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以来,诗坛是江西跟福建人的天下,诗坛的领袖在名义上是陈宝琛,而实际上能各张一军、开宗立派的,江西是陈三立,福建是郑孝胥。

陈三立与郑孝胥同年不同榜,他们都是光绪八年的举人。其时“清流”的势力正盛,“翰林四谏”之二的陈宝琛与宗室宝廷,分别放了江西与福建的主考。陈宝琛在江西中了个得意门生,便是陈三立,他是江西义宁人。义宁在宋朝名为分宁,出了一个大诗人,便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为江西诗派的开山之祖。八百年后又出了一个陈三立,直承山谷而为江西诗派的不祧之祖。巧的是,不但同出分宁,而且陈宝琛在清末的诗名,恰如北宋的苏东坡。师弟擅诗,后先辉映,并足千古。

宝廷跟郑孝胥的关系更不同了。郑孝胥是这一年福建的解元,自然视宝廷为恩师。可惜其时清流盛极而衰,宝廷已看出慈禧太后及其他左右用事的人,“憎兹多口”,清流被祸不远,因而见机勇退。但方当盛年,又是宗室,旗人没有“告终养”那一套可以退隐林下的办法,只好采了个自劾的下策,于是而有一重艳传人口的风流公案。

原来其时由京师奉差福建,最舒服的是一条水路,由通州乘官船沿运河南下,到了杭州换船,循富春江入闽。这些船不知缘何叫作“江山船”,船户一共九姓,据说是元末陈友谅部属的后裔。明太祖得了天下,为报复陈友谅的对抗,限制这九姓不得陆居,世世以操船为业,五百年来一直是受歧视的“贱民”。

但在杭州一提起“江山船”,立刻就会浮起风光旖旎的感觉,因为船户亦是男主外,女主内,舱中侍候客人,皆是船娘,名之为“桐严嫂”,桐是桐庐,严是严州,此富春江上的两州县,是江山船的大本营——数典忘祖,桐严谐音为同年,“桐严嫂”一变而为“同年嫂”了。

其中有个“同年嫂”,身材袅娜,皮肤极白,为这位满洲大名士的宝竹坡——宝廷惊为天人。其实她是个白麻子,不过宝竹坡是深度近视眼,只见其白,不见其麻,但觉雾里看花,风情万种,尤其是背着灯罗襦初解,真个是销魂。无奈欢娱日短,到得水口镇起旱时,不能携入闱中,只得订下后约,待试事已毕,仍是原船来接。到了杭州,索性换船不换人,纳此同年嫂为妾,双载北归。这是官常所不许的事,便有人想借题发挥,作为攻清流的借口。宝竹坡见机,借个名目上奏,却加了一个“自劾”的“附片”,说他有兄弟五人,唯他有两子,不敷兄弟承嗣,所以途中买一妾,自请议处,结果革职。当时李慈铭作了一首律诗笑他,其中有一联“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哄传遐迩。

老师倒霉,弟子亦不得意,郑孝胥四赴会试不第。他本是个功名之士,并不稀罕翰苑清班的虚名。其时终南的捷径是走“洋务”这条路子。郑孝胥在光绪十七年,奉派为驻日本公使馆秘书,不久升为总领事,由东京、大阪而调至华侨最多的神户,直到甲午战起,方随公使下旗归国。

这时的郑孝胥,已是三品道员的身份了,一任广西龙州督办,升为监司,陈藩开臬,眼看将要封疆了,不道武昌起义,清廷逊位。入民国后,郑孝胥也在上海做遗老,虽是举人出身,但乡榜既早,又以诗名盖世,所以杂在那班“中堂”“制军”之中,毫不逊色。他又写得一笔出入苏黄的好字,每天半夜起身,在黑头里一面磨墨,一面苦吟,得到天明,就那一池墨写字,写完为止。润格不低,收入可观,徜徉北里,征色选歌,日子过得很潇洒,也很舒服。

不过他毕竟是策士型的人物,自觉有满腹经纶,不甘寂寞,看军阀越来越不成话,而溥仪已及成年,应该可有一番作为,因而北上投效。他做过外交官,在龙州督办任内,对法国及安南的关系,亦颇了解,见识自远比那班旗人及视洋人为“夷狄”的师傅们,来得容易受庄士敦欣赏,所以常在溥仪面前荐贤。

在大婚以后四个月,溥仪第一次召见郑孝胥。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谈到未来的“大清中兴”,慷慨激昂,甚至泪下,一片“忠爱”之气,让溥仪大为感动。他的那套主张策动列强“共管”,来共同保护“大清天下”的理论,更使得溥仪怦然心动。因此在这一番倾谈之后,溥仪开了一个“祖宗”以来所未有的特例:特授郑孝胥为“掌印钥”的总管内务府大臣。

郑孝胥这才识得“老鼠”“蝗虫”的厉害,不敢再谈什么“辟”与“驱”了。相反,还来了个“文明”招数,每个星期天,召集下级官员座谈,虚怀若谷地愿纳忠言。

于是有个司员想出来狠毒的一着,替郑孝胥跟太监“拴对儿”。其时太监已遣散了一部分,但也还有一百多人,而且依旧对溥仪很有影响力。如果让太监们痛恨郑孝胥,早早晚晚说他的坏话,要不了多久,就能教他在“皇上”面前失宠。

