毕了业，咱也当上个‘教员儿’！”说到这里，她掀开门帘看了看，见江涛正在听着。放下门帘又说：“听说，那也能挣不少钱哩。到那时候，给你娶上一房媳妇，我早想抱上个大胖孙子呢！”停了一停，又说：“当然啊！我也不是一定要给你寻个庄稼媳妇，你自己要是能找个知文识字的更好……”
严志和听涛他娘说得也有理，就说：“吞了这口气吧！过个庄稼日子，什么也别扑忙了。即便有点希望，又在哪个驴年马月呢？”说着，提上鞋跟，又下窖鼓捣梨去了。
江涛看父亲这里不是个钥匙头儿，穿上娘亲手缝的粗布大褂、白布袜子、单梁套鞋，就向外走。娘扭头儿问他：“你去干什么？”他说：“我去看看忠大伯。”说着，沿着房后头那条小道儿，踏着积雪到锁井镇上去找朱老忠。一进小门，看见有个穿灰布军装的人，趴着猪圈喂猪。他脑子里转着：“这个人可是谁呢？”走近了一看，是大贵。他脸上立刻笑出来，走向前去。
大贵有二十五六岁，自打被冯老兰撺掇军队抓了兵，一直在军队上。长了个大个子，身子骨儿挺结实。两条粗壮的胳膊，两条粗壮的腿。眉泉挺宽，两只眼睛离得挺远，嘴巴上肉头头没有胡髭。灰布棉裤袄穿旧了，头上箍着块蓝布手巾。说起话来，瓮声瓮气。一见江涛，放下泔水瓢呆住，好半天，猛的拍打拍打手说：“兄弟，几年不见，怎么长得这么高了？”
江涛笑着说：“你呢，还不是一样。你请假过年来了？”
大贵说：“请什么假，我打前线上开小差儿跑回来。”
江涛问：“为什么开小差儿？你不是当了班长嘛？”
大贵说：“还不是当一辈子班长！咱不卖那个，为什么给他们卖那个死儿？还回来干咱自个儿的。老给军阀们当爪牙干吗？”
江涛说：“大哥说得对，我也盼你回来。这几年在军队上怎么样？”
大贵说：“倒是不错，把身子骨儿摔打了摔打……”说着，他绷起嘴，攥上拳头，把腿一叉，抖了一下身子，抖得浑身骨头节儿咯吱咯吱乱响。说：“除了学体操，认了几个字儿，还学会放机关枪。我看这玩艺倒是有用……”
朱老忠在屋里，听到江涛的声音，拈着胡子走出来。立在台阶上笑眯悠儿说：“江涛回来了。忙来，在我这小屋里坐坐，跟大伯说个话儿。”他亲自迈下阶台，拽着江涛的手走回小屋，拿把笤帚扫扫炕沿，让江涛坐下。问：“你先给我说说，报纸上‘朱’‘毛’怎么着呢？井冈山上又怎么着呢？”两人做伴上济南的时候，江涛给他念叨了全国革命形势，直到现在他还记着。
江涛说：“提起红军，可成了大气候。去年，‘朱’‘毛’率领工农红军打到江西，占领瑞金，建立了中央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在江西、福建一带打游击。眼看这一团烈火就要烧起来！”
朱老忠响着舌尖儿说：“啧，啧，好！这个高兴的话儿，自从运涛蹲了狱，我的日子也过苦啦，好久没听到啦。闷呀，闷死人呀！这团火，烧吧，烧得越大越好，什么时候烧到咱的脚下？”
大贵闷声闷气说：“那可不行，隔着长江黄河呢！”
朱老忠说：“长江黄河隔不住这个，这是人心里的事儿。”
江涛说：“大伯说得可真对。我大哥就不回去了？”
朱老忠说：“自打运涛坐了狱，我心里也害怕了，去了个信叫他家来。成天价在枪子群里钻来钻去，枪子儿是没眼的。”他虽然上了几岁年纪，身子骨儿还挺结实，红岗脸儿，三绺小胡子，黑里带黄。小圆眼睛，目光炯炯。说起话来，语音很响亮，带着铜音。
江涛转了个话题，说：“大伯，你的猪喂得可肥啊！”
朱老忠说：“肥什么，人还没得吃，哪来的粮食喂猪？什么肥呀瘦呀，大节下，人家吃肉咱也吃肉，这就好。要是人家吃肉，孩子们瞪着两只大傻眼，叼着手指头看着，这就是缺欠。”
江涛说：“说今年杀猪要拿税呀，不许私自安杀猪锅。”
