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還是沈桂芬想到一個人,就是郭嵩燾的後任,光緒四年出使英國的曾紀澤。

「到底找對了!」寶鋆如釋重負,長長地舒了口氣,「這是獨一無二的人!才具、年紀、身分,還有他老太爺的餘蔭,足可勾當此事。」

曾紀澤對洋務的瞭解,不下於郭嵩燾,年紀也還輕,萬里奔波,力所勝任,本人是襲封的一等毅勇侯,足以見重於俄國君臣,交涉比較容易著手。最好的就是所謂「他老太爺的餘蔭」,曾國藩勳業彪炳,門生故吏滿天下,看這份上,將來交涉即令有不如人意之處,大家也不好意思苛責。曾紀澤能夠不挨罵,那麼總理衙門十大臣,連帶也就可以少受責備了。

「好!」恭王也點頭,而且有更進一步的看法:「曾家受恩深重,曾劼剛勳臣之後,與國同休戚,想來他明知艱鉅,也說不出推諉的話。就照此回奏,上頭沒有不准的道理。」

「崇地山的罪名如何?」寶鋆又說:「各國公使一起抗議,這情形也得讓上頭知道才好!」

「不好!」恭王很率直地駁他,「『西邊』最討厭聽這些話,以為洋人處處挾制,如果不問到,不必多說。」

「是!」沈桂芬看了寶鋆一眼,「崇地山少不得先受點委屈,他不受委屈,大事不能了,大事一了,他也不會有甚麼大禍。」

寶鋆細想一想果然。倘或大局決裂,崇厚當然要掉腦袋,不然就有點師出無名了。若是曾紀澤到了俄國,能把交涉辦了下來,則依萬國公法,沒有殺崇厚的道理。而且將來轉圜的辦法多得很,譬如授意曾紀澤,假託俄國人的要求,開釋崇厚,表示議和的誠意,就是很好的一種做法。

「我已經託徐頌閣跟潘伯寅致意了,」沈桂芬說,「刑部預備復奏,請王大臣會議定罪,這又可以緩一口氣。」

徐頌閣就是徐郙,江蘇嘉定人,同治元年的狀元,現在當詹事府正詹,在南書房行走。沈桂芬用翁同龢疏通李鴻藻,以徐郙聯絡同在南書房的潘祖蔭,是南派「連衡」、「合縱」的妙用。

這個年當然過得不輕鬆,但同樣沉重的心境中,畢竟還有區別。一種是沉重得幾乎承擔不住,只想卸除負荷,好好喘息一會;一種是沉重得精神抖擻,整頓全神要把一副千斤擔子挑起來,這就是沈桂芬與李鴻藻,也是南派與北派大概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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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三,慈禧太后就跟軍機見面。清朝以勤政為家法,大年初一辦理政務,不足為奇,但總是虛應故事,不甚費心的事居多。這一天不然,從辰初見面,足足談了兩個鐘頭方始結束。

接著,便連發了好幾道上諭,最重要的是派曾紀澤充任出使俄國欽差大臣。這一次崇厚奉命使俄,所議的條約章程,不合朝廷的原意,由曾紀澤將「應辦事件再行商辦」,宗旨是「期妥協、重邦交」。

另一道重要的諭旨,當然是關於崇厚的。他的罪名經過再三斟酌,定了四個字:「違訓越權」。違訓則可以作為拒絕批准的理由,越權則表示崇厚所「畫押」的條約,只是他個人的私意。定這樣四個字的罪名,一方面是便於應付國際交涉,另一方面也是救崇厚。因為他的罪名本來應該是「喪權辱國」,如果是「乾隆爺」的年代,不待崇厚到京,半路上就會遇到欽差,出詔旨立斬。

然而「西佛爺」的權威,也很可觀了。正月初三奉明發上諭,根據刑部的奏請,將崇厚的罪名交由親王、大臣會議,就沒有一個人敢為崇厚申辯。復奏說他「違訓越權,情節重大」,於是,慈禧太后進一步降旨,交由九卿以上的大臣,直到親郡王一起會議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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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八,李鴻藻朝珠補褂,天不亮進宮遞喪服已滿,請安報到的奏摺。當時召見,慈禧太后面許:「李鴻藻仍在軍機大臣上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朝旨一降,賀客盈門。張之洞是早已就有「先知」的,一早趕到李鴻藻家,等到了好消息,義不容辭地為李鴻藻分勞,興高采烈地替他家接待賓客。

賓客中最為人注目的,自然是沈桂芬。他的氣量雖狹,然而城府極深,到李家致賀時,神態極其從容,並且不是道個賀,做到了應酬的禮節,隨即告辭,而是閒逸地坐下來,與熟人閒聊,做足了與李鴻藻交情很厚,而且熟不拘禮的樣子。

