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病是又重了些,但神明不衰,未到臥床不起,無法治公的地步。就是病勢增重,也是受崇厚所逼,而間接是受英國公使威妥瑪所逼。

當教堂被焚之初,英國駐天津的領事李蔚海,就聯絡各國領事,組織了一支「自衛隊」,名為保僑,其實是有意要反襯出中國官府不能維持地方。及至羅叔亞到天津,老奸巨猾的威妥瑪自告奮勇,陪著他同行,在幕後全力煽動。起先是提出拿天津府縣及陳國瑞抵命的要求,以後又透露口風,賠償損失最少得數百萬銀子,殺人放火的兇手,至少要正法三、四百名。上海來的《申報》又載著英國人的議論,說是必須用武,儆戒中國官民。同時崇厚打聽到,羅叔亞不僅每天與法國水師提督會商,而且已有兩千洋兵開到,大沽口和煙台的外國兵船,亦日有增加。

這些消息把崇厚嚇得膽戰心驚,萬一開仗,朝廷主戰的一派得行其志,那時追究責任,第一個就會把他殺掉,至少也是充軍的罪名。這是不可避免的,兵敗議和,則殺主戰的大臣,和議決裂,不惜一戰,則必殺主和最力的人來激勵士氣民心。為此,他一天幾次去見曾國藩,反覆申說,必須答應羅叔亞在照會中所提出的要求,否則大禍就在眼前。

曾國藩撤張光藻、劉傑的職,奏請治罪,已覺內疚神明,痛悔不止,如何再肯聽崇厚的話?最後被逼不過,他半真半假地表示了態度。

「洋人亦須適可而止。」曾國藩依然保持著他那平靜舒緩的語聲,「莫以為我立意不開釁,便是怕事不設防!我已密調各路軍隊到津,軍械由上海製造局航海趕運,軍糧呢,福建採辦的兩萬石米,可以奏請截留。真的逼得人不得過,也就只好跟他周旋了。」

崇厚驚愕莫名,「中堂,」他囁嚅著說,「我竟不知有這些部署!」

「現在你知道了。」曾國藩閉眼捋鬚,接著又說:「我自募勇剿賊以來,此身早已許國。幸賴聖祚綿長,將士用命,蕩平巨寇,百戰名將,如今凋零雖多,也還有李少荃、左季高、彭雪琴、楊厚庵,那個不是念切時艱,心存君國?就算我衰病交侵,不久人世,繼起亦復有人,不見得跟洋人打都不能打!」

這番話一說,崇厚無法再談得下去,而且心裏驚疑不止,他無法判斷曾國藩的話,是真是假?他也知道,曾國藩處事一向慎密,又有一班極能幹的幕友,暗中調兵遣將,非無可能。看這樣子,說不定曾國藩眼前的一意主和只是緩兵之計,等軍隊開到,又是一樣說法,那就非把大局搞決裂了不可!

這樣一想,他覺得曾國藩在天津,有害無益,苦於無法把他請走。誰知事有湊巧,曾國藩因為崇厚一味媚敵,逼人太甚,心境大為不快,眩暈的毛病越發嚴重,以致當客嘔吐,臥倒在床。崇厚靈機一動,趁此機會,飛奏曾國藩病重,不能任事。這是非常不禮貌的舉動,但照崇厚的想法,這一來不但是救他自己,也是救了曾國藩,讓他能把一副千斤重擔卸下來,回保定安心養病。

在同一個奏摺中,崇厚又說,法國公使已提出職官抵命的最後限期,如果在拜摺第二天下午四點鐘,還未有確實答覆,法國兵船就要派兵上岸,殺向京城,而大沽口的各國兵船,就在這一兩天內開到了九艘之多。

這個摺子遞到京城,正就是崇厚拜摺第二天的下午四點鐘。如果說已經決裂,則事已無及,而期限過於迫促,亦反令人有不近情理,純為空言恫嚇的感想。因此,奉旨進宮看摺的恭王,對這一層倒不怎麼擺在心上。

然而曾國藩的病倒在床,卻不能不重視。恭王和總理大臣們都知道,崇厚對外則資望不足,為敵所輕,對內則輿情不洽,動輒獲謗,已經無法再在天津立足,所請「簡派重臣」,實在有此必要。為難的是這個能辦洋務的「重臣」到那裏去找?

