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第二年春天,运涛耪完家里地,背上了小铺盖卷儿,出外做短工。往北出去十几里路,下了市。他做了两天活,正赶上下雨,就找了个小梢门洞坐下看书。从早到晚,雨下个不停。

这个小梢门,朝北开着,面对一片大敞洼。门外有棵香椿树,树下有个小井台,雨点儿在井台上淅淅沥沥滴了一天。眼看天快黑下来,运涛肚子也饿了,想吃点东西,又舍不得那两天工钱。正在犹疑,从梢门里走出个人来。

这人,三十多岁,弓着肩,黑脸皮,脸上有短短的黑胡髭碴儿。穿身白褂裤,尖皂鞋子,看起来和庄稼人一样。看天黑了,门下还坐着个人,他问:“你是哪里人?在这里坐一天!”

运涛仄起头,看了看他,说:“小严村的,出来打短工,碰上下雨。”

那人接过书看了看,说:“《水浒传》,你上过几年学?”

运涛说:“二年,是自己习会字的。”

那人点点头,又问:“你家里人都是干什么?”

运涛说:“父亲是个泥瓦匠。我除了做农活,还能织织布,打个短工。”

那人又点点头,默默地说:“乡村知识分子!”

运涛腼腆笑了,说:“咱算是什么知识……庄稼人认识几个字罢了。”

那人说:“庄稼人能读《水浒传》,就不错啦!”

运涛看他是个有知识的人,就和他谈起来。从读书谈到写字,谈到“国民革命”。那人也坐在门槛上,接过运涛的小烟袋抽烟。不知不觉,夜黑下来,那人看他年轻,又老实本分,上下打量了一下,说:“天黑了,你走不了了,睡在俺家吧!”

运涛说:“敢情那么好!”又问了主家姓名。那个人叫贾湘农,是城里高小学堂的教员,来家看望。运涛一听,合不拢嘴儿地笑,他一生还没和有知识的人谈过话,怪不得谈得这么投洽!也把自己名字告诉他。

贾湘农把他引进门里,门洞里有个小门房,是个牛屋。一头老牛,正咯吱吱吃着草哩。屋西头有条小炕,炕边有个小草池,贾湘农叫他把行李放在炕上,休息下。仄起头,瞧着屋顶想了想,又温声细气儿问运涛:“目前乡村里,农民生活越来越困难,净是一些个什么原因?”

运涛坐着草池,把两只胳膊戳在膝盖上,挂着下巴,慢悠悠说:“原因挺多呀!眼下农民种出来的东西都不值钱,日用百货,油啦、盐啦、布啦,都挺贵。买把锄头,就得花一两块钱……大多数农民,缺吃,少烧。要使账,利钱挺大。要租种土地,租钱又挺重。打短工,扛长活,都挣不来多少钱,人们一历一历都不行了。”

贾湘农看运涛说话,挺有根底,抬头思乎了思乎,搓着手儿点点头说:“是呀!日用品贵,农产品贱,‘租’‘利’奇重,庄稼人们一历一历的不行了!”又眨巴着黑眼睛问:“还有什么原因?”

运涛文化不高,猜摸着也能听懂他的话,说:“原因吗?租谷虽重,利息虽高,年内只有一次,如今这个捐那个税的太多了。地丁银预征到十年以后,此外还有学捐,团警捐……咳!多到没有数儿呀!”

贾湘农不等运涛说完,把大手一按,撩起衣襟坐在运涛一边,亲切地笑着说:“好,你看得一点不错!只知道你认几个字,人还聪明,不知道你懂这么多道理。好啊,好啊,目前在乡村里就是缺你这样的人,做些启蒙工作。来吧,咱们做个朋友,常来谈谈。”

运涛见他这么亲热起来,挺不好意思地躲开一些,又腼腆笑着说:“这可算个什么,庄稼人,懂得什么深沉的道理?只把原样儿说说罢啦!”

贾湘农乐得搓搓手儿,说:“对嘛,你亲身感受的痛苦,就是目前的农民问题嘛!”说完了,抬脚匆匆走进去。耽了一会,他端出一大碗菜饭,两个窝头,还有一小盘咸菜。他说:“光顾跟你谈话,你还没吃饭哩!”

