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澳事件之起，清人笔记分析，其原因有五：
俄、法、德三国干涉辽东之结果，均得清廷之酬报，而德独少于二国。其原因一。
甲午之后，各国经营我国，皆有根据地，以维持其势力，德独无之。其原因二。
德国东亚商业正勃兴之时，商船来者日众，不得不于我国占一良港。其原因三。
德欲得俄国之欢心，以解散俄法同盟之势力，阴知俄人欲要求我国土地而无所借口，故即导以先路。其原因四。
德政府以扩张二亿五千万元之海军费，要求议会之承认，不得不急示威于海外，以悦其心。其原因五。
以上五因，关系最大者，莫如第四因。但德为俄导先路，若能看破其底蕴，以明快的手段，解决对德交涉，则俄国亦无所售其狡计。当时翁同龢在张荫桓协助之下，正是循此原则进行，而李鸿章一开始就千方百计，加以破坏，亦就是千方百计“引鬼进门”，让俄国得以介入。手段卑鄙恶劣，真汉奸中的无耻之尤！
胶澳事件，始而为俄、德通谋。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德皇威廉二世访俄皇尼古拉二世，面谈此一问题。德国外交大臣霍亨罗爱曾有评论：“在全世界的历史上，没有一个政治问题，能像胶州问题一样，被两个君主坦白而诚恳地加以讨论的。”德皇之所以移樽就教，因为知道有中俄密约，如果单独行动，俄国根据条约，出兵协助，则俄、德将发生武装冲突，因而亲访俄皇，求取谅解。
俄皇表示，愿在中国较北地带觅取不冻港，俄舰虽泊胶州湾过冬，并不愿永久占领，将来放弃时，愿意交与德国，以免落入英国之手。于是德国决定派军舰强占胶州湾。仅从这一点看，李鸿章一手签订的中俄密约，便是聚九州之铁所不能铸的大错！
俄国为什么这么大方呢？目的是利用德国制造事端，以便借援助之名，进兵中国。这年十月初七，发生曹州教案，又恰好给了德国进兵的借口。以下局势的发展，据《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所载如此：
十月七日：德国教士二人（Henle、Nies）在山东曹州府巨野县为匪所杀。
十月九日：英外部训令英使，英国须与德国在华享有同等待遇。
十月十二日：德皇以胶州湾事电询俄皇意见。
十月十三日：俄皇覆德皇，对德舰开入胶州湾事，无权过问。德皇即令远东舰队进占。
十月十四日：俄外部训令北京俄使，反对德占胶州湾，必要时亦将派舰前往。
十月二十日：德舰占领胶州湾，夺据青岛炮台。
俄国包藏祸心的企图，灼然可见，其唯恐德国不使用武力者，即为亟须有一出兵的借口。此种狡诈卑鄙，然而亦很幼稚的手法，在昧于外势者固不易了解，就李鸿章来说，岂能不知？至于曹州教案，不过适逢其会，即使无此案，德国亦会另外制造事端，须知行动的时机，是经过挑选的。
现在又要谈到慈禧做生日了。五十岁甲申，六十岁甲午，两个整生日都以外侮败兴。再往前四十岁甲戌，则同治于是年太后万寿以后，感染“天花”，竟至上宾，似乎遇到她整生日的年份，总要倒霉。其实不然。这话要这么说：凡是她铺张扬厉，大做生日时，必有倒霉之事发生。真所谓“乐极生悲”，冥冥中自有“祸福无门、惟人自召”的盈虚之理在。
这年她六十三岁，旧时无分南北，都以这个岁数为一个“关口”。甲午之战的“民掷脂膏二万万，天含珠泪一双双”（易实甫《召见纪恩诗》），已因“可保二十年无事”的中俄密约而忘怀，慈禧及其左右，都以为复见太平，理当补祝六十万寿，所以这年的庆典，从十月初一，便即开始。从初一至二十二，王公重臣及内务府近侍等，排日进膳，头一天是恭王、庆王，最后一天是李鸿章，排在“堂上带昕戏司员等”之后，翁同龢排在十月十三，与礼王世铎同一天。
因为如此，翁同龢不敢以曹州教案入告，这也就是故意选定此一时机的奥妙所在。翁于此事，日记未载，但事实上自须处理。《尺牍墨迹》中有一函，不著年月日，亦无称呼：
自巳抵酉，想见讲论之长。署使有权，舌人易达，或作须臾计耳。初九务到班，余面罄。敬颂
晚安
名顿首
此函我断为十月初八所作。“讲论”者，即交涉前一天发生之曹州的教案，张荫桓从上午十点，谈至下午六点，可知交涉棘手。“署使”指德国驻华署理公使海靖，“舌人”指海靖的翻译福兰格，与张荫桓很熟，翻译时不会不忠实原意，故曰“舌人易达”。
自十月初八起，赏大臣听戏，张荫桓因与德使交涉未到，翁同龢怕慈禧万一发觉张荫桓缺席，垂询原因，难以作答，所以切嘱“初九务到班”。
德舰占领胶州湾在十月二十，翁同龢则至二十二日始知其事。是日日记：
