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這時候，張之洞奉召到京。在山西三年，操勞過度，所以年未五旬，而鬚髮多白，越顯得是憂國藎臣的丰采。一到，照例宮門請安，當即召見。慈禧太后手裏壓著一個張樹聲因病請開兩廣總督缺，專治軍事的奏摺，要看張之洞的奏對如何，再作道理。
當然，召見的用意，是他早就得到了消息的。仕途有幾個關鍵，一跳過去，就是龍門，道員擢監司，巡撫升總督都是，張之洞心裏有數，早就有所籌劃，因而奏對甚稱懿旨。
問到越南的軍事，他不必為他的至親唐炯辯讓，亦不必攻訐張樹聲，只說目前滇桂邊境的用兵，兩廣總督的職司就像剿捻時候的兩江總督一樣。當年曾國藩坐鎮江寧，全力為前方籌辦糧台，李鴻章得無後顧之憂，方能成平捻之大功。如果現在兩廣總督亦能多方調度，要械有械，要餉有餉，源源不絕地輸運邊境，則前方將士，無虞匱乏，自然可以嚴申紀律、效命馳驅。
這話在慈禧太后自然覺得動聽。張樹聲出身淮軍，對邊境支援，厚此薄彼，已有許多人說過話，最近張佩綸還曾提到。張之洞翰林出身，與湘淮俱無淵源，而且勇於任事，教他到兩廣去籌劃糧餉，當然可以不偏不倚，大公無私。
然而糧餉又從何而來呢？張之洞亦早已想好一條路子，不過這條路子不宜陳之於廟堂，更怕清議抨擊，不能不嚴守秘密。所以只含含糊糊地答奏，廣東的富庶，天下知名，所患者經手人侵吞中飽，只要肯實心整頓，多方爬梳，弊除則利自生。
這番話又是慈禧太后所愛聽的，因此，不到三天，就有明發上諭：「張樹聲准開兩廣總督缺，仍著督率所部，辦理廣東防務。兩廣總督著帶之洞署理。」
清流大用，至此極盛，李鴻藻門下兩張都是門庭如市，紅得發紫了。
二張的大用是李鴻藻的一大安慰，更是一大希望。從三月十三「降二級調用」到現在一個半月，始終未有後命。這表示還有濫保唐炯、徐延旭一案未了，要等這兩個人解到京裏，審問定罪，看情節可以不予察議，才會補用。當然這也不是壞事，無官無職不必上衙門，也就不致於難堪。能這樣「閉門思過」過一年半載，等張之洞在廣東、張佩綸在福建，大展長才，更邀慈眷之時，合疏力保，一下子就可以開復原官，豈不比降補內閣學士，再循資升轉強得多？
因為如此，他反倒不願吏部具摺題補。好在吏部兩尚書，一個是接自己遺缺，久在弘德殿同事的徐桐，一個是翁同龢的把兄弟，跟自己的關係也極深的廣壽，都可以照他的意思行事。只是雖已罷官，門庭並不冷落，尤其是兩張，幾乎沒有一天不到宣武門外，曾為嚴嵩故居所在之地的繩匠胡同李宅長談。
這時的張佩綸，已經遵照慈禧太后的面諭，上了一個「請設沿海七省兵輪水師，特派重臣經畫」的奏摺，這所謂「重臣」，當然是李鴻章，而將來不管水師衙門設在京師，或者天津，李鴻章只會兼管，不會專任，專任之責，必定落在自己身上。所以「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在他看來只像某處黃河決口，特簡大臣為欽差去踏勘實情，就地指示該管督撫防堵那樣，不過三五個月工夫，就可以返京覆命。然後就會奉旨會同李鴻章籌辦水師衙門，管七省的海防，也有七省的協餉可用，那時以「學士行邊」，艨艟環護，萬里乘風，固非范仲淹夢想所能到，而書生典兵，「少年負重」，更可能如呂蒙之薦陸遜。李鴻章如果內召，或者進軍機，或者管總署，當然會薦以自代。
在張之洞知道此去廣東，軍事非己所長，不妨推重彭玉麟，事成則收和衷共濟的美名，事敗亦盡有人分責分謗，要全力以赴的，只是籌餉，而籌餉的捷徑，則是開賭。
不久，張樹聲上了一個奏摺，首先就說：
「兩次督粵，幾及三年，空懷報國之誠，曾乏濟時之略，涓埃靡效，抱疚難名。特粵事利弊，臣竭蹶請求，粗悉原委，謹撮舉大略，為皇太后、皇上陳之。」
以下分吏治、軍政、理財、民風四大條，民風一條中，提到廣東的賭風：
「賭之名目甚多，至不可勝計。今白鴿等票，比戶有之，雖部議加重罪名，而嗜賭成為風俗。幾以禁令為違眾拂民之事。闈姓一項，臣於光緒六年會同撫臣裕寬察看復陳，請嚴禁投買，以肅政體，而杜漏卮，言之已詳。比以經費支絀，屢有借軍需之說，巧請開禁者。臣堅持理財正辭，禁民為非之戰，未敢為所搖也。」