“大人!”那司员站起身说道,“司官有个条陈,官里大小祭祀,一年到头不断,甚至一天两三处,也是常事。譬如前朝哪位皇上的冥寿,也正好是哪位太后的忌辰,就得分开来上祭。每一回上祭都要用‘饽饽桌子’,还有水果。这笔花费很大。反正是个意思,不如用泥塑木雕代替,一样也很庄重。”

郑孝胥一听,这个主意好极!不但可以节省大笔经费,而且也免得“三大殿”臭气冲天——祭祀用的饽饽、“克食”,都是面粉做的,祭完归太监所有,吃不了拿来制酱,酱缸摆在“三大殿”的丹墀之下,夏天晒得浊气上冲霄汉,人人掩鼻而过。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郑孝胥立即下令执行,而且还去嘉奖了那个司员。

这一来宫内的太监,无不将郑孝胥恨之入骨。不久,他便收到了一封恐吓信:断人财路,当心脑袋。同时,被派去整顿颐和园的庄士敦,也接到了匿名警告信,说:“你如敢到颐和园上任,路上就有人等着宰你!”庄士敦知道是太监们玩的把戏,也知道那班生理残缺的人的特性是“专门在暗地里使坏,绝不敢明目张胆有所动作”,所以还是坦然骑马去上了任。当然,郑孝胥亦不致为恐吓信所遏阻。

于是,有个“高人”,想出来一记绝着,策动国会议员,酝酿提出议案,要废止清室“优待条件”,由政府接收紫禁城。理由极多极充分,但最要紧的只有一条,说复辟祸首的张勋,原为国民公敌,去世以后,居然由溥仪赐“忠武”。更非法的是,派汉人郑孝胥为总管内务府大臣,仍视汉人为“包衣”。

内务府由“上三旗包衣”组成,算是皇帝私人的奴才。尽管郑孝胥对溥仪的自称,是“臣”而非“奴才”,但破格以汉人管内务府,难逃蔑视汉族之嫌。这件事说起来确是很严重的。

报纸一登这个消息,引起了一连串揭发内务府黑幕的新闻,和攻击清室的议论。

首先被攻击的是溥仪的岳父荣源,被派为内务府大臣以后,由于他本应是“承恩公”的身份,所以担当了一个好差使,经手办理抵押贷款。

名为抵押贷款,但因只借不还,抵押品没收,所以实际上等于买卖,这里面就有很多好处了。荣源经手的这笔贷款,对手是袁世凯的老表张镇芳开的盐业银行。借款八十万元,抵押品是尊封皇太后、册封皇太后的十三份金宝、金册,以及其他金器、宝石、珍珠,总值超过借款好几倍。

第二个被攻击的是奉派在“懋勤殿行走”的罗振玉。此人剽窃攘夺他的儿女亲家王国维在学术上的成就,被称为“甲骨文专家”,实为搞钱的专家,特长是将书香化为铜臭。当了“天子近臣”以后,除了经常上条陈,以及“打小报告”的“密奏”以外,自告奋勇,清点故宫书画,逐件盖上“宣统御览之宝”。这一点搅得满城风雨,但事无佐证,不知真假,最后终于露了马脚,早成国宝的毛公鼎、散氏盘,只见著录,到底是什么样子,绝少人有此一见的眼福,但琉璃厂居然发现了这一鼎一盘的拓片。追究来源,便是罗振玉假公济私。

第三个是佟济煦,利用“内务府堂郎中”这个职位的方便,公然带了技师进宫,将宫中的藏画精品照相,用珂罗版印成画集,跟毛公鼎、散氏盘的拓片一样,卖得了极好的价钱。

第四个便是郑孝胥。他是商务印书馆的董事,居间促成了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的计划。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一方面嘉惠士林,一方面也替内务府筹得了一笔正当收入。但结果是文渊阁所藏的一部四库全书在启运到上海时,为步军统领王怀庆根据内政部所颁布的《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而扣留了。

于是,载沣第二天“上门”,结结巴巴地表示,郑孝胥的办法需要好好斟酌,如果连民国当局都不满意,以后各事难办,关系甚大。

这是暗示应该撤换郑孝胥,而溥仪没有听懂。这一来,原来掌印钥的“内务府大臣”绍英就只好“直奏”了。

“有件事奴才不敢壅于上闻。步军统领王怀庆对郑孝胥的做法很不满意。他说,再让郑孝胥这样胡闹,民国如果有什么举动,他就没法子帮忙了。”

一听这话,溥仪开始着急,“怎么办呢?”他问。

“皇上圣明。”

