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万大洋,一名内阁总理,富贵都系在国会议员身上,眼看此辈纷纷南下,心里如何不急?除了向“袁家花园”——贿选机关领了一大笔旅费,派人分头向南下议员游说敦劝回京以外,还想出来极妙的一着。

“打开天窗说亮话,选举有好处,谁不想来?不过当时冲动,拂袖而去,如今重新回京,面子上磨不开,所以得给他们找个借口,开条路子。”吴景濂得意地说,“这条路子,我找到了。”

原来国会议员的任期即将届满,对于这个切身问题,不管是留京还是南下的议员们,无不关心。吴景濂即是针对这一点,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准备策动议员提出国会组织法的修正案,在第七条“众议员任期三年”下,增加一项但书规定:“议员职务应俟下次选举完成,依法开会之前一日解除之。”这就是说,下届议员未曾选出,并依法集会以前,本届议员的任期,无限期延长。为了不使法统中断,事实上亦非如此不可。

但国会组织的修正案,需要开会才能通过。这就是一个借口,一条路子。让南下的议员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我回北京开会,不是去选总统,是为我们自己争取合法的地位。”

黎元洪在天津待不下去了。最初,除了外交团以外,没有人当他是现任的大总统。以后外交团也厌烦了,因为他给外交团领袖葡萄牙公使符德礼的公文太多了,内容则与外交团毫不相干,照译照转,不胜其烦,而且出于饶汉祥的手笔,在外交团的中文秘书看来,有不知所云之感。为此,符德礼在一次餐会上向各国公使、领事宣布:黎元洪的文件,以后不再转发,因为无此必要。

于是黎元洪的智囊,加上新由段系中转过来的“盟友”李思浩、姚震,还有黎元洪的同乡、气死“袁皇帝”的陈二庵,都赞成他去上海。“息影”天津的段祺瑞,亦认为黎元洪在天津难有作为。既然众议佥同,即令浙江军务督办及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尚无表示,也顾不得了。

但走要走得秘密。因为第一,事先一宣扬,而火车站冷冷清清,无人送行,未免难堪;其次,秘密成行,大有遭受直系迫害,不能不出亡的意味,亦足以增长声价。

于是随从先行,黎元洪第二批走,一行六人,都是比较陌生的面孔,李根源、陈二庵、曾任驻日代办的福建人庄景珂及两名日本医生,搭的是日本邮轮,在九月十一那天,悄悄到达上海。

一到便有通电,是先到上海的饶汉祥早就拟好了的:

“元洪忝受国民付托,待罪公仆,德薄能鲜,致有六月十三日之祸。惟念纪纲不可不立,责任不可不尽,业于九月十一日到沪,勉从国人之后,力图请献,谨此奉闻。”

接着又招待记者,少不得仍是一派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直到邀请各省代表开会,才透露了真意。

黎元洪的真意是想组织政府,改派唐绍仪为内阁总理。他的说法是,要阻止曹锟上台,就须拆他的台,而要拆人家的台,先须自己搭台,要求各省赞成他的办法。

各省代表愿意跟黎元洪会议,是希望组织一个合法合理的全国性政府,并没有打算支持始终“妾身不分明”的黎大总统,因此推由一向善于辞令的广东代表汪精卫发言答复:

“各省对黎公个人都极钦佩,去年直系拥黎公上台,各省所以不一致赞成者,是由于法律上的见解不同,而且也深知直系并无诚意。因此,今年六月十三日之事,早在意料之中。现在黎公跋涉南来,为国宣劳,不胜感动。至于组织政府,兹事体大,各代表事先毫不知情,仓猝之间,亦无从表达意见。不过各代表一定会慎重考虑,报告本省,请示可否。等有了复电,再来奉复。”