晴，午后风起，稍寒。晨入，看四电，德兵船入胶澳，占山头，断电线，勒我守兵三点钟撤出，四十八点钟退尽云云。即草电旨二道，一饬李秉衡勿先开炮，一令许景澄向德外部理论，邸意以为然，幸巨野已获凶盗四名，尚可辩论耳。见起刻余，辰正三散。到公所饭，未得睡即行，谒庆邸略谈。入城访樵野未见，晤李相，约傍晚到总署一商，申初三入署，警报迭至，章高元两营退扎四方山，又胶州电局德令发洋信，不准接华信。余谓宜发照会予德馆，责其因何不照会遽调兵登岸，樵野属稿，归时天黑。乏极，苦极矣。
“邸”者恭王，此时总署大臣在颐和园的，只有恭王与翁同龢。看这一天处置此一大事，无论在颐和园还是总署，都是翁同龢做主，足以看出他的分量。
二十日胶州湾出事，京中即令当日并无消息，第二天一定有电信到总理衙门，何以翁同龢丝毫不知？且看他那一天（十月二十一日）的日记：
沉阴无风，午后日出，不甚寒。外折少，见起不及一刻，递事后辰正散。邀礼邸过余便饭，钱、刚二公作陪，剧饮纵谈甚畅，自辰抵申正乃去。是日上从慈驾诣圆明园课农轩。
闲豫如此，可以确信其未知胶州生变。然则总理衙门有没有消息呢？有的。只是各方面来的电报，都为李鸿章截留封锁，暗中去做了“私通外国”的勾当。窦宗一编，香港友联出版社印行的《李鸿章年（日）谱》，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阴历十月二十一日）条：
鸿章晤俄代理公使请助，俄使允请示，鸿章候至俄使发电后始辞。
据窦宗一附注，此条记事，采自《俄使报告》，其真实性绝无可疑。按：当时军机为恭王、礼王、翁同龢、刚毅、钱应溥，总理大臣共十人，就算李鸿章班次在翁同龢之前，此事不告诉翁同龢，不算越权，但在他之前还有恭王及庆王，何得擅专？如果告诉恭王及庆王，则两王一定会通知翁同龢。
于此可知，李鸿章之一手遮尽耳目，就是要瞒过翁同龢及张荫桓，先为俄国出兵制造一个口实。其情较吴三桂借兵，尤为可恶。
李鸿章私下至俄国公使馆勾结，是一直瞒着翁同龢的。张荫桓事后始知，但不敢公然揭穿李鸿章的阴谋，只私下向翁同龢有所陈述。翁同龢日记：
十月二十四日 未正赴总署，诸公皆集，庆与樵野未来。申初俄巴使来，言得其国电，已派水师提督由海参崴带兵船赴胶澳，将与德诘难。问其办法，则云以船镇之，讲解则仍在本国也。三刻去，临去云此两国之事，不第为华谋。天黑归，樵野候我，云借俄，伊不谓然，若俄、德称兵，法必来助，东方起战争，岂中国之利耶？今日不赴会晤，盖有深虑云。其言亦有理。以吾观之，战事未必起，恐不占胶澳，两国皆别有要求。
张荫桓不赴总署之会，必是因为已经得到消息，李鸿章所勾引的俄舰，已经东来。当时如提出反对，则李鸿章必然会根据中俄密约，表示俄国之出兵，正是履行条约的义务。这样，变成张与李的正面冲突，于私于公，皆非所宜，所以私下向翁提出建议。至于李鸿章的态度，与俄国是完全一致的，由次日（十月二十五日）的情形可以看出来。翁同龢是日记：
晴，晓寒，风止。恭邸昨归，今入直，取进士者皆垂纳，惟令聂、袁两军准备。邸令杨宜治往津面告北洋。见起二刻，辰正散。径归，倦甚。抄连日电报于小册。李沧桥来见，递福禄寿诉说，借款为汇丰阻挠，因令先汇十万镑再开口。
未正赴译署，赫德来献议，谓胶议当先令退兵，否则必索兵费。再令撤使，谓我事事按条约，而彼使横开衅端，亦先发之道。合肥驳之，伊怏怏，其实所言亦有理。得沪电，询胶事如何。以福禄寿所呈及合肥所算各借款盈绌单送樵野斟酌。
赫德采取强硬态度，而李鸿章“驳之”者，因为德国兵舰是俄国请来的，如果强硬态度生效，德国退兵，俄舰亦就没有东来的理由了。
其时国际局势已起变化，德皇威廉第二对于俄国出尔反尔的举动，颇为恼火，认为两面挑拨，居心叵测，痛诋俄国外交部的声明，是“极端无耻的”。在事实上，如果俄舰开入胶州湾，势必发生冲突，有演变为德俄战争的可能，不得不预为之计。
德法世仇，法又联俄，因此德俄开火，不但必如张荫桓所说“若俄德称兵，法必来助”，而且亦可能攻击德国本土，陷之于两面作战的困境。因此，德国乞援于英，英国由于维多利亚女皇的夫婿阿尔伯特亲王是德国人，自是义不容辞。于是俄国见机，将早先对其远东舰队司令官所下“如果德舰有所动作，即追踪入胶州湾，保持既得的停泊权”的命令，予以撤销。同时决定尽快结束曹州教案，希望在中国取得一港口的问题，另案解决。
于是从十月二十六日起，德国主动展开对中国的直接交涉。德国公使海靖致送照会一件，要求六事：“竖碑、抚恤、革李秉衡职、赔偿、山东路矿、租胶州湾。”此即翁同龢所称的“六条”。
十月二十六日，德国公使致送照会，开出六项条件后，展开正式交涉。翁同龢记其经过云：
到总署，已而两邸群公毕集，未正三德使海靖挟参赞贝威士、翻译福兰格及一武官来，见面寒暄，先说本日照会已阅否。恭邸首责以兵占胶澳，言非退兵不能讲，语峻而圆转直截。彼云万不能退。又与刚柔并用，不失礼亦不失言。彼推外部，有中国并无不是之处一语，余等摘此语再三往复，彼不允却不怫，四刻退。抄今日来照会，并答伊照会及此次问答，明日具折呈递。
