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茵将明早的准备吩咐停当。陈进忠应和卢家仆人商量，彼此留神不要错过了五更时光，给他预备洗面水和早点。书画局去沁园巷不及一里，步行不过一顿饭的辰光，只是雨伞仍要准备妥帖，他也知道范翰笙并未坚持要他在天明前摸索就道，毕竟绘画还没有到那样紧急的程度。他所谓眛爽到局，不过是一般不要怠慢的关注。照他书信上看来刘凯堂撤差，经过圣上宸断，并且接差人也由御前做主决定。此事来得突然，不知幕后有何蹊跷？所幸描画汴京景物的差使并未受影响。还有接事人何叙，他也是画学正，只是他的名字还不见于经传，也不知是何色人物。总之，此中还有不少的关键尚待研究。
本来自五十年前王安石主持变法以来，画图即成了政争的工具。最重要的争端始自熙宁七年郑侠作《流民图》，他认为流民身无完衣，羸疾愁苦，全是新法所致。他上的奏疏尚且称：“观臣之图行臣之言，至于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因为这一幅掀动情绪之画轴，配上了如是壮怀激烈的文字，即足以使一代改革者去职。据说王安石去职外放之日，京师果然大雨如注，结束了半年来的大干旱。郑侠又乘着这胜利，再作《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其所以要分作两轴进供御览，即是不要把好人与坏人连缀地画在一起。这样更严格地提出君子与小人间正邪之分和是非曲直了。及至今上宣扬“绍述”，即是要继续父皇神宗和长兄哲宗的遗志，除了立奸党碑，指斥郑侠的倾倒黑白是非之外，也撤毁了景灵西宫里司马光等人绘像，又在翰林院壁上画《春江晓景图》以彰示再度与民更始的决心。本来画学的成立，就有了以上政治背景。
朝中一再宣扬“绍述”，不仅重新修订历史，也把绘画当作一种重要的作业，又宣扬务实，今后凡事从虚心处着手。刘凯堂担任主持以来，却也真能照着这宗旨奉行不阿。徐承茵曾亲耳听到他向一个试补画官的年轻人怒吼：“分明是你把栋梁画歪了，托架和横梁不相衔接，你就在这角落里，添上一团云彩来掩饰算数！”接着他又拉着这可怜虫的耳朵逼着他向院里层檐看去，一面仍在追问着：“你看有云彩没有？无缘无故一团云霓会飞进这屋里，在去地不及三十尺的檐边出现！”
这也难怪，文人作画向来就不负责任，这里一道瀑布，那里一股烟云，只要在图纸上搪塞得过去，也无须顾得景物之真假。刘主持之实事求是由来有素，他虽任图卷之主持，却仍保留着一个将作监丞的名位。将作监主持营造之事，凡一檐一瓦，一栋一砖都要能上下左右前后衔接。根据此项严格要求所作之画称为“界画”，注重当中一笔一画之工细，最不为迁就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朦胧模糊。
可是抓着一个试补官的耳朵是一回事，公开触怒上层又是一回事。本来描画汴京，最难避免当中妖冶女人的图像。假使刘凯堂不要声张，稍微画出一个像赵香香或谢媚卿这样的人物或乘轿或在庭屋之中“犹抱琵琶半遮面”作为代表，见者一看即知，又无人追问指摘也可以过得去了。唯独刘凯堂偏要大声呼叫：“整个东京城倒有三五万倚门卖笑的婊子！要不把她们画入图中，又如何能让后人知道画卷所叙乃是大宋汴京，今日的开封府！”
这还不算。京城之内凡三五百步，总有军巡铺屋一所，一般每所有铺兵五人，责在防止奸宄。城墙高处每隔若干距离则有望火楼屯驻军百余人，也为治安所必需。刘凯堂也要在这方面做文章。他近日公开宣示：“如果这众人耳闻目见之事态也不能画入，又还要这鸟画卷作甚！只要我刘某人做主持，我就不容许这汴京景物的画卷犯上了这么多的禁忌，要处处提防规避，要在每一角度里裁减掩饰！”
现在看来他之去职不可能与这言辞不慎无关。