这是宫中习用的一句话,意思是要请“皇上”做断然处置,但却不便出口,一则是表示生杀黜陟大权,操之于上,不敢擅请;再则是不愿明明白白地得罪人。

溥仪当然懂这句话,但当初赋予郑孝胥改革内务府的全权,如今成效未见,却又降“朱谕”拿他调差,出尔反尔,问心有愧,因而大感为难。

“你先下去,”溥仪只好先拖一拖,“等我想一想。”

幸而郑孝胥听得风声,自己识趣,上了个“奏请开去差事”的折子,解决了溥仪的难题。他原来就在“懋勤殿行走”,此时仍回懋勤殿,与罗振玉同事。

这一来,“君臣”倒反而更接近了。郑孝胥经常“进讲”时事,溥仪此时觉得最有趣的话题是,曹锟的“逼宫”和贿选。

“逼官”的第一步是由津保派策动张绍曾内阁的总辞,他自道总辞的原因是“不堪二高之逼迫”。所谓“二高”中的一高是曾为张之洞所提拔的高凌霨,甘为曹锟所用的直系官吏中,数他的资望最高,自然而然成了另一高的“总参谋长”。

另一高不是一个人,是指一个问题,所谓“最高问题”,也就是下一任的大总统。高凌蔚的办法很绝,当张绍曾谢绝黎元洪的挽留,“隐居”天津时,派他的姓张的秘书长回京办理未了事件,同时关照办好一道继任人选的命令,只留姓名空着不填,等黎元洪决定提名何人组阁时,只要填上名字,便可发布。哪知高凌蔚叮嘱张秘书长将空白命令扣了下来,不送公府。以致黎元洪无法直接以府令发布继任人选,因为没有原任国务总理张绍曾的副署,大总统的命令不生效力。

这一来就只好派高凌霨以内务总长摄行总理职务。紧接着便“导演”了一出“逼宫”的闹剧,指使驻南苑的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以及王怀庆,还有警察总监薛之珩等人,集合了各单位的官佐五百多人,到居仁堂求见大总统。

黎元洪得报大怒,厉声问道:“你们来干什么?是不是来逼我退位?”

“不敢!”五百多官佐,齐声同答。然后由一个上校阶级的代表发言:“军饷无着,内阁无人,转眼端阳到了,欠饷何以过节?特为来求见大总统,请大总统做主。”

这个要求不算过分。黎元洪答应在端午前两天筹发军饷,一场风波暂告平息。到了第二天,津保派雇了一批流氓,自称“公民团”,在天安门前搭起高台,召开“国民大会”,主席是在天桥摆测字摊的叶铁口。

吃这行饭的人,卖的就是一张嘴,长于口才,自不待言,但却没有“江湖诀”。他说:“这一次内阁总辞职,中央陷于无政府状态,推源论始,黎大总统不能辞其咎。黎黄陂这一次复职,本来没有法律上的根据,但恋栈不退,而且制造政潮,破坏法纪,引起政治上、社会上极大的不安。我们为了救国,不得不请黎元洪先生克日退位,以让贤路。今天来参加的各位,都出于爱国保民之一念,请大家踊跃发言,同抒卓见,以救危亡。”

措辞雅驯,比国会议员的演讲,毫不逊色。接着登台的就逊色得多了,有的发牢骚,词不达意;有的信口开河,不知所云。乱哄哄一阵过后,叶铁口将印好的驱逐黎元洪的“公民团通电”宣读了一遍,一哄而散。

这种闹剧,袁世凯、段祺瑞都搞过,大家不过当作看热闹,没有什么影响。但紧接着出现的一种情况,可就严重了!

这是在内阁总辞的第三天,北京城内城外,忽然看不到警察了,一问才知道是全体罢岗。警察不站岗,首先是交通发生问题,前门为各种车辆所阻塞,内外断绝,怨声载道。

这件事是由王怀庆在主持,一看引起民怨,丧失同情,赶紧想办法补救,一方面派出便衣的警察及保安队,维持秩序,一面请冯玉祥与他联名致函国会及外交团,说一定尊重国会,保护外人,这两件事由他们两人负责。

晚报上登了这个消息,读者大哗。有个宦游北方的老者,火气特别大,冒用达官的名义,找“王司令”讲话。等接通了,他老气横秋地问:“你是王怀庆吗?”

“是,是!你老是哪一位?”

问清楚了是王怀庆本人,此公便开骂了:“你姓王,简直是王八蛋!外国人要保护,中国人就不该保护吗?国会要尊重,百姓就不必尊重吗?你跟冯玉祥这两个混账东西,简直不是人养的!你不必问我是谁,反正见了面你得给我磕头。闲话少说,限你一个钟头之内复岗,不然,看我不找上门来,拿拐棍打你这个狗头。”骂完了,哈哈大笑,连声又说:“痛快、痛快!”

王怀庆吃了这个闷亏,将脸都气白了,打电话到“东局”问是哪里来的电话,却又碰了个钉子,说“没法儿查”。

这时候电话倒又响了,是冯玉祥的声音,喊着他的别号说:“懋宣,复岗吧!再不复岗,还得挨骂。”又说:“老百姓骂得对,骂得好,我们不能净保护洋人,赶快复岗,赶快复岗!”

