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这树林里，是禁止打鸟的，说是打鸟是杀生，是不应该的；也禁止孩子们破坏鸟窝，说是破坏鸟窝，是不道德的事，使那鸟将没有家了。
但是现在连大树都倒下了。
这趟夹树道在城外站了不知多少年，好像有这地方就有这树似的，人们一出城门，就先看见这夹道，已经看了不知多少年了。在感情上好像这地方必须就有这夹树道似的，现在一旦被砍伐了去，觉得一出城门，前边非常的荒凉，似乎总有一点东西不见了，总少了一点什么。虽然还没有完全砍完，那所剩的也没有几棵了。
一百多棵榆树，现在没有几棵了，看着也就全完了。所剩的只是些个木桩子，远看看不出来是些个什么。总之，树是全没有了。只有十几棵，现在还在伐着，也就是一早一晚就要完的事了。
那在门洞子里两个拉锯的大皮帽子，一个说：
“依你看，大少爷还能回来不能？”
另一个说：
“我看哪……人说不定有没有了呢……”
其中的一个把大皮帽子摘下，拍打着帽耳朵上的白霜。另一个从腰上解下小烟袋来，准备要休息一刻了。
正这时候，上房的门喀喀的响着就开了，老管事的手里拿着一个上面贴有红绶的信封，从台阶上下来，怀怀疑疑，把嘴唇咬着。
那两个拉锯的，刚要点起火来抽烟，一看这情景就知道大先生又在那里边闹了。于是连忙把烟袋从嘴上拿下来，一个说，另一个听着：
“你说大少爷可真的去打日本去了吗？……”
正在说着，老管事的就走上前来了，走进大门洞，坐在木架上，把信封拿给他们两个细看。他们两个都不识字，老管事的也不识字。不过老管事的闭着眼睛也可以背得出来，因为这样的信，他的主人自从生了病的那天就写，一天或是两封三封，或是三封五封。他已经写了三个月了，因为他已经病了三个月了。
写得连家中的小孩子也都认识了。
所以老管事的把那信封头朝下，脚朝上的倒念着：
大中华民国抗日英雄
耿振华吾儿 收
父字
老管事的全念对了，只是中间写在红绶上的那一行，他只念了“耿振华收”，而丢掉了“吾儿”两个字。其中一个拉锯的，一听就听出来那是他念错了，连忙补添着说：
“耿振华吾儿收。”
他们三个都仔细地往那信封上看着，但都看不出“吾儿”两个字写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都不识字。反正背也都背熟的了，于是大家丢开这封信不谈，就都谈着“大先生”，就是他们的主人的病，到底是个什么来历。中医说肝火太盛，由气而得；西医说受了过度的刺激，神经衰弱。而那会算命的本地最有名的黄半仙，却从门帘的缝中看出了耿大先生是前生注定的骨肉分离。
因为耿大先生在民国元年的时候，就出外留学，从本地的县城，留学到了省城，差一点就要到北京去的，去进北京大学堂。虽是没有去成，思想总算是革命的了。他的书箱子里密藏着孙中山先生的照片，等到民国七八年的时候，他才取拿出来给大家看，说是从前若发现了有这照片是要被杀头的。
因此他的思想是维新的多了，他不迷信，他不信中医。他的儿子，从小他就不让他进私学馆，自从初级小学堂一开办，他就把他的女儿和儿子都送进小学堂去读书。
他的母亲活着的时候，很是迷信，跳神赶鬼，但是早已经死去了。现在他就是一家之主，他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他的夫人，五十多岁了，读过私学馆，前清时代她的父亲进过北京去赶过考，考是没有考中的，但是学问很好，所以他的女儿《金刚经》《灶王经》都念得通熟，每到夜深人静，还常烧香打坐，还常拜斗参禅。虽然五十多岁了，其间也受了不少的丈夫的阻挠，但她善心不改，也还是常常偷着在灶王爷那里烧香。