交涉虽无结果，但彼此意向已有了解，“彼不允却不怫”一语，足见德国具有解决问题的诚意。最后将彼此来往照会、问答“具折呈递”，亦清清楚楚地表明，交涉虽为“两邸（恭王、庆王）群公（总署诸大臣）”，但实际上主持外交者，是恭王及翁同龢，两者的关系，又似“大学士管部”，恭王只在特别重要的事务上方始参预，所以说中国的外交，此时实际上由翁同龢主持，亦无不可。我希望读者特别注意这一点，才会恍然于李鸿章的积极干预，是蓄意侵权，心目中根本未考虑国家的利益，较之利用职权以营私的罪行，更为严重。
十月二十八日，北洋大臣王文韶、山东巡抚李秉衡皆有电报。翁同龢记：
是日东抚、北洋皆报章高元事，皆谓宜饬总署及许使力争。谕将两电抄交总署，以此事办照会问海靖，我兵屡次迁移，胶州民心惶惑，若激生事端，中国不能任咎。退告总办松年回堂。饭后访李相、樵野、庆邸三处皆晤，樵野属稿，庆邱谈次激昂流涕。
所谓“樵野属稿”，即由张荫桓拟致驻德使臣许景澄的电报。当时对德交涉，是在北京与柏林双线进行。先谈北京方面。翁同龢二十九日日记：
未初赴总署，诸公来集，余曰且发俄电，曰且少待。余曰以章兵属张抚，曰且迟，盖章电似可放还也。至西厅屏人议六条准驳，首末应驳，明日递海来照及两覆照折。
说“且少待”“且迟”者，皆为李鸿章，“屏人”者亦为避开李鸿章。彼时最重科名，李鸿章之能把持总理衙门，即因身为翰苑前辈，集议时如“两邸”不到，则俨然主持的身份，翁同龢无奈其何，唯有避开他跟张荫桓，可能还有廖寿恒，密议正式答覆海靖的照会。所谓“首末应驳”者，来照第一条要求将已调川督尚未离任的李秉衡撤职，第六条声明教案结束后，方能退兵。中国表示李秉衡撤职不能接受，要求德国先退兵，再谈其他。
第六条为双方交涉症结所在，但后来很快地由于双方各作让步，而取得协议，功败垂成，出于李鸿章的开搅。详见后文。
关于柏林方面的交涉，日记中语焉不详，须看《尺牍墨迹》。十一月初一致张荫桓一函，后段云：
巴兰德，今日电许使，传旨奖励矣。
巴兰德曾任德国驻华全权公使，自光绪初元开始，驻华九年之久，与中国的关系极深，许景澄找他帮忙，电请予以奖励，准予照办。翁同龢函中所述即此事。
许景澄在德交涉经过，大致可由《尺牍墨迹》所附张荫桓亲译的来电中，钩稽出一个大概情形。十一月初三电云：
德事颇棘。澄现往晤巴兰德，若公与通电，托其设法解释两国嫌隙，由澄译致，较着力。澄。江。
此为许景澄致张荫桓的电报。但十一月初三那天，许景澄似乎并未见到巴兰德，至次日始得相晤。许景澄初五日电报：
昨告巴兰德：我欲先退兵再商办，海使拒商退兵，致相持。商乞疏解。巴意似肯，而虑德延，海使猜忌。但允将此情达外部。如得信息再转告。巴又密告赓音泰云：中国现时只可早与海（靖）商妥各条，再论别事。英报传中国拟调兵攻逐德兵，果尔即成战事，恐非中国利等语并据闻。澄。歌。
观此可知交涉的症结在“退兵”。赓音泰当系许景澄的译员，巴兰德密告之语，实为当时德国外交当局最新的政策，即本来拟借曹州教案取得一海口者，现已分为两事，曹州教案授权海靖就地解决，取得海口一节，另行设法。因为德国不愿为俄国所利用，扩大事态虑为各国所干预，于德不利。
此外，赫德亦向翁同龢劝告：“此事若不速了，可忧者不仅兵费。”又说：“各国添兵，意将何属？而中国不闻耶，抑闻而不省耶？”这是警告中国将有被瓜分之祸。所以翁同龢十一月初三记与赫德之“深谈”，道是“语绝痛”。
但李鸿章代表俄国的利益，则唯恐中国不乱。他眼看中国、德国，及助德的英国，都希望曹州教案尽快解决，则俄国将无隙可乘，因而采取纵火的手段，即将海靖所提出的“六条”故意泄漏于各国使馆，目的是希望各国对中国提出同样的权利要求，则中德交涉，自将遭遇顿挫。翁同龢十一月初三记海靖提出照会两件，一辩教案，一即指责总署大臣泄漏六条于各使馆，其下自注：
指合肥而言，并称翁某官为所钦仰，张某官熟三洲商务，惟有一位漏言各馆，盖有所指也。
因此，中德双方越觉有从速解决的必要，以免夜长梦多。翁同龢十一月初四记：
早入，恭庆阅昨日海使照会，欲余与樵野往德馆解说。……午访樵野，以旨派赴德馆告之，同至总署。未正前往，晤海靖及其参赞二人、翻译一人。先辨泄漏事，谓左右难保漏言，至大臣则断无之，尔既不能明，我亦不深诘，今作罢论，海允行。
次及教案，谓李中丞未办过交涉，或有未宜，至其居官清正，筹款亦有效，是其好处，余为此语，盖觇其驳否。海竟不驳，但云恐所筹不足供此番之用耳。末言照会所以言先撤兵后商办者，盖尔先占胶，后开六条，故次第如此，今若一面徐议撤兵，一面先行商办有何不可，但中西文法互异，必面谈乃可，请尔定期来晤，海亦允。
余申之以两国无战事，尔则兵不得勒我缴军械，可速电水师提督毋生事，令良民惊疑，海亦允。所论凡数百言，为时凡六七刻，撮举其略，另有问答，樵野记之在署。