接下来,外交部来了电话,说使馆区的外交团及洋人,纷纷来电抗议,如果这种情形再坚持下去,将会造成国际上的笑话,丢脸的是全体中国人。

这几句话,不足以威胁王怀庆,但下面还有一段就严重了。“有个外国人,是好事之徒。他说,谁不知道,中国的将军,个个是大富翁?军警因为欠饷罢岗,那是中国政府太穷,国际上原谅的。但中国的将军穷奢极侈,让他的部下挨饿,这件事太说不过去。他准备告诉外国通信社,发电报出去,公布中国的将军的财产。”那人又说,“名单中的第一位是曹老帅,第二位是曹四爷。那一来——”

“老兄、老兄!”王怀庆急急打断他的话,“请你不必再说下去了。这件事,实在情非得已,我们倒不是为了洋人抗议,自己的百姓要照顾到。准定晚上七点钟复岗。”

这一场风波,本来可以闹得很大,哪知黎元洪以不变应万变,居然有意外的助力,得以化险为夷。但这种占便宜的事,可遇而不可求,再下一天就让他很头痛。

下一天仍旧是王怀庆发动的“军警官佐索薪团”,一共三百多人,浩浩荡荡开到东厂胡同,要求见大总统。

黎大总统当然不肯出面,派侍卫武官长荫昌代见。他说:“各位的来意,大总统已经了解,而且深表同情。不过现在正在组阁,在没有组成以前,薪饷无从发放。请各位暂且忍耐。”

“我们可以忍耐,枵腹从公,无奈一家大小,嗷嗷待哺。现在端午节快到了,债主在家坐索。”那个代表用极坚决的语气说,“无论如何,要请大总统体恤下情,否则,我们亦只有在大总统官邸坐等了。”

荫昌只有软语商量,又请援兵,但王怀庆、薛之珩等人连电话都不肯接。这样僵持到晚,荫昌说得舌敝唇焦,索薪团方始暂时退出。说明天一早再来。

这一夜工夫,以黎元洪的身份,自然可以设法脱困。但王怀庆已算到这一着,以保护为名,另外派军警守卫,而且剪断电话线,堵塞自来水管,困住了黎元洪。

再下一天,“公民团”又出花样了。这一回是集合了一千多人,由天安门出发游行,手里持着白布旗帜,上面写的是“财政无办法”“速即退位让贤”“总统不管市民”“百姓饿,总统肥”,等等;而且一路喊口号喊到东厂胡同,要见大总统。

黎元洪当然不见,派人去找警察总监、卫戍司令,相应不理。“公民团”包围到晚,方始散去。

黎元洪搞成四面楚歌的局面,但所幸江夏“子弟兵”并未散去,而且有急难赴援的“义士”。一个是李大麻子李根源,字印泉,云南腾越人,日本士官出身,曾当过云南副都督、陕西省省长。张绍曾组阁,他经黎元洪推荐,出掌农商,在政治派系上属于政学系,为了感激义气,特地到东厂胡同,与“举主”来共患难。

再两个是由于黎元洪办中美实业公司结识的美国朋友,一个叫福开森,一个叫辛博森,都被黎元洪聘请为顾问。那时军政要人请洋人做顾问、做教习或者其他宜于客卿担任的职务,在宾主双方都有一个默契,即是负有“保护”的任务。此刻黎元洪近乎蒙难状态,福开森与辛博森,无论于公于私,都有赶到东厂胡同,来跟他做伴的义务。

及至请王怀庆不来,打电报给曹锟、吴佩孚,又置之不理。到这时候才知道,非出奇计,不能脱困保位。

当然,最要紧的是自己站稳脚步。李根源想出来一句口号:“元洪依法而来,依法而去。”这就是表示,对任何非法逼迫的情势,决不屈服。饶汉祥最喜欢学时髦,讲国际公法,以前为黎元洪所拟的通电,有“元洪法人也”的妙语,对这“依法而来,依法而去”八字,自然大为欣赏。

在曹锟这方面,自然也要为他开一条路,间接向黎表示,不妨提名颜惠庆组阁,并将政权交给新内阁暂摄。黎元洪根据李根源的意见,提出答复:“提名颜惠庆组阁,可以考虑;政权问题,应由国会解决。”

保派一想,这也不过是个形式问题,于是邀请参议院正副议长王家襄、王正廷,商量由国会解决政权的办法。其实这个问题,在国会已讨论过好几次,由于解释不一,聚讼纷纭,而又有一派主张先修宪、后讨论总统选举,无形中延搁现任大总统的任期,为黎元洪所欢迎,以致所谓任期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如今旧事重提,必得先费手脚,在召开院会的法定手续上,一步一步做到,保派认为缓不济急,要求尽可能以最快的办法解决。

