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心殿地方太小,太后又不能出臨外朝,決定在乾清宮西暖閣集會。奉召的一共十九個人,區分為四個部分,第一是親貴,惇王和孚王。第二是重臣,官文、瑞常、朱鳳標、倭仁四相,以及恭王為首的軍機四大臣。第三是近臣,御前大臣醇王、景壽、伯彥訥謨詁,弘德殿行走的將相,翁同龢、桂清、廣壽。第四是掌管洋務的總理大臣,董恂、毛昶熙。除了孚王以外,其餘十八個人都在近午時分到了乾清宮,由惇王帶班,進殿行禮。軍機大臣和總理大臣跪在東邊,其餘的跪在西邊。

乾清宮是天子的正寢,在康熙以前,皇帝臨軒聽政,歲時受賀賜宴,以及日常召見臣工,都在這裏,是內廷中規制最宏偉的一座宮殿,廣九楹、深五楹,象徵「九五之尊」。中間三楹設寶座,楣間有塊順治御筆的匾:「正大光明」。自從康熙末年鬧出「奪嫡」糾紛以後,從雍正開始,廢除了立儲的制度,皇位的繼承,由皇帝御筆書名,錦盒密封,這個錦盒就藏在「宮中最高之處」的「正大光明」匾額後面。

左面三楹為東暖閣,原名「抑齋」,自從高宗因為得了絕世奇珍王羲之父子的三通帖,珍藏在此,所以又題名為「三希堂」,右面三楹就是西暖閣,題名「溫室」,高懸高宗御製的一篇「乾清宮銘」。其時正當全盛,高宗又享大年,所以銘中最後一段是這樣六句話:「五福敷錫,萬國咸寧,敢恃崇居,惴惴矜矜,益慎體乾,惟皇永清。」現在,兩宮太后及十五歲的皇帝,就是坐在這篇銘文之下,為了「一國不寧」,召見「惴惴矜矜」的親貴重臣。

分班行了禮,所有的太監都奉命退出殿外,這時慈禧太后才用低沉的聲音說道:「天津的教案,沒有想到鬧得這麼厲害!現在法國人蠻得很。曾國藩的摺子,想來你們都在軍機處看過了,要辦地方官,要拿殺洋人的百姓,這件事該怎麼辦?我們姊妹倆想不出主意,所以找大家來商量,有話,你們儘管說!」

這樣的場合,第一個說話的應該是惇王,他是早就預備好了的,片刻沉默以後,開始發言:「曾國藩不是不講理,不體恤下屬的人,他這個摺子,也是大不得已。不過民為邦本,民心一失則天下解體。所以這件事要慎重。」

這幾句話說了等於沒有說。在他肩下的醇王就不同了,一開口就顯得很激動,「民心宜順!」他大聲說道,「天津的地方官也沒有罪,張光藻跟劉傑,平時的官聲很不錯,他們當然不能偏袒教民,討洋人的好。事情鬧開來,全怪那個豐大業太野蠻,拿槍就打,這還成話嗎?如果說中國的使臣,在他們法國也是這樣子蠻不講理,槍擊職官,不也一樣要犯眾怒嗎?至於陳國瑞路過天津,說了幾句嘉許義民的話,正見得他忠勇性成。在法國看,他們有罪,在中國看,何罪之有?他們的罪,是總理衙門給安上的,咱們自己還在查辦,總理衙門倒先替天津的義民認了罪的。給法國公使的照會,說甚麼天津的『舉事者』,等於我『大清仇人』,這種措詞太失體了!還有人說,天津的百姓,無緣無故殺法國人,不過借此搶劫擄掠。誣責義民,於心何安?」

那段話是寶鋆說的,他不能不申辯:「啟奏兩位太后跟皇上,七爺的責備,奴才不能受!燒教堂的時候,有人大搶特搶,是有案可稽的。」

「趁火打劫,總是有的。」慈禧太后為他們排解,「這一層,現在不必再提了。」

「臣有申辯。」董恂接口高喊。

「好!你說吧!」慈禧太后告誡:「就事論事,別鬧意氣。」

「是!」董恂用含冤負屈的聲音答道:「臣等奉旨與洋人交涉,事事以宗社為重。洋人脾氣多很壞,臣等受氣也不是受了一天,局外人不諒,嬉笑怒罵的也很多,臣等總想著受辱負重四個字,能夠為朝廷『求全』,自己『委屈』一點兒,算不了甚麼。這一次教案,原是相激而成,如果地方官實心為國,知道現在還不是可以跟洋人開釁的時候,平日多加化導,就不致於教民相仇。老百姓也應該體諒國家,平長毛、滅捻匪,現在陝甘還在用兵,國力凋敝。明明惹不起洋人而偏要惹他,惹出這樣一個局面,不就等於跟大清為仇?」

