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祿諾是在四月下旬離開天津的,臨走之前,表示法軍將派軍隊巡視邊境,驅逐劉永福的黑旗軍,同時聲明將在西曆的六月五日及七月一號,分別進駐諒山及保勝,要求中國軍隊先期撤退。李鴻章對這個要求,率直拒絕,但對法軍巡邊,不置可否,亦未奏報。在他看來,中國軍隊駐守邊界,只求敵人不來侵犯,至於在界外巡邊,自是視若無睹,彼此不生影響,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聽其自然,最為上策。

那知到了閏五月初一,西曆的六月二十三,法國軍隊九百人,由德森上校開到諒山之南的觀音橋,準備來接收諒山了。

觀音橋是個要隘,橋南橋北都是高山,橋南有四千人駐紮,由淮軍將領萬重暄率領,橋北則由廣東陸路提督楊玉科,領兵三營防守。橋南萬重暄的部下,因為德森出語驕橫無禮,首先開火,火器不及法軍精良,為敵壓制,退守橋北。德森揮軍追擊,想乘勝佔領北山高地,居高臨下,脅迫諒山。

其時右營由誘捕黨敏宣的寧裕明管帶,見此光景,雖憂亦喜,急急分軍三隊,兩隊埋伏左右山麓,一隊曳炮上山,抄出萬重暄之後,發炮下擊,法軍攻勢受挫。於是左右翼伏兵齊出,德森大驚,九百人潰退不成隊形。各軍一直追到郎甲。中國方面說「殲其銳卒數百人」,法國方面發佈的戰報說死二十二人,傷六十八人,雙方的數字,大不相同,但法軍大敗,則毫無可疑。

廣西巡撫潘鼎新原已認定粵軍無用,不給軍餉,預備裁撤,有此一戰,刮目相看,准發軍餉,而前方所需要的軍火,則始終不給。

潘鼎新與李鴻章關係極深,對李鴻章性情、作風,知之亦極深,當然要為他「保全和局」作有力的桴鼓之應,因此他在廣西根本就不主張備戰。即令並無「保全和局」的顧慮,他亦不願打仗,因為今昔異勢,打洋人對自己的功名有害無利。

多少年來的積習:諱敗為勝,如為小勝,必成大勝,戰報中誇誇其詞,甚至於渲染得匪夷所思,亦不足為奇。那種仗是可以打的,如今有電報、有新聞紙,往往誇張戰功的奏摺,還在仔細推敲之中,而報上已經源源本本揭露了實況。朝廷就常引報上的消息,有所詰責,這樣子毫無假借,仗就不能打了。

而現在居然打勝了一仗,潘鼎新雖不能不發粵軍的糧餉,亦不能不電奏報捷,但卻不敢誇張,甚至還有意沖淡些,詞氣之間,彷彿表示,這是兵家常事,無足言功。這樣做的作用有二,第一是不得罪李鴻章,「保全」他主持的和局;第二是不致於使朝廷太興奮,不然就是助長了虛驕之氣,降旨如何如何,必都是不易辦到的難題,豈不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但是,打了勝仗,尤其是打了洋人的勝仗。敗軍之將貴如巡撫提督,革職的革職,查辦的查辦,正法的正法,既然功過如此分明,那麼獲勝的官兵,當然應該報獎。潘鼎新帶兵多年,知道這一層是無論如何壓不下去的,不然影響士氣,會發生絕大的麻煩,所以不得不報。

這一來要想沖淡其事就不容易了。同時潘鼎新遠在龍州也不知道李鴻章在天津跟福祿諾交涉的經過,將法軍自道依約巡邊,要接收諒山的話,都敘了進去。醇王一看,大為詫異,五款簡約,記載得明明白白,何嘗有這些巡邊跟接收的話?事有蹊蹺,非問李鴻章去不能得其原委。

李鴻章當然不承認有條約以外的承諾,只承認福祿諾曾經提出節略,打算在甚麼時候接收諒山,甚麼時候接收保勝,當經嚴詞拒絕,由福祿諾將節略上的這一項要求,用鉛筆劃去,並有「簽字為憑」。