“李中丞”指李秉衡。翁同龢开脱李秉衡，“海竟不驳”，又建议撤兵与交涉同时进行，“海亦允”。则六条中“首末应驳”的两条，均有着落。交涉必成，已有把握。
但十一月初九忽有挫折，而初十却又好转。翁同龢日记：
十一月初九：午正赴总署以待海靖之来，未正海带翻译福、参赞贝威士、领事艾思文五人来，二邸全堂皆集，李相独晤英窦使，未在坐。今日海状迥非昨比，必欲重办李抚，又添出曹县巨野教案，而于六条仍无要领可得。
又言兖州单县各有教士被侮之案，欲将兖沂道及七州县严惩，语极滑而横。恭邸应之亦未合法，究竟归于令办照会我再覆而去，去时申末矣。
十一月初十：见起时派龢及张荫桓赴德馆与海靖再行理论，辰正二退。在馆小憩。午初访樵野，皆赴总署，未正同至德馆，携六条照会与一一辩论，不料一一皆有头绪，竟得十之七八。此外论胶澳退兵亦活动，并托电致提督不得分兵至胶州、即墨，伊亦允从，并将领事赴东作罢论，几于力破余地矣，抵暮归。余虑其反覆，假其铅笔画数语于每条之下，令翻译福兰格读于海听，一诺无辞。归后余草问答，令斌写之，留樵野饮，戌正去。德馆只海使、福翻译两人。
第一条 李秉衡止称不可做大官，去“永不叙用”四字。
第二条 济宁教堂给六万六千两，勒建天主堂匾，立碑。
第三条 曹州巨野立教堂两处，为被死教士赔偿，照济宁之数。
第四条 请明谕饬地方官尽力保护。
第五条 如中国开办山东铁路及路旁矿场，先尽德商承办。
第六条 问如何是总结，允两国照会教案毕即为办结。
海靖的前倨后恭，实际上是抬高折冲对手的地位，以期交涉得以速成的手腕。当总署有恭王在座，则“语极滑而横”，与翁、张相晤，则六条“一一皆有头绪”。这样就必然会给中国方面一个印象：对德交涉非翁、张去办不可，“两邸”“李相”皆无用。我很疑心，这一手法出于张荫桓的设计，事先通过福兰格，跟海靖说通了的。
十一月十一，翁、张与海靖第三次会谈，事先由翁同龢主稿，与张荫桓商酌后，呈交恭王、庆王阅定。并特为瞒住李鸿章，怕他泄漏给俄国。此照会递交的情形，据翁同龢记：
申初偕樵赴德馆，以照会稿逐条读之。海云无不合者，然须留译，谈至暮归。此稿就昨件扩充，惟第六款声明不合赔偿而述两国交情，且有助归辽东之谊，当另案办理，与教案绝不相干云云，盖隐示以可别指一岛也。此等语何忍出口，特欲弭巨祸低颜俯就耳，呜呼，悕矣。
此所谓“别指一岛”，据说是舟山。长江及东南一带，本来是英国与日本的势力范围；但英德关系不同，德国在舟山群岛获一港口，英可借以对抗日本。这当然是还待“大磨”之事，但为“另案”，只要德国在胶澳退兵，能杜绝俄国“善意”干预的借口，此项交涉，就算成功。
当然，翁同龢许以“别指一岛”，是获得光绪授权的，此从当日（十一日）见起后，翁致张一函中，可以觇知光绪唯愿速了的态度。《尺牍墨迹》页三十四函云：
足疾想渐轻可，极驰仰。今日午初，乞至总署办照会稿。（旁注：“或弟奉访，先拟定稿。”）两邸皆来，可免喧聒。上意催办，谓间不容发也。
不意次日（十二日），德军忽又进占即墨，翁同龢、张荫桓心知此德国为“另案”作张本，并不足为虑，但苦于不便为同事解释。翁同龢十二日所记，深可注意：
邸见山东事，以为不能堪，颇欲用兵，既而日先以照会嘱署诘海使。余谓六条将成未成之际，恐生枝叶。天明散。到馆略睡。
午访子密，尚不能饭，谈时事流涕。到户部，手画稿极繁，堂稿二百余，未正散。诣总署，李相作照会讫，余不谓然，钩十余行。樵野来，直云不可，须勿行。
恭王之所以持强硬态度者，因为初六那天接到许景澄的电报，转述德国方面友好人士的建议，海靖受命办理曹州教案，亦望早日结束，所以总署不妨拒绝他的过分要求，然后旁人相劝，他才会听从。恭王主张“用兵”，无非一种姿态，而李鸿章则正中下怀，所作责问海靖的照会，必不止于强硬非凡的抗议，而有哀的美敦书的意味，目的就是要破坏已成之局，扩大冲突，以便为俄国制造出兵“援助”的坚强理由。
因此，翁同龢“不谓然，钩十余行”，而“樵野来，直云不可”！张荫桓师事李鸿章，在大庭广众之间，如此直情径行，无异与李鸿章决裂。于是而有十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之事。
十一月十四日，翁同龢偕张荫桓赴德使馆与海靖会议，至上灯后始散，所获结果是：
一、登岸德军回舰，军舰退出胶澳。
二、不赔兵费。
三、应负责任的地方官，由中国自行处罚，或革、或降、或调。
四、“别指一岛”事，德使须请示后再复。
五、所议结果，德使电报国内三日内正式照会。
依照十一月初十所议定的六条，最后一条两国照会同意，教案即算结束。交涉至此可说已经成功了。
哪知第二天平地起波澜，李鸿章肆无忌惮的行径，真堪发指。翁同龢十一月十五日记：