徐承茵之进入画学，并非本人主意。他受业之后，发觉此中也别有天地，并非缺乏引人入胜之处。先说作画的工具吧，已有这么多的种类。一般学生所用尚不过常品；但是先生示范之笔墨颜料绢纸大都来自贡物。纸即有纸面光滑的和质地坚实的不同，也有吸水多和吸水少的区别。丝绢之作为绘图之用，更有十来种门类。所用之笔尤其是万别千差，有的粗大而具拖把型；也有的韧而细如钢针。以往他只知宣城出纸，现在才知道特级紫毫笔亦出自宣城。宫城之内所用的最上品尚有由豪猪之毛千百根抽一造成，怪不得最是犀利。有了这千般百样的工具，又加以所用颜料如藤黄沥青也具有深浅浓淡之不同，又带着各处产地之名牌，怪不得作起画来最能表现楼台山川之结构和当中形貌的差别了。
及至临画花卉竹木，先生的解释更增加了徐承茵对习画的兴趣。学中的刘老师——这不是刘凯堂，而是另一位画学正——讲松树，他就说：“你看这松树，不要想它是一道弯曲之线，其实每株之轮廓无不由三五根至十来根的短而粗的直线组成。古人称‘苍松翠柏’。这苍即苍在树之上端迁就于阳光和下端的根受水分营养经过多少次的调节，所以每一棵树都久历沧桑，没有两棵松树完全一模一样。”他又预言：来日大考时三百多个学生所画松树可以拿来比较，当中大多数必会彼此类似，这些都是临摹而未脱胎的作品。如果当中有一纸和全班三百多人所画的完全不同，必为最上品，因为他画得也最像。
他所说一条长型曲线无乃数根粗短直线连缀组成，不正是徐承茵无师自通画茶壶的秘诀？
提及画竹，其技术又不同了。先生问及全班学生：常言“胸有成竹”是何意义？只有一个学生半猜半想地说出：“画竹应先有腹案。”
这就是了。先生就此解释，竹之为竹，其性格甚难从远处看出，其受风吹雨打朝晖夕阴的影响都要在近端看出，其不畏强暴，遗世独立的精神也即在此。所以画竹者须平日揣摩，画时要将其茎干大刀阔斧地画去，最好像写丈尺大字，要重气魄，决不能临纸犹豫。至于茎中之节倒不重要，此不过一种接合与转折而已。
不是现在每人都有画学里发给的特制砚钵吗？这种砚钵上面平坦，有多个圆环槽凹供研磨之用，多时浓墨也就凝集于上端。砚钵下面倒有一个洼穴，突然地低塌下去，内中有蘸墨稀淡的清水。画竹时只要将拖笔从上至下蘸墨过去，笔毛之内已同时注有浓淡不同的墨汁。画竹干时只管横扫千军，茎干或左明右暗，或左暗右明，已在一笔之内区划布置得清楚，不待思索。
茎干既已在位，茎旁小枝并不重要，它们一般不表现阴影，也不抒情，可以在竹叶铺摆完毕后，按需要追笔添入应景。要注意的为竹叶，画幅全部结构在此。平白说来，竹叶总是成行书的“个”字形，三画一朵，笔笔都要尖峭。可是这“个”字或浓或淡或开放或收缩，或明或暗，可以千变万化。此朵之一叶可以和彼朵之两叶结合，或三五朵向一边倾斜，孤立的一两叶朝上伸天。总之画竹全视作画者的气魄，气势一到，所画即使不像也像了。
此外画荷叶须计及叶上露水，画牡丹花不可忽略每一花瓣。画梅花尚须从细处看清花蕊。
及至画人物，先生又问全班学生，重点在何处？大家都说眼睛。先生也笑了：“眉目传情，人人所见皆同，可见此说不虚。”
“次之呢？”
全班学子经过一段思索，最后有两三人供给正确的答案——“嘴”。
“再次之呢？”
则更为难了。全班同学面面相觑。只能由先生解说：“两只手。”一个人说话通常夹之以手势：手掌或朝上或朝下，手指或分或合，或伸直或弯曲都响应着正在一说出或尚待说出之词语。
至此先生也不再问了。告诉全班学生：凡人之身躯上下及于四肢也都是传情之工具。所谓开怀大笑和跺地震怒不免形容过火，其实一个人头背稍微屈曲或胸干不意扭转，也在自知和不自知之间暴露内心之思索。这点对徐承茵以后的工作极关重要。他参与描画汴京景物的画卷，卷高不及一尺，里面的人物高不过半寸。倘若缺乏此种指点，是很难支应画上的需要而不现重复的。