這個解釋自是片面之詞,退一步而言,既然交涉中間,有此一節,不論怎麼樣都應該奏報朝廷,好了解法國的用心。隱瞞不報,難辭含混之咎。

就在這時候,巴黎方面已提出抗議,認為中國違約,要求賠償巨額兵費,並且指出,五款簡約的中文本與法文本,在內容上不同。依照外交慣例,條約都以法文為準,而況是法國本身與他國訂立的條約,當然更加堅持,一切都以法文本為證據。

事態演變至此,慈禧太后深為惱怒,一面降旨責李鴻章辦理交涉不善,一面對法持強硬的態度,分飭有關各省督撫、將軍、統兵大員,嚴密防範。當然張之洞和張佩綸也接到了這道密旨。

這時的兩張,正由李鴻章伴同,由天津大沽口出海在巡閱北洋水師。

其時劉銘傳亦正奉召進京,路過天津,自然是北洋衙門的上賓,宿將新貴,意氣軒昂。李鴻章不論為了保持他個人重臣的地位,還是實現他創辦海軍的雄心,都須眼前這班「紅人」作他的羽翼,因而刻意籠絡,除去大張盛宴以外,親自陪著兩張一吳──他的會辦大臣吳大澂,出海巡閱北洋水師。

出大沽口自北而東,遍閱旅順、登州、威海衛各要塞,使張佩綸長了許多見識。當然,在天津、在船上,他與李鴻章曾多次閉門促膝,傾訴肺腑,取得了諒解。李鴻章幾乎以衣缽傳人視張佩綸,唯一的要求是無論如何要在暗中協力,保全和局,否則不但創設海軍無望,既有的局面,亦恐不保。

這是李鴻章看出法國其志不小,一定會在閩海一帶挑釁,但是他說不出退讓的話,希望張佩綸不管如何放言高論,在緊要關頭,能對法國讓一步。除此以外,李鴻章還期望張佩綸能對抗曾國荃將南洋大臣的實權收過來,一方面可與北洋呼應支援,一方面作為未來「經畫七省水師」的張本。

對於這個主意,張佩綸自然深感興趣,因而以「抽調閩局輪船聚操」為名,在天津就拜發了一個奏摺:

「竊謂海防莫要於水師,而閩省莫要於船政。

查閩省船政局,創自左宗棠,成於沈葆楨,造輪船以為水師之基,設學堂練船以為水師將材之選,用意至為深遠。雖西洋船制愈出愈奇,局船已為舊式,而中國創設輪船水師,他日將帥必出於閩局學黨,一、二管駕局船之人,故待之不可不重,而察之亦不得不嚴。」

所謂「局船」,是福建船政局自造的輪船,一共二十二艘,駐於福建的只有八艘,其餘十四艘分防各省。其中最好的一艘是「揚武」號,福建船政大臣特地遣派到津,迎接張佩綸,管帶是一員副將,名叫張誠,接談之下,才知道其中的腐敗情形,至於操練,則向無定章,所以坦率據情直奏:

「分操向無定期,合操亦無定法,舉各船散佈海口,養而不教,勢必士卒游情,船械敝蝕而後已。伏念各省文風,通都大邑每勝於偏僻小縣者,序序之士,敬業樂群,狹鄉之士,獨學無友也。各路陸軍,重鎮練軍每勝於零星防泛者,簡練之兵,三時講武,分泛之兵,終歲荒嬉也。」

以下引敘西洋水師訓練之精,然後論到中國的水師:

「中國急起直追,猶懼不及,若費巨帑以造輪船,而於水師訓練之法,忽焉不講,惟是南北東西,轉運應差為務,使兵輪管駕,漸染綠營賭博嗜好之習,將來設立七省水師,利未開而弊已伏。」

這是為了整飭軍紀,是建軍的根本要圖,理由極其動聽,辦法卻是另有用心。

辦法中首先提到曾與李鴻章「詳細熟商」,所得的結果是:

