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正式改组,张志潭代表直系,王乃斌代表奉系,在靳内阁分别接掌内务及农商。旧交通系复起,周自齐、叶恭绰联翩入阁,一掌财政,一接交通。外交总长顾惠庆接任,到部第一件公事是行文使节团,要求交出“安福十祸首”。

使节团召集会议,决定各自答复。各国公使都照会外交部,说并未收留徐树铮等人,唯独日本公使馆不复。于是外交部直接照会小幡,询问曾否收留“祸首”?

小幡复照承认有其事,说是依照国际通例,予以政治庇护,随后又进一步声明,无论徐树铮受何种刑事罪名之控诉,日本公使馆都将拒绝引渡。

外交途径走不通了,靳云鹏决定抄“十祸首”的家。但除了日用器物以外,一无所获。靳云鹏一不做,二不休,将警察总监段鸿寿找了来,秘密交代了一番。段鸿寿又找部下秘密商量,设下一条毒计。

在日本兵营做客的“祸首”,伙食自理,中午、晚上都是由馆子里送饭来,早晨由日本兵到前门一家小铺买烧饼果子,充作点心。这天是梁鸿志先吃,一咬烧饼,舌头发麻,赶紧吐出来漱了口;再检查烧饼,里面有白色结晶物,找军医来检验,确定是砒霜。

于是买烧饼的日本兵,赶到前门一看,那家小铺已经关门大吉。

果然出花样了,证明段芝贵的警告,确有先见之明。经此刺激,大家都大骂靳云鹏,唯有徐树铮暗中下了决心,非离开使馆区不可。

于是徐树铮去找建川,坦率提出要求,请建川助他脱险。他已经想好一条夹带的计策,只等建川同意,便即提出。如果不同意,这条计策,还可保留。

哪知建川的回答,既非同意,亦非拒绝,只说:“最近奉到司令官的命令,军人行动要格外谨慎,所以这件事最好跟公使谈一谈。”

原来此时日本是号称“平民宰相”的原敬登场,除陆、海、外三相外,其余都是政党出身,为日本自大正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政党内阁。原敬的手腕很高明,利用民众的“过激思想”来对付军部,颇为见效。除了“台湾总督”改由文官出任外,并打算撤销参谋本部。陆军的气焰,大非昔比。所以在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南次郎少将,特别告诫部下谨慎。

“只要征得公使的同意,司令官那面我来想办法。”

基本是赞助与鼓励的。徐树铮便去见小幡,一改对建川有所保留的态度,首先提到康有为在复辟时,由美国公使伴同,由北京抵天津,转乘外国轮船,抵达上海,他要求小幡亦能特别予以这样的援助。

“如果可行,我乐于相助。只是在我们答复贵国外交部的照会中已声明两点:第一,你们不得干预一切政治;第二,断绝外面交通。如果我公然陪你到天津,是很明显地违反了自己的诺言。贵国外交部提出交涉,我们很难解释。”

“这样说,我是绝不能离开贵使馆的了。”

“如果你自己有办法脱离,我们可以装作不知道。”

这是暗示,只要不动用日本官方的力量,日本公使馆不会加以干涉。徐树铮心想,日本官方的路子走不通,不妨找日本的居留民。

于是想到一个朋友,此人叫加藤定吉,是日本宪政会的代议士,但在中国经商,在东交民巷开了一家专营杂货的加藤洋行。当即向建川要求,希望能跟加藤作一次会晤。

就在这一次会晤中,商定了办法。当然,建川的同意是必要的。

“要瞒过城门密探的耳目是绝不可能的,这个办法虽笨,倒值得一试。”建川在听取了徐树铮的计划以后说,“不过,必须先请示司令官。”

建川要求北京守备队长镰田中佐,亲自到天津向南次郎报告。南次郎表示,如果出事,司令部决不承认事先知道计划,一切责任要镰田担负。因为他是“北京守备队”,有不使日本在北京的机关及侨民发生任何意外的全责。

正当镰田踌躇不定之际,驻屯军司令官的会计部门主管,名叫小野寺的“主计正”,悄然来访。他说他是奉了南次郎的密令,特来相助。但有个条件,如果行藏败露,需要镰田出面,一肩担承,与司令部毫不相干。

这就很明白了,如果这件事做成功,南次郎会记他一功。这个险是值得冒的,镰田一口答应,又问小野寺如何相助。

“这要看你。”小野寺答说,“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要人。”镰田用征询的语气说,“能不能请你带一件行李?”

“是怎么样的行李?”

