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祿諾是在四月下旬離開天津的，臨走之前，表示法軍將派軍隊巡視邊境，驅逐劉永福的黑旗軍，同時聲明將在西曆的六月五日及七月一號，分別進駐諒山及保勝，要求中國軍隊先期撤退。李鴻章對這個要求，率直拒絕，但對法軍巡邊，不置可否，亦未奏報。在他看來，中國軍隊駐守邊界，只求敵人不來侵犯，至於在界外巡邊，自是視若無睹，彼此不生影響，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聽其自然，最為上策。
那知到了閏五月初一，西曆的六月二十三，法國軍隊九百人，由德森上校開到諒山之南的觀音橋，準備來接收諒山了。
觀音橋是個要隘，橋南橋北都是高山，橋南有四千人駐紮，由淮軍將領萬重暄率領，橋北則由廣東陸路提督楊玉科，領兵三營防守。橋南萬重暄的部下，因為德森出語驕橫無禮，首先開火，火器不及法軍精良，為敵壓制，退守橋北。德森揮軍追擊，想乘勝佔領北山高地，居高臨下，脅迫諒山。
其時右營由誘捕黨敏宣的寧裕明管帶，見此光景，雖憂亦喜，急急分軍三隊，兩隊埋伏左右山麓，一隊曳炮上山，抄出萬重暄之後，發炮下擊，法軍攻勢受挫。於是左右翼伏兵齊出，德森大驚，九百人潰退不成隊形。各軍一直追到郎甲。中國方面說「殲其銳卒數百人」，法國方面發佈的戰報說死二十二人，傷六十八人，雙方的數字，大不相同，但法軍大敗，則毫無可疑。
廣西巡撫潘鼎新原已認定粵軍無用，不給軍餉，預備裁撤，有此一戰，刮目相看，准發軍餉，而前方所需要的軍火，則始終不給。
潘鼎新與李鴻章關係極深，對李鴻章性情、作風，知之亦極深，當然要為他「保全和局」作有力的桴鼓之應，因此他在廣西根本就不主張備戰。即令並無「保全和局」的顧慮，他亦不願打仗，因為今昔異勢，打洋人對自己的功名有害無利。
多少年來的積習：諱敗為勝，如為小勝，必成大勝，戰報中誇誇其詞，甚至於渲染得匪夷所思，亦不足為奇。那種仗是可以打的，如今有電報、有新聞紙，往往誇張戰功的奏摺，還在仔細推敲之中，而報上已經源源本本揭露了實況。朝廷就常引報上的消息，有所詰責，這樣子毫無假借，仗就不能打了。
而現在居然打勝了一仗，潘鼎新雖不能不發粵軍的糧餉，亦不能不電奏報捷，但卻不敢誇張，甚至還有意沖淡些，詞氣之間，彷彿表示，這是兵家常事，無足言功。這樣做的作用有二，第一是不得罪李鴻章，「保全」他主持的和局；第二是不致於使朝廷太興奮，不然就是助長了虛驕之氣，降旨如何如何，必都是不易辦到的難題，豈不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但是，打了勝仗，尤其是打了洋人的勝仗。敗軍之將貴如巡撫提督，革職的革職，查辦的查辦，正法的正法，既然功過如此分明，那麼獲勝的官兵，當然應該報獎。潘鼎新帶兵多年，知道這一層是無論如何壓不下去的，不然影響士氣，會發生絕大的麻煩，所以不得不報。
這一來要想沖淡其事就不容易了。同時潘鼎新遠在龍州也不知道李鴻章在天津跟福祿諾交涉的經過，將法軍自道依約巡邊，要接收諒山的話，都敘了進去。醇王一看，大為詫異，五款簡約，記載得明明白白，何嘗有這些巡邊跟接收的話？事有蹊蹺，非問李鴻章去不能得其原委。
