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失守的奏報尚未到京，北京先已從外國的電報中，得知詳細情形。朝廷大震，言路大譁，翁同龢與在京的曾國荃，主張設法轉圜求和，但以清議憤激，連恭王都不敢附和了。
醇王左右的人獻議，仿照吳長慶朝鮮平亂的辦法，以「越南嗣王被弒，禍亂方殷的理由，」降旨派兩廣總督張樹聲，「統帶兵勇，直赴順化，相機勘定，令該國擇賢嗣位。」
此外又派吳大澂幫辦廣東軍務，北洋水師統帶丁汝昌聽候張樹聲調遣。加上已到廣州，正在虎門佈防的彭玉麟和左宗棠所派，已在中途的王德榜一軍，足可與法軍大大地周旋一番了。
但是，請纓氣壯的張樹聲忽生怯意，打了個電報回京，說越南順化海口，久為法軍佔據，廣東亦並無軍艦可以運兵。如果由欽州越十萬大山到越南，路僻難行，仍舊打算繞道廣西龍州出鎮南關。同時李鴻章亦捨不得放丁汝昌到廣東。不是不捨丁汝昌，是捨不得丁汝昌所統帶的七艘兵艦，因而以北洋密邇京畿，根本重地，不能不嚴加防守作借口，提出異議。
這一下，不惜一戰的計劃，大大打了個折扣，而且也很明白地顯示出來，戰守大計，關鍵是在李鴻章身上。恭王當然不願打仗，但有醇王在，不便公然倡議，便動用他預先埋伏的一著棋，跟李鴻藻談妥，派張佩綸到天津，跟李鴻章當面商談。問一問他，如果跟法國開戰，到底有沒有致勝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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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談得到把握？幼樵，你亦是知兵的，倒想想把握在那裏？」李鴻章說：「唐、徐二人，照我看，無甚用處，不過你們大家捧他，我亦不便多說甚麼。」
「老世叔！」張佩綸只好老實請教：「然則計將安出？」
「難，難！將來不知如何了局？壞事的就是劉永福，偏偏又加上一個大言炎炎的唐薇卿，局勢搞僵了。」李鴻章又說：「唐薇卿出關之前，先去看曾沅甫，沅甫大加激勵，資助行裝，才得出關。然而沅甫現在持何論調？你在京裏總知道。」
「我也是聽翁叔平所說，翁曾頗為接近。」張佩綸答道：「曾沅甫的論調，大致三點：第一、宜恤民生；第二、越事不可動兵；第三、聽言宜有選擇，不可輕發。」
「這三點，確是有道之言。民生宜恤，實不其然？直隸現在鬧水災，如果還要徵遣調發，民命何堪？越事本不宜動兵，可見這話不是我一個人說。至於聽言宜擇，當然是指言路而言。老世侄，清議有時不免誤國，前東黨禍，不可不鑒。你我世交至好，我說這話，你不要動氣。」
如果是別人說這話，張佩綸非動氣不可，但對李鴻章，只有報之以苦笑。
「局面實在很難，朝裏的情形，我亦曉得，醇王『見人挑擔不吃力』，總有一天會後悔。這是後話，眼前不必去談它。照上頭的意思看，逆耳之言，未見得有用。幼樵，你倒說，蘭蓀是怎麼個打算？」
李鴻章說話，一向有條理，但這幾句話，雜亂無章。張佩綸不知他用意何在？想了一下，依然只好求教：「原是要跟老世叔討個主意。」
「我的主意沒有用，曾劼剛在巴黎，跟法國政府鬧得很僵，想越事能在巴黎了結，已成奢望，如今只有堅持待機。」
「堅持待機。」張佩綸將這四個字重重唸了一遍，連連點頭。
