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這是意外之喜,頓時精神一振。他喜歡攬權,更喜歡獨斷獨行。少年時言志,不望拜相入閣,只願出鎮方面,不得已而求其次,寧願做個七品縣官,亦可以一抒抱負。如今既拜相、又出鎮,而且兩江總督必兼南洋大臣,東南防務,要靠自己來經營策劃,大有用武之地。所以對派去的軍機章京,在矜持之中,不免喜形於色,表示一到南洋,江防、海防,只要他一到任,必有辦法。

事情就這樣定局了,但卻還不能降旨。因為劉坤一奏對不稱職,他本人鴉片癮大、姬妾又多,也不願到西北苦寒之地,而楊昌濬的資望才具,都不夠總督的格,得要另外物色。

最初想到劉坤一的族叔,雲貴總督劉長佑,他是湘軍宿將,早就當過直隸總督,移鎮西北,倒也人地相當。但因法國正在窺伺越南,西南的防務,亦頗並重要,不宜調動。

挑來挑去挑中了一個湖南人,是浙江巡撫譚鍾麟,他是翁同龢的同年,恭王對他特具好感。同治四年,慈禧太后與恭王失和,鬧出絕大風波,恭王幾幾乎連爵位都保不住。慈禧太后震怒之下,有言責的人,十九噤若寒蟬,只有譚鍾麟以江南道御史,慷慨陳言,說「廟堂之上,先啟猜疑,根本之地,未能和協,駭中外之視聽,增宵旰之憂勞,大局有關,未敢緘默」,同官感悟,列名合疏的,有四十餘人之多。慈禧太后一看這聲勢,不敢一意孤行,終於恢復了恭王的名位權力。以此淵源,譚鍾麟一直能得到恭王的支持。而且他的官聲不錯,並且當過陝西巡撫,論各方面的考慮,都很合適。唯一不甚妥當的是,他在浙江當杭州知府,署理杭嘉湖道時,楊昌濬當浙江布政使,正是他的頂頭上司,現在楊昌濬是甘肅布政使,變成譚鍾麟的部屬,似乎難堪。但朝廷用人,當然管不到這些細節,也就隨它去了。

譚鍾麟的調督陝甘,是出於張之洞的建議,在「翰林四諫」中,他頗得人緣,所以湖廣總督李瀚章,為了籠絡,特地卑詞厚幣,請他去當湖北通志局的總纂。可是張之洞正在培養資望關係,快到了水到渠成,將要大用的時候,自然不肯應聘,轉薦他的門生樊增祥自代。果然,不久就由於李鴻藻的保薦,放了山西巡撫。翰林當到內閣學士,不是內用為侍郎,便是外放為巡撫,循資遷轉,原無足奇,奇的是張之洞升內閣學士還不到半年的工夫,就有此任命,不能不說是異數。

因此,給他去道賀的人特別多。張之洞興奮得不得了,親擬謝恩摺子,得意忘形,自命為「敢忘八表經營」的話,一時傳為口實,而挖苦他最厲害的,不是別人,正是他的堂兄張之萬。一天張之萬帶了兩個掛表,有人便說,表只要准,一個也就夠了。他這樣回答人家:「我帶兩個表不足為奇,舍弟有『八表』之多。」

「八表」是八方之極,亦是「天下」的別稱,「八表經營」可以解釋為開國英主力戰定天下。張之洞下筆不檢,用了這句成語,如在雍正乾隆年間,不丟腦袋也會丟官,但嘉慶以後,文字獄久已不興,而且清流的口氣,向來闊大,所以山西巡撫想經營八表,不過傳作笑談而已。

談笑以外,亦頗有人深為警惕,因為張之洞的被重用,正是慈禧太后重視清流的明證。翰林四諫中,專事彈劾的張佩綸、鄧承修、寶廷、以及後起的盛昱,不在四諫之列,卻與黃體芳齊名,好以詼諧語入奏摺的劉恩溥都在朝中,氣焰更甚,不知他們那一天心血來潮,出手搏擊?因而都不免惴惴不安。

因為如此,便常有些捕風捉影,疑神疑鬼的流言,有人說萬青藜、董恂在位不久了,有人說李鴻藻一系將攻倒王文韶,還有人替新任陝甘總督譚鍾麟擔心,說張佩綸一定饒不過他。

張佩綸曾經彈劾過譚鍾麟,那是四年前的事。光緒三年,山西、河南、陝西大旱,赤地千里,朝廷截留東南漕米一百萬石,賑濟山西與河南,由閻敬銘以侍郎坐鎮山西,督辦賑務。有個縣官侵吞賑米,閻敬銘會同山西巡撫曾國荃,請「王命旗牌」,斬於鬧市,因而經手放賑的,不管是官員還是紳士,沒有人敢於舞弊,山西、河南的災民,受惠的不止其數。

但是,陝西同樣被災,卻獨獨向隅。這年從四月到九月,點雨未下,渭南、渭北,小麥下種的不及二成,百姓已經吃草根樹皮了,但左宗棠西征,還在急如星火地催運軍糧。李鴻章大為不滿,寫信給左宗棠說:「西北連年荒歉。民食猶苦不足,何忍更奪之以充兵餉?萬一如明末釀成流寇之亂,誰屍其咎!」

左宗棠接到這封信,當然很不開心。因此也就討厭有人說陝西大旱,陝西巡撫不敢違逆他的意思,便禁止屬下報災。朝廷查詢,他答奏說是「全省麥田僅有三成未播種者,餘皆連得透雨,一律下種,雖有偏災,不致成巨祲。」這個巡撫就是左宗棠的同鄉譚鍾麟。

