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翁同龢的门生以及甲午时事，有一个人不能不谈，即清末民初为大江南北尊称为“张四先生”而不名的张謇（季直）。翁同龢最得意的门生，共计三人——汪鸣銮、文廷式、张謇，而对张謇的期爱尤深。
光绪十一年，翁同龢与潘祖荫同主顺天乡试。北闱虽多南籍子弟的官卷，以及“皿”字号的外省监生卷，但解元照例必取直隶省籍，南省卷子再好亦只能取中第二，所以顺天乡试发榜有两元，解元为“北元”，南省名次最高者为南元。这年的北元刘若曾，南元即张謇，皆为翁同龢所取中，极其得意。翁同龢光绪十二年九月四日记：
张謇号椒俨，江西知县，欲捐到省而无资，走京师乞书，求江北漕差，因张季直而得。
此人因与张謇同名，翁同龢为之出八行得江北漕差，真所谓爱屋及乌，师弟情谊之笃，于此可见。
其时张謇已是名士，除翁同龢以外，潘祖荫亦很想罗致他在门下，但光绪十二、十五、十六、十八年，四科皆落第。十五年潘祖荫为四总裁之一，十八年翁同龢主会试，都曾于闱中摸索，而皆误中他人。张孝若撰其父年谱，科举一章记：
到了光绪十八年四十岁的会试，错得越发曲折离奇了，当时场闱中的总裁房考，几乎没有一个不寻觅我父的卷子。翁公在江苏卷子上堂的时候，没有一刻不告诉同考的人，要细心校阅。先得到袁公爽秋所荐的施启宇的卷子，袁公说：“像是有点像，但是不一定拿得稳。”等到看见内中有“声气潜通于宫掖”的句子，更游移起来。
后来四川人施某荐刘可毅的卷子，翁公起初也很怀疑，但是不能确定我父的卷子是哪一本，所以施某竭力说：“这确是张季直的卷子。”翁公也有点相信起来，而且看到策问第四篇中间，有“历箕子之封”的句子，更证实了这是到过高丽的人的口气，就立刻问袁公，袁公觉得文气跳荡，恐怕有点不对。
填榜的前头，沈公子封要求看一看卷子，等看到内中的制艺，及诗秦字韵，就竭力说：“决定不是。”但到了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一到拆封的时候，在红号内，方才晓得是常州刘可毅的卷子，果然不是我父的。
于是翁公，孙公家鼐，沈公大家都四处找我父的卷子，方才晓得在第三房冯金鉴那里。第一房是朱桂卿，第二房是袁爽秋。堂荐送江苏卷子的时候，朱已因病撤任，袁公和冯金鉴住在隔房，常常叮嘱他，遇到江苏的卷子，要格外观摩，不要大意。哪晓得冯吃鸦片的时候多，我父的卷子，早早因为词意宽泛，被他斥落了。
翁公本来想中我父，等到晓得错误了，急得眼泪往下直滴，孙公和其他的总裁考官，也个个都陪了叹息。其实刘可毅并没有到过高丽。后来袁公沈公翁公弢甫，都将这内中的详情，告诉我父，外间也都传说遍了。
刘可毅字葆真，常州人。会试发榜前夕，琉璃厂卖“红录”，将刘可毅误为“刘可杀”。刘本精子平之术，自推生造当死于非命，又自相额有恶纹，而复有此“可杀”的凶兆，所以他人皆以抡元为贺，而刘可毅怏怏不乐。结果，八年之后，果然凶死。郭则沄《庚子诗鉴》：
春宫小录误书名，
镜里头颅暗自惊。
潞水无情应有悔，
年时吹绉甚干卿。
此诗即咏刘可毅，自注云：
刘葆真太史可毅……寻入翰林，念词臣无犯刑辟理，惟科场法重。然不考差则赊贷益难，于是每试皆草草，不望得差，亦竟不得。庚子出都，乃于潞河途次被害，恶谶终验。或云：“刘未第时，馆其戚某公家，有庖人私婢，为所见，讦于主人，逐庖人去，庖人深衔之。适为兵匪首领，于途次相遇，遂劫以去，始终无耗。”果尔，则其遇害可无疑矣，足为少年好事者戒。
按：穷翰林必举“京债”，偿还之时，即放考官回京覆命之时。不预考差，则根本便无放考官之望，借贷更难，所以不得不虚应故事。刘可毅某年考差卷，“起讲”云：“且自不得已而后有君臣。”张之万大怒，欲专折劾其无君臣之礼，后经有力者缓颊，始得无事。此即为不望录取而出的纰漏。
