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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初十，东京人轻松愉快地送走了北伐大军。在检阅场上，宣抚副使蔡攸出尽洋相。这一幕演出成为那几天人们谈笑的绝好资料。还有人模拟他的动作，不断在腰间摸索，忽然一个失手，宝剑“豁朗朗”地坠落地上。这很快就风靡了东京城，在以后一段时间内，“豁朗朗”一声就成为“臼子舍人”的代名词。
在那段时期中，东京人的确对他们毕生从未经历过的战争发生了莫大的兴趣，彼此见了面，都要以有关战争的火热的新闻作为谈话内容，并且把有关战争的真实的、真假参半的以及完全虚构的消息相互传播，似乎非此不足表现出他是个时髦人物。
东京人之所以对战争具有这样大的兴趣，首先因为它是“毕生未经历过的事情”。人们对于新鲜事物都感兴趣，除非他是个保守派。一切住在大城市里的时髦人物最怕的事情莫过于送他一顶保守派的帽子。
再则在大军刚要出发的几天内，有那么多的人被直接和间接卷进了这场战争，从而使他们以及和他们有关系的人不得不对它关心起来。
史大郎是家住在九桥门街的一个青年小伙子。他爹在当地开家熟肉铺子。大郎的活动范围早就超越他爹的社会地位而高攀上一批达官贵人的衙内、舍人，成为他们与街混儿、泼皮之间的媒介体。大郎一向生活得那么活泼、愉快，成为那个地段的“子弟班”中的核心人物。谁料到高三公子把他拉上一把，居然混进北伐军的队伍中当名小军官。他一走，地方上少了个惹是生非的领头人，倒惹得大家对他想念不止。这就是一个因为战争而引起大家关心的人。
再如潘楼街一家规模宏大的成衣铺子，一向以裁制仕女时装出名。人们都知道它是高俅的长兄、眼泡皮底下生个大肉瘤、绰号叫作“司马师”的高杰的本钱。这家成衣铺从正月以来忽然添挂出一块“本店重金礼聘高手名师精制衣甲旗帜”的招牌，承揽了北伐大军全部的衣甲旗帜等项业务，发了一大笔横财。这不但引起同行的公愤，也使得广大市民都为之愤愤不平。因为东京人信奉的经济分配原则是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使，反对独揽垄断。违背了这个原则，就要受到公众的唾弃。果然有一天，衣甲业行会的会头带了百十个同业，声势浩大地把这家成衣铺的招牌砸了，吓得“司马师”只敢从后门溜走。在街道上作壁上观的市民们都为之拍手称快。这又是一件因为战争引起的社会新闻。
在那段时期中，人们到处都可以听到类似的新闻和消息。把它们积累起来就给战争造成一种看得见、听得到、闻得出、摸得着的现实的感觉。东京人不但都是时髦派，又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对现实的事物一向就十分敏感。
再则，凡是分得出胜负的玩意儿，例如年轻子弟赛锦体[1]、庙会看相扑、端午节参观龙舟竞渡，等等，东京人莫不感兴趣。恰巧战争也可以归入这一范畴中，何况这场战争又被当局者描绘得如此轻易就可以获得胜利。小关索李宝在一场角牴中打败他的对手还得流一身汗哩，哪能这样容易就打胜仗？老实说，东京人不怕打不赢伐辽的这一仗，只怕赢得太容易了，看不过瘾。譬如说：龙舟竞渡的一方把对手落下六七十丈，那就要使乘兴出城去参观的观众们败兴而返了，他们一定会口出怨言道：“这是各归各的划船，算得什么竞渡？”东京人喜欢的是只差分秒毫厘之间的胜负，他们希望看到的战争的胜利也就是那种只差一点就险险乎被对方打败的胜利，这看起来才叫人兴致勃勃地过瘾哩！
可是当大军出发以后，前面的一种因素逐渐减少了，而胜利的捷报也没有像他们预期的那样很快传送到东京来。东京人虽然喜欢只有几微之差但又要是立等可取的胜利，旷日持久的结果不合他们的脾胃。东京人当初似乎没有想到这一点，这真是大煞风景。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人们对战争的兴趣减少了。到了一个月以后很少再有人谈起战争、关心战争，只有亲人在军队里的家庭才是例外。可是例外之外又有例外，有的家庭虽有人参加战争，家里人只当他出门去做买卖，根本不关心他的命运。这是因为他们既没有战败的思想准备，也没有把战争和死亡、危险等令人不快的概念联系起来。
这种对战争冷淡的程度，到了五月下旬一度达到冰点。