这一套“太极拳”,将一大难题,轻易地推开了,以后当然不会再有答复。但黎元洪的真意既露,却引起了意外的不良反应。

原来这时江浙当道交恶,颇有兵戎相见之势。浙江督军卢永祥是皖系仅存的实力派,他在未到浙江以前,本是第十师师长兼淞沪护军使,升任浙督以后,便保荐他的学生何丰林接充遗职。淞沪护军使由上海、松江两镇守使合并而成,直隶中央。但毕竟是在江苏地方,因此当李纯由江西调江苏时,便打算更动何丰林,改派私人接替,后来由于李纯“自杀”,此事搁了下来。

及至齐燮元接任苏督,他是不折不扣的直系,而皖系一向与直系为敌,因此,齐燮元与卢永祥明争暗斗,已非一日。

而争斗的焦点,便在上海这个地盘。

江浙两省百姓,自然怕打仗,便由八国联军之役中,发起“东南自保”的南通状元张謇,联络两省有力士绅,发起《江浙和平公约》,请齐燮元、卢永祥及何丰林分别签字信守。《和约》有一条:“对于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恰好黎元洪在这时候到了上海,发起组织政府,要拆曹锟的台,而又有皖系的李思浩、姚震赞助,就极可能引起“军事行动”。

因此,尽管文名满天下的章太炎是最欣赏、也最倾服黎元洪的,但也看出他此举会使浙江百姓遭池鱼之殃,所以无法表示支持。而张謇则更直截了当地由南通专程到上海,登门拜访黎元洪,力言江浙和平,关系重大,民命如丝,东南若有战火,必将斩伤国脉。请他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这种劝告不过使黎元洪扫兴而已。论到政治,当仁不让,上海既有个“制宪国会”在,不妨利用。因此,他决定提出两道咨文,一道是准李根源辞职,一道是派唐绍仪组阁。

所谓“制宪国会”,设在上海县西城的湖北会馆,黎元洪趁这天南下议员开谈话会的机会,派人通知,他要出席报告。照他的想法,民主政治有国会不能没有总统,也不能没有内阁总理,所以他的出席和提出咨文,必受欢迎。谁知适得其反。

发难的是国民党中有名的“霹雳火”张继,他是河北沧州人,生得人高马大,故而实大声宏,在黎元洪未到之前,声色俱厉地指责黎元洪依附军阀,专图私利。郑重宣布,中华民国已经没有大总统了,他不能承认黎元洪在国会中的身份。

这一来有跟黎元洪相熟的议员,赶紧打电话挡驾。哪知没兴一齐来,淞沪护军使出了一张布告,明眼人一望而知是针对黎元洪而发。

布告照例用“照得”开头。第一段说:“照得近来时局不靖,谣诼繁兴,沪上为华洋荟萃之区,中外观瞻所系,本使负有地方责任,早经迭次宣言,抱定保境安民宗旨,始终不渝。”

下面是说“流言传播,摇惑人心,市虎杯弓,为患滋大”,因而提出警告:“倘有破坏秩序,扰乱治安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拿办。”这“无论何人”四字,自然意有所指。“概予拿办”则完全是不承认黎元洪为大总统,所以与平民同例。

当然,他左右的人,不会将这件事去告诉他,但仅就“制宪国会”不欢迎他去报告这一点,就足以使得他抑郁不欢了。

幸好,还有个雪中送炭的人,就是正崛起申江的杜月笙。听说堂堂大总统穷途末路,以致何丰林竟准备着要“拿办”他,不免动了侠义心肠,特地联络黄金荣、张啸林,恭具全帖,在八仙桥寓所邀宴。届时衣冠恭迎,照古礼安席,口口声声大总统。宴后又有进献,随行人员亦无不有丰厚的馈赠,特别是对饶汉祥,特道敬仰之意,知道饶汉祥有鸦片大瘾,送了四个“大土”。饶汉祥感于义气,吞云吐雾之际,灵思大来,作了一副楹联,上联是“春申门下三千客”,将杜月笙比作春申君黄歇;下联用唐朝长安韦、杜两家的典故:“小杜城南尺五天”。切地、切姓、切人、切事,倒是难得的佳构,加以用黎元洪的名义书赠,真是上海打话“捧足输赢”。好排场的杜月笙自然喜不胜言,送了极厚的一封润笔,饶汉祥确是不虚此行。

