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工于宦术”，已成定评，而知者不多。知者之所以不多，即因张之洞工于宦术。此话怎讲？我一说就明白了，凡为张之洞所识拔，所庇护者，皆如张之洞之工于宦术，拆穿张之洞，就是拆穿自己，故皆曲为之讳，亦即为己掩饰。举个例说，盛宣怀为李鸿章所用而起家，人尽皆知，殊不知盛宣怀本为一“空心大老倌”（见《徐愚斋自叙年谱》。按：徐愚斋名润，字雨之，此人于中国之得以发展对外贸易，接触西洋文明，促成上海之繁荣，有极大的贡献。其年谱本收入世界版《洋务运动文献类编》，食货出版社刊入《中国经济史料丛编》，印有单行本），后之得成巨富，实由于与张之洞的一笔“交易”，盛为张收拾“汉阳铁厂”这个烂摊子，而张则保盛总办铁路所致。此中内幕，在盛宣怀自不肯宣泄于人，张之洞之工于宦术，亦就不易为人所知了。
张之洞的宦术，可用两句话概括：一是巧于趋避，二是疏密互用。先说巧于趋避，如前引黄秋岳所记，张以曾保康梁，至戊戌政变一作，亟印《劝学篇》并再三非难王安石，表示自己仍是“元祐正人”，即为避祸之道。避者避为慈禧所恶，趋者亦趋慈禧所喜，掌握住这个不二法门，乃能逢凶化吉。故如张佩纶、陈宝琛皆因“误保唐炯、徐延旭”获严谴，而张之洞亦曾力保唐炯，不仅无事，反得由晋抚升调鄂督。李慈铭光绪八年五月初八日记：
闻张香涛近日疏荐中外官五十九员，居首者张佩纶、李若师、吴大澂、陈宝琛、朱肯夫五人。又有侍郎游百川、巡抚卞宝第、布政使唐炯及总兵方耀等数人，余皆乳臭翰林。其考语皆百余字，于张佩纶谓有一无二之才，于唐炯谓封疆第一人物，内举不避亲（自注：唐炯，其妻兄也）。
按：张之洞第三娶唐夫人，年谱记为“湖北按察使遵义唐威恪公树义女”，而《清史稿·唐炯传》谓其为“训方子”。唐训方字义渠，湖南常宁人，则唐炯为张之洞妻兄之说，似有不符。细审知为《清史稿》之误。唐树义别有传，系于四百一卷《徐丰玉传》之下。咸丰三年冬，湖广总督吴文镕为湖北巡抚崇纶所凌逼，帅师七千人东攻黄州，另饬臬司唐树义扼守上游，四年元宵，黄州城内太平军趁大雪全师出击，鄂军大溃，吴文镕死乱军中。唐树义水师由武昌之东的滠口，退至武昌之西的金口。太平军攻汉阳得手，随分军攻武昌，崇纶闭城而守，唐树义御敌金口，船破溺死。
其时唐炯前一日方至金口省亲，仓皇奉遗疏走湖南，迎谒曾国藩。曾于二月初于衡山舟次，拜折奏报东征起程日期，附片代奏唐树义遗疏。武昌克复，唐炯觅父遗骸归葬，服阕，以举人捐知县，分发四川，署南溪县，治绩卓异，尤善治盗，号称“唐青天”。张佩纶定出屯马尾之计，福建巡抚张兆栋拨备省防之两营归张节制。张致李鸿藻函，谓“其将黄超群……曾在胡文忠守黔时充练勇，而随南溪先生转战行间”云云，南溪即指唐炯。
胡文忠为胡林翼，在贵州任知府，善捕盗，为云贵总督吴文镕所激赏。吴督湖广，奉旨檄调胡林翼赴援，时胡已升任贵东道，率黔勇千人会曾国藩东征，甫至湖南，吴文镕已殉节。咸丰四年秋，湘军克武昌，胡林翼即补唐树义的遗缺，升任湖北臬司，所统黔勇，编入湘军，中以朱洪章为最知名，隶曾国荃军。
金陵克复，以文宗在日曾有诺言，能平洪杨者封王，而清朝自削藩后，异姓不王，已成定制，因析一王爵为侯伯子男四爵，曾国藩封侯；曾国荃封伯；而以“先登九将”的李臣典封一等子；萧孚泗封一等男。
