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正式受清朝的冊封，是在順治十八年，承認前一年九月自稱國王的黎維祺為「安南國王」。到了嘉慶八年，改安南為越南，國王阮福映，年號嘉隆，越南人民稱他「嘉隆皇帝」，是一位英主。
阮福映在統一越南「三圻」時，曾經委託天主教神父，請求法國援助，與法王路易十六，訂立條約，願割土作為酬謝，後來法援未到，條約當然不須履行，但法國的勢力卻就此伸入越南了。
從嘉隆皇帝以後，阮朝三代皇帝都不喜歡法國和天主教。因此，在道光、咸豐年間，越南也像中國一樣，常鬧教案。英法聯軍侵華的那幾年，法國海軍附帶在越南攻城略地，於是在同治元年夏天，越南被迫跟法國訂立了條約，賠款割地之外，另有專條：越南政府承諾，此後不以領土的任何一部分，割讓給法國以外的任何一個國家。
法國得寸進尺，五年以後吞併了整個南圻，而心猶未足，還打算攘奪北圻，僅留下中圻給越南。到了同治十二年，藉故攻陷河內，越南政府派出一員名將抵禦法軍。這員名將叫劉永福，是中國人。
※※※
劉永福本名業，字淵亭，原籍廣東欽州，落籍廣西上思。早年跟過「洪楊」，洪楊失敗，餘眾四散，其中有個叫吳鯤的，領餘眾數千，進入越南，劉永福就在他部下。吳鯤一死，劉永福帶了兩百多人，翻山到了越南的高平省，自樹一幟，旗幟用黑布所製，號為「黑旗軍」。
劉永福生得短小精悍，不但勇壯豪邁，善撫部屬，而且善於術數，多謀能斷，在北圻披荊斬棘，招兵買馬，勢力日漸雄厚，越南國王阮弘住特加招撫，傳說還招了他做駙馬，頗為倚重。這時受命御法，在河內西門外遭遇，法將安鄴不敵而退，退到城門附近，為劉永福的先鋒吳鳳典趕到，一刀砍掉了腦袋。這是同治十二年冬天的事。
安鄴一死，法國反倒慎重了，派文官辦理善後，展開交涉，因為中國採取不干涉的態度，因而法國和越南訂立了新約。
這一同治十三年正月底，在西貢訂立的法越和平及同盟條約，重要的條款是：第一、法國承認越南為獨立國；第二、定河內等城為商埠；第三、開放紅河，也就是富良江而上到河內，法國有自由航行之權：第四、越南的外交事務，由法國監督，不得與他國有聯屬關係。這完全是為了排斥中國，而朝廷因為台灣番社事件，對日交涉正吃緊的當兒，無暇四顧，只下了一道密旨給廣西巡撫劉長佑，「固守邊圍」而已。
不過，越南迫於法國的城下之盟，並不心服，所以一方面仍舊向中國上表進貢，一方面重用劉永福，授官為「三宣副提督」，准他在北圻商務繁盛之地的保勝，設局抽稅，以助軍餉。
這在法國，自然將劉永福視作眼中釘，必欲去之而後快，只是三番兩次用兵，劉永福屹然不搖。同時，中國由於言路的呼籲，朝廷亦漸漸重視越局，明的是由駐法公使曾紀澤照會法國政府，不承認同治十三年的法越條約，暗的是密諭雲南、廣西派兵支援劉永福。這樣到了光緒七年年底，由於曾紀澤的電報，說法國謀占越南北境，並擬通商雲南，不可置之度外，因而總理衙門奏請降旨，派李鴻章、左宗棠、劉長佑、劉坤一、張樹聲會商辦理。
這五名疆臣中，除了李鴻章，都是主戰的，言路自然更為激昂，甚至駐法公使曾紀澤亦主張對法國採取強硬態度。但是談洋務也好、談海防也好，恭王總是尊重李鴻章的意見，所以對法交涉，仍然出以持重。這樣到了三月初，李鴻章丁憂，不奉奪情之詔，而就在這時候法國在越南有了舉動，法國海軍上校李威利，率領一支四百五十人的隊伍，攻佔了河內。