至光绪二十年，张謇已四十二岁。据张孝若记，其父功名之心已极淡，放榜时“也没有去听录”，不意得中第六十名贡士，复试第十。四月二十二日殿试，居然大魁天下。张季直日记中自叙：
二十二日 殿试：第一策河渠，次经籍，次选举，次盐铁。酉正纳卷，归已戌正。……策全引朱子。
二十四日 五更，乾清门外听宣，以一甲一名引见。先是钱丈令新甫见告，继又见嘉定（徐郙）于乾清门丹墀上探望，旋铁珊告以嘉定云云：而南皮（张之万），长白（志锐），常熟（翁公），高阳（李公），钱塘（汪鸣銮）八人，立墀上传宣矣。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乃倦风尘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类无端矣。
二十五日 卯正，皇上御太和殿传胪，百官雍雍，礼乐毕备，授翰林院修撰。复考国家受官之礼，无逾于一甲三人者，小臣德薄能浅，据非所任，其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乎？内省悚然，不敢不勉也！翟王二公，为治归第事。
张謇之得状元，出于翁同龢的特意安排，事情显然，但一半亦是张謇的运气不错。兹先引录翁同龢日记：
二十日 晴。丑正即赴朝房听宣，张相国遣苏拉来请，知派读卷，遂入至南书房。群公次第集，拟题八道有引折，圈出四道拟策问。是日上颐和园请安，卯正出，午正回，即于此时缮策，闻上还宫递上。发下恭捧至内阁堂，阉户写题纸，汪、志、唐三君动笔。酉正二刻封前后门，子正三刻刻毕，丑初二印起，寅正印毕，十张一包，十包一总封，竟夜兀坐，未合眼。张之万、麟书、翁同龢、李鸿藻、薛允升、志锐、汪鸣銮、唐景崇。南皮八十有五矣，耳目步履如常人，今日南斋尚为余画扇并小幅。
二十二日 晴热，午后风。寅正三刻入殿，监试、收掌皆在，诸公亦来，分卷陆续送来，自卯抵酉正始散。阅本分卷毕又转四桌，力不支矣。得一卷文气甚古，字亦雅，非常手也。
二十三日 晨访高阳，卯初二刻入殿。转三桌毕，将本桌圈尖点次序先理一过，遂定前十卷。兰翁、柳门、伯愚皆以余处一卷为最，惟南皮不谓然。已而仍定余处第一，麟二，张三，志四，李五，薛六，唐七，汪八，麟九，唐十，令供事写黄签。供事退，余等手粘包好交南皮，退饭。诸公午睡，未初再集，按标识排定，请侍读令供事来粘签，余与唐君逐本缮看，将批字撤净，申正毕。前十本黄纸封好，加夹板油纸，即由南皮交侍读携去，今夜递。余卷入箱，交收掌，各散。
二十四日 晴。寅正，八人集景运门外朝房，起下同到南书房，卯正上御乾清宫西暖阁，臣等捧卷入，上谛观第一名，问谁所取，张公以臣对。麟公以次拆封，一一奏名讫，又奏数语，臣以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上甚喜。退至南斋写名单，一面递上，一面持名单出乾清门，宣呼良久始齐，遂带引见讫。复至南斋，以朱笔标十本，柳门书之。持卷出，至传心殿饭，兰翁作东，饮毕同至内阁标二三甲，观者如墙，汗流几晕倒，三刻许毕，遂归。
八读卷官中，志锐、汪鸣銮，自然唯翁之命是听；麟书与翁交好，薛允升与翁同年，都好商量；唐景崇（唐景崧之弟）后辈，不必理他；只有张之万、李鸿藻二人，需要疏通。所以，翁同龢二十三日一早访李鸿藻，可以断定即是为了张謇为状元。前一日“得一卷文气甚古，字亦雅，非常手也”，即指张謇而言。
只看二十三日记“兰翁（李鸿藻）、柳门（汪鸣銮）、伯愚（志锐），皆以余处一卷为最”，可窥端倪。虽“南皮（张之万）不谓然”，但亦无法。张之万所看中的一本卷子，定为第三，即探花，揭晓乃知为湖南长沙的郑沅，后在南书房行走，则知名下不虚。若非翁同龢有意成全张謇，则此科的状元应该就是郑沅。