这一切已经很好了。可是宣和画学修习的六门课目，其名目为：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和屋木。前五个项目都有前代大师的笔墨可供临摹，也都注重作画人自身情趣。唯独最后一个课目屋木一项，既为当今天子所重视，偏无可以临摹之标本。有些教学先生尚是从将作监、造船务和后苑造作所借用。即当日刘凯堂也由画学里的王司业央请讲学两堂。
凡是其他先生所讲的，这批教学先生总是翻一个面。凡事物都有一定的法则和度量尺寸，按照《营造法式》的规模定局，不能由执笔人添增减免。宫室屋顶有斗拱托架，车有辕轭辋辐，舟船有舱壁舻舵，也不能说哪项重要哪项不重要，架构上有的即要画出；也无一件是抒情的工具。
并且画学里三百多个学生，半属“士流”半属“杂流”。像徐承茵及其他各州保送来京的及一部分由国子监下舍推送来的统属士流。其他称杂流，大都是将作监里和造作所匠役的子弟，他们的斋舍也不同，待遇更有差别。杂流之下舍，每人每月只领得饭食费三百文。学习绘画之前，他们都习《说文》《尔雅》和篆字，因为画总是由字而来。
即在学画的过程中，士流学生仍要每人选修大经一种，以免日后升官时不会与文墨完全绝缘。徐承茵所选修为《左传》。画学学生也每月一小考，三月一大考。考后常有升降。承茵初次季考之后，即属上舍，以后一直维持到毕业。可是在学一年半他经常提心吊胆只怕考得差误降至中舍下舍。至于杂流学生，他们虽选修小经或学律，大多数识字有限。他们的前途也受限制，如能做得一个监造官，也要感戴天高地厚了。
画学既称从格物致知做起，也从《说文》和《尔雅》打下了基础，又说百姓日用，何不索性推翻一切陈套，却仍又在人物之项目前加入佛道？而且所临摹之山水也仍不是一般人所见之山水，却依旧带上了飞泉瀑布、残云断崖？即所画的山峰也不像山峰，而像驼峰象臀？想到这里徐承茵也看透了新法之弱点，一切无传统可循，怪不得王安石要从《三经新义》做起。画学里无响应新法之师资，也缺乏画帖可供临摹，于是更感到踬蹙。
即是画学里的考试标准，也表现设计的人仍在脚踏两边船。这文字读为：“既能效法前人，而描画物之情态俱若自然，以笔之韵高而简且工。”本来“效法前人”就不一定仍能“情态自然”。“韵高而简”已经注重抒情，再来一个“且工”，则又要脚踏实地虚心写实了。两个月之后这项标准之最后六个字又改为“韵高而简为工”。一个“且”字改为“为”字，表面上出入有限，实际上关系重大。新标准叫人沉湎于诗情画意，即此可以代替细处之逼真。怪不得在这些字面上周转，徐承茵已经在就学时为着考试而经常踟蹰。
而且整个画学，甚至整个学校系统尚且经过一度虚惊。前年五月，书、画、算、医四学开学不及三个月，彗星出于西方，长竟如天，接着又有太白星在白昼出现。朝中上下都以为这是新法的过失。果然圣旨宣布蔡京以罪免，宫墙前的党人碑也在一夜之间掘出销毁。凡反改革派的家属不得来京师的约束也自此解禁。画学里有几位消息灵通的教官自此缺席。不日圣旨宣示：“罢书、画、算、医四学。”画学里的三百诸生惶惶不可终日。司业和各学谕及斋长则成日开会讨论；起先训谕诸生不要离校，伙食如旧，只要各人安心自修。三五日后又继续传出消息：朝廷绝不会将画学解散。学校仍在恐慌的气氛里度过五旬，直到七月中之一日，日当蚀而未亏，群臣向皇上称贺，一切才渐渐恢复以前形貌。蔡京并未立即复职，只是受新命又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亦就是宰相如故，可是人人都称他太师，也知道此头衔仍是免不得他的。反新法的邪党也不待问罪，只是见风逃避返里销声匿迹了。四个专业性的学校，自此各有归属，书、画两学从此才正式受翰林院节制，因之较前更有光彩。