於是照例交涉與備戰雙管齊下，但不等曾紀澤向法國外交部提出抗議和要求，法軍先已將河內交還越南，前後一共佔領了六天。越是如此，越見得法國居心叵測，推測緣故，或者是借此向越南示好，進一步又有修約的要求，而修約的目的，是為了驅逐劉永福，向中國要求通商雲南。因此，主戰的議論，又復甚囂塵上，而朝廷的舉指，也是朝不惜決裂的路子上去走。
第一步是調動西南疆臣，曾國荃復起，署理兩廣總督，雲貴總督劉長佑年紀大，鴉片煙癮亦大，被免了職，調陰鷙沉毅，有霸才之稱的福建巡撫岑毓英督滇，「唐拚命」唐炯也放了雲南藩司。同時不准李鴻章回籍服三年之喪，只准假百日後，仍回天津駐紮，督率所部各營，認真訓練，並署理通商事務大臣。
當然，清流對此大事，是不會不講話的，張佩綸與陳寶琛聯名上了一個摺子：「存越固邊，宜籌遠略」，共建兩策，一策是「命重臣臨邊」，用以「鎮撫諸國，鉤絡三邊」，或者可以嚇阻法國。這「重臣」自然是左宗棠、李鴻章，擇一以欽差大臣駐紮兩廣，督辦法越事宜。
這一策之下，又有四個綱目，除「集水師」、「重陸路」的軍務以外，又主張「聯與國」，說德法世仇，應該聯德製法，而聯德之道，不妨向德國訂造鐵輪，多買槍炮。
第一策是正，第二策是奇，奇兵之用在聲東擊西，張佩綸和陳寶琛建議：以左宗棠的南洋和李鴻章的北洋兩支大軍，假作全力對付日本，而另簡賢能，「秘寄以滇粵之事」，如彭玉麟、丁寶楨、張之洞都可膺選。如果說，以左宗棠或李鴻章，出鎮西南，像晉朝陶侃的移鎮廣州，唐朝的郭子儀備邊以服回紇，是重在威名懾敵。那麼用彭玉麟等人的作用正好相反，像漢高祖識拔韓信，孫權重用陸遜那樣，名氣不大，敵人便不甚疑忌。
這樣的部署，可使法國錯認為中國對越南局勢，不甚在意，然後乘其不備，水陸大舉，進兵越南，包圍法軍。相持日久，法軍力不能支，「外懼德人，內耗兵餉」，只要稍微許法國一點好處，一定可以和得下來。萬一用兵小挫，重臣如左宗棠，李鴻章還在，可以讓他們出面轉圜談和，對國體亦無大損。
雖是紙上談兵，倒也頭頭是道。奏摺中還力保廣西、雲南兩藩司，滇藩就是「唐拚命」，廣西藩司叫徐延旭，山東臨清人，咸豐十年中了進士，就放到廣西當知縣，號稱知兵。
過了半個月，山西巡撫張之洞，也上了一個密摺作桴鼓之應，認為宜籌兵遣使，先發預防，建議派李鴻章坐鎮兩廣，籌劃一切，同時保舉一批京外文武人才，總計三十九人之多，第一個就是張佩綸。
這就是李鴻藻一系的清流，所提出的國是主張。因為主戰，所以推重左、李，其實左宗棠還是陪筆，所真正重視的是李鴻章。但是，李鴻章對和戰大計，卻不肯輕易發言，要看內外情勢而定，交卸事畢，五月裏回合肥老家奔喪去了。
不久，朝鮮京城發生兵變，攻佔王宮，襲擊日本公使館，大院君李星應稱「國太公」，自行專政。日本決定以武力處理，中國駐日公使黎庶昌處置明快，直接打電報給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張樹聲，認為中國亦應當立即「派兵船前往觀變」。於是張樹聲跟總理衙門議定，派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統領北洋水師記名提督丁汝昌，道員馬建忠領兵到朝鮮平亂。南疆多事，東鄰生變，恭王憂勞交併，一下子病倒了，而景廉和王文韶又正當雲南報銷案初起，憂心忡忡，自顧不暇，只有寶鋆和李鴻藻應付艱鉅，自然大感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