最快的办法是由黎元洪自己发动,议长便可根据咨文,发布召集紧急会议的通知。保派认为只要做到这一点,如何成立能让黎元洪即日退位的议案,由他们自己来想办法。

两王得到这个保证,便联袂去访饶汉祥,要他拟一个咨催国会解释任期的稿子,拿给黎元洪去看看,不料饶汉祥拒绝了。

他说:“关于这个问题,大总统给国会的咨文,已非一通,或则没有答复,或则退回。如今为了要逼大总统下台,打算草率成议,这种暴力胁迫是非法的,我不能起这个稿。哪怕大总统交代下来,我宁可辞职不干,也要坚持不屈服在非法行动下的原则。”

这一来,黎元洪的态度也强硬了,表示完全支持饶汉祥的看法,因而激怒了保派,认为黎元洪跟饶汉祥是在唱双簧,玩弄权术。保派中对于“最高问题”的第一部分“驱黎”,本有和平解决、武力行动两种不同的主张,此刻,当然是后一派的主张抬头了。

东厂胡同却还在做以“依法而来,依法而去”为由,达成不交政权的最后努力。六月十一日那天,黎元洪邀请在京名流会议,被邀的很多,肯来的只有七个:颜惠庆、孙宝琦、顾维钧、王家襄、王正廷、吴景濂、汤漪。前两名做过或代理过内阁总理,具有日本的所谓“重臣”的资格。顾维钧负国际声望,虽以其发言声调不高,被称为“小猫”,但与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的“老虎”这个外号并举。两王一吴是参众两院的首脑,只有汤漪资格较差,但学历不坏,他是江西泰和人,前清举人出身,为出洋到日本、美国的双料留学生,现为公府的咨议。

开会之前,先请吃西餐。黎元洪拿出他最珍视的纯金餐具款客。时值盛夏,鱼肉都用清淡的做法,如上海人所说的“色白大菜”;酒当然只用白葡萄酒,不过另外冰冻着两瓶香槟,预备等问题解决以后,再开瓶庆祝。

席间气氛极其沉闷,偶有所言,亦只是轻声细语的三两句话。及至吃过主菜白汁鳟鱼,黎元洪开口了。“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内阁虚悬,”他看着右首的颜惠庆说,“曹仲珊那面希望颜骏人兄出来,我非常欢迎;关于副署的问题——”

“副署不成问题。”颜惠庆抢着说道,“不过,我实在无法担任,原因不必细说,大总统一定能谅解的。”

保派提名颜惠庆,是打算着让他来摄行大总统职权。黎元洪既不肯交权,颜惠庆便不肯贸然“承乏”。这个难言之隐,彼此心照不宣,黎元洪就只好转移目标了。

“少川兄,”黎元洪说,“英年俊发,一定肯来担当的!”

“不敢,不敢!”顾维钧指着孙宝琦说,“孙慕老德高望重,今天的局面,只有孙慕老才弹压得住。”

“慕老,”黎元洪转脸问说,“如何?”

孙宝琦摇一摇手,打着杭州乡话说:“没弄头、没弄头!”

“没弄头”就是不能干。看他意志坚决,黎元洪没有勇气劝驾了。

“各位看,今天的僵局如何解决?”黎元洪说,“我不能再蹈民国六年的覆辙,自己一走了之。我下台没有问题,可是不愿做徐东海第二,让人糊里糊涂撵走。我是依法而来,还得依法而去。”

对于黎元洪的牢骚,所得的反应,仍是近乎漠然的冷淡。汤漪看不过去,起而发言,认为国会应对大总统的任期做出明确的解决。目前“公民团”及军警索薪团的行动,国会应该出面干预。他说完了,王家襄想做解释,谁知站不起来,低头一看,才发觉纺绸大褂的下摆,为邻座的吴景濂压在双股之下,显然,是有意劝阻他说话的表示。

一场盛宴,在萧索的气氛中结束,两瓶香槟,原封不动。等客人告辞,黎元洪又召集智囊会议,决定了一个大原则,人可以走,权不能变。李根源的态度更为激昂,主张展开反击,方法是“开搅”。但以主张观望的人占多数,便决定再看一看,局势可有好转的迹象。

而迹象是反面的,包围的“公民”更多、更嚣张。冯玉祥、王怀庆提出辞呈。黎元洪请与直系一向接近、闲居在京的张怀芝将辞呈退回,冯、王拒而不受,并且出现了一件古今中外所无的怪事:陆军第十一师——由十六混成旅扩编的、冯玉祥的嫡系部队,中下级军官全体宣布辞职。

见此光景,黎元洪也觉得非走不可了。但走也得有所部署,首先是再打一个电报给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副使吴佩孚,除了说明情势愈益恶化以外,表示“元洪何难一去以谢国人,第念职权为法律所定,不容轻弃。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示”。

接着是召集一次“作战”会议,决定在出走以后,宣布改组内阁,准张绍曾辞职,内阁总辞,除李根源以外,其余亦都准辞。派留任的农商总长李根源兼任国务总理,并任命黎元洪的第一号心腹金永炎为陆军总长,大有不惜与直系干戈相见之势。不过,兵在哪里还不知道。

除改组内阁的四道命令以外,另外还有三道战斗意味很浓的命令,一道是裁撤全国巡阅使、副使、督军、督理,全国军部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一道是声讨制造政变者;再有一道是既以争取民心,亦以“开搅”的命令:“自民国十四年元旦起,裁撤全国厘金。”