“前天看见你家大郎回家来了！”有人问到他的邻居。这个大郎就是家住在九桥门街的那个活泼、愉快的小伙子史大郎。他的出征曾受到邻居们热烈的关心。现在他悄悄地开小差回来了，自然也会在一些人中间引起疑问。
“可不是他们那一伙都回来了。”大郎的爹不痛不痒地回答。
“大郎在前线可好？”
“他的事情谁知道。”
“前线打了胜仗不曾？”
“天知道。”
“大郎这一回来，还去不去了？”
“天知道。”
“他们在前线一个多月都干了些什么？”
“吃饭屙屎。”大郎爹从熟肉店老板对现实利害关系的精明的盘算出发，认为这个要涉及领头开小差的高三公子的名誉问题，最好还是不谈或少谈。他急于要摆脱那个喋喋多问的邻居，不耐烦地说，“这一进一出的大事，不分前线后方，到处都是一样的。”
“吃饭屙屎，谁不知道。俺问的是他见过几仗，杀了几个辽兵？”
“天知道。”
“他要不回前线去了，官府里岂不要查究他？”
有了高三公子的撑腰，还怕官府的查究？这显然属于愚不可及的愚问了，他不屑回答。
他的邻居不甘就此罢休，有意提起四月间为他大郎送行饯别时的那种盛况，借以提高他的兴趣。没料到他回答了一个更加冷淡、更加严厉的字。
“瓒！”
轰动九城、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成为头条新闻的伐辽战争居然下降到“瓒”，使得这一位可敬的邻居大惊失色。
但是熟肉店老板是正确的，一方面固然涉及实际利害，一方面他也看到伐辽战争在人们心目中早已冷下来了，他的英雄儿子的归来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只有这个不识相的邻居偏要掘根究底地追问不休，他不是个“瓒”货是什么？
2
东京人衡量新闻的价值，不是决定于它的重要性，而是决定于它的新鲜感。一切头号新闻都不具有凝固性，因为一切新鲜的事物都不可能永久保持新鲜。汴河中网得的鲤鱼，要不是趁着新鲜烹制吃了，虽有冰窖可以冷藏，到头来只好腌了当咸鱼吃。虽说咸鱼也有它的市场，毕竟咸鱼的价值大大低于鲜鱼。新闻也是一样，总是新陈代谢的，一切冷藏过、腌过、腊过的新闻，势必要变成“旧闻”，乖乖地让位于新的“新闻”。
加速战争新闻代谢的是五月中旬开封府公人破获了一件惊天动地的“鬼”公案。
有人利用已经炎热起来但在那里并不潮湿的气候，“垄断”了一段久已堙塞的地下水道，进行名副其实的黑市买卖。起初只是依靠一两盏鬼火，在暗中摸索着做些小买卖，吃亏便宜，一半凭手气、碰运道。他们自己称之为“鬼市”。后来营业范围扩大了，索性把大段的地下水道分隔成为一个个小房间，招引得大批男女前来饮酒作乐，赌博幽会。这时虽然已经明烛辉煌，人语喧阗，其热闹的程度不亚于地面上的“樊楼”（丰乐楼）和东西鸡儿巷之盛，但他们自己还是谦逊地称之为“鬼樊楼”。
东京人对于法律概念是模糊的，执法者——破获这件公案的公人头儿、开封府尹盛章本人就经常在地上的“樊楼”摆酒席宴客，也免不了要赌博作乐，并且还以参加更高级的执法者、殿前司都指挥使高俅在东鸡儿巷赵元奴家里邀集的欢宴为荣，如果有那么一次不在被邀之列，就要惴惴然唯恐有什么灾难临头了。河北都转运使詹度、河北转运判官李邺经常派人，有时自己也抽空到京师来，把大批军需物资在市场上抛售，然后又叫人出面收购了，再以重价转售给转运部门。所有这些都是在法律保护下公开进行的，谁也没有提出异议。为什么仅仅隔开三尺地皮，在“鬼樊楼”中饮酒作乐，在“鬼市”做些将本就利的买卖，转售一部分军用剩余物资，饮些官儿们的盏底余沥，就算是犯罪呢？谁也不能够解释这个问题。
更加奇怪的是，“鬼市”“鬼樊楼”的经营者和入股者自己先就有了犯罪意识，感觉到在这里开张营业，招徕顾客，不太有保障，要找个可靠的后台靠山。他们找的后台不是别人，正是专管这一类犯科作恶案件的高俅和盛章。前台与后台达成了默契，四六折账，前台每天用大秤称了上百两银子给后台送去，他们都欣然笑纳了，人们管高俅叫“大掌柜”，管盛章叫“二掌柜”，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内幕之内还有内幕，据说包庇黑市、坐地分赃的还不止高、盛两个，内押班张迪也轧一脚，被称为“内掌柜”。这项小小经纪是通了天的，据内掌柜透露，“凭咱家一句话，还有人敢在官家面前道个‘不’字？”可是台后老板之间有时分肥不均，闹起窝里反，掌柜们一翻脸，把小伙计作筏子，连带顾客们一起遭殃，被捉进官府里去。为什么日进斗金的后台老板不但逍遥法外，还老着面皮高坐在堂上审讯这干人犯，而钻营一些蝇头微利的小伙计倒要锒铛入狱、吃官司、打屁股？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
