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這一場快雨,似乎把大家心頭的火氣澆滅了,倭仁已經銷假到弘德殿入直,批評同文館的話,也不大再聽見。這對恭王是一種安慰,也是鼓勵,他與文祥相約,希望文祥多關注各地的軍務,他要把全副精力投注在洋務上。

同文館的事是不礙了,另一項「船政」卻還有麻煩。在福州馬尾山麓,沿江設廠造輪船,原是左宗棠的創議,未及開辦,左宗棠調督陝甘,上奏薦賢,說非丁憂在籍的沈葆楨不能勝任,沈葆楨誠然是人才,但說非他不可,則是左宗棠的私意。左、沈二人都與曾國藩不和,而沈葆楨在江西巡撫任內,生擒洪福瑱,給了左宗棠一個足以攻擊曾國藩的口實,以此淵源,最喜鬧意氣的左宗棠,才力保沈葆楨當「總理船政大臣」。

但是,沈葆楨雖用公款結交御史和同鄉京官,他本人卻像繼閻敬銘為山東巡撫的丁寶楨一樣,以清操為人所稱,因此與新任閩浙總督吳棠,氣味不投。船政大臣衙門,每月有五萬兩銀子的經費,而且指定由關稅撥付,是最靠得住的來源。一切造船器材,甚至燃煤,都自外洋採辦,如果浮報價款,連查都沒處去查的。吳棠看準了這是個「利藪」,卻苦於沈葆楨不讓他染指,而船廠的提調是福建藩司,為吳棠的屬下,他拿沈葆楨沒奈何,遷怒到藩司頭上,必欲去之而後快。沈葆楨自然不讓,他也是可以專摺奏事的,於是上疏力爭。這樣,吳、沈衝突的形跡就非常顯然了。

慈禧太后為此又生苦惱。她當然要回護吳棠,但也決不能說沈葆楨不對,剛剛接事,何來功過可言?所以朝廷只能以調人的立場,勸他們「和衷商辦」。

這時吳棠已另有打算,他認為福建地方太苦,還要受沈葆楨的氣,竟還不如當漕運總督。因此託安德海進言,活動調任。他念念不忘的是兩廣總督,而恰好兩廣總督瑞麟參劾左宗棠所保的廣東巡撫蔣益澧,「任性妄為,劣跡彰著,署理藩司郭祥瑞,朋比迎合,相率欺蒙」,於是慈禧太后趁此機會,先把吳棠調離福建,命他「馳赴廣東,秉公查辦」。

督撫同城,往往不和,若有彼此參揭的情事,總是由京裏特派大臣前往查辦,改派另一個疆臣去處理,是罕見的事例。但吳棠的關係不同,瞭解內幕的人,都在替瑞麟擔心,怕的是兩敗俱傷,便宜了查案的欽差。

但這個「內幕」,在極少數真正瞭解滿洲八大貴族淵源的人看來,卻是可笑的。瑞麟的情形跟吳棠相彷彿,如果吳棠能夠不倒,瑞麟也一定不會垮。

他跟慈禧太后是同族,都姓葉赫那拉氏,筆帖式出身,在主管一切典禮的太常寺當個「讀祝贊禮郎」。道光二十七年,太廟祫祭──歲暮對祖宗的大祭,瑞麟讀滿洲話的祝文,聲音宏亮,精神十足,宣宗最注意這些小節,一高興之下,賞了他五品頂戴和花翎。不久,又升太常寺少卿,再下一年春天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由九品官兒跳到二品大員,前後只有十五個月的工夫,而所得力的只是一條宜於唱黑頭的嗓子。

瑞麟後半世的富貴,得力於他的慷慨憨厚。當慈禧太后在清江浦,受了吳棠的無心之惠,扶柩回京,母女姊弟,寡婦孤兒,不大有人理睬。瑞麟念於同族之誼,常有周濟。在慈禧太后看,這雖不比吳棠的援手於窮途末路之中,也是雪中送炭的情意。其時慈禧太后的娘家,只有兩個人照應,一個是瑞麟,一個是宗室奕劻,但奕劻自己也窮,只能替她娘家幫些代筆寫寫信之類的忙,自然比不上瑞麟那樣令人心感。

因此,文宗即位,慈禧太后──那時的懿貴妃,得寵於圓明園「天地一家春」時,瑞麟的官運,便越發扶搖直上,入軍機,署直督,咸豐九年正月就是一品當朝的文淵閣大學士了。

那時正是英法聯軍入侵,以後由海道北犯,進據天津,京師大震。瑞麟奉旨率領京兵九千人守通州,朝廷和戰之議不決,而僧格林沁已一路敗退,聯軍前鋒,抵達通州張家灣,瑞麟和勝保在八里橋拒敵,接戰即潰,退守京師,在安定門外又打了一仗,依舊大敗,因此瑞麟被革了職,跟著文宗逃難到了熱河。