再有一件使黎元洪不无快意之感的是,北京的“选举总统预备会”出了大新闻,有个众议院的秘书,派在议事科服务的孙曜,居然也发了通电。开头的几句话是:“九月十日,曜呈众院议长文一件,其文曰”,下面就是他给吴景濂的呈文。这是很流行的一种通电格式,等于公开质问。

他说:“曜前蒙委为本院秘书,任事以来,夙夜警惕,惟恐奉职不力,上累知遇。对于议事法科定职守范围以内,从不敢有所荒忽,当蒙鉴察。”

这一段帽子是个“金钟罩”,是跟吴景濂捣乱,而先堵住吴景濂的嘴。以下叙入本题:“本日大选预备会,曜出席议场,稽核议员人数。查是日在场人数,据分路查点人报告,总数实为四百三十一,当时三次检查之所得,不可谓不精确。惟秘书长训令再三,使书四百三十六人。曜以此事关系过大,未敢从命,秘书长乃转令其他秘书,遂以凑成是日之会。此当日实在情形,本科科长,实所目睹。”本科科长是指议事科科长,拉出证人,更见得捏报人数,确凿无疑。

下面是抒述见解:“伏思国会为立法机关,职员系法定职守,在议场庄严之地,而行此诡道,预备会如此,正式选举可知。瞻念前途,不寒而栗。”

再下来是表明立场:“曜一介书生,只知守法,供职议会十余年,从未见此千古创闻之恶例。倘常此苟同,上有负议长知人之明,下亦贬损一己之人格,谨将当日实在情形,缮呈钧鉴。”

最后却还有几句皮里阳秋、绵里藏针的话:“倘不蒙察谅下情,以为愚戆不堪任使,则窃知罪矣。言尽于此,惟退唯命。”

通电是发了,报纸的冷嘲热讽也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但吴景濂毫不在乎。甚至对于议员的书面质问亦置之不理,照常发出通知,定在九月十二日召开第一次选举会。

这次会议由于人数不足而流产了。这一下津保派才起恐慌,深夜召开紧急会议,议定了六项办法,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是:“分派代表秘密南下,运动反直派中坚人物,予以特别待遇之条件,除金钱承诺外,并许以政治上的优缺。”最后一项是:“如果前述五点均无效果,则出以最后一途修改大总统选举法。”反正唯一的原则,是将曹锟捧上台为止。

事实上人数是可以凑得起来的,只是条件问题;条件亦好说,彼此所不放心的是,如何能够保证对方确实履行条件。

说得明白些,一方面是怕拿了钱不投票,所以最好是投过票再付钱;一方面怕投票以后,来个不认账,所以坚持先拿钱再投票。就为了这个各顾自己的立场,形成僵持不下的局面。

其时议会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小组织,三五成群,推一个为头的人。小组织既无宗旨,更无章程,甚至名称亦只用地名代表,譬如“三龙坑一号”之类。这种雨后春笋般的小组织,实际上就是贿选的交易团体,为头的便等于是经纪人,此辈每天跟津保派的核心分子都有接触,谈行情,讲交易。就这样逐步解决,慢慢有了具体的结果。

首先是“票价”,每票最少五千元,但经纪人的那一票,则视其所能掌握的票数而定,至少八千,高则两万。其中有特殊关系,或者特别出力的,甚至金钱以外,另有各种的酬庸。

至于付款的方式,亦已达成协议。原来津保派提出的办法是,每人发给一个存折,但须将印鉴送交甘石桥“俱乐部”保管,等大选过后,由“俱乐部”将印鉴式样送交银行,那时存折方能生效。许多议员觉得这个办法缺乏保障,纷纷表示不感兴趣。