其实先登首功属朱洪章。李臣典为曾国荃心腹，金陵城破后，奉命守“天王府”，至第二日黎明，天王府忽然失火，于是曾国藩奏报，“历年以来，中外纷传逆贼之富，金银如海，乃克复老巢，而全无货物，实出意料之外”，呈缴者唯纯金伪玺一方。李臣典即以此“功”得膺上赏，但富贵不永，十几日即病殁，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云：“公夜战过劳，明日病热。或曰：公恃年壮气盛，不谨，疾之由也。”则“夜战”者当为“枕席行师”，其疾则夹阴伤寒。黄超群亦为黔军宿将，张佩纶因其本为胡林翼部下，而又曾随唐炯作战，故特加看重。
唐炯确为封疆中第一流人物，张之洞“内举不避亲”，无足为病，但他人保唐炯则以为罪，张之洞“内举”则置不问，信其宦术之工，有不可及者。
当然，唐炯后来之出事，为张之洞始料所不及，否则，他亦不会贸然力保。张之洞保举人才，绝不会“逢君之恶”，此则另有例可证。《花随人圣庵摭忆》曾录陈宝琛致张之洞一函云：
达公前辈执事：匆匆出都，遂阔音问。晋阳新政，四海所瞻，公之勤劳，亦已至矣！……去国半年，时局略异，少农罢政，庶子掌台，举措如斯。方惜公与丹公不即炳用，更生乃忽自污，以快谗慝，令人愤懑欲死。谴责固所应得，然其数年来忠谠之言，隐裨朝局，亦中外所知也，当不为一眚所掩。既不蒙曲宥，若久于废弃，恐亦难餍人心。侍与之同年，踪迹又密，欲论其事，则涉阿好党护之嫌，望微言轻，亦恐难回天听。阅抄后，彷徨数昼夜矣！公能为大局一言乎？在渠疏野之性，弃官如屣，方且愎而不悔也……手此敬问兴居，不尽百一。侍宝琛顿首，二月十二日，袁州试院。
黄秋岳注此函，言之未详，试为更释之。按：此函当作于光绪十年二月，陈宝琛任江西学政时。张之洞于光绪七年十一月放山西巡抚，到任两年有余，大举更张，故有“晋阳新政”之语。“庶子掌台”者，指延煦于光绪九年夏任左都御史，延煦为宗室，故称庶子。“少农罢政”语似不可解，少农为户部侍郎，光绪九年六月，六部人事有一番大调整，孙诒经本为户部右侍郎，转左则无所谓“罢政”。按：孙诒经本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出督顺天学政，本不在部；光绪九年六月，调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仍留顺天学政任，则所谓兼管户部三库，乃徒拥虚名。
户部三库者，银库、缎匹库、颜料库，此差之重要，远过于管理钱法堂。今以孙诒经调任而不令到职，等于“罢政”，三库之管理权自必落于满左侍郎福锟之手。观此两语，可知延煦、福锟皆未餍人望。此两人与翁同龢皆颇接近，延煦与翁异姓昆季，关系尤深，则陈宝琛此函，所寓南北相争之意，殊为显然。
“丹公”指阎敬铭，时为户部尚书，而陈宝琛犹惜其与张之洞不即入军机，是则可知阎与张此时声望正隆；后之恭王出枢，全班罢直；礼王世铎掌枢，用阎敬铭及张之洞族兄张之万为军机大臣，皆所以敷衍北派，弥补李鸿藻被黜之憾。即用额勒和布，亦有深意。光绪九年九月，陕抚冯誉骥被劾，朝命户部尚书额勒和布、署左副都御史张佩纶为钦差，驰驿查办。事由张佩纶一手主持，劾罢多人。张佩纶自谓“往还数千里，咒骂十三家”，即指此事。