“一只柳条筐。”

小野寺想了一下,毅然同意:“可以。”

于是镰田关照加藤定吉备一只特大号的柳条筐,这是日本特有的行李箱,可分可合,分开来是两个长方形的筐筐,一个尺寸稍大,但筐边稍低,合在另一个筐上,用带子捆紧,即成了一具箱子——这是精于昆腔的徐树铮,从“打棍出箱”这出戏上得来的灵感。他藏身其中,由两名日本兵挑着,跟着挂了指挥刀的小野寺,由东交民巷出前门。

前门由段鸿寿派了密探,分班守候稽查。不管车辆行李,觉得可疑,即须打开来看。对于日本军人的行李,虽不敢强制检查,却不妨问一问。

“请问,”有个会说日本话的密探,问小野寺,“这里面是什么?”

小野寺答话之前,先取一张名片递了过去,上面印着三行字:第一行是“大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第二行是“主计正”;第三行是“陆军中佐小野寺一男”。

“啊,啊!中佐。”密探问道,“是回天津?”

“是的。”小野寺指着柳条筐说,“我到正金银行来领一笔现金。”

“是‘老头票’?”

“不光是钞票,还有金条。”小野寺说,“你问得很详细,是不是还要看一看?”

这名密探不敢做主,“巧到麦斗!”说了这句请等一等的日本话,用中国话跟他的首脑商议。

“既然他愿意让咱们检查,不查白不查。查!”

那密探便转脸说道:“如果中佐不介意,想请你打开来看一看。”

“好!”小野寺转身望着天安门的方向,“风很大。卫兵所在哪里?”

“喏!”密探指着城门洞说,“那儿就是。”

“我们到那里去开箱子,免得西北风把钞票吹跑了,发生责任问题。”

密探觉得他这话似乎有弦外之音,当即译述给他的首脑听,并且加上自己的意见:“倘或他说检查以后,少了多少钱,要咱们赔,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对!‘矮子肚里疙瘩多’,这小子,‘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咱们不上他的当,叫他走吧!别查了。”

“不查了。”密探手向城外一伸,“请吧!”

于是小野寺大模大样地出了前门,直奔车站。时间是扣准了的,将柳条筐抬上火车,旋即开行,直抵天津,由老龙头车站转往大沽口,上了日本轮船“花笑丸”,在船长室将柳条筐打开,徐树铮面无人色,双腿由于长时间蜷缩的缘故,已僵硬得无法动弹,按摩了好一阵,方能起立。

第二天“花笑丸”提前出港,南次郎方始打了个电报给镰田:“行李已安抵天津。小幡公使前保守秘密。”

镰田不理南次郎的叮嘱,谒见小幡,率直陈明经过。事已如此,小幡只好急电东京,请求指示处置方针,复电是应该照会中国政府。

于是小幡亲自拟了一个照会,译文是:

“为照会事:收容于本馆护卫队兵营之徐树铮氏,近来再三请求本公使,停止其保护,拟退出本公使馆,曾经本公使切促其反省。兹据护卫队长报告称:该氏于十一月十四日之晚,尚确在兵营内,而十五日早晨,即不见其形迹。自系在十四日夜至十五日晨之间,单身逃出该所无疑等语。本公使当日收容该氏,系基于国际之道义,并无他意。当日曾将收容该氏之事实,照会贵国政府在案。兹复将该氏逃出本馆之事实,照请贵国政府查照。须至照会者。”

外交部据情转报,靳云鹏便下令大索。徐树铮的至亲好友,都受到骚扰,始终不能发现徐树铮的踪迹。卫戍司令王怀庆,只得自请处分。接着贴出布告,将捉拿徐树铮的赏格,由大洋五万元,提高至十万元。同时,外交部向日本公使馆提出一件照会。

这当然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至于缉拿祸首,提高赏格,只博得了徐树铮在“花笑丸”中的一首七律:

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

闭门大索宣严令,侧帽清游放醉吟。

白日歌沉燕市筑,沧波梦引海舟琴。

云天不尽缠绵意,敢负平生报国心。

虽为逋客,壮志犹存。徐树铮南下,为作卷土重来之计,因为东南的局势,有了一番变化,在他看来是有机可乘。

变化是由于江苏督军李纯的“自杀”。这个消息,震惊了北京。双十节那天,李纯大宴南京绅商各界,尽醉极欢,隔了两天,忽然自杀了!这不显得太过离奇?因此,靳云鹏特派他的亲信,就是财政部次长潘复,专程南下,调查内幕——果然有极深的内幕。

李纯字秀山,天津人,出身北洋武备学堂,由小站淮军营官,当到新军第六镇协统,是吴禄贞的副手。吴禄贞被刺,李纯“扶正”。入民国后,镇改为师,李纯便是第六师师长。民国二年癸丑,由宋教仁被刺,及袁世凯违法进行五国大借款而爆发了“二次革命”。袁世凯派冯国璋、李纯领兵南下“平乱”。从此,李纯在北洋中归入冯国璋的系统,为“长江三督”的翘楚。

到得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不得不辞江苏督军,李纯便由江西调江苏,成为东南重镇。冯国璋一死,他隐然成为冯系的领导者,与曹锟有分庭抗礼之势。直皖战争他是反段的,所以皖系失败,“安福”解散,论功行赏,李纯也升了官,接替倪嗣冲而为长江巡阅使,紧接着改称为苏皖赣巡阅使,职权与清朝的两江总督相仿。