以后改正的办法是,每人发给支票一纸,但日期不填,要到大选之后,填上日期并加盖出票人印鉴,方能兑现。换句话说,大总统如果没有选出,这张支票就跟废纸一样。

设身处地想一想,亦只能争到这样一个条件,因此好些议员,以个人或者集体去领支票。打磨厂大有银的支票最多,出票人“洁记”,知道是直隶省议员边守靖的户头,因为他别号“洁卿”;此外还有盐业银行、垦业银行的支票,出票人有“秋记”,是吴毓麟,有“效记”,是王承斌。拿了支票去照票的也有,当然答复是肯定的。“没有问题。只要选出大总统,支票一定兑现。我们银行的信誉也是要紧的。”最后这句话尤见效力,照票的人,都如吃了一颗定心丸。

就在九月下旬那几天,甘石桥“俱乐部”热闹非凡,南下的议员,见猎心喜,被说动了回京的亦复不少。有个议员反直出名,居然亦坐火车到了北京。记者在车站截住,做了访问,问得相当率直:“议员先生,你回京是否为了贪图票价,来做猪仔议员?”

美国修横贯大陆的铁路时,利用少数不肖华侨到广东台山一带招募华工,事实上是贩卖人头,当时称被贩卖的华工为“猪仔”,以此名词移用于议员是极大的侮辱,但居然有人坦承不以为忤。

这个议员姓陈,未当选议员以前是律师,辩才无碍。他答复记者说:“我此来确是为了五千元的票价,这件事亦不必忌讳。那班人历年贪污,宦囊甚丰,这样的倘来之物,如果不是有此绝无仅有的机会,哪里能拔他一毛?”

“这样说,你是甘心做猪仔?”

“不然。”陈议员虽不以记者的话太质直而不悦,却否认愿做猪仔,“金钱可以要,猪仔不可做。这是我要特别声明的。”

“拿了钱就是卖身,卖身就是猪仔。”记者咄咄逼人地问,“既然要钱,何能不做猪仔?”

“老弟,”陈议员拍拍记者的肩说,“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你已经知道,所谓猪仔因为甘于卖身而得名。如果得了钱而不卖身,自然就不是猪仔。这是‘理论学’上的最简单的法则,你当然了解。”

“是的。不过我不了解,如何得了钱而可以不卖身?”

“钱不能不要,出席投票则万万不可能。这就是不卖身,也就是不做猪仔。”陈议员又说,“照这个样子,似乎有过河拆桥之嫌,不过取之于盗,不为伤廉。”

这名记者大为诧异。“议员先生,你不是过河拆桥,是在打如意算盘。”他问,“这是一笔交易,你讲明了不交货,人家肯给你钱吗?”

陈议员笑了,“我又要叫你老弟了。”他说,“如谈交易,你知有个千金市骨的典故吗?”

这是很熟的典故,有人愿出重金想买骏马,久无反应,后来此人听说某处有一匹千里马,可惜老病而毙,他立赶了去,以千金买此马的骸骨。这个故事一传,代州、西域的马贩子闻风而集,终于让他买到了最好的马。

“议员先生,你的意思是津保派为了招揽起见,明知你不会投票,也愿意付钱给你?”

“可以这么说。”陈议员点点头。

“事实上恐怕不这么容易。”那记者好心提出警告,“你刚刚到京,恐怕对津保派部署贿选的情形不太清楚。他们的办法是责成各小组的负责人,到那天召集属下议员,一起行动,吃饭拉屎都在一起,直到同车进议院为止。到时候你恐怕逃不了。”

“我不到时候就要走了,钱一到手,立刻迁眷南下,即或暂时不能脱身,六国饭店、法国医院都可以住。将来仍旧要南下,贯彻先修宪、后选举的政治主张。老弟,我索性跟你说个明白,我的办法,反直派是完全谅解的,此即所谓‘资粮于敌’。经过天津时,我曾跟反直派的中坚分子谈过,他亦很赞成。”