东京人对于吃喝玩乐的门槛虽然精通，对于司法问题却是不求甚解的。他们接受法律的统治，承认铁索、狴犴和板子的权威性，准备有朝一日也去尝尝它们的滋味，这就是朝廷赋予他们的特权。至于对法律的解释权，那是属于执行者的事情，他们无权过问，也没有兴趣去进一步探索。
他们只对发明创造这件闻所未闻的地下奇案感兴趣，特别对于“鬼樊楼”这个新颖奇巧的名称大为激赞。
所有进不去樊楼的人因为把“鬼”字按在樊楼上面而产生了痛快感，他们本来也把在地面上的樊楼中进出的人看成另外的一种族类——鬼。这种族类经过不断膨胀发酵，早已失去人的正规化的形式了。
反之，有资格在地面上的樊楼进出的人也因为这个奇巧的名称而产生了自豪感，他们本来就把进不去樊楼的人看成另外的一种族类——鬼。这一族类必须经过一番加工改造后才能升格成为一个人。
进不进得去樊楼恰巧是把东京人划分为两大类的自然标准。但不管哪一类都对这个案件感兴趣，都因为把这个“鬼”字按到对方头上去而感到舒服。因此这一件轰动全城的公案，能够在一段时期里，取代战争，保持了头号新闻的荣誉地位。
东京人在自己的生活轨道上熟练地滑行着。
没有一件新鲜可喜的事情会遭到他们的冷遇和歧视，但他们也同样追求原来生活轨道中的一切。他们还是忙着逛相蓝、赶庙会，在这个新的季节里，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每天骑马、乘轿或者步行着拥到万胜门外的金明池去看“水傀儡”“水秋千”等永远看不厌的精彩节目。金明池是京郊著名的风景区、游乐场和大市集。人们宁可跑十多里路到这里来尝尝著名的“水饭”“摩睺罗饭”“水螺蛳”和簇新应市的“凉水绿豆汤”，等等，虽然这些小吃同样也可以在城里吃到，而且比这里供应的还要价廉物美。
不忘故旧，旧中翻新，新的又要刻意求精，东京人的生活轨道就是这样螺旋上升的。
唯一的不同，就是一年一度在金明池举行的龙舟夺标竞渡，今年由朝廷明令宣布暂停一年。推迟的公开原因是参加比赛的双方——代表宫廷的龙翔队和代表水军的虎翼队，都有许多好手到前线去参加战争了，剩下的成员不足成队，比赛只好展缓。只有这一件令人扫兴的事情，才使人淡淡地想到离开京师一千里外的河北地面还有一场近乎端阳节龙舟竞渡这种性质的伐辽战争尚在进行，还没有分出胜负——一场多么令人厌烦的竞赛。此外，再也没有人想起或谈到这场战争了。
东京人像当初对这场战争这样狂热一样容易冷淡它和忘却它，它早已被抛到东京人的日常生活轨道以外了。
不但老百姓如此，官方似乎也同样忘记了这场战争。
朝廷的文武官员也是熟练地在仕宦生涯的轨道上滑行着，什么都没有改变，什么都没有遗漏。当然他们也要旧中翻新，新的刻意求精——在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的技术技巧上。他们照样在一些人面前做矮子，在一些人面前充胖子；得意者在朝堂上弹冠相庆，失意者在十里长亭外黯然销魂。这一切似乎都还按着老调子进行，但事实上已发生不少新的变化。
入内内侍省都押班张迪这部活的《绅缙录》敏感地反映出官场的浮沉升降。他不是对某些人更加笑颜相对，喜气迎人，便是对某些人把面孔拉得更长了，觌面相逢，也不屑点一个头，竟然扬长而过。他的这个政治气候测温表每天都在指示寒暑炎凉、晴雨干湿，显出高度的灵敏性。
当前的政治气候是在朝的王黼一派人的气温更加上涨，在野的蔡京一派人的气温更加下降了。除了张迪的面部表情不断变化外，还有下列一事为证。
五月初，致仕公相蔡京借大相国寺一连三天拜梁王忏，大做水陆道场，为祖宗荐福。现任太宰王黼当然要去拈香行礼，这是理所当然的。王黼到了大相国寺只行了一个礼，说了两句应酬话，打起轿子就走，前后不过一炷香的时间。这是在朝派应有的权利，使他们易地以处，也是这样做的，谁也不能提出异议。
引起轩然大波的，是王黼行经大殿时，一眼瞥见佛龛前的黄幡上写着蔡京一长串的官衔，这些官衔虽然在事实上已经失去时效，成为“瓒”货了，但写在黄幡上还是十分辉煌的。王黼不禁对自己嘀咕了一句：“不想蔡元长时至今日还有许大官衔！”