他本籍吳江,寄籍宛平,亦算是順天和直隸的同鄉,所以張之洞與李鴻藻商議,利用山西賑災的餘款,建立「畿輔先賢祠」,他亦是贊助人之一,這時候便正好談這件事。

「先賢祠去年七月落成,今年是第一個年,」沈桂芬看著張之洞說:「香濤,該有一番舉動吧?」

春秋二季致祭是常禮。今年第一個年,自當別論。」

於是彼此商定,正月裏舉行一次祭典。

張之洞跟沈桂芬談「畿輔先賢祠」,談得十分投機,可是議論時向,就格格不入了。當時,崇厚失職,薦主不能無咎,這些追究責任上的話,張之洞是不會提到的,他所談的是邊防,如何起用宿將、如何購置新式槍械、如何擇要防守,口講指劃,旁若無人。而在舉座側目之中,獨有沈桂芬不斷搖頭,間或夾以無聲的冷笑,那種輕視的神態,對興高采烈的張之洞來說,彷彿兜頭一盆冷水。

「事非經過不知難。」等張之洞的話告一段落時,沈桂芬接口說道:「局外人的高論,可以揀有理的說,自然動聽,局中人不尚空談,要講實際。香濤,有一天你執了政,記著我今天的話。」說著,隨即起身,神色不動地拱拱手:「失陪了。」

這個軟釘子,碰得張之洞臉上青一陣、紅一陣,心裏好不是滋味。過後思量,越想越不服氣,沈桂芬總當清流論政,無非書生之見,紙上談兵,倒偏要做個樣子他看看。

於是他想到了一個人:吳大澂。

吳大澂從陝甘學政任滿回京,不久因為山西、河南、陝西大旱,奉旨會辦賑務,躬歷災區,不避辛勞,救的人很不少。陝甘總督左宗棠、直隸總督李鴻章、山西巡撫曾國荃,都在奏摺中說他的好話。慈禧太后決定將他外放,翰林出任地方官,不是知府,就是道員,吳大澂放的是河南河北道,駐河南武陟,照例兼管河務水利。

這個缺分很苦,但東有開封、西有洛陽,南岸就是滎陽、汜水,正是中原古戰場之地。吳大澂雖是蘇州人,卻深慕他的鄉先賢,明朝的韓雍。他平時喜歡談兵,經常與親兵在一起練洋槍打靶,頗有「準頭」,沾沾自喜,所以到了這個地方,斜陽影裏憑弔古跡,策馬高崗,攬轡便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他又跟潘祖蔭同好,而河南出土的周秦古器甚多,打靶之暇,摩抄碑版金石,頗得意於他自己的那副儒將派頭,因而一時也不想求甚麼陞遷。

對俄的糾紛一起,像他這樣的人,自然不會沉默,他跟張之洞意氣相投,平時常有書信往來,這時候自是洋洋灑灑,大談籌邊之計。其時由於左侯在西陲的武功所激發,做學問正流行研究西北地理,吳大澂的同鄉,也是他同治七年戊辰這一科的狀元洪鈞,就是專門搞這一套的。吳大澂亦頗有所知,因而論到西北、東北的山川形勢,頭頭是道。張之洞靈機一動,認為吳大澂應可以有一番作為。

他是想到就做的脾氣,當時便檢出吳大澂最近寫來的兩通長函,送給李鴻藻去看,要求李鴻藻保薦吳大澂帶兵籌邊。

慈禧太后此時已經打定主意,跟俄國能善罷甘休,還則罷了,不然就得開仗。所以每天催恭王籌劃邊防,整頓戰備,一等有了成議,下詔求賢,自是當務之急,宿將鮑超,決定起用,連充了軍的陳國瑞亦打算赦他回來效力。見此情形,李鴻藻覺得保薦吳大澂,正是人臣事君應有之義,因而一口答應了張之洞的要求。

話雖如此,也不能貿然舉薦。李鴻藻雖然名心稍重,但為人誠懇,他覺得保舉人才,雖是大臣的報國之道,但亦須為被保舉的人,謀一個能夠發揮所長,將帥和協的善地,才算盡了提攜的責任。

經過與張之洞的一番籌議,李鴻藻為吳大澂找到了一個人地相宜的差使,只待正月十七的會議過後,就可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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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七在內閣的會議,要議的是兩件大事。一件是崇厚的罪名,刑部司官已經過細心推求,擬了一個奏稿作為會議的根據。說他「違訓越權」是句籠統的話,到底如何「越權」,如何「違訓」?不能不在大清律例上求得一個適當的比附。看來看去有一條「增減制書律」可以比照,對外國的條約,須奏奉欽定,即與「制敕」無異。「增減制書」的行為,自有已行、未行的區別,雖然條約未奉批准,但已畫押用印,就是「已行」,而「增減制書已行」者,是斬監候的罪。

看了刑部司官所作的判決,無人提到異議,議罪一事,就算定讞。另一件事是總理衙門所上的一個摺子,事宜是「籌備邊防事宜」,一共八條,洋洋數千言之多,範圍太廣,無從議起,而且看一遍就得花好些時間,也沒有那麼多工夫來細心研究,紛紛畫押,草草成議,由內閣具奏,聽候聖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