那记者认为这是奇闻,亦不免将信将疑,但还是据实报道了。到得第二天消息一见报,津保派大为紧张,因为这个陈议员创造一套拿钱不投票的理论,倘或人人学他的样,岂非“赔了夫人又折兵”。

但要澄清只拿钱、不投票是办不到之事这一点,光靠口头上说,不会有多大效果,必须有行动上的表现,才够力量。

然而采取什么行动呢?解铃还须系铃人,最好由陈议员自己来说明,他的想法是如意盘算,他的做法是失败了。

陈议员是山东人,因而由山东省省长熊炳琦找得他的一个好朋友——财政部的王科长,专诚到六国饭店跟他展开谈判。

“老兄,”王科长说,“你这个玩笑开大了,简直是放野火嘛!熊省长特为托我来问问你,到底作何打算?”

“我说得很清楚了,直系那班军头,荷包太肥了,肥到想买个大总统来玩玩。既然如此,我亦不妨开开玩笑。”

“你是真的开玩笑,还是假的开玩笑?”

陈议员深深点头,“你这真假二字问得好,”他说,“我倒要请教,真又如何?假又如何?”

“你是真的开玩笑,预备来拆台的,那就无话可说。如果是假的开玩笑,那么真意又是如何?彼此多年至好,尽管直说。熊省长为人厚道,你是知道的,一定有以报命。”

听他说得很恳切,陈议员便老实答说:“《官场现形记》上常用一句话,‘千里为官只为财’,如今要改作‘千里开会只为财’。听说这一次的‘票价’高下悬殊,有这话没有?”

听他这一问,王科长肚子里雪亮,“你的话对了一半。”他说,“高下是有的,却不甚悬殊,大致在五千到八千之间,至多一万。至于老兄的事,例外之例外。我跟熊省长去说,送你‘两草’,够意思了吧?”

陈议员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你叫他再加‘半草’。难得承你来看我,这‘半草’我承认而不收,是你的好处。”

“承情之至。”王科长说,“不过,打开天窗说亮话,人家肯这样迁就你,自然是有所图的。”

“我知道。你说,是何条件?只要办得到,我说一是一,说二是二。”

于是王科长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招待记者,或者发布书面声明,说他的想法错了;二是参加投票,并迁出六国饭店,住到指定的旅馆。

“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可不行!”陈议员问,“住到指定的旅馆,是不是你们招待?”

“那是小事。”

“好吧!我住到你们指定的旅馆。”

“投票呢?”王科长紧盯着问,“怎么样?”

“既然住你们的地方,行动受你们控制,那也就不必去说它了。”

王科长亦是玲珑剔透的人,心知他不愿投票,但选举那天一定会出席。反正只要凑足法定人数,他投不投票,问题不大。不过有句话,一定要问清楚。

“老兄,你捧直系也好,反直系也好,我都不管。现在缩小范围,只谈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你的条件我尽力替你去做到,不过,你无论如何不可害我将来不好交代。”

“当然当然。”陈议员说,“到那天,我一定出席签名。这样,你能交代了吗?”

“能交代了。”

“好,一言为定。”陈议员说,“我还不致为两万元出卖朋友。”

这一说,王科长放心了。第二天就取来一张汇丰银行的两万元支票。陈议员倒也很漂亮,愿将支票由王科长保管,直到大选过后,再行交付。

“不必,不必!我相信你。”

“不要那么说。”陈议员摇摇头,“换了我,心里也会嘀咕,势必影响情绪,你先收着,晚上好睡得着觉。”

“既然如此,我就暂且保管。”王科长又说,“旅馆替你预备好了,在樱桃斜街,‘逛胡同’也方便些。”

十月三日晚上,甘石桥“俱乐部”统计,领支票的,已有五百六十多人,另外有一批南下而尚逗留在天津的议员,派代表跟王承斌接头,愿意“合作”,条件是当天早车到北京,一出车站便去投票,投了票领款,领了款上车回天津,不得宣布姓名。王承斌欣然同意。这一批约二十名,加上已领款的人,总数超过大总统当选所需的五百八十票。因此,吴景濂连夜发出通知,定在第二天上午十时,举行宪法会议。