董恂一口氣說下來,上了年紀,不免氣喘,所以得停一停,而醇王不容他往下再說,接口便駁:「說百姓與朝廷為仇,是斷斷不會有的事!這話在自己都不能說,何況說給洋人,形諸文字?試問,洋人誤信百姓與我大清為仇,不更以為朝廷孤立無援,越發得寸進尺,沒有個完結?求和反不得和,不但失體,而且失策!」

「原是說委屈求全。」董恂的再度辯解,就顯得有些軟弱了,「措詞當然要不同些。」

「怎麼個不同?」

看醇王咄咄逼人的神態,慈禧太后心想,倘或引出主戰的論調來,今日一會,便難收場了,得要想個辦法,先教大家死了不惜一戰的那條心,專就「撫局」上去研究,如何能夠議和而不太吃虧才是正辦。因此,她搖一搖手:「不必在這些細故上爭執。」接著,擺出不勝悲憤的神情說道:「道光、咸豐兩朝,咱們中國都吃了大虧,洋人是咱們的世仇,你們如果能想一條計策,把洋人滅掉,我們姊妹倆就死也甘心!」

這番話說得群臣動容,都覺得語氣嚴重,不敢輕易奏對。

慈禧太后細看西面那一班從領頭的惇王,到末尾的翁同龢的臉色,知道自己這兩句話把他們「鎮」住了,於是又用緩和的聲音說:「皇帝還沒有成年,諸事要從長計議,你們都是國家的重臣、近臣,休戚相關,跟外頭不一樣,總得要擱下成見,多替國家著想。」

醇王是主戰的一方,既無徹底滅洋人的長策,就不敢再多說。軍機和總理衙門,除了李鴻藻以外,是主和的一方,聽出慈禧太后暗中支持的意思,便不必再多說。彼此沉默之下,作為清議領袖的倭仁,就不能不發言了。

「臣愚昧,」他說,「張光藻、劉傑兩員,既然官聲甚好,不宜加罪。」

「是的,不宜加罪。」瑞常和朱鳳標同聲附和。

因為這三個人的位高望重,寶鋆等人不便說話,只有恭王起而相駁,但他病後虛弱,無力多言,只說得一句:「不依曾國藩所請,此案不能善了。」

於是又出現了僵持不下的沉默,翁同龢覺得這是個給自己講話的機會,便提高了聲音說道:「臣有愚見。曾國藩所請兩事,皆天下人心所繫,亦是國法是非所繫。請再申問曾國藩,洋人此後如無別項要求,尚可曲從,倘無把握,則宜從緩。似乎不必在倉促間定議。」

這是折中的論調,也合乎慈禧太后「從長計議」的指示。在主戰的一方,認為不得已而求其次,至少該這麼辦,而主和的一方,覺得以此作為讓步的表示,亦未始不可。只有一個董恂,聽得翁同龢的話,心裏就冒火。

董恂久為清議所指摘,而他亦對朝士抱著極深的反感,最使他痛恨的是替他安上一個「董太師」的外號,臣子擬於董卓,如在雍正、乾隆朝,憑這個外號,就可斷送一輩子的功名富貴。因此,他總認為那些以講學問務聲氣的名流,徒尚空言,不負責任,所發的議論,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如眼前的翁同龢就是。曾國藩的摺子,或准或不准,可否之間只憑慈禧太后一句話就可裁決,反對的人雖多,但上有慈禧、下有恭王,仍可如願以償,不想翁同龢節外生枝,要搞亂了垂成之局,豈不可恨?

於是,他抬臉衝著翁同龢說道:「這時候天津不知道是甚麼局面?那裏容得你往來問答?」這句衝口而出的話,成了危言聳聽,兩宮太后首先就悚然心驚。董恂的意思中是表示,即在這廟堂籌議大計之時,也許大沽口的外國兵船,就已經在開炮了。戰端既然隨時可啟,往來問答,稽延時日,以致誤了大事。這一下原來以為翁同龢有道理的,便覺得他的話亦不免迂腐了。