额勒和布庸碌无所长，拱手受成而已，但虚名在外，故用其为军机大臣以代景廉，亦隐然有尊重北派及张佩纶之意，而实利其如世铎之毫无主张，易于驾驭。孙毓汶对此“新阁”的“架构”之设计，实不愧为大政客的手腕，一方面利用南派的盛昱，另一方面又暗示尊重北派，使北派对慈禧、醇王一无所怨，而种毒于南派，益成水火。然后继以“三江会办”，置张佩纶、陈宝琛等于积薪之上，一举而廓清清流。唐朝牛李、宋朝新旧、明末东林与阉党之争，纠缠轇轕，连年不绝，皆为孙毓汶所窃笑了。
回头再谈陈宝琛的信。“更生”指宝廷；黄秋岳以为“此笺盖为竹坡自劾而发，竹坡既革职，意求南皮疏为之复官也。更生者，刘向之字，以比同竹坡，言同姓之直臣也”，甚是。此函并无下文，但非张之洞不念旧谊，亦以宦术使然。
在陈宝琛之意，张之洞帘眷正隆，既可一疏保中外官员五十九员，则宝廷自劾闲废已一年有余，慈禧怒亦稍解；得其一保，更以军机的斡旋，复起非不可能。但张之洞权衡朋友的交情与个人的前途，毕竟后者为重，故陈宝琛一函，如石沉大海，亦意料中事。
但张之洞亦非不讲交情，早在前一年即曾有所辩白。刘凤翰辑《李鸿藻年谱》，于光绪九年下，附中法事起后，张之洞自山西致李鸿藻函五通，其四云：
近日中朝举动，滇事付唐，桂事付徐，可谓得人。惟粤东尚未可恃。振翁非不佳，特安攘事体亦恐不胜，当世人才，惟有稚老近之耳。此时若暂以稚老作督办，俟到彼部署稍定，即与振老互易，岂不两美。此时蜀事已定，不虑更张，且全局胜负所关，岂得专顾一角耶？更生废弃，群情郁郁，力今京朝仕途疏通，闷冗无聊者接踵而进，弃瑕录用者联翩而来。岂忠谠卓卓，名闻海内者，独不在弃瑕之列耶？本欲上陈，窃以为恩出自上为盛美，且恐愈激愈迟，特至今窃窃不能不急闷耳。
此函不著月日，但以“滇事付唐、桂事付徐”而言，当在任唐炯为滇抚、徐延旭为桂抚以后，计时应为光绪九年九月间。“振翁”指粤督张树声（字振轩），“稚老”则指四川总督丁宝桢（字稚璜）。张之洞的建议，以丁宝桢督办两广军务，部署稍定，即以丁张对调。以下“更生废弃”，即言宝廷。“以为恩出自上为盛美”是门面语，“恐越激越迟”亦只一半真话，归根结底，即恐慈禧迁怒。当初“附子一味”尚不敢“入药”，如今位高自危，更当巧于趋避。
再如陈宝琛，向为张之洞所重，但慈禧在日，始终不敢保陈，因恐慈禧记起“庚辰午门案”，一翻陈年老账，有不测之祸。直至宣统元年二月，始有特旨，“命前礼部侍郎朱祖谋、前内阁学士陈宝琛来京预备召见”，即出张之洞所保。昔日不保，易代始保，正以此日保陈，不虞得祸，可张羽翼，何乐不为？此又张之洞巧于趋避之一证。
张之洞的第二套宦术是疏密互用。平居读史，每感慨于君子与小人之争，常落下风者，君子疏、小人密。这话也许有语病，正确的说法是，任何争执，细密必胜疏略。明末东林与阉党争，后者密而前者疏，故东林惨败。政坛如此，战场亦如此，以曾胡之密对洪杨之疏，故能扭转颓势。战场如此，个人亦如此，张之洞神而明之，疏密互用，较一味细针密缕，益发高明了。
张之洞之密，首见于奏疏，凡论一事，首尾毕具，顾虑周详。偶立新论，未必可行而言之成理，令人觉得他居官真肯用心卖力，故王壬秋讥之为“口舌为官”，但犹不失为正道。
至于另一种密，则近乎妾妇之道，为君子所不屑。《花随人圣庵摭忆》有一条云：
南皮手稿有一笺是疏中之附片原稿，今录全文如下：