见起四刻，论德事，恭邸语多也，几不支，退已巳初。到馆憩，腰痛头昏，径归。潇洒以为无事。樵野书来，云今日俄巴使到署，李相竟托代索胶澳，彼即应允发电，廖欲尼之，而许助李说直情径行，且曰此事非一二人所能口舌争也。事在垂成，横生枝节，可叹，可叹。
夜草奏稿，拟后日上，盖不可不办耳。
原来这天总署之会，翁同龢未到，张荫桓亦未到，廖是廖寿恒、许是许应骙。许助李说此事非一二人口舌所能了，即指翁与张的交涉而言，其语不啻自李口中所出。但事实上已由二人口舌了结此事，如翁与张在座，立即可以声明，李鸿章的意见，只能代表他个人，当可及时阻止俄国的干预。所以张荫桓明知这天关系重大，而无故不到总署，亦是不可原谅的过失。
接到张荫桓的信后，翁同龢有一复函，见《尺牍墨迹》：
今日之会，阁下奈何不与？恐败乃公事矣！然有一法，明早偕阁下往彼馆，以此微讽之，何如？明亦当以此告同列也。适风眩，极烦懑。不一、不一。
所谓“以此微讽”，乃是告海靖如不早了，俄将干预，或者反有催逼的作用。这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事实上已“败乃公事矣”！翁同龢十一月十六日记：
早入，与恭邸谈昨事，亦甚诧。见起四刻，论昨事，上曰遣奕劻即往告李鸿章，速寻巴使，云缓数日俟续电，勿遽动。天语决断，非臣工所及。退与庆王言之，王毅然任之，有明发，有廷寄，辰正一刻散。到馆卧片刻，起访樵野，令梁震东到德馆探问，并告余等将往。少顷回云今日海使无暇，计后半日当有回电，伊无添索请放心，本国回电伊不能料也。
樵发许电详告原委，今转电杨使咨外部，中国不欲俄为华与德失欢，若议不成再电告，此时勿调船云云，我二人名发之。樵又拟旨，谓已派某二人与海商办，此后如非该大臣之电，国家不承认云云。恐太讦直，明日酌之。
如上所记，可知光绪、恭王、庆王，皆不以李鸿章的举动为然，而遣奕劻传旨，又可见此事之严重。据海靖所答，则李鸿章请俄代索胶澳一事，尚无所知，此时欲言补救，则唯有照张荫桓的办法，明旨责成翁同龢、张荫桓专办对德交涉，杜绝李鸿章的擅自干预，可惜“此件未用”。其原因见于《尺牍墨迹》中，十一月十七日见起后致张荫桓函：
昨拟件，邸不欲，云：“且慢、且慢！”照会稿已递，谕再写一份，约康民书之，仍须在尊斋钞折也。仪公复庆邸信，录呈。今日晚刻，必赴彼馆，候示及。
“邸”指恭王，为了顾全李鸿章的面子，不用此旨，遂成大错。至于李鸿章复庆王的信，即谈往晤俄使之事。李鸿章在信上这么说：
告以我国正与海使议结教案，并胶澳退兵之事，倘该国允结教案而不允退兵，再烦俄廷帮助力劝。渠谓以友谊而论，俄国固不能漠视，以大局而论，俄尤不容其久踞，姑少缓再说，再电报其外部酌办。该使颇以英水师提督来胶为疑，谓若英德一气勾结，此事将不易了。
很显然，李鸿章根本不曾极力阻止，反带来了日后俄国大举干预的伏笔。自此以后，德国的态度也变了。翁同龢日记：
十七日 约樵野诣德馆，未刻樵来，互德致梁震东书云电未回，可勿往，意颇疑之。樵去，晚间信来，云得阆西电，英提督驻胶，有窥伺大连之意，若又起一波，竟无法办矣。
十八日 论胶事，上述慈谕看照会稿甚屈，以责诸臣不能整饬，坐致此侮。臣愧悔无地，因陈各国，合谋图我，德今日所允，后日即翻，此非口舌所能了也，词多愤激，同列讶之，余实不敢不倾吐也。散时尚早，小憩出城，赴总署发罗使电，南洋电。英德勾通情状已露，窦使照会，云德有利益英当均沾，特未揭破胶口耳。遣人告海靖余等即往，伊推却云有要事不能候，然则变卦显然已。
十九日 见起四刻，辰正散。张君与余同办一事，而忽合忽离，每至彼馆则偃卧谈笑，余所不喻也。未正赴总署，荫道午到，晤于署。
上记中的人名，梁震东为梁诚，留美幼童第一期出身，与留德学生荫昌（字午楼）皆以道员身份，奉派随同办理对德交涉，阆西为裕庚，驻法公使，其女即所谓“德菱公主”。罗则罗丰禄，驻英兼驻意、比公使。
此三日中的变化，皆由李鸿章为虎作伥而起，俄国舰队驶赴旅顺，英国当然会有情报，但俄国勾结李鸿章的内幕，犹未显露，则俄舰西来的真正意向，尚不明了，“英提督驻胶”，自是勒兵观变之意。至谓“有窥伺大连之意”，未必尽然。英国的利益在长江下游，在中国北方占一港口，毫无用处。而且胶州在山东南部，海域属于黄海，大连则在渤海湾，与山东北部的烟台相对，断无在胶州可以指挥海军进占大连之理。
裕庚在巴黎所获得的英国方面的情报，显然并不正确。翁同龢昧于外势，亦缺乏军事知识，所以无法研判清报的可靠性，误以为“英谋大连湾”为“英德勾通情状已露”，却下知道他预备“别指一岛与德”，如是舟山，即不能为英国所接受，势必以利益均沾为名，在北方制造事端，以便介入中、德、俄之间的谈判。
同时，俄德之间的关系，已有了变化。俄国先是利用德国作前驱，为其制造依据条约“援助”中国而进兵的借口，所以德皇对俄国外交部出尔反尔的声明，斥之为无耻。其后探知俄国的真正意向在旅大，而不是与德国争胶澳，对俄国的态度，自然改变了，但犹未至彼此合作“分赃”的程度。促成德俄合而谋我者，是李鸿章。