姑不论这句话包含着多少讽刺意味，也不说“时至今日”这四个字藏有什么机锋，蔡京自从当上执政以来，人们对他的称呼也不断高升，由“大资”到“参知”，到“相公”，再升到人臣的巅峰“公相太师”，已经历有年所，他的这个元长的表字至少在口头上已被人家遗忘了二十年之久了。不想一旦热锅子里忽然爆出一颗冷栗子，王黼有意忘记了他在仕途上要比蔡京晚进三十年的事实，忘记了他本来就是蔡京的门下，受过他的赏识、提拔，多年来相公公相不离口，叫得比别人更亲热、更响亮的事实，今天忽然在大庭广众间，当着蔡京子侄的面，直称起蔡京的表字来。在情理以内的架子，大家固然习以为常，事情做得过火了，叫人下不得台，就会引起反响。叵耐蔡京的门下人，包括哼哈二将余深、薛昂在内，明明听见了，不以为忤，反而逢迎拍马，无所不至，恨不得一躬到地，把王黼一直送回相府。就中薛昂表现得格外起劲，他一个劲儿地拉住王黼的轿杠，跟着轿班走路，口中还念念有词道：“太宰目前正在百尺竿头，青云直上，将来勋业功德，当与伊吕比隆，正当于三代中求之。眼前区区，何足道哉！”
这番话迅速回传到蔡京的耳朵里，元长的称呼已叫他十分受不了，何况又是“眼前区区，何足道哉”，简直是把他看成了一堆垃圾。公相今天总算尝到薛大鼻子的滋味了，他一时沉不住气，不由得指着两尊正在斗法的罗汉塑像，发挥道：“上首两尊罗汉斗争，兀自胜负来分，叵耐下首的小鬼，先已倒向一边。怎知佛门森严，轻易出得门去，休想再回进来。”
薛昂的倒戈酝酿已久，本是意中之事，但是一向以涵养功夫出名的蔡京，居然说了这样一句缺少含蓄的话，恰恰说明在目前朝局的斗争中，他所处的劣势地位。懂得这一点，就不用奇怪在那三天的道场中，善打抽丰的张迪居然托病不出，仅仅派了一名中等内监，代表他去相蓝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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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蔡京反攻的机会来到了。
五月二十六日的败讯，只隔三天工夫，二十九日上午已传到东京。在朝派的王黼照例是不动声色，尽量把消息封锁起来。在迫不得已的场合中，也只肯按照童贯上奏的调子，承认前线发生一些小进退，我军坚守阵地，把败耗缩小到最低限度。
反之，在野派蔡京一伙从王黼躲躲闪闪的言论中，参透了事实的真相。然后他们做了与王黼完全相反的事情，把消息尽量扩大传播，并且别有用心地把事实夸大到前线的西军已全面崩溃，战祸可能要迅速蔓延到京西、京东路，不久东京城也将受到威胁的危险的程度。
封疆问题历来是党派斗争中一个绝好把柄，在野派总是要抓住这个把柄，对在朝派大肆攻击的。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蔡京一伙人十分明白在这个关系到大家切身利害的问题上扳倒了王黼，就意味着蔡京的东山再起。目前的朝局，主要是他们两派人互为更迭，官家手里并没有准备着第三副班子。王黼下野之日，就是公相再度登场之时。因此他们的攻击宣传中，特别强调要追究战败的个人责任，进而追究发动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他们郑重声明，公相本人自始至终都是反对这场战争的。谓予不信，有诗为证。于是他们就高吟起公相给蔡攸寄去的诗：
百年信誓当深念，六月王师好少休。
诗中的含义如此明显，难道还需要什么诠释吗？
随着以后几天败讯连续传来，蔡京一伙声势大振。据传官家已有整整三天没有接见王黼，在他亲笔写给童贯的诏旨中也有“朕从此不复信汝矣”这样一句分量极重的话。这些传闻，张迪不仅亲口加以证实，并且还隐善扬恶，尽量扩大影响。这时蔡京的喽啰们纷纷归队，连破门而去的哼哈二将，也想重新皈依佛门，惴惴然唯恐祖师爷记恶在心，不肯把他们重新录入门墙了。
在此期间，王黼进不到宫里去，就不分昼夜地前往张迪的别邸里去候见他。前后共达七八次之多，都被张迪托词有病挡住驾。