这是一次试探。宪法会议须有五分之三的议员,亦即五百二十二人出席,方能开议。结果是流会了四十四次的宪法会议,终于开成了,到会的人在五百五十人以上。大选派奔走相告,欣然色喜,都认为选大总统有把握了。

但吴景濂虽已发出定在十月五日上午举行大总统选举会的通知,却丝毫不敢怠慢。最要紧的是安全问题,怕反对派捣乱,决定调集大批军警保安队,在象房桥国会所在地一带布岗;同时规定,入场旁听,一律搜身,对有问题的议员,则采取严密监视的措施。

这一夜,甘石桥的“俱乐部”通宵达旦,热闹异常,五间大厅挤得水泄不通。支票一共发出六百零五张,会应该可以开得成了,但仍旧需要盯紧。吴景濂在这天一清早到院,第一件事就是查问有没有请假的议员,如有其人,立即派人用专车去迎接,言明只要投了票,立即可以回家。

旁听的人,从九点钟开始,陆续都到了,但大部分无法进场,因为规定旁听须有议员介绍,而且要请介绍议员到大门口来认人。有些议员尚未到院,就只好等了。

这样扰扰攘攘,直到十一点五十二分,方由吴景濂宣布开会。

首先报告人数,签名报到的参议员一百五十二名,众议员四百四十一名,总计五百九十三人,已足法定人数。

“主席,主席!”

有人举手高叫,不待吴景濂准许,便已站起身来,预备发言。坐在他旁边的一个议员,便使劲拉着他的衣袖,要他坐下来。

“你干什么?”想发言的议员,用力一甩衣袖,大声说道,“我发现许多陌生面孔,请主席裁定,要验明正身。”

“混蛋!”另有个议员站起来,戟指怒斥,“又不是绑上法场,要验什么正身?”

“当然要验!”被斥的议员脸都气白了,“你什么东西,直系走狗!王八蛋!”

老子要揍你!”

相隔既远,又有人拉架,当然打不起来。扰攘之中,“验明正身”的事,也就不提了。

“现在,”吴景濂大敲议事槌,“要推定检票员十六位。预备用掣签的办法,大家同意不同意?”

他的第二个“同意”尚未出口,席次中已有多人高声响应:“同意,同意。”

于是吴景濂喊一声:“郑秘书长,请你主持掣签。”

郑秘书长名叫林皋,派人抱出一个马口铁的大圆筒,撸起衣袖一掏,掣出一支签来,高声唱名:“参议员吕志伊!”

“不在北京。”有人接口,“重新掣。”

这一回掣出来一名大选派议员,再掣又是。说也奇怪,中签的都是与直系有密切关系的大选派。倘为反对派,则多不在京,重新再掣又是大选派。

十六名检票员产生,主席宣布:“下午二时投票。”

于是议员一哄而散,但不能离开议院——无论议员还是旁听者,一律准入不准出。旁听者更为苦恼,因为临时规定,未投票完毕,不准入场,在院子里枯守,发给两个面包充饥。深悔不该来此挤热闹的,大有其人。

议员的待遇自然要好得多,有午餐、茶点,免费享用;有鸦片烟瘾的议员,另制一份名册,册上有名,可以请准议长,发给临时通行证,由警察护送出场,过瘾之处在议院左侧的大中公寓。这个公寓已由直系包了下来,作为临时指挥的总机关,由高凌霨、吴毓麟、边守靖坐镇,每人手边一本名册、一支笔,翻来覆去地检点人数。

“江苏方面的情形不妙。”吴景濂走来,悄悄向高凌霨说,“浦口上专车的,一共四十二个,车到天津,走散了一大半,只到了十五个人。”

“不要紧,不要紧。”高凌蔚安慰他说,“一定可以凑足。”

“王幼山呢?”边守靖插进来问说,“有没有消息?”