陝西的紳士為求自保,約齊了上書巡撫,請求奏報災情,設局派官紳會辦賑物。譚鍾麟置之不理,陝西紳士只好乞援於言路了。

當時陝西人當御史的,一共有五個人,而陝西的紳士,只寫信給其中的四個。這四個人有一個叫余上華,雖是陝西平利人,祖籍湖北,兩湖一向認同鄉的,所以余上華跟譚鍾麟套上了交情,平日常有書信往來。這時便跟其餘三個人說:「紳士與巡撫不和,言官又攻巡撫,彼此相仇,吃虧的還是地方。我看先不必出奏,由我來寫封信勸他,如果他肯回心轉意,奏請辦賑,嘉惠地方,我們又何必再作深責?」

大家都覺得他的話入情入理,應是正辦。便同意暫緩彈劾,由余上華寫信給譚鍾麟。那知道余上華出賣了他的同官,也出賣了他的同鄉,將陝西紳士的原函,寄了給譚鍾麟。

譚鍾麟為了先發制人,連夜拜摺,專差送到京裏,特參「陝西紳士,把持公事,脅制官吏;移熟作荒,陰圖冒賑。」可惜,晚了一步,已經先有人參了譚鍾麟。

這個人叫梁景先,陝西三原人,官拜浙江道御史,就是陝西紳士致書言路乞援,而獨獨漏了他的那個人。梁景先的科名甚早,是道光二十五年的進士,咸豐十年英法聯軍進京時,他做工部郎中,因為膽小,棄官逃回家鄉。這不是甚麼大不了事,但陝西人最講氣節,因此看不起他,後來雖然補了御史,陝西的紳士卻從不跟他打交道。這一次桑梓大事,別人都受託出力,只有他不在其列,心裏非常難過。想想六十多歲的人,就要告退了,這樣不齒於鄉里,將來退歸林下,還有甚麼面目自居為縉紳先生?倒不如趁此機會,為桑梓效一番勞,晚節可以蓋過早年的恥辱,豈不是極好的打算?

因此,他深夜草奏,狠狠參了譚鍾麟一本,說他驕蹇暴戾,一條條罪狀列了許多,而且詞氣之間,也隱約談到余上華跟譚鍾麟勾結,「潛通消息」的情事,同時也參了陝西藩司蔣凝學,衰病不足以勝任其職。

他的奏摺一上,譚鍾麟的摺子也到了,陝西的御史預備在京裏參他,他遠在西安,怎會知道?見得余上華「潛通消息」的話,信而有徵。不過由於恭王的從中回護,這兩個摺子都留中不發,只用「廷寄」命譚鍾麟「確查具奏」。

消息當然瞞不住的,陝西的京官和地方上的百姓,動了公憤,一方面具呈都察院,請求代奏:「陝西荒旱,巡撫、藩司厭聞災歉」,一方面在西安幾乎發生暴動。譚鍾麟大起恐慌,下令西安鎮總兵、潼關協副將,調兵三千,將巡撫衙門,團團圍住,一打二更,撫署前後戒嚴,斷絕行人,總算地方紳士出面安撫,不曾激成民變。只是蒲城、韓城等處,奸匪乘機作亂,還殺了兩名官兒,派兵剿捕,方能平定。

事情鬧得很大,但朝廷無意嚴格追究責任,所以等譚鍾麟的復奏到京,才有明發上諭,認為譚鍾麟的復奏,「尚無不合」。梁景先所參蔣凝學各節,既無實據,「毋庸置議」。至於陝西的災情,由戶部撥銀五萬兩,交譚鍾麟核實放賑。

看來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了。不想惱了張佩綸,看樣子他內有恭王成全,外有左侯支持,要扳是扳他不倒的,只有給他一個難堪出出氣。

於是他上了一道「疆臣復奏,措詞過當,請旨串飭」的摺子。結果發了一道上諭,第一段說:

「前因陝西紳士呈訴該省荒旱,巡撫譚鍾麟有辦理未善之處,諭令該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茲據譚鍾麟復陳,辦理一切情形,尚無不合。朝廷知該撫向來認真辦事,特予優容,明降諭旨,責成該撫經理救荒事宜,不以摺內語句,苛以相繩。」這一段是為譚鍾麟開脫,也為朝廷本身辯護,救災事大,措詞事小,不加苛責。

第二段入於正文,是這樣措詞:

「茲覽張佩綸所奏,『該撫復奏摺內,曉曉置辯,語多失當,恐開驕蹇之漸,請予申飭。』嗣後該撫惟當實心任事,恪矢靖共,於一切行政用人,慎益加慎,毋稍逞意氣之偏,轉致有虧職守。」

前後兩段的文氣,似斷還續,雖未明言申飭,其實已作了申飭,但此申飭又很明顯地表示出是苛責。合看全文,給人的觀感,彷彿是弟兄相爭,做哥哥的明明不錯,但父母為了敷衍驕縱的幼子,假意責罵哥哥。清流中人,真的成了「天之驕子」了。

事隔四年,丁憂復起的張佩綸,依然是「天之驕子」,補了翰林院侍講的原職,謝表中比擬為宋哲宗朝,賢后宣仁太后當國,起用賢俊,再度當翰林學士的蘇東坡,儼然以參贊軍國大計的近臣自許。事實上,三年守制,潛心修養,雖然氣概如昔,但已深沉得多,不會再像以前那樣一逞意氣,便爾搏擊。所以為譚鍾麟擔心的流言,亦畢竟是流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