刚在旬日之前，张迪曾借口有病，没有亲自去相蓝为太师荐祖的佛事行礼。如今，他又以同样的理由挡王黼的驾。连病名都不用更换，真所谓“一鸡两吃”，妙用无穷。其实他又何尝有过一点伤风咳嗽、拖清水鼻涕吐浓痰？那天，正好是官家御用书画鉴定家龙大渊邀他出席私宴。龙大渊曾经为官家主持摹刻《大观帖》，是官家在这方面的私人顾问，虽无正式名分，却是经常见得到官家，可以说几句话的亲信人员，他的邀请决不能拒绝。于是张迪把王黼撇在门外，自己鲜龙活跳地跑到龙大渊家里赴席。这是一个带有私人性质，只有少许知交参加的亲密的宴会。在朝局可能发生大变动的时会中，这种性质的宴会最配张迪的胃口。他抓住一个机会，就跟另一个高级内侍谭稹谈开了：“王将明找了咱一二十遍，咱与王将明各走各的道儿，混不到一块儿，见了面又有什么好说的！”虽然是跟谭稹密谈，他故意把嗓音提高到可以让全席的宾主都可以听清楚的程度。这是他张迪发表政见的论坛，他们有权利可以听到它。他把这句话说得十分明确，毫不含糊，然后加上说，“办起朝廷大事来，毕竟要数公相太师斫轮老手。王将明这只花木瓜，中看不中吃，咱早跟官家说过，要提防着点儿，否则，迟早要吃他的亏。”
没有一件后来发生的事情不在他当初的意料之中，并且事前都早对官家作过种种提示和暗示，可惜官家当时没有领会他的意思（这最后的半句话照例是咽在喉咙里，要听的人自己体会出来）。如果他张迪不是这样一个先知先觉者，怎配在官家面前长久地当这份体面差事而不出差错？
张迪的仕宦艺术显然又提高一步了。他蓦地想起有个大漏洞需要去填补一下。不待席终，他就匆忙地站起来，向主人家告辞道：“前日公相太师有事相蓝，咱偏偏告病在家，不得前去拈香展敬。今日痊愈了，正好顺道去太师府弯弯，向他告个罪。”
除了以上两大派的明争暗斗以外，这时朝廷外还存在着第三种力量，它就是太学生们。太学生触觉灵敏，反应迅速，对社会舆论往往起着带头作用。这时太学生们也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得战败的消息，发表起议论来。太学生最惯用的形式是不知道珍惜笔墨地向朝廷上《万言书》，有时还超过万言，竟达到两万、三万言。大约除了他们本人以外，很少有人能够卒读终篇的。他们推本溯源，把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归之于近年来的朝政腐败，并且一视同仁地把主持这场战争的童贯、王黼和最初建议这场战争的蔡京统统列入可诛的奸贼之列，把他们看成一丘之貉，并没有在朝、野两派斗争中作左右袒。
战败的责任好像一只轻飘飘的气球，现在大家都把它远远地推开去，犹如当初大家抢着、夺着要把战争的发明权和主持权揽过来一样。童贯照例把气球往种师道头上推，蔡京又把气球推给王黼、童贯，连自己的儿子蔡攸也大大有份。但是太学生们也没有把蔡京轻轻放过门。几天之内，在前线和东京的官场中进行了一场比前线阵地争夺战还要激烈的“脱卸战”。当然他们都很明白气球落到谁的头上，谁就该倒霉。气球向他头上轻轻飘来时，他就使出浑身解数，腾空一脚，把霉头触到别人身上去。毕竟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的王将明取得了胜利，最后把球完全推到种师道身上。六月初八，朝廷明旨宣布种师道“天资好杀”“助贼为谋”两项罪名，撤去他的都统制之职，责授右卫将军致仕。
所谓“天资好杀”，就是说种师道违抗朝旨，擅自动兵启衅；所谓“助贼为谋”，就是指种师道轻举妄动，正好中了敌人的圈套，以致全线溃败。这两个罪名说得似通非通，却是宣抚司僚属们的杰作，加上王黼一套魔术般的手法，说得头头是道，使种师道有口难辩，因此他要负战败的全责。这道朝旨的要点是表明朝廷收复燕云之决策，并不因一战受挫而有所改变。战争还得继续下去。蔡攸、童贯脱尽干系，轻松愉快；王黼一度在天空中翻筋斗的纸鹞又飞稳了，他们在张迪的气温表上的水银柱又直线上升，甚至升到比原来更高的刻度上。
给龙大渊还礼的筵席上，张迪又一次碰到贪吃的谭稹，两人地位相当，各有所爱，碰在一起时又促膝谈起心来。
“老不死妄图再起，用心不可谓不密，怎奈王将明也不是好惹的。”张迪记得几天前曾和谭稹同过席，谈过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完全不记得那次谈话的要点，或者是他认为没有必要再去记得那次谈话的要点了。官儿们的记忆力是一种特殊的记忆力，应该记得的事情就该记，应该忘记的事情就该忘。现在他以一种旁观者的义愤，慷慨激昂地为王黼打气道：“咱看这老不死的这两天忙进忙出，活像摘去了头的苍蝇，乱冲胡撞，到处碰壁，他哪里是王将明的对手。”