「這是個火坑,派誰誰倒霉!」寶鋆苦笑著說,「和議成不成是另一回事,先就得讓那班『清流』罵個夠!」

他的話一半是牢騷,一半也是實情。沈桂芬則比較沉著冷靜,心想寶鋆的話一傳出,更難找人,於是緊接著說道:「話雖如此,事情也得兩面看,這時候誰要肯挺身而出,把曾爵相都未能辦成的撫局辦成,必享大名。再說,為國家建了大功,朝廷亦必不薄待。」

「對了!」恭王許了願心,「誰要是把這副擔子挑了下來,我一定保他,或是換頂戴,或是調劑差使,兩宮太后不能不依。」

有此一句話,立即便有人自告奮勇,那就是以兵部尚書奉派在總理衙門行走的毛昶熙。他是河南人,也是咸豐初年投筆從戎的翰林之一,一向在他家鄉辦團練,比起曾國藩、李鴻章戡平大亂的勳業來,自有天淵之別。但正如俗語所說的,「沒有功勞有苦勞」,在慈禧太后和恭王眼中,是個肯為朝廷出力的人。毛昶熙本人則在京朝大僚中,以知兵自名,把那些以翰苑起家,循資升為尚書、侍郎的大臣,都看作書生。這時因為法國公使以兵船脅迫,他認為以兵部尚書,總理大臣的雙重資格,該去看一看虛實,因而毅然請命,打算著能夠化干戈為玉帛,是一件名利雙收的好事。

有他肯不避艱險,且又是總理衙門的人,深知朝廷的意向和全案的首尾,恭王自然接納。但與寶鋆、沈桂芬密商的結果,認為辦洋務的長才,第一推丁日昌,如果真的和議決裂,則拱衛京畿,又非李鴻章不可。此外託詞臥疾,遙領直隸提督銜名的劉銘傳,亦該徵召。商定了這些辦法,立刻進宮請旨定奪。

那幾天因為承恩公惠澂的夫人病歿,作為親生長女的慈禧太后,哀痛不已,養心殿的常朝暫免。這時,只有恭王一個人「遞牌子」,兩宮太后在御花園欽安殿召見,自是一奏就准,當天就下了諭旨。名義上仍舊尊重曾國藩,讓他主持天津的交涉,但以「該督抱恙甚劇,恐照料或有未周,諭令丁日昌迅速赴津,幫同辦理。又以丁日昌航海前來,須在旬日以外,先派毛昶熙前赴天津會辦。」同時「諭令李鴻章,帶兵馳赴畿疆,候旨調派。」

於是毛昶熙帶著四名隨員,由京師星夜趕到天津,預備與「洋官」會議。

毛昶熙的四個隨員是,翰林院侍講吳元炳、刑部員外劉錫鴻、總理衙門章京陳欽、惲祖貽,算是京裏一等一的洋務長才,其實只有一個陳欽是好手。他在總理衙門的章京中,稱為「總辦」,就好比軍機章京的「達拉密」,內務府的「堂郎中」,是司官的首腦。曾國藩對毛昶熙知之甚深,並不重視,倒是對這四個人,一談之下,讚歎不絕,許為「難得之才」。

難得的也還只是一個陳欽。在與法國公使羅叔亞、英國公使威妥瑪的會議席上,他據理力爭,侃侃而談,引證各國通行的公法,指出豐大業應負激發衝突的責任,同時表示修堂、賠銀以外,天津府縣撤職交刑部查辦,緝兇事宜正由新任天津地方官辦理,安三、王三兩名禍首已經照羅叔亞的要求釋放,中國所應該做到的,不但已經做到,而且已經過分,不能再有所讓步。

羅叔亞被駁得無話可說,一味堅持職官抵命的要求,變成無理可喻,威妥瑪自然也就挑撥不起來。等會議不歡而散,羅叔亞與威妥瑪大概覺得還是總理衙門比較好對付,隨即便離津進京。

崇厚一看這情形,正是脫身之時。一則交卸了三口通商大臣的職司,便解除了天津交涉的責任,再則怕羅叔亞在天津未能討得便宜,會跟總理衙門去找麻煩,他得從中去說好話,以排解見功。所以拿「奉使法國請入都陛辭」的理由,拜摺即行,跟在羅叔亞後面,匆匆趕進京去。

崇厚一味媚外,凡事看不清楚,曾國藩卻是神明未衰,自己知道,這樁交涉,壞在誤聽崇厚的先入之言,一上來失之於太軟弱,讓法國人步步進逼,搞得槍法有些亂了。靜下來細想一想,覺得羅叔亞的態度奇怪,如照起初那樣的強硬,則會議決裂,接著便是法兵登岸,何以一無表示,悄然進京?