「如今大家都談洋務，到底有多少人懂得外國？」李鴻章在張佩綸面前，倚老賣老，以發議論作諷勸：「我們天朝大國，唯我獨尊的念頭，早該收拾起來了。並世東西洋各國，敢於欺侮人，也不全靠船堅炮利，人家也講策略、講道理。雖然國情不同，萬國公法，是必得守住的，不守萬國公法，他國縱使想幫忙也幫不上。所以，我們跟人家辦交涉，要請人幫忙，想蹈瑕乘隙揀人的便宜，要先懂萬國公法，不然處處授人以柄，到要講理的時候，就講不過人家了。目前，這一層上頭，真正沒有幾個人懂，真教我著急。」
「老世叔這話，」張佩綸說，「自是有感而發，不妨明示，我們在總理衙門，也好留神。」
「凡事總要先朝壞處去想。兩國交戰，常有之事，不過總有和的時候。從古以來，幾曾見兩國之間，數十年干戈不息？若有其事，亦必是兩敗俱傷。」李鴻章說，「現在談到越事，我說句粗魯的話，你們是拆爛污的人，我是替你們揩屁股的人。不過拆爛污也有拆法，總不能拿屎盆子往自己頭上扣。」
說到這裏，張佩綸大為動容，七分惶恐，三分羞惱，正一正臉色，帶著責問的語氣說：「老世叔何出此言？」
「你不明白是不是？說到這上頭，我明白，曾劼剛更明白，他為甚麼一再打電報回來，說是只好暗中接濟劉永福？他的主張對不對不說，這樣做法是有深意的，為了將來議和，法國抓不住中國的辮子。」李鴻章說到這裏停下來問道：「幼樵，你說法國在越南用兵，有些甚麼好處？」
「無非割地賠款，淪為附庸。」
「割地有之，賠款如何？越南賠不出兵費，真所謂『不怕討債的凶，只怕欠債的窮』，法國難道就空手而回？」
「莫非──，」張佩綸恍然大悟，「莫非法國要將賠兵費的責任套在中國頭上？」
「正是！」李鴻章點點頭說，「你算明白了。人家千方百計要套上來，你還伸長脖子唯恐他套不上，豈不是太傻？目前調兵遣將的廷寄，頗有洩漏出去，落在新聞紙的訪員手裏，大登特登的。將來交涉追究到責任，我們自然可以不承認。但如說下詔宣戰，或者用『明發』激勵軍民，煌煌上諭，天下共見，要想賴都賴不掉：那時候人家求索兵費，請問何詞以對？」
果然，照李鴻章所說，如果公然宣戰，脫不了責任，豈不是拿屎盆子往自己頭上扣？張佩綸大為領教，當即表示：
「以後我在總理衙門，這方面倒要下點功夫。」
「對了！正該如此！」李鴻章很欣慰地說，「我可以送你幾套書，著實是經世致用之學，幼樵，你在總理衙門跟洋人打交道，總要記住四個字：站穩腳步。尤其是講到交戰，千萬不可先開釁。萬國公法上最講究這一點，切記！切記！」
就這樣長談了兩日，張佩綸才知道軍務一無把握，回京覆命，不敢再一意主戰。指派岑毓英派兵直赴越南京城順化定亂之議，不再提起。事實上岑毓英亦不敢冒失，上摺表示異議，說雲南是西陲的門戶，關係緊要，而且出關伊始，軍心未定，不便捨近圖遠。這條「奇計」，就此擱置了下來。
轉眼新年。皇帝臨馭，正逢十年之期，慈禧太后亦整整五十歲了。皇帝親政、大婚、太后萬壽三件大事，已有人在談起，只是邊疆不靖，不敢公然談論。所以儘管新年裏風和日麗，上上下下卻都打不起興致。
也許，唯一的例外是曾國荃，到底得遂心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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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二，兩江遞來一道奏摺，左宗棠奏請開缺。他的眼疾相當嚴重，上年十月裏就曾上奏辭官，奉旨賞假三月調理。假滿未見痊可，在這個時候，自然以引退為上策，奏摺中的話，相當懇切。為了表示堅決求去，還加了一個「擇人自代」的夾片：