“窃查鄂省每年冬间，督抚向有贡品，此次自当循旧备办。惟例贡品物，只系相沿旧式，窃念关中地气高寒，两宫宵旰忧劳，服御所需，或有未备，兹谨于例贡之外，赍呈天生野术两种，以备宫庭颐养葆和益寿之需。历代史鉴名臣奏议文集，以及有关治道之书十二种，以供万几余暇，考览古今之用。并服食所需，陕省罕有各物十四种，藉申芹曝之忱。派湖北候补知州英勋，赍赴行在呈进，仰恳俯赐赏收，除例贡另行具折恭进外，臣等谨合词奏陈，伏祈云云。”
考《广雅堂诗集》纪恩诗十五首中，第三首：“敢道滹沱麦饭香，臣惭仓卒帝难忘。”下有自注，述西幸在陕时湖北贡品，“丰足济用”，此诗与附片所述，即系一事。附片系庚子所上，纪恩诗则癸卯入觐作。意南皮当时必选那拉后喜御之日用物品进贡，故大博欢心，事隔四五年，尚于召见时述之。当时所云，陕省罕有之物十四种，不知原单为何物，度必汉口、上海采办者，故曰丰足济用也。
兹更于《李鸿藻年谱》中，选录张之洞致李数函：
一，西圣病体未愈，尚医万不可恃，可否商之诸邸，驰召良医数人来都，以备参酌，轮舶迅疾，旬余可到，及今调理，尚易为力，秋深更费手矣。重臣切近，此举似亦当措意也。
费伯熊、马佩芝，均常州人，江南人人知名，翁叔平稔知。
程春藻，安徽人，现官湖北候补道，署湖北盐道，医素有名，去冬李相太夫人病重，服其药而愈，此外奏效甚多。姑举数人，此外如有知名者，无妨多召数人，乾隆间徐灵胎两次应召入京，诊宫闱之疾，洄溪医案载之甚详。此故事也。
二，此事实出非常，奈何之，百官齐集行礼，应在何处？早集须何时到？殓奠是否明日？均乞示。翰林院向系派人轮班前往，至今未见知会，亦不闻派有何人，不审宜静候乎？抑径往乎？即使未派，当亦无碍否？并希示及为感。敬上兰孙前辈大人。
名心叩 十一日
三，长春起居，日来更臻安善否？伏望赐示。
四，明日驾出祈雨系何服色？晚进内碰头应何服色？或云上御青褂，道旁碰头者亦当着青褂（似觉不妥），然否？乞示。晚再启。
五，数日来，长春起居如何？敬希示及。
名心叩
“西圣”“长春”皆指慈禧太后。慈禧先住“西六宫”的长春宫，故别于慈安而称西太后，其时方撄骨蒸重症，有诏令中外大臣荐医。这五封信可以看出张之洞窥探宫禁的情况，太后得病，何与文学侍从之臣之事？则张之洞的本心何在，不难揣测。函中又商榷见驾服色，可见于此种小节，亦不放过，手段甚密。
另一方面则又甚疏，清人笔记中有一则云：
同光间某科会试场后，潘文勤、张文襄两公大集公车名士宴于江亭。先旬日发柬，经学者、小学者、金石学者、舆地学者、历算学者、骈散文者、诗词者，各为一单。州分部居，不相杂厕，至期来者百余人，两公一一纡尊延接。是日天朗气清，游人亦各兴高采烈，飞辨元黄，雕龙炙輠，联吟对弈，余兴未尽。俄而日之夕矣，诸人皆有饥色。文勤问文襄，今日肴馔令何家承办？文襄愕然曰：“忘之矣。今当奈何？”不得已，饬从者赴近市酒楼唤十余席至，皆急就章也。沽酒市脯，重以馁败，饭尤粗粝，众已惫莫能兴，则勉强下咽，狼狈而归。有患腹疾者，都人至今以为笑谈。
张之洞不但工于章奏，亦长于事务，《李鸿藻年谱》中，收有他跟李商榷“畿辅先哲祠”陈设、祭典等书札多通，用心甚细。是则岂有本人请客，竟忘设馔之理？此当是故作疏忽，示其名士派头。
又徐又铮有致友人一书，谈张之洞与袁世凯相晤情形：