耿大先生就完全不信什么灶王爷了，他自己不加小心撞了灶王爷板，他硬说灶王爷板撞了他。于是很开心地拿着烧火的叉子把灶王爷打了一顿。
他说什么是神，人就是神。自从有了科学以来，看得见的就是有，看不见的就没有。
所以那黄半仙刚一探头，耿大先生唔唠一声，就把他吓回去了，只在门帘的缝中观了观形色，好在他自承认他的功夫是很深的，只这么一看，也就看出个所以然来。他说这是他命里注定的前世的孽缘，是财不散，是子不离。“是财不散，是儿不死。”民间本是有这句俗话的，但是“是子不离”这句没有，是他给编上去的。因为耿大少爷到底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于是就只好将就着用了这么一个含糊其词的“离”字。
假若从此音信皆无，真的死了，不就是真的“离”了吗？假若不死，有一天回来了，那就是人生的悲、欢、离、合，有离就有聚，有聚就有离的“离”。
黄半仙这一套理论，不能发扬而光大之，因为大先生虽然病得很沉重，但是他还时时的清醒过来，若让他晓得了，全家上下都将不得安宁，他将要挨着个儿骂，从他夫人骂起，一直骂到那烧火洗碗的小打。所以在他这生病的期中，只得请医生，而不能够看巫医，所以像黄半仙那样的，只能到下房里向夫人讨一点零钱就去了，是没有工夫给他研究学理的。
现在那两个大皮帽子各自拿了小烟袋，点了火，彼此咳嗽着，正想着大大的发一套议论，讨论一下关于大少爷的一去无消息。有管事的在旁，一定有什么更丰富的见解。
老管事的用手把胡子来回的抹着，因为不一会工夫，他的胡子就挂满了白霜。他说：
“人还不知有没有了呢？看这样子跑了一个还要搭一个。”
那拉木头的就问：
“大先生的病好了一点没有？”
老管事的坐在木架上，东望望，西望望，好像无可无不可的神情，似乎并不关心，而又像他心里早有了主意，好像事情的原委他早已观察清楚了，一步一步的必要向那一方面发展，而必要发展到怎样一个地步，他都完全看透彻了似的。他随手抓起一把锯末子来，用嘴唇吹着，把那锯末子吹了满身，而后又用手拍着，把那锯末子都拍落下去。而后，他弯下腰去，从地上搬起一个圆木磙子来，把那木磙子放在木上，而后拍着并且用手揪着那树皮，撕下一小片来，把那绿盈盈的一层掀下来，放在嘴里，一边咬着一边说：
“还甜丝丝的呢，活了一百年的树，到今天算是完了。”
而后他一脚把那木墩子踢开。他说：
“我活了六十多年了，我没有见过这年月，让你一，你不敢二，让你说三，你不敢讲四。完了，完了……”
那两个拉锯的把眼睛呆呆的不转眼珠。
老管事的把烟袋锅子磕着自己的毡鞋底：
“跑毛子的时候，那俄大鼻子也杀也砍的，可是就只那么一阵，过去也就完了。没有像这个的，油、盐、酱、醋、吃米、烧柴，没有他管不着的；你说一句话吧，他也要听听；你写一个字吧，他也要看看。大先生为了有这场病的，虽说是为着儿子的啦，可也不尽然，而是为着小……小□□。”
正说到这里，大门外边有两个说着“咯大内、咯大内”的话的绿色的带着短刀的人走过。老管事的他那掉在地上的写着“大中华民国”字样的信封，伸出脚去就用大毡鞋底踩住了，同时变毛变色的说：
“今年冬天的雪不小，来春的青苗错不了呵！……”
那两个人“咯大内、咯大内”的讲着些个什么走过去了。
“说鬼就有鬼，说鬼鬼就到。”
老管事的站起来就走了，把那写着“大中华民国”的信封，一边走着一边撕着，撕得一条一条的，而后放在嘴里咬着，随咬随吐在地上。他径直走上正房的台阶上去了，在那台阶上还听得到他说：