“没有。凡是他会去的地方,都找到了,不知道他躲在哪里。”吴景濂愤愤地说,“出尔反尔,太不够意思了。”

王幼山就是现任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他是浙江绍兴人,留日专攻警政,回国后创办浙江高等巡警学堂,为人精明强干,熟于法制,因而加入参议院,被选为议长。他在派系中虽属于梁启超、汤化龙的“宪法研究会”,但身为议长,对各派各系都有接触。直系要捧曹锟,当然非拉他不可。他原来亦曾答应帮忙,只是各方攻击,越来越烈,他又不像吴景濂那样不惜羽毛,结果只好躲了起来。

可是直系却认为非找到他不可。因为他一出现,不但可以号召好些个虽拿了钱,托病托故不出席的议员,而且曹锟之当选,若说连参议院议长都未投票,显然不够光彩。

无奈九陌红尘,茫茫人海,仓猝之间要把他找出来,实在不容易。不过,好消息也还是有,安福系的十几个人,由天津分乘五辆汽车,已经赶到——此辈就是约定一到领钱、领钱投票、投票离京的人,坐来的汽车就停在大中公寓门前,只当十几分钟即可毕事,原车回津。哪知人数还是不够——宣布开会时,可以马马虎虎虚招,正式领选票时,可不能假冒,否则一闹开来,后果极其严重。

到了午后一点钟,检点人数还只有五百六十二名,依法定人数,尚差十八人。于是,高凌蔚与吴景濂联合召集紧急会议,商讨最后对策。

“十八个人,只要不离开北京,一定凑得齐。”吴景濂说,“现在寄望在一点半钟往南开的火车,大概总可以截几个人回来。”

“请病假的是哪几位?”吴毓麟说,“也要看看真请病假、假请病假。”

“查过了。有四个是真的病了。”

“哪四个?”

“名册上注的有。”

查名册是张佩绅、廖宗北、梁善济、易宗夔,最后一名下面注着“病甚重”三字。

“只要他有口气,就要他来投票。”吴毓麟说,“不过费点手脚而已。”

这一说,提醒了吴景濂,立即找了总务科长来,要他接头医院,派医生、护士,将生病的议员,用担架抬到议院来投票。

“报告好消息。”警察总监薛之珩兴冲冲地跑了来说,“前门车站截回来五位,其中两位,说什么也不肯走,只好用强了。这得吴议长派人去讲几句好话才行。”

原来薛之珩派了“便衣”在前门车站守候,发现“临阵脱逃”的议员,先是低声留驾,倘或不听,便扭在一起,假装打架,由穿制服的警察,将两造带至局内,好言慰劝;如果连打架这一着也失效,挣脱了往火车上走,“便衣”就立即大喊“抓小偷”,诬指那议员是扒手,立即被捕,押到局中。薛之珩那里就有这么两名假扒手在。

“好!我马上派人去。”

派的是众议院的一名交际秘书,与议员个个熟悉,人缘极好。到了局里,千不是、万不是地打躬作揖,到底把那两名议员的气平下去了。

“你们押我到这里来也没有用,我不投票!”

正谈到这里,听得议院那面传来一片喧嚣,其中还夹着清晰可闻的笑声,似乎出现了很有趣的情景,令人忍不住走到窗前去张望。

这一望,好笑是好笑,可也不免羞惭。原来为了拉票,直系与吴景濂等人,无所不用其极,有人献计,还应该走内线,凡是惧内、姨太太当家、在八大胡同有相好的议员,倘有不驯服的迹象,都列入“内线监视”之列。办法很简单,一部分票款之外,另送衣料化妆品、名贵食物之类,拜托到了投票那天,务必把你们“老爷”押了来。