“嗬……嗬。”谭稹对这个话题没有感到很大的兴趣，那时他正好伸长头颈去接一筷从远处夹来的胭脂鹅脯，还来不及对他的话做出反应。接着又听到张迪情意绸缪的邀请。
“明儿晚上，咱家做个小小的东道，请王将明来舍间赴席，少不得又要请老哥来捧捧场子了。”
“咱哥儿俩的事，还有什么说的！”谭稹大幅度地牵动他的歪嘴，哈哈大笑道，“老哥请客，小弟岂有不忝陪末座之理？明天申时准到。”一种出自内心的喜悦，布满在他油光光的脸上，表明他确是一个无邀不应、有请必到的饕餮之徒。
谭稹也曾有过军事方面的资历，和童贯一样双手沾满过人民的鲜血，如今闲了一段时间，似乎想用他的饕餮来洗赎过去的罪孽。现在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吃，对于什么伐辽战争，什么王、蔡之争都没有兴趣，更加想不到有朝一日还是要他身不由己地卷进那场军事纠纷中去。现在他忙着赴各家之宴，不管是王黼的主人，还是蔡京的主人，还是中立派的主人，他的任务是把各家宴席中听来的流言蜚语不分彼此地传达给各人听，不管他听了高兴还是皱眉头。然后张开歪嘴来吃：吃食桌之前方丈之内的山珍海味，吃内骐骥院的人和马的空额，归根结底，还是要吃老百姓身上的脂膏，决不怕引起消化不良。
从反攻中没有得到好处的蔡京，也学张迪这一手，立刻掉过头来，举出种种证据证明他一向是、现在也仍然是伐辽战争的积极支持者，并且坚持他的发明权。谓予不信，请读读由他起草的《复燕议》，那也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可以与燕许大手笔[2]比美的。
可是寄儿子的那首诗呢？那一定是讹传，老成谋国的太师岂能这样轻率发表议论？可是有人说，官家当时也曾带着不豫之色，替那首诗改了两个字。那一定更加是讹传了，官家哪有空闲管他们父子之间的酬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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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因为前线暂时失利而引起的政治风波似乎已有平息之势。只有那些不识时务的太学生还在继续发表议论，继续上《万言书》，调子越唱越高，痛斥朝野的权奸。大有官家不把他们全部逐出朝廷，革职办罪，流配到远恶小州去决不罢休之意。
太学生并非都是纯洁的羔羊，他们同样有阶级的根源，有复杂的社会背景，他们也有直接和间接的同舍、同科、同乡、朋友、亲戚之谊，因而联系着从个人到各种关系人的利害上的考虑。只不过他们涉世较浅，冲动的劲头较大，又不是现任官吏，利害得失的考虑比较间接、比较少些而已。太学生虽然拥有左右社会舆论的力量，他们也并不都是先知者。在事情没有完全弄清楚、真相没有大白以前，他们的议论是摇摆不定的，有时是哗众取宠的，有时也是非常错误的。但是等到真相完全暴露（主要从两派相互的攻讦中揭露出来），形势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一部分太学生的纯洁性还没有完全在个人利害的泥坑中打过滚，他们这才开始有了比较清醒的分析和比较正确的认识，开始有了所谓“清议”。譬如说把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朝政的窳腐，力主惩办那些应当负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的权奸，这些议论的确反映了社会上大部分人的意见，因而受到广泛的支持。他们的诛伐往往很大胆，敢于指名道姓地触犯权贵们。从他们的《万言书》中披沙淘金，确实可以拣出一部分很精彩的言论。