“活见鬼，活见鬼，他妈的，活见鬼……”
而后那房门喀喀的一响，人就进去了，不见了。
清雪还是照旧的下着，那两个拉锯的，又在那里唰唰的工作起来。
这大锯的响声本来是“扔扔”的，好像是唱歌似的，但那是离得远一点才可以听到的，而那拉锯的人自己就只听到“唰唰唰”。
锯末子往下飞散，同时也有一种清香的气味发散出来。那气味甜丝丝的，松香不是松香，杨花的香味也不是的，而是甜的，幽远的，好像是记忆上已经记不得那么一种气味的了。久久被忘记了的一回事，一旦来到了，觉得特别的新鲜。因为那拉锯的人真是伸手抓起一把锯末子来放到嘴里吞下去。就是不吞下这锯末子，也必得撕下一片那绿盈盈的贴身的树皮来，放到嘴里去咬着，是那么清香，不咬一咬这树皮，嘴里不能够有口味。刚一开始，他们就是那样咬着的。现在虽然不至再亲切得去咬那树皮了，但是那圆滚滚的一个一个的锯好了的木墩子，也是非常惹人爱的。他们时或用手拍着，用脚尖触着。他们每锯好一段，从那木架子推下去的时候，他们就说：
“去吧，上一边呆着去吧。”
他们心里想，这么大的木头，若做成桌子，做成椅子，修房子的时候，做成窗框该多好，这样好的木头哪里去找去！
但是现在锯了，毁了，劈了烧火了，眼看着一块材料不成用了。好像他们自己的命运一样，他们看了未免有几分悲哀。
清雪好像菲薄菲薄的玻璃片似的，把人的脸，把人的衣服都给闪着光，人在清雪里边，就像在一张大的纱帐子里似的。而这纱帐子又都是些个玻璃末似的小东西组成的，它们会飞，会跑，会纷纷的下坠。
往那大门洞里一看，只影影绰绰的看得见人的轮廓，而看不清人的鼻子眼睛了。
可是拉锯的响声，在下雪的天气里，反而听得特别的清楚，也反而听得特别的远。因为在这样的天气里边，人们都走进屋子里去过生活了。街道上和邻家院子，都是静静的。人声非常的稀少，人影也不多见。只见远近处都是茫茫的一片白色。
尤其是在旷野上，远远的一望，白茫茫的，简直是一片白色的大化石。旷野上远处若有一个人走着，就像一个黑点在移动着似的；近处若有人走着，就好像一个影子在走着似的。
在这下雪的天气里是很奇怪的，远处都近，近的反而远了。比方旁边有人说话，那声音不如平时响亮。远处若有一点声音，那声音就好像在耳朵旁边似的。
所以那远处伐树的声音，当他们两个一休息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听见了。
因为太远了，那拉锯的“扔扔”的声音不很大，好像隔了不少的村庄，而听到那最后的音响似的，似有似无的。假若在记忆里边没有那伐树的事情，那就根本不知道那是伐树的声音了。或者根本就听不见。
“一百多棵树。”因为他们心里想着，那个地方原来有一百多棵树。
在晴天里往那边是看得见那片树的，在下雪的天里就有些看不见了，只听得不知道什么地方“扔、扔、扔、扔”。他们一想，就定是那伐树的声音了。
他们听了一会，他们说：
“百多棵树，烟消火灭了，耿大先生想儿子想疯了。”
“一年不如一年，完了，完了。”
樱桃树不结樱桃了，玫瑰树不开花了。泥大墙倒了，把樱桃树给轧断了，把玫瑰树给埋了。樱桃轧断了，还留着一些枝杈，玫瑰竟埋得连影都看不见了。
耿大先生从前问小孩子们：
“长大做什么？”
小孩子们就说：“长大当官。”
现在老早就不这么说了。
他对小孩子们说：
“有吃有喝就行了，荣华富贵咱们不求那个。”
从前那客厅里挂着画，威尔逊，拿破仑，现在都已经摘下去了，尤其是那拿破仑，英雄威武得实在可以，戴着大帽子，身上佩着剑。