运涛忙站起来说:“正饿了。”

贾湘农说:“饿了,你就吃吧。吃得饱饱的,咱们再谈。”他点上一盏小油灯,挂在近处墙上照着。

运涛吃着饭,还听得院里雨响。心想:“要是不遇上他,睡没处睡,吃也没吃处。”

吃完饭,贾湘农又问了他一会子家世和为人。第二天还下雨,运涛走不了,贾湘农也回不了城。贾湘农搬了个小炕桌来放在炕上,脱鞋上炕。屋顶上有个小秫秸箔,他摸出笔墨纸张,放在桌上。两个人谈着,贾湘农就在纸上写。运涛迫切要知道怎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贾湘农说:“那就必须把帝国主义打跑,把封建势力打倒。”又讲了一些革命的道理。运涛心上豁然亮了,点点头说:“就是,一点不错!”

贾湘农说:“请你帮我做些事情吧!”他在纸上写了几个项目,说:“比方说,捐税有多少种?具体到农民身上,他们要付出多少血汗?地租高的有多高?低的有多低?利息最高的几分,最低的几分?……嗯,能办得到吗?”又歪头瞅运涛,等他答复。

运涛是个明白人,听到这刻上,知道贾湘农不是个普通人。他听说大地方出了“共产党”,也听说过“共产党”是“穷人党”,可没见过。今天,他思摸着有八成是,可也说不定。他心惊了一会子,脸上腼腼腆腆热起来。笑笑说:“掂对着办吧,巴不得我能来问你。”

贾湘农说:“好嘛,你常来嘛!我就是喜欢你这样人。常来谈谈你们的生活啦,困难啦,有什么希望啦。我过去住在城市里,才来乡村不久,什么都感到生疏。”又说:“唔,咱们定下个关系吧;你在礼拜日下午来,你知道什么叫礼拜吗?就是星期日。七天,就是一个星期。今天正是星期日,再过六天,明儿个你就来。”他又歪起头儿,瞅着运涛,等他说话。

运涛心上一时焦灼,两手不由得摇动,心上颤得不行。他笑了说:“哪,好多了,要是能得到你经常开导,说不定,我就聪明起来。”

贾湘农说:“当然是!一个农民,他是纯洁的,善良的,一经接触革命,就没有不聪明的。你知道什么叫革命吗?”

运涛摇摇头:不知道。

贾湘农说:“就是腐朽的军阀政客们,不能推动社会前进,只能是社会的蟊贼。受苦的人们,工人,农民,就要起来打倒他们,自己起来管理自己的事情。知道吗?”

运涛听完这句话,心上更加亮起来。一时胸膛里发热,传到脸上,传到手上。他笑眯悠儿地说:“我得回去跟我爹商量商量。”一行说着,嘴唇和脸面颤抖得不行,好像自己再也管不住它们。

他这么一说,贾湘农着急起来,搓着手说:“好朋友,你自己知道就算了,可不能告诉别人!”停了一刻又说:“不过,要是有极可靠的人,也可以谈谈。”

贾湘农,是当时这县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县委书记。父亲是天津工厂的工人。他读了二年中学,也在工厂里做工。父亲介绍他入了党,成了共产党员。为了反对军阀混战,反对军阀统治,被捕过,受过电刑。直到如今,说起话来嘴唇打颤,做起事来两手打着哆嗦。去年冬天,从监狱出来,军阀们追捕得紧,在天津站不住脚,组织上派他回到家乡一带,开辟工作。在高小学堂里当教员。

运涛又在他家歇过一夜,第二天早晨,日出天晴,他背上小铺盖卷儿赶回家来。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和父亲围着桌子吃着饭,他把这话儿说了。严志和用筷子夹了一根咸菜,搁进嘴里,吮着咸味儿,低下头半天不说一句话。涛他娘也不说什么。一家子吃着饭,沉默了老半天,严志和长叹了一声,说:“跟冯老兰打这三场官司,就教训到我骨头里去了。咱什么也别扑摸,低着脑袋过日子吧!”

说了这句话,严志和老长时候不吭声。运涛说:“我看他不是平常的人……”

不等运涛说下去,严志和又说:“你还要经心,别学了大贵,那霸道们歹毒多多了。”

运涛看和他说不入套,心里想:“去找忠大伯吧,一定不和他一样!”吃完饭,把饭碗一推,踩着房后头那条小道,去找朱老忠。朱老忠吃完了饭,坐在门楼底下歇着,运涛把出去打短工,遇上贾湘农的话说了。

朱老忠听着听着,眉开眼笑,又低下头琢磨了一会子,连声说:“好,好,这人儿深沉,肚子里有穿花儿!”