自合肥李公逝后，柱国世臣，资望无逾公，干略无逾项城。公于项城，爵齿德俱尊，而辈行又先，项城功名中人，仰公如神，其时公果涵以道气，驭以情真，两美诉合，共忧国是。项城不愤亲贵之齮龁，尽其材画，戮力中朝，公虽前卒，而武昌之变至今不作，可也。两公与相遇，殊形落寞，项城执礼愈恭，则愈自偃蹇以作老态。壬寅之春，公过保定，某胁权直隶总督，请阅兵，既罢，张宴节府，树铮躬侍陪席，亲见项城率将吏以百数，饬仪肃装，万态竦约，满坐屏息，无敢稍解，而公欹案垂首，若寐殊寤，呼吸之际，似尽尽然而隐勃矣。盖公去后数月，项城每与僚佐忆之，犹为耿耿也。
黄秋岳考证其事，以为“壬寅”是误记。徐又铮所记，是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入觐，到保定后由袁世凯招待的情形。《张之洞年谱》记：
（四月）十七日，乘火车行，至保定；十八日，观兵操；十九日，观学堂。（袁督部所约也。为备行馆，供张甚具。）
徐又铮所记，即为四月十八日阅兵以后，设盛宴款待时所见。至于壬寅则为前一年，袁、张亦有一次聚晤，情况相类，不过主客异位，那时是张之洞做主人，款待袁世凯。《张之洞年谱》记：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九日，接署两江总督篆务）……二十八日，直隶总督袁督部来。（督部回籍营葬，事毕，由汴过汉，赴沪北上，道出下关，登岸；公请稍留，不得，设筵款待，不终席而行，至江干挽留不及。）
许同莘所编的《张文襄公年谱》，有好些为尊者讳的地方，此亦为史例所许，但如上述记载，似乎袁世凯架子太大，无后辈之礼，此则颠倒是非，自损其书的价值。据黄秋岳记，闻诸人言，确有其事，颠末如此：
袁当时先至汉口，端午桥督鄂，袁藐之，晤郑苏戡，极口赞南皮在湖北规划之弘大，因言当今惟吾与南皮两人，差能担当大事。《南亭笔记》谓，袁袭魏武帝“使君与操”之言，此语意诚有之，而非对南皮所谈也。
南京之行，袁意在结张欢，故谈宴绝洽，宴后，屏退从者，密谈二小时许，而南皮忽隐几入寐，袁悄然竟出，属仆从勿惊动张大帅。清制，总督出入辕门皆鸣炮，袁以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莅两江，督辕于其行，自如仪送之，南皮闻炮，惊寤，急追至下关，相见各致歉忱，申约后期而别。
按：丁未政潮之前，瞿鸿禨当政。袁世凯虽为疆臣领袖，并已结纳庆王，但羽毛未丰，即其靠山庆王，亦在瞿鸿禨、岑春煊夹攻之下，可能是座冰山，所以对翰苑前辈，名士领袖，足当大老之称的张之洞倾心结纳。而张之洞以疏密并用的手段，偃蹇作态，殊不知此种手段用之于他人，或可增人高不可攀的印象，而愈增敬畏之心，施之于一代枭雄的袁世凯，却是大错特错。徐又铮致友人函，谈前事既毕，有一段议论，颇为深刻：
一色息之细，不能稍自结束，以笼络雄奇权重之方面吏。徒使其心目中，更无可畏可爱可敬之人，生与并世，渐滋其骄谲之萌，致力于拒纳之术，以遗后世忧。当日衮衮诸公，何人足以语此。此亦清室兴废一大关键，而《春秋》责备之义，所不容不独严于公也。
以后张、袁同入军机，袁世凯阳示推重，其实视张之洞如无物，即因已勘透张之洞的伎俩，不过如此。反之，张之洞在军机，反极折服袁世凯，一时号为廉、蔺，又比之于房、杜——张之洞作诗钟之会，一次“蛟断”四唱，蔡乃煌作一联云：“射虎除蛟三害去，房谋杜断两心同。”上联指丁未政潮，排挤瞿、岑；下联即以房玄龄、杜如晦拟张之洞、袁世凯。据说，蔡乃煌之得放上海道，颇得力于此联。