为什么星变会影响朝中政局？不是四十多年前的王安石王荆公即说此种天象经常发生，也与人世间之有德与无德全不相干？徐承茵即及此事曾受好友李功敏的指点，他要承茵不可造次。李剀切说及国家大事看来全是朝廷做主，其实不然。朝令也要透过各地府尹县令才能下达闾阎里巷，各地方官也不能全不顾及下情。迄至今日，四海之内都知道天子奉昊天诰命办事。所以天象失常，天子避殿减膳，诏求直言，已千百年如此。如果天子而不畏天，则全国上下也失去了听命于朝廷的根据了。当年王荆公称“天命不足畏”，就有人弹劾他。在这方面指责他的是谁？大家都记得起一个“狂夫郑侠”。其实前有富弼，太华山崩之后又有冯京。他们都是本朝内有数的饱学之士。
经过这场虚惊之后，八月间消息传来蔡太师尚要对画学诸生训话。本来太师自己就因书画之长受得今上赏识。于是学校里人心振奋，上下把全院整顿洗刷得干净，各学生之优秀作品也拿出来陈列，徐承茵所画两纸在内。可是到头太师并没有亲来。有人说他年近八十，已行走艰难，也有人说他伸手即不能见五指之外的事物。训话终由蔡攸代达。
如果太师已成为传奇中的人物，则龙图阁学士兼侍读蔡攸却真是一个有血有肉脚踏实地敏捷快智的汉子。他这时四十开外，身穿紫袍，佩有皇上赏给的球文方团金带，有了这样的堂皇相貌，又身为三朝元老之长子，所说话也应当有分量了。
他那天所讲着重美化汴京。这时候修整京城的工作正在展开：以前城墙角落畸零的地方已经拆卸即将改筑为长方形。皇城东北角，开辟为一个大园囿，内中凿有湖沼，新建楼台榭阁，不在话下。凡各处地方供奉的飞禽走兽也置放在囿中。又置人造山一座称为万寿山，所有竹木，统由江南运来移植。山上大石尚且由太湖边上掘出，由特制的船舰千里载运来京，这一切木石统称为“花石纲”。徐承茵当然知道此间情节。他家中来信，父亲徐德才也为这事奔走，帮助明金局的宦官已北去太湖不止一次。
这事之成为争端则是很多人，也包括朝中上下认为“劳民伤财”。蔡攸的训话承接着父亲“丰亨豫大”的宗旨，务从大处着眼，劳民并不见得伤财。国都内外很多人民愁苦，主要的原因就是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京城内财货堆积如东汉之西园唐之琼林，不使之流通，莫非愚不可及？他又引用《孟子》讲及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和文王以民力凿为沼，而民欢乐。再用《诗经》所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要把皇室之事做好，然后利之所在也泽润到老百姓头上了。至此他才提及绘图的重要，如果画图人放开眼界，即可以看出今日汴京之繁华，大部都系朝中活动之所赐。画官也如史官，把人民熙熙攘攘的情态表现于画幅之中，即与史家以文字记载有过之无不及，只有更为真切。
后来徐承茵又从澹园处听到蔡学士在算学里训辞的要旨。历代各朝之均田无不惊动人户，只有本朝当今之方田，则没有这毛病。所在户口之田产全部原封未动。方田只以最精密的方法测量田土，而各按地亩大小及肥瘠起课。起先还实施得没有把握，现则有神宗朝的沈括，他已将由弧线弦径计算畸零面积的方法编汇成书。如果上下同心照他的方法算去，赋役的分派至为公平，也真可以做到不加税而国用自足的境界。此外冗官当然要除，冗兵也要裁。这些都是各学子的事业。这样一来国家前途又在算学诸生的手掌中了。
蔡攸在书学的训辞，则从引用神宗皇帝的四言诗“五季失图，狁孔炽”说起。他提及“狁”亦即是“猃狁”，也和古之“荤粥”同，总之就是北狄。至此他大声疾呼地说出，这些都是蛮荒之野人，可是从五代以来都侵入长城以南了。现在很多人都谓朝廷向西夏及辽拓土。其实不过是光复故物，何尝拓土？
三人将太师之长子、皇上之侍读的训辞综合起来，即知道今日朝廷之所作为旨在富国强兵。这宗旨在军备、财政、赋税与学术诸方面看来都彼此相通。此一套既为当今天子所瞩目，也为各学生立业之千载良机。原来学书、学画和学算当初都非三人自家主意。现既如此，大家都是新法社稷之臣，也只好就本业，奋勉用事了。这也就是三人中的长兄李功敏不断规劝两位学弟之至意。