李鴻章當然不承認有條約以外的承諾，只承認福祿諾曾經提出節略，打算在甚麼時候接收諒山，甚麼時候接收保勝，當經嚴詞拒絕，由福祿諾將節略上的這一項要求，用鉛筆劃去，並有「簽字為憑」。
這個解釋自是片面之詞，退一步而言，既然交涉中間，有此一節，不論怎麼樣都應該奏報朝廷，好了解法國的用心。隱瞞不報，難辭含混之咎。
就在這時候，巴黎方面已提出抗議，認為中國違約，要求賠償巨額兵費，並且指出，五款簡約的中文本與法文本，在內容上不同。依照外交慣例，條約都以法文為準，而況是法國本身與他國訂立的條約，當然更加堅持，一切都以法文本為證據。
事態演變至此，慈禧太后深為惱怒，一面降旨責李鴻章辦理交涉不善，一面對法持強硬的態度，分飭有關各省督撫、將軍、統兵大員，嚴密防範。當然張之洞和張佩綸也接到了這道密旨。
這時的兩張，正由李鴻章伴同，由天津大沽口出海在巡閱北洋水師。
其時劉銘傳亦正奉召進京，路過天津，自然是北洋衙門的上賓，宿將新貴，意氣軒昂。李鴻章不論為了保持他個人重臣的地位，還是實現他創辦海軍的雄心，都須眼前這班「紅人」作他的羽翼，因而刻意籠絡，除去大張盛宴以外，親自陪著兩張一吳──他的會辦大臣吳大澂，出海巡閱北洋水師。
出大沽口自北而東，遍閱旅順、登州、威海衛各要塞，使張佩綸長了許多見識。當然，在天津、在船上，他與李鴻章曾多次閉門促膝，傾訴肺腑，取得了諒解。李鴻章幾乎以衣缽傳人視張佩綸，唯一的要求是無論如何要在暗中協力，保全和局，否則不但創設海軍無望，既有的局面，亦恐不保。
這是李鴻章看出法國其志不小，一定會在閩海一帶挑釁，但是他說不出退讓的話，希望張佩綸不管如何放言高論，在緊要關頭，能對法國讓一步。除此以外，李鴻章還期望張佩綸能對抗曾國荃將南洋大臣的實權收過來，一方面可與北洋呼應支援，一方面作為未來「經畫七省水師」的張本。
對於這個主意，張佩綸自然深感興趣，因而以「抽調閩局輪船聚操」為名，在天津就拜發了一個奏摺：
「竊謂海防莫要於水師，而閩省莫要於船政。
查閩省船政局，創自左宗棠，成於沈葆楨，造輪船以為水師之基，設學堂練船以為水師將材之選，用意至為深遠。雖西洋船制愈出愈奇，局船已為舊式，而中國創設輪船水師，他日將帥必出於閩局學黨，一、二管駕局船之人，故待之不可不重，而察之亦不得不嚴。」
所謂「局船」，是福建船政局自造的輪船，一共二十二艘，駐於福建的只有八艘，其餘十四艘分防各省。其中最好的一艘是「揚武」號，福建船政大臣特地遣派到津，迎接張佩綸，管帶是一員副將，名叫張誠，接談之下，才知道其中的腐敗情形，至於操練，則向無定章，所以坦率據情直奏：
「分操向無定期，合操亦無定法，舉各船散佈海口，養而不教，勢必士卒游情，船械敝蝕而後已。伏念各省文風，通都大邑每勝於偏僻小縣者，序序之士，敬業樂群，狹鄉之士，獨學無友也。各路陸軍，重鎮練軍每勝於零星防泛者，簡練之兵，三時講武，分泛之兵，終歲荒嬉也。」
以下引敘西洋水師訓練之精，然後論到中國的水師：
「中國急起直追，猶懼不及，若費巨帑以造輪船，而於水師訓練之法，忽焉不講，惟是南北東西，轉運應差為務，使兵輪管駕，漸染綠營賭博嗜好之習，將來設立七省水師，利未開而弊已伏。」
這是為了整飭軍紀，是建軍的根本要圖，理由極其動聽，辦法卻是另有用心。