此话怎讲？须知许景澄从德国发来的情报，是非常正确的。德皇此时有扩张海军案将向国会提出，因而公开表示，德国须在东方获一海军根据地，但不一定是胶州，亦不一定须用武。所以德国此时的对华政策，颇为稳健，先解决曹州教案，但留下伏笔，即占一港口的问题，另行谈判。
解决曹州教案，授权海靖办理，只看翁同龢去谈“六条”，海靖往往先坚持，后让步，或“竟不驳”，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他握有收发由心的充分权力。十一月十六日，梁诚奉命至德使馆催问同意照会，复命时说：“今日海使无暇，计后半日当有回电，伊无添索请放心，本国回电伊不能料也。”所谓“伊无添索”，说得再明白不过，此一交涉，除了“别指一岛”之外，其余他都是可以做主的。
当十一月十四达成协议时，海靖曾承诺于三日内致送同意照会。所以如非李鸿章于十五日托俄使代索胶澳，则至迟到十七日，必可获得确实肯定的答复。但有李鸿章的公然卖国，邀请俄国进兵，造成远东形势的根本变化，德国的对华政策亦就有了基本上的修正，变成对中国非常不利。
导致德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改变，采取强硬态度，一方面固由于德皇的扩张主义，有其主观上的要求；另一方面客观形势的发展，适有可乘之机。
一，中国外交当局，出现了严重的分裂，翁同龢并不能掌握全部权力，德国不取胶澳，胶澳亦未必终能为中国所有，然则对翁同龢让步，就成了一件很傻的事。
二，俄国如果按兵不动，则有中俄密约在，究不知将来变化如何？德国不能不作顾虑，先解决曹州教案，另作他图。现在俄国的意向既明，且有实际行动，则德国的顾虑，变成多余。实际上不但恢复了前一年七月德皇威廉与俄皇尼古拉会谈时的友好合作关系，甚至比那时候的展望，更为良好，因为有意料不到的李鸿章的助力，参加在内。
三，德国如向中国南方发展，妨碍英国在华利益，影响英德关系，自以仍占胶澳为得计。
由此可知，翁同龢、张荫桓与海靖达成的“六条”，得来非易，亦是稍纵即逝的良机，不图为李鸿章蓄意破坏。此人刘豫、张邦昌之不若，其肉安足食乎？
当然，翁同龢亦要负很大的责任。在他个人，从十一月十七日之后，已生肘腋之变，到了十一月十九日，迹象大露，犹自懵然不觉。所谓“张君与余同办一事，而忽合忽离，每至彼馆，则偃卧谈笑，余所不喻”，显然，张荫桓已叛离翁同龢了。
原来张荫桓是颇想有一番作为的，他早已看出，有老奸在内搅局，中德交涉必然枝节横生，因而十一月十六日拟旨，对海靖的交涉，由翁同龢、张荫桓二人办理，“此后如非该大臣之电，国家不承认”。所谓“旨”者，自是降于臣工，对象是驻德公使许景澄、驻俄公使杨儒、驻英公使罗丰禄。因为李鸿章一向以他个人的名义，对驻外公使擅自指挥，驻外公使尊重他的地位，有电必复，而李鸿章从不以复电示同僚，除许、杨偶尔在致总署的电报中，提一句“已另电李相外”，总署从不知李鸿章在搞些什么！
这些情形张荫桓很清楚，所以这道上谕的作用，犹不止于申明对德交涉派专人办理，而是表明李鸿章并无擅自办理外交的权力。如果驻外公使听其指挥，对驻在国有任何承诺，“国家概不承认”，这警告是相当严重的，驻外公使以后自必唯总署之命是听。只有这样，中国的外交才会有起色。
我相信，张荫桓之谋得用，中国必将走英美路线以拒俄排日，至少旅大不会丢掉。旅大不失，对士气民心的刺激，不如戊戌时期之甚，亦就不致出现百日维新的鲁莽割裂之局。
翁同龢如果有点政治头脑，应该知道，这是张荫桓以其政治生命，即所谓“前程”在作孤注之掷。在他，斗李鸿章犹如斗一条毒蛇，非打在七寸上不可。结果，打蛇的姿态已经摆出来了，而翁同龢却如上海洋场中的市井之语，是“黄牛肩胛”。竖子不足与谋，赶快见风使舵，大起戒心。我相信他对李鸿章，必有类似《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曹操向董卓行刺不成，转为献刀的情事，求取李鸿章的谅解。此即与翁“同办一事而忽合忽离”之故。而翁居然“不喻”，实在可怜！
走笔至此，想起一个朋友说过的一句话：“凡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如今又得一例证，翁同龢岂不是既可怜、又可恨？
“忽离”者，“每到彼馆，偃卧谈笑”，“忽合”则张荫桓私下仍替翁同龢画了策，不过他自己则绝不会再出头与李鸿章作梗。《尺牍墨迹》中有一函云：
尊论烛照，仆亦微解其意。握定两国自了，乃吾两人骊珠。若全局离合迎距之故，则非所逆料矣！今日狗窦必有一隙，可从此窥见西方形状耳。昨庆闻玉音，亦以深盼回复为亟，余无所可否，顷方诣农曹，未正式可晤语。不一、不一。