所谓“厘金”,是一种货物通过税。在明朝,国家税收以田赋为主。万历末年,外有清兵,内有流寇,军费支出浩繁,都在田赋上动脑筋“加派”。到了崇祯年间,“加派”比正税超过几倍,谁有田谁倒霉,因此用拆字格咏“田”字的打油诗,道是“昔为富之基,今为累字头”。地方情愿将受累的田送给公家,但公家只要钱,不要田,逼得地主、佃户相率逃亡,田地荒废,而流寇大增。明朝之亡,一半亡在这“加派”上头。

因此,清朝对苛扰农民,足以亡国,引以为戒。康熙三十八年,特颁一道上谕:永不加赋。清朝最重家法,雍正以后各朝,都能恪守祖训。乾隆好大喜功,六十年间有十次大征伐,军费都出自国库,不曾在田赋上加派分文。

道光末年,内忧外患交迫。咸丰即位之初,洪杨造反,席卷东南半壁,国库空虚,都靠各省统兵大员自己设法,但既不准加赋,这个法子从何处去想?于是有个叫钱江的幕友,主意打到商人头上,想出一个“厘金”的办法,货物行销,逢关过卡,抽取极低的通过税。积少成多,得以支应浩繁的军费,成就戡乱的大业。但洪杨虽平,厘金并未取消;到了民国,仍然如此。加派病农,厘金病商,久成苛政。因此,黎元洪下这道命令,便成了德政。如能实现,当然可以争取民心。不过定在民国十四年起实施,等于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起码要让他这个大总统当过年,才能实践他的诺言。否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诺言就成了空头支票。

话虽如此,继任的人因为有了他这句话,在厘金存废这个问题上,会出现困难。所以说,这道命令其实是“开搅”。

六月十三日上午,冯玉祥提出了“最后通牒”:在十二小时以内,发给欠饷三百万元,否则第十一军自由行动,恕不负责。黎元洪眼看有被劫持之危,决定出走。除了签发由李根源副署的七道命令以外,同时给了国会一个咨文,声明撤销辞职,为易地行使大总统职权作张本。

“军警监视很严,如果不能顺利出京,遭遇劫持,这个问题就要闹得不堪收拾了。”李根源提出警告,“出走一事,必须计出万全。”

“此刻恐怕无法筹划万全之计,只能瞒一瞒人的耳目,再仰仗两位洋顾问的保护。”金永炎说,“我可以做到上车之前,不让人知道大总统的行踪,以后就难说了。”

“只要能上了火车,就不会有问题。可是火车呢?路局会不知道吗?”

“至少可以瞒一时。”金永炎说,“我有办法。”

他的办法是直接找铁路局,说奉大总统之命,到天津迎接国务总理张绍曾回京复职,要一列专车。

这个大帽子很管用。路局立刻调派了一列头等车,并且告诉金永炎,随时可以出发。

于是黎元洪决定了同行的人,包括新任陆军总长金永炎、侍从武官、秘书、卫士及两名洋顾问,共计四十余人,但却没有他的“二太太”黎本危。

一直是“掌印夫人”的黎本危,派充了临时的“典玺官”。这也是黎元洪左右智囊的主意,万一大总统遭劫持,还有象征大总统权威的印玺在,依旧可以发号施令。所以决定将大小印信十五颗,由黎本危随身携带,住入法国医院。

及至黎元洪一行上车,路局才知道专车是如此用途,立刻通知交通部路政司,辗转报告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随即查问:“大总统是不是将印信也带走了?”答复是:“不知道,但印信已经不在了。”

于是张廷锷立即用电话通知在天津的直隶省长王承斌。等专车到达杨村,王承斌已经带着警务处长杨以德,及一批武装军警在等着了。

“大总统怎么出京了?”王承斌说,“事先该给我一个电话。”

“我想到了再通知你。”

“大总统为什么出京?”

“在京不能行使职权。”黎元洪说,“我已经通知国会跟外交团了。”

“大总统既然出京,印信为什么要带到天津来?”

“没有。印信仍旧在北京。”

“分明带出来了。”王承斌言语不大客气了,“为什么不说老实话?”

“我为什么要骗你?”

“那么,印信在北京什么地方呢?”

“你有什么资格来问我?”

“大总统及印信的安全,我有保护的责任。”

“我很好,不需要你保护。”

“可是印信没有下落。”王承斌说,“保护大总统的印信,也是我的责任,总要看到了,才能放心。”

“你看不到,在北京。”

“那么,我得知道下落。印信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哼!”王承斌冷笑,“印信没有下落,只好请你回京。”说完,人就走了。

黎元洪气得说不出话,随行人员亦都保持戒备。车到天津新站停了下来,而黎公馆在“老龙头”附近,所以下令继续开往老站。

“不行了!”列车长报告。

“为什么?”