朱老忠愣住一刻，才说：“是吗？是打上头下来的？从南到北，从北京到关东，没见过杀过年猪也拿税的。”
江涛朝朱老忠凑了两步，伸出脖儿悄声哑气地说：“就是冯老兰包了咱县的割头税。杀一只猪要一块七毛钱，一副猪鬃猪毛，还要猪尾巴、大肠头。”
朱老忠把脸一镇，着眼睛呆了老半天。牙上吸着气，慢悠悠抬起头来说：“是……他……”
江涛跳起脚儿说：“是，没错儿。”
大贵把大巴掌一拍，说：“倒霉透了，今年连过年猪也杀不上。”
朱老忠在关东学会杀猪，自备一套钩子、挺杖，杀猪的家具。乡亲当块儿，红白喜事，杀猪宰羊不求人。他把这家具带回来，把这份手艺传给大贵。大贵今年才说要杀猪，又碰上禁安杀猪锅，甭提心里有多别扭。朱老忠叹了一口气，说：“又是他狗日的……”一说起冯老兰，他心里实在腻歪。
江涛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回去跟我爹说说，咱硬安杀猪锅，不图钱，不图肉，就是争这一口气！”
朱老忠两个拳头一碰，说：“大侄子说得是。既是这么说，走，找你明大伯商量商量去。”
朱老忠迈开脚步头里走，江涛和大贵在后头跟着。走到村北大黑柏树坟里，坟前有三间砖头小屋，屋前有几棵大杨树。北风吹得树枝嗤嗤地响。一进小门，朱老明正阖着眼捻经子，准备打苇箔。朱老忠坐在门槛上，把反割头税的话说了说。朱老明变成个长脸孔，瘦得多了。多少年来，奔走劳累，身上只剩下一把骨头。他低下头去，眯瞪着失明的眼睛，说：“思摸思摸吧！干是要干，看看怎么干法？”自从打输了那三场官司，他觉得凡事应该忍耐，应该谨慎。一时冒失，会使人们失去土地家屋。这不只是失算，而且是一生的苦恼。
朱老忠说：“依我说，咱们就是干。冯老兰，他净想骑着穷人脖子拉屎不行！”
朱大贵一只脚登在炕沿上，揎起袖子抡着小烟袋儿，说：“左不过叫他们把咱拾掇成这个样子。江涛兄弟，你头里走，傻哥哥我后头跟着。”
朱老忠眨巴眨巴眼睛，说：“一个耳朵的罐子，抡把！可得人多点。那场官司，联合了二十八家，还输塌了台呢！”
江涛说：“打官司也打不赢……”看忠大伯和大贵响应了反割头税的号召，他一时高兴，头上沁出汗珠来。一股劲儿说下去，几乎忘了出气儿。“咱这么着吧，一传两，两传三，把养猪户和穷人们都串连起来。村连村，镇连镇，人多势力大，一齐拥上去，砸他个措手不及。拿税？拿个蛋！”
朱老明一听，这倒有理。他抬着下巴，眨着无光的眼睛，深思着。
朱大贵问：“那能办得到吗？”
江涛叉开腿，横着腰，抡起两个拳头，兴冲冲地说：“一个人挡不住老虎，五个人能打死老虎。十个人遮不住太阳，人多能遮黑了天。一轰而起，一轰而散，他逮不住领头人儿，看他有啥法子？”
朱老忠看见江涛这个架势，不由得肚子里笑起来。涨红了脸说：“哈哈，好嘛！大侄子这法儿真新鲜，打官司还得花钱呢，这用不着花钱。砸了就散，他找不到正头香主。还是念书念醒了的人们，画个道儿也高明。俺这瞎老粗儿，干了点子笨事。要是有你，那三场官司也不会输给冯老兰吧！”
朱老明听到这里，脸上可带出笑模样，说：“冯老兰那小子毒啊！立在十字街上一跺脚，四街乱颤。谁敢嗞个声？唉呀呀，过去就是迷糊，花了点子冤枉钱！来吧，咱听江涛的。看看怎么样？”
江涛一听，笑了说：“怎么样？管保越斗越胜利！”
朱老明有满肚子的辛酸，有多少年吐不完的苦水。他自从官司失败，半年不出门，有理无处诉，气蒙了眼，成了双眼瞎。把老伴气死，兄弟下了西口，闺女们住不起家，剩下孤零零一条单身汉。土地又没了，无法口，只靠打苇箔、卖烧饼过生活。从黑天到白日，眍着眼睛，摸摸索索，站在箔杆前边。不管冬天夏天，在那深更长夜里，背着那只油浑浑的柜子，走在十字大街上，尖声叫唤：“卖大果子……不……啊……”悠长的叫卖声，通过平原上的夜暗，传到七八里地以外。过路人，一听到这悠扬的声音，就留恋不舍，立地打坐，抽袋烟再走。不知不觉，引起肚子里咕噜乱叫，流出口水来，非赶上去买他的烧饼果子充饥不可。年代多了，倒成了夜黑天里指路的标志。