辦法中首先提到曾與李鴻章「詳細熟商」，所得的結果是：
「擬將局造輪船分防各省者，由臣陸續調回，在閩認真考察，酌定分操合操章程，庶管駕之勤惰，船質之堅窳，機器之巧拙，械炮之利鈍，臣皆瞭然於胸，改局船散漫之弊，亦即為微臣歷練之資。無論海防解嚴，各船抽調回閩，近者三五日，遠者十餘日，即可回防，不至貽誤，即或海上有事，而似此兵輪散碎，分防適以資敵，安能折衝？故欲縱橫策應之功，終以大建七省水師為急。臣擬抽調局船，亦在閩言閩，一隅之計耳。如蒙俞允，除北洋所調『康濟』五艘，臣遵海而南，即可就近驗看；廣東所調『飛雲』兩艘，現在駐瓊轉運，暫緩調回，所有南洋各艦，擬即分別電咨檄飭，陸續調至閩海操練一次，仍令回防。將來分操合操，如何酌立章程，七省實有犄角之勢，三洋斷無畛域之分，容與南北洋大臣，各省督撫及會辦諸臣，次第考求辦理，以副朝廷澄海育材之意。」
奏摺中所陳，各為「考察操練」，其實是想騙南洋大臣轄下的七艘「局船」回到福建，歸諸掌握。同時這道奏摺中還有兩層極深的用意，第一是要騙取朝廷承認，凡是福建船政局所造的輪船，都歸張佩綸指揮管理；第二是想確定他以「三品卿銜會辦福建海疆事宜」的身分地位，是凌駕船政大臣而上，與南北洋大臣及督撫並行的欽差大臣。
拜發了奏摺，立即上船，批示自然還看不到，一切消息也都為大海隔絕了。直到煙台，方始與李鴻章作別，與張之洞一起坐「揚武」號取道上海，分赴閩粵。
一到上海，才知大事不妙，越南戰火復起，和約瀕於破裂，「海防」由「解嚴」而又「戒嚴」。最壞的是觀音橋一役打了勝仗！如果是打了敗仗，則朝旨必定求沿海自保為已足，可以無事，一打勝仗，朝廷自然得意，更無委屈求和之意，而法國亦必不肯善罷干休，閩海只怕從此多事了。
張佩綸開始有些失悔了。他到底不是范仲淹，更不是陸遜，「行邊」固可耀武，「臨戎」卻茫無頭緒，不知如何揚天朝之威？事已如此，只得硬著頭皮，趕到福建再說。
一到閩江口，由「北水道」入馬江，未進口子，只聽巨炮連轟，隆隆然彷彿從四處八方圍擊「揚武」號似的。張佩綸大吃一驚，口乾心跳，自己知道臉色已經發白，但要學謝安矯情鎮物的功夫，裝作不經意地問道：「這是幹甚麼？」
「回大人的話，是長門、金牌兩炮台，放禮炮恭迎大人蒞任。」
聽得張誠的回答，張佩綸不自覺地透了口氣，既慚愧，又自幸，虧得能夠鎮靜，不然一到福建就鬧個大笑話了。
「取二百兩銀子。」張佩綸吩咐老僕張福：「請張副將犒賞兩台兵勇。」
於是張誠謝過賞，親自指揮揚武號入口，沿江往西南行駛，江口兩岸又有炮台，即以南岸、北岸為區分，照例鳴炮致敬，張佩綸再次放賞。
繞過青洲，但見港灣深廣，水波不興，這裏就是馬尾。南面一帶名為羅星塔，北面船政局，局前便有碼頭，船政大臣何如璋已經率領文武員弁，站班在恭候欽差了。
何如璋是廣東大埔人，同治七年戊辰的翰林，這一年正是日本明治天皇即位，繼德川幕府的「大政奉還」之後，發生「戊辰戰爭」，結果「倒幕派」取得勝利，由此而「版籍奉還」、「廢藩置縣」，結束了多少年幕府專政的局面，開始了有名的「明治維新」。八年以後，中國初次遣使日本，即由何如璋以侍講的身分膺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