“车头不见了。”列车长说,“站里已经卸下来了。”

一语未毕,王承斌却又出现,“大总统,”他说,“请到曹家花园,或者省长公署去休息。”

黎元洪木然相向,不理不睬,只是端坐不动,这就是他那个外号“黎菩萨”的由来。

王承斌当然知道他这个老毛病,既已成了泥塑木雕的菩萨,祈求不灵,威吓无用,唯一的办法是“保护”!

转念到此,转身就走,下令带来的一营人,“保护”大总统专车。车上的不能下来,想上专车的进不去,连黎元洪原配太太所生的儿子黎绍基都被隔绝了。

于是美国顾问辛博森自告奋勇,带了金永炎所拟的一个电报稿,下车出站,到电报局拍发。柜台上的成员一看稿子,用英语说了一句:“请稍候。”

原来电报是发到上海申报馆的,电文是:“申报馆转全国报馆鉴:元洪今日乘车来津,车抵杨村,即遭直隶王省长上车监视;抵新站,王省长令摘去车头,种种威吓,已失自由。特此奉闻。”而电报局已接到通知,有关黎元洪的消息,一律扣发,所以对辛博森要发这个电报,便须展开国际交涉了。

“请问你的姓名、身份。”电报局的领班说。

“我是黎总统的顾问辛博森。”

“噢,辛博森先生,非常抱歉,我们奉命不能发这个电报。”

辛博森大为诧异,“为什么?”他说,“请你详细告诉我原因。”

“原因不明。我们只是奉命办理。”

辛博森这时已想明白了,“下令的人,不了解国际公法上关于通信自由的保障。中国,我记得也是参加了这项条约的,如果违反规定,我想你应该知道后果的严重。”他略停一下又说,“事实上你无法封锁这个消息,因为我可以透过美国领事馆的电台,将这个电报发到上海。而你们,将毫无必要地担负起违反国际公约的责任。这是一件很不聪明的事。”

那个领班很有魄力,一听他的话不错,随即答说:“很好!我接受你的解释,电报照发。”

接着辛博森分访英美领事馆,报告黎元洪被劫持的情形,两国领事立即派遣副领事去探望。其时辛博森拍发电报的事,已报告到王承斌那里,立即加强了隔离的措施,原来洋人可以自由出入的特权,亦被取消。因此两国副领事,竟不得见黎元洪一面。

这一下引起了外交团的公愤,但却无法采取有效的授权行动。黎元洪困在专车上,越想越窝囊,一个想不开,取出随身携带的一管镀金小手枪,对准自己太阳穴,要扣扳机。

福开森大吃一惊,幸亏他眼明手快,跳起来将黎元洪肘弯一抬,子弹直蹿车顶,手枪也就被福开森夺下来了。

但这并不能使王承斌害怕,或者觉得黎元洪可怜而放松一步。相反地,他认为恶人的名声,反正已经出去了,若无结果,太不上算,所以逼印的态度反更坚决了。

到了晚上十点钟,他又上专车,开口第一句就是:“大总统既然觉得干不下去,又何必把持印信?”第二句话是对黎元洪的侍卫武官唐仲寅说的:“如果大总统不肯将印交出来,就只有委屈各位陪大总统一直住在专车上。”

于是黎元洪左右的亲信,密密商议,决定屈服,明告王承斌:“印信在北京,法国医院。”

“请大总统打电话回去,一交印信,我马上护送大总统回公馆。”

电话由唐仲寅打给伴护黎本危的机要秘书瞿瀛,答复是:“没有大总统的口谕,无法照办。”

迫不得已只好由黎元洪下车,在站长室要长途电话找黎本危,用湖北乡话讲了好久没有结果。因为黎本危不能想象有地方长官劫持元首这种危险的情况,犹自极力劝黎元洪坚持到底。

这时金永炎已用另一具电话接通了瞿瀛,他说:“大总统的处境,极其难堪,也极其危险。大总统已经自杀过一次了,二太太再不放手,只怕迟早会出事。”

瞿瀛听得这话,转告了黎本危,终于同意交印。但黎元洪却还不能恢复自由。原来交通总长吴毓麟等在直隶省长公署,预备收印复命,此时专车赶回北京,要从黎本危手里收到了东西,才能放人。

结果是站长室做了大总统的行馆,左右亲信,相对黯然。黎元洪却还不大服气,请辛博森到电报局补发了一个给“全国报馆”的通电:“前电到达。王省长率兵千余人,包围火车,勒迫交印;查明印在北京法国医院,逼交以后,尚不放行。黎元洪自准张揆辞职,所有命令皆被印铸局扣留未发,如有北京正式发布之命令,显系伪造,元洪不负责任。”

这个声明当然是必要的,但无补于已成的败局。到了第二天一大清早,王承斌接到北京电话,知道已取得印信,可是黎元洪犹须办一个手续,才能恢复自由的平民生活。

这道手续就是正式向国会、国务院、全国民众表明:“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表明的方式是发通电,发通电要他亲笔签名。