此刻就是“内线”发生作用的时候,不过上了年纪的太太,绝无仅有,因为一则好好出身的“官太太”,毕竟忌惮礼法,不愿也不敢如此抛头露面;再则既说“阃令森严”,只要严厉告诫,亦不怕丈夫会临阵脱逃。有些当家而能干的姨太太,亦可收到这样的效果。唯独在八大胡同有相好的议员,不致连自己的政治行为都要受窑姐儿支配,所以无不唯唯否否,口头敷衍。议院中承办此事的职员,当然再清楚不过,所以千叮万嘱:“你不要听他说得天花乱坠,甚至于跟你起誓,一定会来投票,那都是骗你的。到时候你替他上上劲,陪了他一起来,等他一进议院大门,你马上到大中公寓来,把送你的大红包带回去。”

如此说辞,没有一个受托的姑娘不愿听的,此刻纷纷“押”到。有些议员不肯下车,有些议员说面子不好看,要相好不必下车,让他自己进议院。结果都失败了,不肯下车的,被硬拖了下来;不叫她下车的,偏要下车,而且虎视眈眈,非要眼看着垂头丧气的议员进场不可。这就是引起轰然哗笑的缘故。

“行了!”吴毓麟说,“法定人数够了。”

其时正是钟鸣两下,吴景濂登上主席台,宣布投票开始,请检票员上台,执行任务。

于是十六名检票员,从会场各方集中到主席台,彼此心照不宣,守住了两只大票匦。

接下来便是点名发票。四名病者已用担架抬到,其中三个勉强可以扶进场,易宗夔则病得连坐起来都办不到。于是议长裁定,请两位检票员将选票拿到摆在休息室的担架前面,请易宗夔填写。

“是不是秘密投票?”

“是的,无记名投票。”检票员回答。

“那么,请你们回避。”

两个检票员便都背转身去。易宗夔持笔的手颤巍巍地写了三个字,将选票折好交回检票员。

“可以请回府了。请多保重。”检票员之一交代议院职员,“小心护送。”很殷勤地帮着照料,借以遮人耳目。

另一个检票员便乘大家看护病人时,很快地将折好的选票掀开一角,但“五千元”三字赫然在目,是一张废票。

但是到了投入票匦,易宗夔的一票,三个字变成只有两个字:曹锟。当然是调包了。

到得三点半钟,投票完毕,主席宣布四点钟开票,有半个小时的工夫,放旁听者入场,同时也要做一番必要的准备。

当然,票匦最要紧,由吴景濂亲自贴上封条,并推检票员八人,会同军警,严密看守,然后赶到大中公寓。捧曹的要角高凌霨、吴毓麟、程克、熊炳琦、王毓芝、边守靖、刘梦庚都在。

“情况如何?”吴毓麟首先发问。

“还不错。”吴景濂答说,“捣蛋的人不多。今天最大的胜利是,检票员都为理想推出,开票应该没有问题。”

“莲伯兄,”高凌霨立刻提出警告,“不能说‘应该’,要绝对没有问题。”

“一点不错。”王毓芝附和着说,“一开了票,如果出了问题,再无补救之道,趁这时候,还可以做最后检点,筹一条万全之计。”

“不要紧,不要紧!只要检票员得力,我预备了一个人在那里,保险做得漂亮。”

“是个怎么样的人?”

“此刻没工夫说。总而言之,只看郑秘书长掣签,不出岔子,诸公就大可信任我了。”

这一个实例说明很有力,大家都放心了。“不过,”高凌霨说,“票子要尽量多争取。”

“我想能‘争’到四百七十票以上。”

照大总统选举规定,须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始可举行选举;得票四分之三,才算当选。这天实际到会人数五百九十人,已超过议员总数三分之二。五百九十人的四分之三是四百四十二,能“争”到四百七十票,亦可算是相当“漂亮”的。

因此,大家都表示满意,对吴景濂少不得慰劳几句,以为激励。其实吴景濂本人,比谁都来得开心,因为他后半世的功名富贵,即系于未来开票的个把钟头之中,王毓芝所说的“万全之计”,他早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