耿大先生每早晨吃完了饭，往客厅里一坐，第一个拿破仑，第二个威尔逊，还有林肯，华盛顿……挨着排讲究一遍。讲完了，大的孩子让他照样的背一遍，小的孩子就让他用手指指出哪个是威尔逊，哪个是拿破仑。
可是现在没有了，那些画都从墙上摘下去了，另换上一个面孔，宽衣大袖，安详端正，很大的耳朵，很红的嘴唇，一看上去就是仁义道德。但是自从挂了这画之后，只是白白的挂着，并没有讲。
他不再问孩子们长大做什么了。孩子们偶尔问到了他，他就说：“只求足衣足食，不求别的。”
这都是日本人来了之后，才改变了的思想。
再不然就说：
“人生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如僧家半日闲。”
这还都是大少爷在家里时的思想。大少爷一走了，开初耿大先生不表示什么意见，心里暗恨生气，只觉得这孩子太不知好歹。但他想过了一些时候，就会回来的了，年青的人，听说哪方面热闹，就往哪方面跑。他又想到他自己年青的时候，也是那样。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还偷偷的加入了革命党呢。现在还不是，青年人，血气盛，听说是要打日本，自然是眼红，现在让他去吧，过了一些时候，他就晓得了。他以为到了中国就不再是“满洲国”了。说打日本是可以的了。其实不然，中国也不让说打日本这个话的。
本地县中学里的学生跑了两三个。听说到了上海就被抓起来了。听说犯了抗日遗害民国的罪。这些或者不是事实，耿大先生也没有见过，不过一听说，他就有点相信。他想儿子既然走了，是没有法子叫他回来的，只希望他在外边碰了钉子就回来了。
看着吧，到了上海，没有几天，也是回来的。年轻人就是这样，听了什么一个好名声，就跟着去了，过了几天也就回来了。
耿大先生把这件事不十分放在心上。
儿子的母亲，一哭哭了三四天，说在儿子走的三四天前，她就看出来那孩子有点不对。那孩子的眼池是红的，一定是不忍心走，哭过了的，还有他问过他母亲一句话，他说：
“妈，弟弟他们每天应该给他们两个钟头念中国书，尽念日本书，将来连中国字都不认识了，等一天咱们中国把日本人打跑了的时候，还满口日本话，那该多么耻辱。”
妈就说：
“什么时候会打跑日本的？”
儿子说：
“我就要去打日本去了……”
这不明明跟母亲露一个话风吗？可惜当时她不明白，现在她越想越后悔。假如看出来了，就看住他，使他走不了。假如看出来了，他怎么也是走不了的。母亲越想越后悔，这一下子怕是不能回来了。
母亲觉得虽然打日本是未必的，但总觉得儿子走了，怕是不能回来了，这个阴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也许本地县中学里的那两个学生到了上海就音信皆无，给了她很大的恐怖。总之有一个可怕的阴影，不知怎么的，似乎是儿子就要一去不回来。
但是这话她不能说出来，同时她也不愿意这样地说，但是她越想怕是儿子就越回不来了。所以当她到儿子的房里去检点衣物的时候，她看见了儿子出去打猎戴的那大帽子，她也哭。她看见了儿子的皮手套，她也哭。哭得像个泪人似的。
儿子的书桌上的书一本一本的好好的放着，毛笔站在笔架上，铅笔横在小木盒里。那儿子喝的茶杯里还剩了半杯茶呢！儿子走了吗？这实在不能够相信。那书架上站着的大圆马蹄表还在咔咔咔的一秒一秒的走着。那还是儿子亲手上的表呢。
母亲摸摸这个，动动那个。似乎是什么也没有少，一切都照原样，屋子里还温热热的，一切都像等待着晚上儿子回来照常睡在这房里，一点也不像主人就一去也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