「兩江地大物博，全賴得人而理，而人才由歷練而成。如果質地端方，志趣向上，則制治有本，將來成就，亦必卓有可觀。
竊見安徽撫臣裕祿，操履篤誠，寬宏簡重，懋著才猷，在疆臣中實罕其比。
漕督臣楊昌濬，守正持平，性情和易，而歷任繁劇，均得民和，臣與共事多年，知之最深。
前兩廣督臣曾國荃，任事實心，才優干濟，遇中外交涉事件，和而有制。去任之日，粵中士庶，謳思不替，遠人敬之。」
保舉人才有「正陪」之分，刊在第一名的，自然是「正」。慈禧太后亦知裕祿其人，他是咸豐初年，湖北巡撫崇綸的兒子。崇綸有兩個兒子，老大叫裕德，德勝於才，有名的不通的翰林，讀《史記．封禪書》，茫然不解，稱之為「仙書」。但是老二裕祿，卻是旗人中的能員，以筆帖式當到司官，外放為熱河兵備道，升調安徽藩司。同治十三年就當安徽巡撫，年紀還不滿三十。
那時安徽有個土豪，就是為勝保招撫的李世忠。此人雖然官拜提督，而賊性不改，盤踞淮揚，陸通鹽梟，水通湖匪，聲勢驚人。因為他原名兆壽，所以外號「壽王」。
李世忠有個死對頭，就是陳國瑞。但陳國瑞是醇王的愛將，有此奧援，自然佔了上風。因此，李世忠益發仇視官府，有起事造反的密謀。但兩江多湘淮百戰的老兵，一旦有警，荷戈而起，佔不了便宜，所以李世忠改在河南招兵買馬。
日子一久，風聲外洩，裕祿密疏請誅李世忠，以絕後患。
朝命相機辦理，鄭重告誡，不可打草驚蛇，激出變故。
由於李世忠的黨羽眾多，裕祿當然不能公然進剿，與幕友密議，定下了一條智取之計。正好李世忠由河南回安徽，經過安慶，裕祿便下了個帖子請他赴宴。
酒到半酣，裕祿取出密旨，叫人唸給李世忠聽，同時埋伏著的親兵一擁而上，縛住李世忠，就在督署後園一刀斬訖，買棺盛殮。等一切妥貼，才通知李世忠的家人，說是奉旨處分，但為顧全李家顏面，不必明正典刑，對外只說筵前暴斃，此外還有一筆撫恤。問李家的意思如何？
李家還能有甚麼話說？蛇無頭而不行，烏合之眾的黨羽，難道還敢糾眾造反？李家反倒感激裕祿的曲曲周全。一場隱患，消弭無形，裕祿的處置，朝廷激賞，同官推服，就此出名。安徽巡撫一當十年不倒，並且能將左宗棠敷衍得推心置腹，薦以自代，手腕也真不弱了。
因此，慈禧太后在准許左宗棠開缺，賞假四個月的回籍養病的同時，就派裕祿署理，並兼置辦理通商大臣。
左宗棠有薦賢的附片，外面並不知道。因此，這番朝命，頗予人以突兀之感，也可說是意外之感。兩江總督幾乎可說是疆吏中第一要缺，裕祿的資望，實在不足以當此重任。雖說主持東南海防的南洋大臣，並未派裕祿兼署，意示朝廷將另簡重臣接替，但是南洋大臣究竟不比北洋大臣自成局面，如非由江督兼任，便很難有所為。
另一方面，亦有人以為當此局勢艱難之際，左宗棠引退，跡近畏難躲避，言路上不滿的更多，上摺「請旨責以大義，令其在任調理」。這也就等於表示，在這個時候應有負威望的元勳鎮守兩江。「聞鼙鼓而思將士」，於是從慈禧太后到軍機大臣，一致認為應該讓曾國荃去當兩江總督。
曾國荃署江督，裕祿回任安徽巡撫的上諭明發時，岑毓英已經出關，王德榜在湖南永州招募的八營新軍，將到龍州，而法國軍隊，分分水陸兩路逼近北寧，大戰爆發在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