於是慈安太后微喟著說:「有僧王在,他的馬隊,還可以把洋人擋一擋。現在,也還得要調一支兵進京保護才好。」

「是!」恭王答道,「臣等商議,預備再調駐張秋的銘軍九千人入京。等商議好了,請旨辦理。」

「李鴻章呢?」慈安太后又問,「他此刻在甚麼地方,這件案子,他怎麼個說法?」

「李鴻章此刻在潼關。他給臣寫信,也說『斷乎不可用兵』,只能跟洋人『一味軟磨』。」

惇王聽得這一說,算一算督撫中預備開仗的,只有一個丁寶楨,但「東軍」全靠一個總兵王心安,那兩三千人要拿曹州一帶的土匪,根本就不能調進京。看樣子已非得依從曾國藩的意思不可,那就只有在「討價還價」上打主意,因而接著恭王的話說:「曾國藩所請辦地方官、緝兇這兩件事,既不得不從,那麼,中國人迷拐孩子,也不能不嚴辦。」此又是董恂出的主意,認為嚴拿拐子,刺激洋人,應該從寬,所以惇王這麼說。

這一說勾起了醇王的牢騷,發了好大一篇議論,說素日無備,而臨事則以「無可如何」四字塞責,從咸豐十年以來,試問「所備何事」?這是指責當國十年的恭王。說到最後,他亦是「無可如何」,只好在文字上要求了,「此次綸音,如果仍有措詞失體之處,」他很起勁地說:「臣等仍當糾正。」

慈禧太后點點頭,看著恭王說道:「那種『大清仇人』甚麼的,是有點兒不像話!」

「是!」恭王病後體力不支,急於完事,便敷衍著醇王說:「軍機擬旨如有不妥之處,醇王等人儘管糾彈,臣等虛心接受。」

恭王這樣給面子,醇王不便再發牢騷,於是御前會議到此結束。時間太長,無不汗透重衣,上了年紀的倭仁等人,甚至因為跪得太久,站不起來,得要太監來攙扶。

雖然如此,卻還不能回家,都在朝房裏等著看軍機處所擬的旨稿,如有與廷議不符之處,像醇王所說的,「倘有措詞失體之處」,便可當時「糾正」。

軍機章京的筆下都快,但這天擬旨,要把群臣所發,面奉裁可的意見,都包括進去,而遣詞用字的多寡輕重,與發言者的名位又有關連,因此斟酌損益,費了三個鐘頭,才把兩道明發、兩道廷寄的稿子擬好,邀請大家去看。

兩道明發,是摘敘曾國藩的原摺,為洋人辯解「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說,多屬虛妄」,以及譴責天津地方官辦事不力,革職查辦。兩道廷寄,一道分寄沿海各省督撫,嚴密戒備;一道專寄曾國藩,指示大計,自然最關緊要,所以大都爭著先看這一件,只見寫的是:

「曾國藩、崇厚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一摺;另片奏請將天津府縣革職治罪等語,已均照所請明降諭旨宣示矣。曾國藩等此次陳奏各節,固為消弭釁端,委屈求全起見;惟洋人詭譎性成,得步進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將來何所底止?是欲弭釁而仍不免啟釁也。該督等現給該使照會,於緝兇、修堂等事,均已力為應允,想該使自不至再生異詞。此後如洋人仍有要挾恫嚇之語,曾國藩務當力持正論,據理駁斥,庶可以折敵焰而張國維。至豫備不虞,尤為目前至急之務。曾國藩已委記名臬司丁壽昌署理天津道篆,其駐紮張秋之兵,自應調扎附近要隘,以壯聲威。李鴻章已於五月十六日馳抵潼關,所部郭松林等軍亦已先後抵陝,此時竄陝亂民,屢經官軍剿敗,其焰漸衰,若移緩就急,調赴畿疆,似較得力。著曾國藩斟酌情形,趕緊復奏,再降諭旨。日來辦理情形若何?能否迅就了結,並著隨時馳奏。總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國藩總當體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籌,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沿江沿海各督撫,本日已有寄諭令其嚴行戒備。陳國瑞當時是否在場?到津後即可質明虛實,已令神機營飭令該提督赴津聽候曾國藩查問矣。將此由五百里各密諭知之。欽此。」

這道廷寄,實際上照曾國藩及總理衙門的意思辦理,而表面上對主戰一方重視民心的議論,亦已完全採納,所以大家都沒有甚麼話說。

再看那兩道明發上諭,摘引曾國藩的原奏,文氣不順,近乎支離。翁同龢心裏在想,如果照此明發,一定會引起指摘,還得重新斟酌。但看看窗外日色,已經偏西,還要清稿,還要「請起」,面奉兩宮太后認可,時間侷促,決無再細作推敲的工夫,因而也就一忍了事。

等恭王入見,又費了三刻工夫,才算妥貼,廷寄即刻飛遞,明發由倭仁帶回內閣去處理。出宮時刻,已快下鑰,卻有一騎快馬,飛奔而來,天津的摺差,遞來崇厚的一個摺子,說是曾國藩病重,請另簡大臣赴津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