运涛说:“我也这么看,他老是问:‘有多少捐?有多少税?地租高的多高,低的多低……’还说,穷苦人们要想‘自由’就得打倒军阀政客,庄稼人们一轰起来,管理自己的事情。”

朱老忠听到这里,把手一拍,铜声响气说:“嗨!这就说对头了,这是一件好事情!”

运涛说:“他还叫我常去谈谈,大伯,我去吗?”

朱老忠拈着胡子,挪动板凳向运涛跟前凑了凑,绵言细语说:“去吧,孩子!去吧!扑摸扑摸,也许扑摸对了。老年间,离咱这里不远,蠡县边境,出了个李恕谷。李恕谷是个大儒,可是他不讲做官,净讲实际,不尚虚华。他还交往过白莲教,闹过反清复明哩……”

运涛伸起脖子,哑眯眯地问:“真的?大伯!”

朱老忠两只眼睛放出明亮的光芒,看着运涛说:“这都是你老巩爷爷亲口跟我说的。你老巩爷爷也想过参加义和团,打跑洋大人哩。你说的这人,一定有根底儿!”

运涛把下巴拄在膝盖上,睁着大圆圆眼睛,想了半天,说:“这人一定是‘共产党’!”

朱老忠畅亮地笑着说:“共产党?我在关东的时候,就听人讲道过,苏联无产阶级掌政,打倒资本家和地主,穷苦人翻起身来……你要是扑到这个靠山,一辈子算是有前程了!”

运涛又眨着大眼睛沉默了一会子,慢慢抬起头来,问:“要不,我去?”

朱老忠扬起下巴,呵呵笑着说:“去吧!可是你去了,也要慢慢扑摸着看。”

从这天开始,运涛每逢星期的日子,就到贾湘农家去。贾湘农和运涛谈了几次话,发现运涛是个阶级意识挺清楚的人。运涛觉得每次和他谈了话,身上都是热烘烘的,看书做活都上劲。

自此,严运涛觉得前面有希望了,好像有一种什么力量鼓励他往前走。他更爱给青年们讲故事,先讲一段故事,再讲“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统治”、“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那时,乡村里豪绅地主们的统治,还没有那么厉害,有的还睡在鼓里。人们只说他学得不着三不着两的,爱说疯话。年幼的人们都爱听他讲。今天讲,明天讲,讲得闺女小子们都不安起来。

这时,春兰才长成身个,细身腰、长脸盘儿、黑粹粹儿的。听了运涛的宣传,像春天的苇笋注上大地的血浆,长出绿色小叶,精神旺盛,永不疲倦。又像春天的紫柳,才生出绿色的嫩叶,一经风吹就会摇摇摆摆,向人们显示:只有她是值得骄傲的!

这姑娘,坐在门槛上做活的时候,学会了把身子靠在门扇上,捋着针上那根线,左捋、右捋、捋半天,使人疑惑她忘记把针线穿在布上呢。有天晚上,她在机房里听了一会子运涛讲书,听得浑身热烘烘的。开门向外一走,觉得眼前迷迷离离,一进二门,她又愣住。仰起头来看看天上,满眼尽是星斗,交辉闪亮。

冬天,她穿一身黑色棉袄裤,夏天穿一身蓝布裤褂,没见过她穿过别色的衣裳。那时,她做了一件蓝布褂,去找运涛写两个字。运涛问:“写什么字儿?”春兰说:“革命。”运涛问:“写这字儿干吗?”春兰把嘴一扭,说:“你甭管。”她偷偷把这两个字,用白色的丝线绣到怀褂上。表示她一心向往革命,不怕困难。又表示她迎“新”反“旧”。正当药王庙大会上,她把这件新做的褂儿穿出去。

这一下子,把个大庙哄起来:人们认得出来,是运涛写的字。只要她一走到庙上,年幼小伙子们一群群跟着看,喊:“看革命呀!”睡不着觉的时候,就说:“你想革命了吧?”有时候,她在街上走过,小调皮鬼们,赖皮馋眼的看着她。喊:“革命!革命!”她冷不丁回过头去,说:“我革命碍着你妈疼喽?”

但运涛并不因此嫌弃她,他更加骄傲:只有我能培养出这样敢于向旧社会反抗的人儿!这事也不被村乡里掌事的先生们注意,他们认为:像老驴头这样人家的姑娘,被人玩弄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