日子一久，徐承茵逐渐淡忘了画笔和文笔间的等级差异。他知道自己写的字并不算好；文墨与诗赋也没有考上进士的把握。现在有机会舞弄各种画笔总算也有一技之长。至于乡人亲戚一定不把绘图当作正当事业，那他也无可奈何，这是当今皇上和朝廷的主意，这些人认为不对头，让他们到紫宸殿去争辩好了。
学校毕业各人到不同的地方见习两个月。徐承茵不争着去六部或各院局，而志愿随着两个杂流的同学去造船务，当时看来是很奇特的。此时今上皇帝有意描绘一幅汴京景物的打算已有人从宫里透露出来。徐承茵想去看造船，一来由于两年前从江南来汴京，路上看得很多船只，好奇心动。本来各色船只装配不同。海船尖底，凡所有楼台桅杆都打造得极为坚固。行运河的平底船所有桅杆都准备随时拆卸，以便通过桥梁下之瓮洞。除了专门装货的船用杉木造成固定的船篷外，很多内河船只多用竹篾。可是客船又分官舱房舱，有的铺上凉篷，屋顶盖瓦，以防夏热冬寒。更有特快飞船，两头铺上划桨平台，划桨手即有十六人至二十人，桨长二十尺。这一切无画帖可循，他希望将实物看到真切。二则他知道皇上有意描画汴京，这界画绝不能少。他自己对文人画已经学得颇有头绪，即山水、人物、鸟兽、花卉纵未臻上乘，也不比一般人差。唯独屋木一项，自己觉得空虚，学校里所讲授的也有限。偏是宫室舟车桥梁彼此相通，它们也不能由一根曲线化作数段直线的随便将就，他很想就此用功修习一番。
这两个月的见习不能说是没有收获，可是仍与预期相去得至远。清江口的造船务只有一所官衙，并无厂房。锯木炼铁和造船的工匠无乃数千人。他们都在江边及支流汊湾之处搭盖茅棚作业容身。他们的妻室也在近处茅棚内每日以瓦罐送得汤水米饭。最奇怪的也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承茵此中的指挥体系。两个杂流毕业的同学则从分发到务的日子不见踪影。他们只假借这见习之名，各自返籍探亲去了。
经过一段摸索之后，徐承茵才领悟到这造船务的发号施令上下协同，并不按照官方职掌规则。衙门所管只不过经理会计。制造打钉之事全靠员工间师兄师弟的关系。造船之诀窍无手本图解可供传阅，而全靠口头讲授和实场经验。况且多数之造船师尚不识字，他们对外人询问总抱着疑惧的态度。即是造船务里的官员也不对上方派来的见习感到兴趣。在这两个月内，承茵经常处在不被众人欢迎的环境里。
他也发觉了工匠之所着眼不在设计之奇妙，而在手艺之精致。他亲眼看到一个工匠和一个徒弟用大锯锯木，一来一往，将一根丈来多的方木，锯成厚不逾寸的悬皮。当中如有任何差池，所锯成之木板就会一高一低，左右不能对称。以后他又一再留心观察，这些工匠从不遗误。他只能想象左边的师兄右边的师弟动作俨如一人。凡脚趾脚板的定位，肩臂用力的程度和节奏，甚至身心呼息都要按成规摆布，他们都奉鲁班为此行业的先师。在崇拜先师的时候即已在信仰之中产生纪律。纪律之延伸，则为协同之技巧。这种做法只能在行动之中领会而不易口传，也是他们帮内人之约规。怪不得他们对帮外人之啰唆询问要感到不耐烦了。
清江口所造都是内河船只，看得多了，徐承茵已领悟到各船之不同，大概都在船舷之上。船半造成时从上向下看去，总像竹笋之剖面，不外一个长方形的槽盒，当中稍宽，内有数幅到十来幅的舱壁。造船也无所谓设计，只是师徒相传，各处尺寸大致不能偏离比例的限度。船舷上的房舍则像陆上家屋一样，不过要禁得起船夫在上走动操作罢了。这期间他观察之中最大心得则是画船一定要有定位。如果从上向下看去画及一半，又从下向上画出一半，十之九两方不能对头。
他去清江口时正值盛暑，回来已见凉秋。刚到画学报到复命，他就获悉自己已被派到书画局和其他十一个画学员一致协助刘主持凯堂，描画汴京景物。十二个人分作四组，先自京城垣河渠街巷据实描写，又用另纸临绘人物牲口舟船车马，再由主持参和翰林院学士研究，从草稿之中选择编辑成章，设计誊画于绢上。翰林院传出圣旨：这画卷也是国家大事，有如开馆修史一样，不能马虎草率，如果画得符合实情又振奋人心，即花上一年半载的时光，皇上并不介意。