此函作于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张荫桓所说的“两国自了”的原则，意即须杜绝李鸿章的干预。但虽说“尊论烛照”，事实上他是有保留的，对全局如何“离合迎距”，并未深谈。此时，张荫桓已经神离，德国亦早已变卦，而翁同龢仍视之为心腹，而光绪犹在盼望德方同意“六条”的照会。真不知君暗臣弱，还是臣暗君弱？
所谓“狗窦必有一隙”云云，以当天下午窦乐纳将访总署，对中德交涉提出意见。翁同龢有英德合谋的观念在，所以预料可以窥知真相。
十一月二十日，在总署专与英使交涉，翁同龢是日记：
申初，英窦纳乐来，先火油，次信船，为时已久，后及胶澳，谓有两端：一、若在南方让地于英不利；一、山东办铁路亦损英利益。余等权词答之，伊则百方刺探，所幸无傲狠启兵之语耳。
五条云海面告，伊即本此诘问，谓究竟否？我则百方搪抵而已。最后合肥托伊电本国劝解，则落边际矣！酉正一始去。归乏极，饮粥。与樵笔墨往还如织。
所谓“五条”，即“如中国开办山东铁路及路旁矿场，先尽德商承办”。英国对此特感关心者，因为自前一年铁路总公司成立，由盛宣怀出任督办后，借用此款兴建芦汉路；比利时则有法国的支持，此项借款的成立，为法国驻汉口领事与张之洞直接交涉的结果。此后纠纷迭起，英国曾想取而代之，并未成功。此时美国财团则委由容闳出面，向总理衙门接洽承办天津至镇江的津镇路。关外则任何人想建路都为李鸿章所反对，因为他代表俄国的利益。
如今德国再获得山东方面的铁路承办权，则只有英国落空，当然于心不甘，但从另一角度看，亦是英国的一个机会。因为以利益均沾的原则，英国可以提出在他处承办铁路的要求。因此，翁同龢“百方搪抵”，始终不肯承认。
不过他从“狗窦”中已能窥知，英、德不似勾结的模样，所以从总署回来，致函张荫桓，认为应将窦乐纳所说的话，扼要“婉达海使，否则转疑我为隐”。由此开始，终于一步一步让翁同龢恍然大悟：“俄实与德通，令海前驱耳！”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一日夜，局势发生新变化，李鸿章卖国的奸谋，初步实现。翁同龢日记：
未初赴总署，与樵野商酌，今早梁震东往德馆未得见，并阻我辈往。而查外电簿，昨德寄德馆电二次，二百六十余字，益可疑，乃令总办童、何二人往问福兰格，前约三日，究竟何日再商？始定明日三点钟往晤。发许电，发北洋鄂督电，告以现在教案将结，胶澳难议。各国皆不允南洋给德国一岛，日使告李相划一策，谓以胶暂租与德是解围之法。今晚巴使访李相，未知其意。夜李函，云巴言俄二舰明日到旅顺，已电北洋矣。
这天徐桐有一疏论胶澳，颇具危言，光绪因命翁、张至德使馆，探问动静，结果受阻。翁同龢至此才看出局势不妙，是日夜间有一函致张荫桓：
事已中变，亟图办法，不能坐受其愚也。卓见如何？
翁此时犹以为受德国之愚。接着便是接到李鸿章的信，次日见起以前，翁同龢与恭王商量后，有函致张，这封信是极重要的史料：
昨夜仪公函，言见巴使，谓接外部电，兵船三只，已由长崎起碇赴旅，二十二晚可到。仪已发电详告北洋，令宋提督及船坞委员照料一切。并告以俄系实心亲密，一杜英窥伺，一催德退胶，无他意等语。成事不说，今日携函告邸；邸亦无语，惟电宋误会（作者按：“误”字上应有一“勿”字）生事耳！至通商口岸一节，仪已意语巴，彼谓此调停之法，如长崎亦通商口岸，而日人另给地与俄屯煤，无疑各国。当以此意电外部，与德廷商之云云。此节却有关系，看今日口吻如何？若能趁此作转圜下台计，岂非大妙？余面谈。
观此可以恍然，何以庚子之乱，各国对出兵来华，都大感兴趣，因为不必顾虑军舰进港，会遭遇中国的抵抗或杯葛。从来卖国，未有如李鸿章照料“主顾”之周到者，试看先以北洋旧主的关系径电守旅顺的宋庆照料一切，复为俄国解释系“实心亲密”“无他意”。独恨其后胶既未退，而俄国反占旅大，翁同龢大权在握，何以不出李鸿章原函，责成其对俄交涉，非退兵不可，不则治以擅权之罪！军令绝对属于军机处，须知雍正七年设军机处，即为用兵而起。李鸿章固然死有余辜，书生误国的翁同龢又何尝不应痛恨？
十一月二十二日，翁同龢与海靖交涉经过，所记甚详。是日英使觐见，答谢中国派张荫桓为专使，赴英贺维多利亚女皇垂帘六十年（这年春去秋归）：
巳正到传心殿，总署诸公毕集。未正上御文华殿，觐见英使窦纳乐，以贺使往，此为答也，未初散，径归。
抄李鸿章致北洋电：
樵野来，申初诣德馆与海靖密谈，福兰格在座，云得回电，教案前五条可了，第六条胶澳退兵德国面子太不好看，断办不到，并敛兵入船亦游移。