张謇中了状元，恰好中日关系因朝鲜问题而恶化，张謇在这方面的经历与知识，自然为翁同龢所极端看重，因而成了主战派的大将，九月间合翰林五十七人，疏请恭王秉政；合翰林三十五人，共劾李鸿章；又以讲官资格独疏严劾李鸿章，战不备，败和局。正在搞得有声有色时，接得噩耗，老父病殁，九月十九南归奔丧，至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方始服阕入都。翁同龢正在“定国是”，张謇亦颇参预，但为时不过一月，翁同龢即被逐还籍。试看张謇自订年谱：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十六岁。
闰三月：入都销假，补散馆试。
常乐乡民误会社仓意，毁仓董许聘三之家。
副都统景祺行间架税，同时又行中允黄思永奏请之昭信票。
二十六日，见翁尚书，言间架税之弊甚于昭信票。
二十八日，见申戒昭信票之谕旨。
闰四月：复见尚书言之，尚书立命驾往户部，曰：“改过不吝，不可以需贼事。”因请电传九督抚。
请翁尚书停江北米粮捐，为草留已收之昭信票款于各省办农工商务矣。上翁尚书理财标本急策。
恭亲王奕訢卒，度朝局将变。
十八日，保和殿试散馆，十事对九，赋“霈泽施蓬蒿”试帖。试时誊至第四韵，四川胡竣越余坐前过触几，激墨点污卷如豆，既刮重写，乃脱一字，临行知之，复刮三十字重写，疵类殊甚，列二等三十七名。始用初花眼镜。
闻近常乐镇之龚某扇众毁常乐社仓。
二十二日，见翁尚书所拟变法谕旨。为翁尚书拟大学堂办法。
二十七日，见翁尚书开缺回籍之旨。见文武一品官及满汉侍郎补授者，均具折谢太后之旨。
二十九日，乾清宫引见，德宗神采凋索。
诣翁尚书，已治装谢客，因请见，引朱子答廖子晦语，劝速行。
识宗室伯茀编修寿富，与为友，竹坡侍郎宝廷子也。
再看翁同龢此时日记：
四月初一 张季直殿元服阕来散馆晤谈，言江北纱布局及盐滩荒地两事，皆伊所创也。
四月十八日 看张季直各种说帖，大旨办江北花布事，欲辨认捐及减税二端，又欲立农务会，又海门因积谷滋事，欲重惩阻挠者。此君的是霸才。
四月二十二日 晚约张季直小饮，直谈至暮，毕竟奇材。
四月二十五日 申初二张季直来，谈至暮，盖无所不谈矣。
五月初八 黄仲弢、张季直来，留面长谈。
师弟相得，情见乎词。按：自甲午恭王复起，翁同龢再度入枢，至戊戌四月被逐，这三年半，实际上是翁同龢主政，而恰为张謇回籍守制之时。张去一月而翁入枢，张来一月而翁出枢，师弟进退，如此参商，殆为天意。
翁在生平最重要的这三年半之中，重用了张荫桓，以后终于受张之累而获严谴。我在想，以张謇的才具，无论外交、财政的见处办法及手腕，都不会在张荫桓之下，且品格较胜，资望及对翁的忠诚，更远过于张荫桓。如果张謇不是丁忧，则此三年半之中，翁的主要助手必为此张，而非彼张。
其间，关系尤为重大者，翁得张荫桓之助，并不能制服李鸿章，但翁如得张謇之助，则李鸿章受俄之贿卖国，在对德交涉中多方捣乱，为俄国之介入胶澳事件找借口、作前驱的阴谋，就很难实现。那一来，历史可能要改写，翁同龢亦就不至于“凄凉到盖棺”，而张謇必将另有一番成就。
于此，我又另有感慨。中国的名教伦理中，最不合理的，就是东汉传下来的愚孝。三年之丧，必须解职守制，不知道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损害！此一根深蒂固的观念，成为考验士大夫人品的一个重要指标，清朝以帝皇的权力，不能改变臣下的此一决心。是故李光地的夺情，备受士林讥责，明朝张居正亦因此不为朝士所谅。究其实际，过分看重个人的名声，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实亦未足以言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