慈禧太后和軍機處，對張樹聲交卸以前上這樣一個奏摺，用意何在，頗為困惑，是自陳政績，有意戀棧，存著朝廷可能會收回張之洞督粵成命的萬一之想呢，還是因為他有幾件參案在查辦，先側面為自己剖白？無從明瞭。不過在任三年，直到今日來「述職」，無論如何是太遲了。因而上諭中頗致不滿，說廣東「積弊至此，張樹聲在任數年，何以不早為整頓，直至交替在即，始行陳奏，實屬任意諉卸。著張之洞於到任後，將一切應辦事宜，認真經理，總期有利必興，無弊不革，以資治理而重地方。」
看到這道上諭，張之洞才鬆了口氣。張華奎為了他父親丟官，必會設法報復，這一層只有張之洞心裏明白。那道奏摺中提到禁賭，就是有意跟張之洞為難，料想他籌餉之道，不外開賭，希望以義正辭嚴，可以訴諸清議的論調，堵塞張之洞所想走的那條路。
料倒是料中了。張之洞私底下的打算，確是如此，賭風之盛，原不止廣東一處，但唯有廣東的賭，因為參合西洋發行獎券的規則，可以從中抽捐。最有名的一種賭，名為「闈姓」，以國家的掄才大典，作為賭徒卜利的憑借，主事者多為地方上有勢力的紳士，設局賣票，凡遇大比之年，等榜發看買中姓氏的多寡，以定勝負。大姓如區梁譚黎，買中了不足為奇，出奇制勝在買中僻姓。於是有力者便有操縱之法，打聽到僻姓的舉子，暗底下為他找槍手，通關節，此人榜上有名，就是他多買中了一姓，自然勝人一籌。
其次是「白鴿票」，放出一群信鴿，看它飛回來多少？猜中為勝。這當然更易操縱，勝負無憑，博者不悅，因而又改良為「山票」。
山票是用千字文起首的一百二十個字，猜買以十五字為限。每次開三十個字，全中就是頭彩，同中同分。這比白鴿票漫無准據的，自然易於措手，因而每次山票可以賣出數十萬張，全票每張銀洋一元五角，分為十條，每條一角五分，但如中彩，可以分得數萬圓之多，因而廣州雖極窮的人家，亦買山票。如果在其中附加若干，作為軍餉，是一筆輕而易舉，源源不斷的可靠收入。
山票之外，還有「鋪票」、「詩票」。鋪票以店舖招牌不同的一百二十字來猜射，詩票則以五言八韻詩一首卜勝負，章程與山票大同小異，都是可資以籌餉的財源。
這些情形，張之洞早就打聽得清清楚楚，胸有成算，不便明言，只等到任以後，奏請施行。一成欽案，清議即有指責，而生米已成熟飯，不怕阻撓。何況取之於公，用之於公，只要付託得人，涓滴不入於私囊，則問心無愧，亦應可邀得清議的諒解。
不道張樹聲一奏，幾乎直抉其隱，自不免吃驚，更怕朝旨贊同其說，降諭繼續禁賭，那時要挽回就很不容易了。
因此，張樹聲碰了個大釘子，在張之洞實在是不亦快哉！雖然朝旨中責成他「有利必興、無弊不革」，但這「利弊」不妨就國家而言，開賭既可以籌餉，則是利非弊，並不違反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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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張的新命以外，朝廷還有一番獎進人材的措施。閻敬銘升了協辦大學士；張蔭桓奏對洋務，頗中慈禧太后的意，因而開缺賞給三品卿銜，派在總理衙門行走；劉銘傳和鮑超正將復起；而左宗棠眼疾已癒，特召進京，仍舊當軍機大臣，並以大學士管理神機營，且為體恤老臣起見，上諭左宗棠不必常川入值，免派一切差使。
和議雖成，朝廷的一切措施，在醇王上獲慈禧太后的鼓勵，下得左宗棠、彭玉麟及清議的支持之下，仍是朝著整軍經武的方向在走。這與李鴻章的做法，並不衝突。因為李鴻章主張和議，是要爭取足夠的時間來建立海防，這與醇王的看法是相同的。
但是，急進的法國軍人，不容中國有從容部署的機會，李鴻章與福祿諾所訂的和約，很快地起了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