张之洞殁于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平心而论，张之洞之死，多少和忧伤“国事”有关。他之所以忠于慈禧，始终不替，除了宦术以外，亦不无知遇之感，因为殿试后，读卷大臣本定其名次为二甲第一，慈禧于进呈前十本时，改张卷为第三本，遂得鼎甲为探花，故每好以宣仁太后与东坡的故事自拟，又自拟为“调停头白范纯仁”，思于弥补两宫母子感情间有所尽力，但实未能为力。及至慈禧、光绪隔一日相继崩殂，载沣摄政，隆裕干预，亲贵大用，载泽掌度支，载洵、载涛领海陆军，皆少不更事，且昧于“民为贵”之义，思以高压手段对付汉人。张之洞知道大清的气数到了，“南人不相宋家传”一绝，明道清朝虽对汉人猜忌，而真能忠于清者，却是汉人。其绝笔诗“末世君民自乖离”，或作“君臣”，此不通之辈所擅改，“君臣乖离”，一时之事；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唯“君民乖离”，乃成末世。其致死之由，据《年谱》所记如此：
自遭国恤，枢臣以恭俭恤下辅导王躬。明旨崇节俭，戒浮华，核名实，停各督抚盐政织造关差等一应贡献，饬懿亲宗族毋得越礼犯分、变更典章、淆乱国是，海内喁喁望治。既而亲贵联翩进用，公忧形于色。陕甘总督升允奏陈立宪利害，自请开缺。公谓所言虽过当，在满员中究属正派一流，所请宜不允。庆邸素嫉其人，监国是庆邸言，竟如所请。公意颇抑郁。
五月中，忽右肋作痛，数日寖甚。医曰，此肝病也，不治，将入胃。服药不效，且转剧。然犹强起入直。
会设立军咨处。谕旨有“依宪法大纲朕为大清帝国统率海陆军大元帅暂由监国摄政王代理”之语。公固争。又陆军部奏，各省设局制械，新旧错杂，请简派大员督办。内定加朱恩绂三品京堂，督办各局。公言其不可，乃改为加三品卿衔，前往各省制造军械各局切实考查。又给事中高润生劾津浦铁路总办道员李德顺营私舞弊，并及督办大臣吕海寰，亲贵举才堪继任者，公谓舆情不属。监国曰，此直隶绅士语耳。公曰，不然，舆情不属，且激变。曰，有兵在。公退而叹曰，不意闻亡国之言，咯血而出，胁痛益甚。不入直者三日，是日具折请假。
“有兵在”三字，即为“末世君民自乖离”一语的由来，其实为君乖民非民乖君，此所以张之洞诗成绝笔。张之洞殁后，恤典甚优，而出人意表者为谥“文襄”。清朝对易名之典，极其慎重，因为这是盖棺论定，而又出于上意。换句话说，是皇帝对一个大臣的最后评价，亦就是最权威的论定。此则不仅关乎死者的荣辱，亦与子孙的前程有关。
依谥法，最难得的是“文正”，此为特谥，照例不准拟呈。其次则汉人重文忠，旗人重文靖，宝鋆生前曾希望得此谥，死后竟如其愿。但最难得的是谥“文襄”，非有大武功不能得此谥，咸丰朝更有特旨，有大武功而未竟成者，亦不得谥“文襄”。清朝宰辅谥文襄者，由洪承畴始，计得十三人，自福康安以后，勤保平川楚教匪，明亮平大小金川，长龄定张格尔，左宗棠定西域，而杂以一张之洞，毋乃不伦？
照我的看法，“文襄”之谥，必是张之洞自己在生前所安排。张之洞的名心极重，人所皆知，好名者必关心身后之名，事实上大臣关心“易名”，亦是习见之事，张之洞何能漠然？