这是去年重阳节前后的事了。当时徐承茵确实兴奋了一阵，他知道此番工作必与新法配合。同事中尚有同学范翰笙，两人都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占重要地位，范只比他先到数日，承茵问他：
“画卷有了名目没有？”
“还没有。有人主张仍称‘春江晓景图’。可是不少的人反对。这和翰林院的壁画重复。看来会有一个新标题。”
“刘主持为人如何？”
范翰笙没有正面回答。他只说：“你看着好了。”
其实他成日咕哝，好像所有的人都和他过意不去一样。三天之后，徐承茵对自己的问题也得到了解答。一位画学员在临画街衢时，稿上表现视线突然中断。刘凯堂在逼问他：“你这间茶馆到这里就什么都没有了？”
“还有间壁。”学员喃喃地供出。
“间壁就是间壁？”刘主持又追着问去：“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也没有字画张贴，也没有门帘窗户？”
本来这问得也切情景，但是出自刘凯堂口中，声色俱厉，好像学员在存心欺骗，有意瞒着什么的。学员只好承认：“靠后有一幅窗户。”
主持就拿着毛笔在所在的地方勾出一个空框，一面再逼着问：“窗后尚有什么？看得出邻舍的侧门还是有花木树枝遮挡？”
徐承茵在旁见着，他就忖想：这并不是在对部属作画的人之一种劝诫，要他们处处存真，而是像捉贼追贼样的严厉。学员被逼不得已时只好说：“好像还有花木。”
刘凯堂一听得“好像”二字，就跳将起来。“好像！”他又在这学员的耳旁怒吼，“局里派你们去写生，要你们把所见所闻据实报来，没有教你们用‘好像’来塞责！”他更逼着问：“就说‘好像’，好像什么？好像一株大树，还是好像一堆灌木？”听到这里徐承茵更免不得着想，画之为画少不得供人赏玩，原来不离娱乐。像刘凯堂这样的遣派，真是为形影所奴役。即纵算画得逼真，也使画的人和看的人同样感得索然寡味了。
再过两天另一位学员因病请假，假条由邻居送呈。隔日他仍未痊愈，也未续假。第四天他仍有病容，勉强到局。刘凯堂也给他一阵雷霆。这学员还在支吾，只说上日还发高热。刘主持即当着大众吼叫：“你吃公家的饭，如果没有批准给假即纵不能行走，则爬也要爬到局里来！”结果此人记过罚薪。
怪不得不久之后有三个画学员联名呈请他调。
最使徐承茵存反感的乃是局里有一个画学员所画屋柱，近距离画出，柱之圆径却上下一般。刘主持质问他画时系从上向下俯视，还是从下向上仰视。那学员即供认系向上仰视。主持即逼着他蹲在厅中大柱前，也用手揪着他的头皮又是一阵怒吼：“看清楚，这柱子从这角度看去还是上下一般大，还是下面大上面小！”当他回过头来怒犹未息两眼横扫旁观者徐承茵时，承茵并未回避他的眼光，心中只想：如果这刘某同样凌辱他自己，他逼不得已时，只好预备说“士可屈不可辱”。想到这里他才体会到自己在画学里到底是“士流”出身的好处。
或许由于徐承茵此时一瞪眼表示决心之故，刘主持凯堂在职六个多月，始终没有和他过不去，可是和他在一处时，即使事不干己，承茵仍觉得空气紧张。日子久了，他又看出主持的面色苍黄，手指颤动，料想此人患有肝胆之病。他不仅成日对部属挑剔，也经常得罪同僚与上司。局里作为资料的画稿已经集匣盈筐，他应作设计布局却因为多方的不如意始终没有展开。徐承茵也知道不是办法。可是事前一点风声也没有，此时一朝去职却是意料之外。
那夜他将自己入画学以来的经历思索一遍，只觉得好坏的遭遇全不由自身做主。他只希望接刘凯堂事的人，没有前任的派头，把这画卷，叫作“春江晓景图”，或唤作其他名目，设计完成，使自己的前途事业也有一番着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