再三驳诘，舌敝唇焦，始称敛兵或可商，告以教案六条可先照复，作一结束，海云胶事另案缓商。复与商胶开通商口岸，多给租界与德，德实得利而各国免饶舌，是第一妙法。
海迟疑良久，托言恐俄不愿，复晓譬百余言，海终为难，并云此层已受外部训不可行矣。
复告以须照此意再电，海勉允。最后令后日送照复底来看，订期互换。樵野过余晚饭，拟问答稿，弢书之。发许电，令商胶口通商事。睡极晚。
“海迟疑良久，托言恐俄不愿”，态度可疑。其实“俄与德通”，翁同龢此时就应该想到了。因为照李鸿章说，俄舰此来“催德退胶”，易言之为助华而来，既然中德达成协议，俄国又凭什么“不愿”？可见德之占胶，与俄国的利益有关。
照李鸿章的信中看，俄使赞成将胶州湾开放为通商口岸，而事实上，俄国外交当局因鉴于有李鸿章在，事事顺手，野心扩大，不愿有德国占胶澳而结果开放为各国通商口岸的先例，妨碍其将来独占旅大，所以向杨儒、许景澄都表示反对。中德交涉至此，由于俄国的介入，变得复杂严重，于是而有十一月二十四日派专使的决定。
当十一月二十二日，翁、张与海靖第五次相晤，谈胶澳开通商口岸，海靖托言恐俄国不愿时，实在是无意中透露了俄德勾结的密约。吴相湘据有名的《罗曼诺夫报告》，钩稽当时的真相是，当俄皇决计进占旅大，其海陆军部开始军事准备工作的时候，其外交部也同时进行与德国的秘密妥协交涉，以“反对两国在华共同敌人英国”为主要条件，擅自将我国领土领海划分势力范围：黄海北部及直隶湾、辽东湾与朝鲜湾完全属俄国支配，而其南部及山东半岛之沿海，皆应划入德国政府势力范围内，并以“最快地占有辽东海港”为实现此种妥协的必需条件；因此，十二月十五日（十一月二十二日）俄国就预先通知德国说：已下令俄舰队在这一天进占旅顺大连。德国的答复，极力赞扬“这种利益的结合”，并说：“因中国政府继续顽抗所生的危险，亦必因此结合，及俄国对德国在山东要求之协助而得以排除！”
俄舰一到旅顺，由于与德国已有密约，事实上已等于完成了占领，而德国绝不会放弃胶澳，亦告确定。十二月初五日，翁、张第六次与海靖见面时，翁同龢以为予德利益太多，恐他国援例，海靖反诘：“俄国已得旅顺，何再索为？”至此，翁“始悟俄实与德通”，但仍未悟俄实与李鸿章通。第二天，俄使到总署，态度蛮横。翁同龢记：
李相诘以旅大退兵当在何日？伊反诘胶州如何办法？言外胶如德踞，我常泊彼也。可恨、可恨！
翁莫非不知可恨是李鸿章，抑是知而不言？颇难索解。但俄国的动机早已非常明显，而李鸿章居然仍是肆无忌惮地协助俄国侵占中国领土，如派萨荫图赴旅顺为俄国当翻译等。出卖了旅大还不够，李鸿章还预备出卖整个东北，于是微德的计划，紧接着俄舰开到旅顺的第二天，便即展开了。
原来根据《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如能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将赔款清偿，则以前已付利息，都可作为正项赔款，算起来可以节省二千一百万两银子，因而总署积极向国际市场筹借一万万两银子的外债。一直在谈的有德国与英国，都因条件问题，尚无成议。微德乃勾结李鸿章，乘虚而入，向中国提出了七项借款条件：
一、俄国在东三省与蒙古之铁路与工业的独占权。
二、自营口以东之沿海一海港北满铁路干线之铁路支线租借权。
三、允许俄国在该港建筑码头，及悬挂俄旗之一切船只进入该港。
四、无条件应许东清铁路按南线建筑。
五、地方政府对于圈划土地，及筹办筑路材料所做的种种阻难，应永远的、无例外的，禁止再次发生。
六、凡筑路所必需的官地及官有材料，皆应无代价地提供使用。
七、对东清铁路在松花江及其支流上之一切船只往来，皆不得加以阻难。
本来俄国的对华政策，分成两派，一派是外交大臣模拉维诺夫与军方，主张急进，即以武力在中国北方占领一个不冻港。财政大臣微德，则主张缓进，认为有李鸿章做内应，用经济侵略的手段，逐渐蚕食，可以将整个东北置于俄国有效控制之下，因而反对急进派，认为武力行动会刺激中国，贪小失大，并非善策。
谁知由于李鸿章之为俄国利益服务，比俄国人自己还要周到，所以急进派的目标，不但完全达成，而且是轻易地达成，兵不血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已取得旅大的使用权，不仅不须特拨军事预算，甚至李鸿章饬宋庆办招待，大尽地主之谊。这种俄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奇遇”，大多鼓励了俄皇尼古拉二世及微德，所以在完成近程目标，占领旅大以后，紧接着便推出微德的远程计划。同时采取了相当积极的手段，因为看出李鸿章卖国唯恐不速，乐得加紧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