有人问他：“冰天雪地，还做那买卖干吗？能赚多少钱？”
他抬起头儿，睁开无光的眼睛，想看看天，也看不到。在黑洞洞的长夜里，不一定想做多少生意，他受不住长夜的幽闷，一夜夜睡不着觉，做着梦还嘟囔：“咳！好长的夜晚呀！”
在这艰难的岁月里，锁井镇上的烈火熬煎着灾难的生命。自从打输了官司，他就住在这三间小屋里。西头一间，盛着从白洋淀运来的芦苇白麻。东头一间，是他睡觉的土炕，门外是几百年来的老坟。每年夏天，坟地里长出半人深的蒿草，有各样的虫子在草里鸣叫。
晚上，他睡在土炕上。听夜风吹着大杨树叶子，哗哗地响。黎明，他趴在被窝头上，听树枝上鸟雀嘁嘁喳喳乱叫。冬天，听北风的唿哨。他想，要是门前没有这几棵大杨树，说不定有多么孤寂呢。
江涛看这个失明的老人，心里实在同情他。他过了斗争的一生，可是他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失败了。穷到没有插针的地方。
当朱老明听得说又要反对冯老兰，也想到，为了反对冯老兰，使他跌进一辈子翻不过身的万丈深渊。身上立刻打着寒噤，抖颤起来。当他又听到，这个斗争，不用朱老巩光着膀子拼命的办法，也不用对簿公堂，不用花钱，只要组织、发动群众就行。他就咬紧牙根，恨恨地说：“干！割了脖子上了吊也得干！老了老了，走走这条道儿！”
江涛看明大伯转变了怀疑的情绪，又做了一些解释，说了一会子话儿，叫了朱大贵，两个人走出来。朱老明听他们脚步走远，问朱老忠：“大兄弟，你走南闯北的，看江涛说得怎么样？”
朱老忠说：“依我看，江涛是个老实人。再说这共产党，是有根有蔓的……”
朱老明不等说完，就问：“根在什么地方？”
朱老忠说：“在南方，在井冈山上。”
朱老明吧嗒吧嗒嘴唇说：“要从井冈山上把根蔓伸到咱这脚下，可就是不近呀！”
朱老忠说：“别看枝蔓伸得远，像山药北瓜一样，蔓儿虽长，它要就地扎根。比方说，运涛参加了共产党，江涛又参加了共产党，说不定还有多少人要加入。”
朱老明说：“按人说，都是正支正派，可也要问问，问问咱心里有底儿。”
朱老忠说：“不用问，问他也不说。从济南回来，我旁推侧引转着弯问了半天，他只说些革命的道理，不说出他们根柢儿在什么地方。反正他们办的是咱穷人的事。”
两个人靠在门扇上晒着太阳，说了一会子知心话，商量反割头税的事。朱老忠拍拍身上的土走出来，朱老明也拄上拐杖送出来。两人一路走着，朱老明说：“我看大贵这次回来不错，人聪明了，也能说会道了。我听他娘说，想给他粘补上个人儿。”
朱老忠说：“年岁儿可是到了时候，你看谁行喽？”
朱老明说：“我看春兰就行。”
朱老忠听说到春兰，抬起头什么也不说。他想起运涛来，那孩子还在监狱里。又想起铁窗里那张苍白的脸，掯着泪花的大眼睛。叹了口气说：“咳！为着运涛，我舍不得把春兰给大贵。”
说到这里，再不说什么。两人同时感到心酸，几乎掉下泪来。他们为运涛难受，也为春兰难受。朱老明闭上嘴，眨着眼睛沉默了半天，从眼洞里滚出两颗大泪珠子。说：“咳！运涛一辈子住在监狱里，春兰还能活下去吗？运涛回不来，春兰怎么办哩？真是难死老人们了！我看别耽误了春兰，把这事儿给大贵办了吧！”
朱老忠听着，觉得也有理。这样下去，春兰可怎么活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