「擬將局造輪船分防各省者,由臣陸續調回,在閩認真考察,酌定分操合操章程,庶管駕之勤惰,船質之堅窳,機器之巧拙,械炮之利鈍,臣皆瞭然於胸,改局船散漫之弊,亦即為微臣歷練之資。無論海防解嚴,各船抽調回閩,近者三五日,遠者十餘日,即可回防,不至貽誤,即或海上有事,而似此兵輪散碎,分防適以資敵,安能折衝?故欲縱橫策應之功,終以大建七省水師為急。臣擬抽調局船,亦在閩言閩,一隅之計耳。如蒙俞允,除北洋所調『康濟』五艘,臣遵海而南,即可就近驗看;廣東所調『飛雲』兩艘,現在駐瓊轉運,暫緩調回,所有南洋各艦,擬即分別電咨檄飭,陸續調至閩海操練一次,仍令回防。將來分操合操,如何酌立章程,七省實有犄角之勢,三洋斷無畛域之分,容與南北洋大臣,各省督撫及會辦諸臣,次第考求辦理,以副朝廷澄海育材之意。」

奏摺中所陳,各為「考察操練」,其實是想騙南洋大臣轄下的七艘「局船」回到福建,歸諸掌握。同時這道奏摺中還有兩層極深的用意,第一是要騙取朝廷承認,凡是福建船政局所造的輪船,都歸張佩綸指揮管理;第二是想確定他以「三品卿銜會辦福建海疆事宜」的身分地位,是凌駕船政大臣而上,與南北洋大臣及督撫並行的欽差大臣。

拜發了奏摺,立即上船,批示自然還看不到,一切消息也都為大海隔絕了。直到煙台,方始與李鴻章作別,與張之洞一起坐「揚武」號取道上海,分赴閩粵。

一到上海,才知大事不妙,越南戰火復起,和約瀕於破裂,「海防」由「解嚴」而又「戒嚴」。最壞的是觀音橋一役打了勝仗!如果是打了敗仗,則朝旨必定求沿海自保為已足,可以無事,一打勝仗,朝廷自然得意,更無委屈求和之意,而法國亦必不肯善罷干休,閩海只怕從此多事了。

張佩綸開始有些失悔了。他到底不是范仲淹,更不是陸遜,「行邊」固可耀武,「臨戎」卻茫無頭緒,不知如何揚天朝之威?事已如此,只得硬著頭皮,趕到福建再說。

一到閩江口,由「北水道」入馬江,未進口子,只聽巨炮連轟,隆隆然彷彿從四處八方圍擊「揚武」號似的。張佩綸大吃一驚,口乾心跳,自己知道臉色已經發白,但要學謝安矯情鎮物的功夫,裝作不經意地問道:「這是幹甚麼?」

「回大人的話,是長門、金牌兩炮台,放禮炮恭迎大人蒞任。」

聽得張誠的回答,張佩綸不自覺地透了口氣,既慚愧,又自幸,虧得能夠鎮靜,不然一到福建就鬧個大笑話了。

「取二百兩銀子。」張佩綸吩咐老僕張福:「請張副將犒賞兩台兵勇。」

於是張誠謝過賞,親自指揮揚武號入口,沿江往西南行駛,江口兩岸又有炮台,即以南岸、北岸為區分,照例鳴炮致敬,張佩綸再次放賞。

繞過青洲,但見港灣深廣,水波不興,這裏就是馬尾。南面一帶名為羅星塔,北面船政局,局前便有碼頭,船政大臣何如璋已經率領文武員弁,站班在恭候欽差了。

何如璋是廣東大埔人,同治七年戊辰的翰林,這一年正是日本明治天皇即位,繼德川幕府的「大政奉還」之後,發生「戊辰戰爭」,結果「倒幕派」取得勝利,由此而「版籍奉還」、「廢藩置縣」,結束了多少年幕府專政的局面,開始了有名的「明治維新」。八年以後,中國初次遣使日本,即由何如璋以侍講的身分膺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