其次，从张之洞的性情来说，对于文字最讲究。他居官时，有八个字的考语：“起居无节，号令不时。”公认为定评。传说他当四川学政时，偶游浣花草堂，集杜诗二语为楹帖，还想系以短跋，坐而构思，稿凡十数易方始惬意，而时已三日夜，侍者更番轮直，困顿不堪。又《年谱》记其临终之日的情事：
酉刻，忽起坐，下床更衣毕，就卧，汗出加枕。戌刻汗止，进诸子，戒以勿负国恩，勿堕家学，必明君子小人义利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人各二语。言讫，令一一覆诵，有误者改正之。又命读遗疏及邸抄数则。
诸子哽咽不能成声。公慰之，谓吾无甚痛苦也。又曰，吾生平学术、政术所行只十之四五，心术则大中至正。已复改政术二字为治术。
以上是他本人对文字的讲究，至于他人对他的颂赞，亦极重视。清人笔记载：
张文襄七十生辰，樊樊山撰骈文二千余言为寿，中叙述文襄外任数十余年，凡所兴作，辄遭部臣齮龁，有警句云：“不嘉其某事之智，而责其成事之迟。不谅其生财之难，而责其用财之易。”数语直抉出文襄心事。相传此文系交电局分日拍发，文襄阅至此段，掀髯笑曰：“云门的是可儿。”又文中叙述文襄禁学界沿用东洋名词，又云：“如有佳话，不含鸡舌而亦香；尽去新词，不食马肝为知味。”措辞亦殊佳妙。
由此可以断定，张之洞在自知不起前，一定会想到将来得哪一个字的谥。“文正”自不必想；“文忠”则李鸿章、荣禄皆得此谥，相形之下，他对慈禧个人的忠诚，殊有未及，亦难望谥“忠”。如果平心而论，他应该谥“敏”、谥“勤”，而此又非所愿。此外的美谥，有一“成”字，倘谥“文成”，上同阳明，亦是佳话。但清朝谥“文成”者，独一无二的只有一个乾隆朝的名相阿桂，“文成”之谥，较之“文正”尤为难得，不必存此妄想。
至于想到“文襄”，一方面有在两广总督任内，调兵遣将，供应粮糈之功，援于敏中之例，可以说得过去；另一方面则左宗棠谥“文襄”，堪与李鸿章的“文忠”匹敌，则得“文襄”谥，亦可显示其为与李鸿章同一层次的人物。我猜测他的用心如此，自信大致不会错的。
按：拟谥为内阁职权，《清会典》定例：“谥妃嫔及王大臣赐谥者，皆由大学士酌拟，奏请钧定。”当时的内阁，以孙家鼐居首，其次为世绩、那桐、荣庆、鹿传霖。鹿为至亲，如果由他提议谥张之洞为文襄，世绩、那桐必有意见。孙家鼐亦已去日无多，要想到自己的身后之名，乐得有张之洞开个先例。荣庆虽在议学制时，与张之洞不甚融洽，但一个人反对不掉，又何必不做个顺水人情？
我在想，如果慈禧在世，张之洞谥文襄，很可能通不过。载沣当政，哪里会讲究这些名器？只看两个月后，孙家鼐去世，竟“赠太保予祭葬，谥文正，入祀贤良祠”，恤典与李鸿章、荣禄相似，而以曾值毓庆宫，援杜受田、李鸿藻之例，以帝师谥文正，实可与道光朝曹振镛之谥文正等量齐观。
按：杜受田授咸丰读，有拥立之大功；李鸿藻援例得谥文正，已觉过分，但毕竟奖进人才，勤劳王事，主持一时风会，犹有可说；孙家鼐虽居首辅，毫无相业，《清史稿》本传仅得七百余字，除叙履历，谈其为人以外，生平事业，三四行可尽。此伴食宰相亦得谥文正，可见宣统朝名器之滥，此亦末世之一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