事已如此,黎元洪懒得再争,很痛快签了名,可是一回到家,当然会有所表示。

黎元洪的修养到底不如徐世昌,提得起,放不下,不能视非分的尊荣如浮云过眼,加以左右亲信的怂恿,决定把握一个“缠”字诀,跟直系周旋到底。

这就少不得又要发通电了,说交印以后,复要求“发电辞职,交院执行”,照通行法例,“被强迫之意思表示,应为无效”。

当然,直系在高凌霨一手导演之下,亦有一番精彩表演,除了由王承斌通电说明,大总统离京,不交印玺,“陷全国于无政府地位”,而“节关在迩,军警索饷甚亟,前途异常危险”,作为迫不得已索印的理由。最出人意表的是,高凌蔚与直系三总长,海军李鼎新、交通吴毓麟、财政张英华,联名给了黎元洪一个电报,说“事前未蒙通谕,攀辕无及”,北京为政府所在地,“国不可一日无元首”,恳请“即夕旋都”。这个假惺惺的做作,大有指黎元洪“弃职潜逃”之意,惹得“泥菩萨动了土性”,复电表示,高凌蔚等人,辞职已经照准,并派李根源代理阁揆,所以“请稍息贤劳”,目的是否定此四人的阁员地位。

但是,直系手中握着同为黎元洪具名的两套文件,运用自如。最有利的,当然是六月十四日凌晨两三点钟,在天津新站签署的“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的那个电报。高凌霨经此“授权”,在国务院召集会议,除了澄清总统辞职问题以外,最重要的当然是端午节以前,如何发放军警欠饷。

这除了举债以外,别无筹款之道。贷借的对象自然是外国银行,但能跟外国银行借得动钱的交通系正当失势,且与直系敌对,就算交通系有人自告奋勇,直系亦不愿请教。曹汝霖、李思浩的情况,亦复如此。除此以外,就只剩下一个与直系向有渊源,且与曹锟旧识而颇蒙欣赏的王克敏了。

“这件事找王叔鲁。”曹锟说道,“叔鲁有一样好,公私分明。”

曹锟的所谓“公私分明”之“公”,是指他自己。意思是王克敏的操守虽然不佳,但绝不会将他曹家的钱,装入姓王的荷包。换句话说,该当是他曹锟应得的好处,王克敏绝不会吃掉。

果然,王克敏神通广大,很快地借到了一百万元,在端午节前两天,及时发放了一批欠饷。

与此同时,黎元洪在天津亦借到了一笔钱,用他自己的不动产,押借了十二万元,设立一所“国会议员招待所”,预备拆曹锟的台。

因为这时直系逼宫,已演变为直系与反直系的政争,目标已非目前由谁执政,而是未来的“最高问题”。争斗的焦点,集中在曹锟身上。直系拥曹,而非直系反曹,原因不一,或由于私怨,或由于本身的利害,或由于看不起曹锟,或由于直系准备以钞票砌成曹锟踏上“最高位置”的垫脚石而大起反感,或由于政治主张的不同,坚持先修宪后选举。

反曹——阻止曹锟当大总统最有效的办法,便是采取消极态度,离开北京,使国会无法获得选举所必须的出席人数,这就是所谓“拆台”。黎元洪对拆曹锟的台,当然最热心不过,所以愿意花钱设立“国会议员招待所”,由政学系的要角,广东籍的参议员杨永泰主持。

不过,这个招待所只是过境的接待机构,出京到津的国会议员,每人发给大洋五百元,作为“移沪制宪”的旅费。统计在天津领了旅费的有五百零三人,但只有三百八十五人到上海报到。其余的一百多人,少数回乡探亲,大部分仍旧回到北京观望风色。

可是,就只三百八十五人的缺席,对拥曹派已构成极大的威胁,因为两院议员总计八百七十人,举成数而言,号称“八百罗汉”。选举大总统,依法必须有三分之二到会,去了三百八十五人,就凑不成三分之二的五百八十人了。

这一来,最着急的还不是直系要角,而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原来直系津保派的核心分子,包括内务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山东省省长熊炳琦、直隶省省长王承斌、议长边守靖、京兆尹刘梦寅及曹锟的秘书长王毓芝,曾集会做成一个决议,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已提出辞职的声明,态度消极,所以对众议院议长吴景濂该全力争取,不容生变。这个争取的任务,交由王承斌。

原来王承斌不但与吴景濂同为辽宁兴城人,而且有师徒之谊。吴景濂号莲伯,王承斌号孝伯,两人合称为“兴城二伯”。师徒二人向来无话不谈的,王承斌便老老实实向吴景濂开了条件。

“老师,”王承斌说,“如果你老想法子拿曹三爷捧上台,阁揆一席,自然非老师莫属。此外,另外送五十万,那是大家的意思。”

吴景濂一听这话,心跳不已,定定神问道:“何谓大家的意思?”

王承斌解释“大家”就是高凌霨那班人,五十万是活动费。曹锟兄弟对钱看得重,这话不必跟他说,反正由买票贿选的经费中匀出来就是了。

“组阁的话呢?”

“那是曹三爷同意的。”王承斌加了个伏笔,“将来吴子玉亦绝不会反对。”

“这是真话?”

“我怎么敢骗老师?”

“好!”吴景濂重重地说,“我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