這個疑團,很快地就被打破了。從英國通到印度孟加拉省首邑加爾各答的「電報」,傳來消息,說是普魯士跟法國開了仗,起因於西班牙發生革命,女王被廢,預備迎立普魯士王的一個親族為西班牙王,法國的皇帝,老拿破崙的侄子,稱為「拿破崙第三」的,表示反對。於是普魯士王遣大將毛奇,領兵進攻法國。在大沽口的法國水師提督,就因為國內正有戰事,必須待命行動,所以拒絕了羅叔亞的要求,怎麼樣也不肯開釁。

「天祐吾華!」曾國藩大大地鬆了口氣,知道仗是打不起來了,至少限度可以說,要法國國內再派援兵,是不會有的事。

「中堂!」薛福成說,「法國既有內顧之憂,我們這裏何妨乘機利用?」

「不然,不然!」曾國藩大為搖頭,「你莫想到《戰國策》上的話!普、法兩國的國情形勢,幾乎一無所知,而想利用重洋萬里以外的戰局,如何可以!這個論調發不得,一發助長了主戰諸公的虛驕之氣。為今之計,正宜把握良機,奏請慈聖,執持定見,促成和議。請你去擬個奏稿來,普法開仗的事,隻字不可提!」

「是的!」薛福成心誠悅服,「中堂這才是老成謀國!」

這個奏摺由曾國藩和毛昶熙會銜拜發,主旨是「請中外一體,堅持定見」,決不用兵,但兵可不用,不可不備。本打算著「投荒萬里之行」,有幾年苦頭可吃的李鴻章,忽然得此際遇,精神抖擻地星夜帶兵入衛,一路行軍,一路不斷上奏,同時行文軍行所經各地督撫,要求供應軍需。曾國藩是替他辦慣了糧台的,將福建船政局購辦的「京米」,截留了兩萬石,存放在天津,專等李鴻章和劉銘傳來領。

除了李鴻章,丁日昌亦已奉旨北上,他也是來「跳火坑」的。啟行之前,先上個奏摺,說「自古以來,局外之議論,不諒局中之艱難,然一唱百和,亦足以熒聽聞而撓大計,卒之事勢決裂,國家受無窮之累,而局外不與其禍,反得力持清議之名」,自道「臣每讀書至此,不禁痛哭流涕」,因而提出看法「現在事機緊急,守備則萬不可缺,至於或戰或和,應由宸衷獨斷,不可為眾論所搖」。這番話的意思,與曾國藩一樣,都是請兩宮太后「謀劃必須決斷」,抱定主旨,決無更改。言外之意,都指醇王、李鴻藻、倭仁那些人的話,萬不可聽。

因為如此,沒有人再發主戰的議論,但一口怨氣不出,都發洩在曾國藩頭上。有的公然指責,有的寫信質問,大致以前罵崇厚的話,現在都用來罵他,態度最激烈的則是他的同鄉,甚至要把他懸在湖廣會館的那塊「道光戊戌科會試中式第三十八名進士、殿試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的匾額撤除。

以曾國藩的德高望重,尚且被罵得如此不亦樂乎,總理衙門和涉及到這件教案的部院,自然深具戒心。曾國藩挨罵最厲害的一件事,就是官聲甚好的張光藻、劉傑撤任,解交刑部治罪,如果刑部真的治了罪,必然又受清議攻擊,變成替人受過。刑部尚書鄭敦謹,當然不會這麼傻,所以當直隸臬司錢鼎銘將此兩人解送刑部時,主管的直隸司郎中,拒絕收領。接著,軍機承旨,發了一道上諭:「羅叔亞無理要挾,所請府縣抵償一節,萬無允准之理。傳諭錢鼎銘將張光藻等解赴天津,並令曾國藩等,取具該府縣等親供,以期迅速了結。」既不說治罪,亦不說免議,不知「如何迅速了結」?使得錢鼎銘深感為難。

在曾國藩,明知刑部有意推卸責任,不但沒有甚麼不快,反覺欣然,認為補過的機會到了,聽張光藻和劉傑要請病假,一口答應。於是張、劉二人,當天離開天津,躲到外縣去「避風頭」。

緝兇的事,他一樣也不起勁。毛昶熙看看情勢不妙,曾國藩口說「不惜得罪清議」,又說「眼前事大,千秋事小」,其實既畏清議,亦惜千秋之名。他新補了崇厚的遺缺,兼署「三口通商大臣」,會辦交涉職責所在,不得不天天催曾國藩「拿辦兇手」。

一拿拿了三十多名,都是「水火會」中人,由新任天津知縣蕭世本審問,因為聽審的百姓極多,蕭世本不敢不慎重,這樣便又拖延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