在这段时期中，太学生左一个“贼臣误国”，右一个“奸党可诛”，朝野为之侧目。也使身为太学正、直接负有管教学生之责的秦桧感到十分不安，有时简直是非常狼狈。他必须阻遏住太学生的议论，才保得牢自己的饭碗。但是“清议”也是一种社会力量，有时也是进入高级仕宦之门的敲门砖，靠“清议”吃饭，用它来做到八座九卿的也不乏其人。譬如王黼本人就是太学生出身，也曾上过几次《万言书》，因此，他的同舍生汪藻还给他题上一个“花木瓜”的雅号，讥笑他中看不中吃。得罪了清议，其后果不堪设想。执政大臣们尚且有所顾忌，不敢出之以公开的高压手段，他一个小小的学正又顶得什么事？
太学这所所谓培育人才的“庠序之地”，也像其他衙门一样，只要花点功夫下去，照样能够锻炼出一副仕宦的本领。初出茅庐的秦桧，资历虽浅，却不是一只没头苍蝇，他懂得在两者之间的一条狭胡同里安稳地爬行，保持两方面的好感。在这段时期，他对太学生中间的活跃分子陈东、高尔登、徐揆、石茂良等人忽然异乎寻常地热络起来。他赞同他们的议论，摇头晃脑地朗诵他们的《万言书》，遇到警策之处，点头击节，仿佛在它旁边加上双圈、密圈似的，还要奋笔给他们点窜几句，其措辞之激烈，较他们有过之无不及。有一个刚从太学出去的小官儿宋昭上了一道奏章议论伐辽战争的失策，受到朝廷严厉处分。这件事涉及几个太学生，使他们产生了“兔死狐悲”之感，引起了大家的公愤。秦桧也跟着声色俱厉地谴责当道者“钳塞言路”，表示要和太学生们共祸福。所有的学官都与学生对立，只有秦桧明显地站到太学生的立场上，这使他在同僚之间受到讥刺、指斥，日子不很好过，但因此获得学生们更多的信任。没有人再怀疑秦学正是个“深文周纳、善于罗织”胸有城府的深密人了。
在家庭里，秦桧的妻子王氏发现丈夫近来工作得更加勤苦，深更半夜还逼着烛光用蝇头小楷在一本小小的经折儿上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抄了许多。
这引起王氏很大的不满。
“交二更天了，丈夫还不歇手睡觉！一定要熬出病来才罢手不成？”王氏从纱帐里探出蓬蓬松松的头，嗲声嗲气地问。她故意掩上了故意敞开一半的纱衫的前襟，她做这两件事，都好像是漫不经心似的。
非礼勿视的秦学正没有把他的视线落到他妻子有意要牵引它过去的邪路上去，他用自认为正在做一件严肃的工作那样一本正经的神气回答道：“俺还待再写上一个更次，才得歇手。娘子早早安置。”
旬月之间，秦桧的马脸更加瘦削了，颧骨更加高起来，似乎有戳破面皮之势，虽然他的这层保障是非常结实的。有时王氏发现丈夫在抄写什么时，不断地咬嚼着自己的臼齿，牵动了两边颊肉，好像马儿在咀嚼青草似的。王氏把这个看成丈夫正在苦思冥想的标志。她已经习惯了这个，但并不喜欢它。天底下哪有靠这样勤苦工作来博取富贵的蠢汉？何况它已经发展到影响他们家庭生活的严重程度。
她决定要加以干涉。
一天，她把笔墨砚池都收起来了，逼着丈夫问：“你每夜写啊写的，写到深更半夜，干那酸秀才的活儿。俺叫人煮了燕窝、参汤来将补你，还瘦得像狗精，叫俺又痛又惜，你到底是为什么？”她突然把两条又细又淡的眉毛挑动一下，这是她知道而又不愿承认自己对丈夫只有有限的一点引诱力，因而加工制造出来的一种人工妩媚。她说到“又痛又惜”的时候，故意停顿一下，以便丈夫有充分余裕来咀嚼她的媚态，然后加上说：“有那么多写的，还不如抽出两条腿子到俺娘家去走走。俺两个亲哥子都贵为台阁，哪一个不是成天称赞你，说要照应你、提拔你成为一个人物？”
“娘子说得不错，可是俺抄的却是近道儿。”秦桧举起一本小小经折儿，说道，“娘子休得小觑它，它本子虽小，却是奥妙无穷。”
“这个小本本里，有甚奥妙之处？”
“此乃天机，”秦桧摇摇头，把整个马脸都牵动起来，卖关子地说，“不可泄露。”
“想俺乃是堂堂宰相的孙女，又是当朝极品使相的干女儿，”王氏突然换上一副恼怒的神色，重复三年来已经重复过多次的话，“嫁了你这个穷秀才。今日你田也有了，官也升了，指日还待高迁，有甚亏待你处？今天你有了一点什么诀窍，就值得在俺面前厮瞒？不要惹得俺发作，否则，把你这些经折儿统统撕烂了，丢进茅厕去，看你还卖弄什么天机不天机！”
秦桧一看王氏似真似假，防她真的做出来，急忙一缩手，把本子藏进怀里，连声说：“撕不得，撕不得！”
“什么阿堵物儿，值得如此大惊小怪！”王氏益发作态，要去抢那经折儿，“俺偏要撕，看你又待怎样？”
“痴婆子懂得什么？”秦桧在心里恨恨地骂。
结婚三年，在秦桧心目中，王氏早已失去吸引力。“痴婆子”就是秦桧给她内定的封号。不过她毕竟是宰相之后，即使夫妻相骂起来，也不敢这样说。他必须做到她祖宗的官儿，取得对等地位，才敢于把这个封号公开出来。