等和議一成,被革職的官員,紛紛起用,瑞麟以侍郎銜派到僧格林沁軍中效力,在山東剿捻,攻巨野羊山集匪巢不利,而且馬失前蹄受了傷,逃到濟寧。這一下又被革職。

第二年文宗崩逝,接著發生「辛酉政變」,瑞麟由於慈禧太后的提攜,以鑲黃旗漢軍都統,調為熱河都統,不久又調為廣州將軍。毛鴻賓降調,瑞麟更兼署兩廣總督,在廣州賣缺納賄,毫無顧忌。公事都交給一個幕友徐灝,他自己躲在衙門裏,除了講究飲食和欣賞順德女傭的天足以外,便是不斷鬧笑話,為廣州人上茶樓「一盅兩件」之餘,平添許多有趣的話題。

旗人的笑話,以認白字為最多,瑞麟的官大名氣大,所以認白字的笑話更出名。有一次遇到廣州的米價大漲,他問屬員,是何緣故?那人答了四個字:「市儈居奇。」居奇是聽懂了,市儈二字卻不懂,他詫異地問道:「『四怪』是甚麼人哪?」

不過他為人憨厚,頗有自知之明,所以一個姓宓的同知,分發到省,初次謁見總督時,他拿著「手本」老實說道:「老兄的姓太僻,我不知道是個甚麼字。請你自己說吧!」聽見的人都想笑不敢笑。

瑞麟的這些笑話,朝廷當然有所聞,他在廣州的「官聲」,朝廷更有所聞。但是他「好官自為」,能屹然不倒,這不僅因為內有慈禧太后的眷顧,而且從恭王以下,凡是滿洲的王公大臣,都願意維持瑞麟。這固然由於他出手大方,人緣極好,而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開國至今,兩百年來,漢人勢力之大,前所未有,十五省巡撫,只有一個安徽巡撫英翰是滿洲人,包括「漕運」、「河道」在內的十個總督,亦只有湖廣總督官文和兩廣總督瑞麟是滿洲人。及至官文為曾國荃不顧一切,斷然奏劾,由查案的譚廷襄接署以後,瑞麟更成了一名碩果僅存的督臣。倘或再由吳棠接替,則天下總督,盡為漢人,滿洲臣民,自然不服,所以不管瑞麟如何貪墨,仍舊要維持在位。誠然,瑞麟不足以勝任此職,但滿洲大員,幾乎都是一丘之貉,倒不如順從慈禧太后,把他留在任上的好。

這是內幕中的內幕,瞭解的只有極少數的人,而此「極少數」的人,連安德海都未包括在內,包括在內的,自然有恭王。

奉到赴廣州查案的上諭,吳棠知道自己決不會再回任了,所以離開福州時,就像奉調那樣,把眷屬行李,掃數帶在身邊,並且親筆點派兩百名兵丁護送。由福州坐輪船到上海,派人把眷屬先送回安徽盱眙老家,然後由上海再坐輪船到香港,轉道廣州去查案。

在上海的時候,吳棠才知道瑞麟得慈禧太后眷注的原因跟自己一樣,而且他是旗人,比自己更佔便宜,所以已不存取而代之之想。也因為如此,他把廣州查案,當作珠江攬勝,從容不迫地慢慢行去,到了廣州,也不講欽差大臣應有的「關防」,雖然表面上不便公然與總督酬酢,暗地裏卻是輕車簡從,日日歡敘快飲。

瑞麟和吳棠都是天生福人,健於飲啖,瑞麟家廚所烹調的魚翅,是連「食在廣州」的富家都自歎不如的,所以吳棠大快朵頤之餘,對瑞麟頗有相見恨晚之感。

案子當然也要查,查明的原因是蔣益澧有左宗棠撐腰,借裁陋規與總督爭權,而杯酒言歡之間,得知瑞麟亦無意與蔣益澧為難,只要他離開廣州,餘非所問,於是吳棠奏復:

「蔣益澧久歷戎行,初膺疆寄,到粵東以後,極思整頓地方,興利除弊;惟少年血性,勇於任事,凡事但察其當然,而不免徑情直遂,以致提支用款,核發勇糧及與督臣商酌之事,皆未能推求例案,請交部議處。」

吏部議復,請將蔣益澧降四級調用,慈禧太后知道蔣益澧在這一案中有所委屈,改了降二級,由巡撫變為候補按察使,發往陝甘總督左宗棠軍營差委。

不久,四川總督駱秉章病故,不用說,當然由吳棠調補。空出來的閩浙總督一缺,由浙江巡撫馬新貽升任,他是山東的荷澤人,李鴻章的同年。在陝甘回教內部大起糾紛之時,馬新貽的新命,頗為人所矚目,因為他是清真。

對於這番調動,大家的看法是,吳棠的終身已定,而蜀中的百姓卻要遭殃。以吳棠的出身、才具和抱負來說,不可能拜相封侯,也不可能會調兩江或兩廣總督,這樣以天高皇帝遠的四川總督終老,盡不妨大事搜括,所以說蜀中的百姓要遭殃。

但在李鴻章來說,讓他暗暗驚心的,卻是與此同時的另一個疆臣調動的消息,曾國荃的湖北巡撫垮了,說「因病辭職」,是朝廷看他長兄曾國藩的分上,為他留面子。直隸總督劉長佑就沒有這麼便宜,硬是革職的處分。曾、劉二人落得這樣一個下場,都是因為剿匪無功的緣故。專責剿治東捻,現駐山東濟寧的李鴻章知道,倘或再不打一場切切實實的大勝仗以上慰朝廷,只怕將會成為劉長佑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