酸秀才出身、父亲做过一任小小知县的秦桧在社会阶梯上往上爬的时候，确实有一段不平凡的发展史。想当年，他在乡间当一名童子塾师，志量有限，那时他作过的一首咏怀诗中说：“若得水田三百亩，者番不做猢狲王。”可见得胃口奇小。后来考中进士，选为密州教谕，也还是猢狲王的身份。一旦飞来横福，结了这门亲事，王氏送来的妆奁万贯，单单妆田一项，就不止良田千亩，总算是踌躇满志了。无奈水涨船高，区区的三百亩，已经不在他的话下，还是仰仗王家的荫庇，三升两擢，选到京师来当太学正。这已经给他开辟了一个光明的前景，可是总摆脱不了猢狲王的命运，太学生虽是学生中之“太”，毕竟也还是一群大猢狲。“俺秦桧胸罗甲兵，心怀大志，拥黄扉之才，具瑚琏之器，难道就在这太学里虚度一生不成？”这时秦桧的志量、口气已非畴昔可比，他下了决心，顶少也要做到岳祖的位分儿，才算是扬眉吐气，区区学正，算得什么。他打定主意，除了仰仗亲戚的照顾外，还得自己下功夫，闯出一条道儿来才行。
现在他想出来的办法就是一条最稳妥、最可靠的道儿，其奈“痴婆子”不喻何？他只得开导她：“俺家的功名富贵，”他指着经折儿，“全靠在它身上了。娘子一时性起，把它撕了，岂非自绝富贵之路？”
“什么小本本，就是俺家的富贵之路？”王氏听丈夫说得如此郑重其事，不禁有些将信将疑起来，嘴里嘟哝道，“花五百个小钱，叫翁顺到马行街南纸铺去走一遭，就好装它一大袋回来。俺拿来盖咸菜缸，还赚它太小，不顶用呢！”
“痴婆子，痴婆子！”秦桧连声在心里骂，认为她确实当得这个封号而无愧。表面上却露出得意的神色，指着经折儿说：“娘子不稀罕它，王太宰可真把它们当作宝贝哩！日前发遣那个瘟官，王太宰靠的就是它，不然，哪里知道是太学生替他起的稿？太学里那些大大小小猢狲的账，全都记在上面。一旦朝廷要发落行遣，凭着俺这几本小小的经折儿，却不是按图索骥，一索即得？你道俺每夜写到深更半夜的，单单就为了在那上面练蝇头小楷？”
秦桧一语道破天机，把王氏乐得从脚底心一直痒到头顶皮。
原来王氏是熙宁年间宰相王珪的孙女，又是当朝权贵童贯的干女儿，奕世富贵，自幼就出入权豪之家，耳濡目染，深明怎样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取得富贵之道。自认为在这方面比起酸秀才出身的丈夫来要高明几倍，谁知道丈夫奇兵突出，使用的方法比她娘家心传的家法要直接得多、有效得多，怎不叫她惊喜欲狂，拍案叫绝！真不枉嫁了他。想当初，她父亲独独挑中了这个女婿，还和母亲争闹过一场，她自己也深感委屈。不料今天发现他具有如此的才情，这才使她深深钦佩父亲的独具只眼，母亲虽然偏向自己，终究不过是妇道人家的见识罢了。
其实用“怀中记秘”或者称为开黑名单的办法来博取富贵，是古已有之的老办法，秦桧绝不是它的首创发明者，秦桧以后也没有断种绝代。王氏一时见不及此，根本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
寒门出身的秦桧有他自己的一套升官哲学。他比不得他的舅爷们那些纨绔子弟、膏粱世家，既要高官厚禄，又怕动手动脑筋，闭着眼睛，躺在榻上，富贵也会自己送上门来——他们早已堕落成鼻涕虫。秦桧虽然也要依靠亲戚的照应，却瞧不起他们的阘茸无能、无所作为。他雄心勃勃，壮志凌云，发誓要出人头地。他是勤勉的，肯动脑筋肯动手，只要对自己有一点儿好处，哪怕动出脑筋来丢去许多人的脑袋；谁要对他议论纷纷，他不怕亲自动手剪去天下人所有的舌头，只要有朝一日，他手里掌握了这把剪刀就行。
他已经获得初步成功，昨天从天汉府桥太宰府门口出来时，碰到内押班张迪。张迪居然垂青，撩起肩舆的帘儿向他勾一勾头。这一勾非同小可，比起他两位内兄的照顾，其价值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他心里明白，这些经折儿的作用，已经透过脾胃，直达心肺了。
在官场中还算是初出茅庐的秦桧，一出手就显得他头角峥嵘，洵非凡品。只是以后复杂的经历，把他锻炼得更加炉火纯青，更加深沉不露而已。
[1].宋朝时有人在身体上刺绣花纹，在一定的时期中举行竞赛，定出甲乙，称为赛锦体。
[2].唐朝文学家张说被封燕国公，同时代的苏颋被封许国公。当时朝廷重要文件，多由二人草拟，称为燕许大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