其时安福垮台,王揖唐所充任的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亦为徐世昌明令免除。冯系一向与西南接近,所以北方总代表改派李纯担任,事业如日中天,方当盛时,何以突然自杀?启人疑窦者在此。

各方传言,说李纯之死,与他的部下齐燮元有关,此人籍隶天津附近宁河县,与李纯算是小同乡。他本来是第六师第十二旅旅长,一向为李纯所倚重,及至升了第六师师长,关系更加密切,公认为李纯的心腹大将。

但也有人说,齐燮元工于心计,早有取李纯而代之的异心。李纯死后,秘不发丧,齐燮元布置了一天,才于十月十二日宣布“巡师祈望和平统一,自杀以促国人觉悟”,同时公布了李纯的遗书,表示“痛心国事”。而这封遗书,传说出于伪造。李纯有个同乡,仿他的书法,可以乱真,为齐燮元罗致在幕,李纯的遗书,即出于此人的手笔。

至于齐燮元被怀疑的主要原因是,李纯保荐齐燮元,以江宁镇守使代理江苏督军,“恳请中央特简实授”,并非生前的安排,仅是遗书中的表示。有人认为这是仿照当年李鸿章保荐袁世凯的故事。李鸿章为俄国人所凌逼,病殁北京贤良寺,遗书中保荐袁世凯,说“环顾海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这实在不是李鸿章的本意,而是他的部属如袁世凯的亲家周馥等人,在代草遗书时加上去的。同样,保荐齐燮元,亦非李纯的本意。若有此意,为何生前并无表示?

当潘复未奉派到南京调查以前,京沪各大报的记者,纷纷出动采访,所记“官方人士”的说法,亦顾有道理,若说“国事日非,遂萌厌世之念”,那是将北洋军阀的人品,捧得太高了,连他们自己都不会有一个相信。不过,李纯好名是事实。而在江苏,声誉大损,这是促成他自杀的一大动机。他在江西除了喜欢荐用亲戚同乡以外,对民政绝少干预。直皖战起,一改常态,不待北京政府命令,擅调一贪污有据的俞某为财政厅厅长,又保荐王克敏为省长,大为江苏士绅所反对。北京为了顾及民意,收回成命,改任王瑚为江苏省省长。至于财政厅厅长,李纯不肯让步,他坦率表示,财政为军事命脉,必须是他信任的人,才能确实控制饷源。这也是实话,北京政府便准他另行保荐。

这回保荐的是他在江西所收的干儿子,姓文名龢,据说是文廷式一家。文龢随义父到了江苏,当的都是肥缺,先主烟酒公卖;后调两淮盐运使,名声当然不会太好,所以江苏士绅反对如故。省议员中有人提倡“苏人治苏”,所见太狭,不足重视。江苏省教育会、上海县商会等等人民团体的一通联合通电:“徒以军民有分治之名,无分治之实。军费日渐增加,民政无由发展,倘财政再入军署私人掌握,苏民其何以堪?”言简而意赅,非常有力,省议员且曾表示,如果北京政府一定用文龢,江苏将以拒绝纳税,作为抵制。

此时的报纸,日日有攻击李纯的报道与评论,渐渐形成一种江苏人对江苏省政的主张,除了文龢在任不纳税以外,另外两点是:“外债以苏产作抵,苏人不能承认”及“李纯既如此跋扈,中央应明令解职”。

据说李纯在看报以后,曾经痛哭,自道:“我在江苏,抚躬自问,良心上对得起江苏人。如今为了一个财政厅厅长,如此诋毁我的名誉,有何面目见人?”接着便命副官到机器局,将他交修的手枪,取了回来。这把手枪,便是他用来自戕之具,时间是在十月十二日凌晨四时许。

到得天明,齐燮元召集江苏省省长王瑚、四省剿匪总司令陈调元等人,到督署开会。报告李纯自杀,保荐他为督军,同时公布了遗书。

遗书一共五封,一是道自杀的原因;二是对国事的期望;三、四是分别交代江苏、安徽的政务——辖区本有江西,大概由于江西督军陈光远,在李纯一发表为苏皖赣巡阅使时,即有不受节制的表示,所以对江西政务的交代,独付阙如。

第五封写给他的胞弟李桂山,说“为官二十余年,廉洁自持”,可是遗产有二百数十万元。来源是“祖遗产”“一生所得薪公”及“实业经营所得”,以“四分之一捐施直隶灾赈,以四分之一捐助南开大学堂永久基本金;其余半数,作为嫂弟合家养活之费”。像这样能说出私财的具体数字及其来历,似乎遗书又非他人所能伪造。究竟自杀的真相如何?唯有等“中央大员”到达,才有水落石出的可能。

潘复带着随员到达南京,由齐燮元陪着在行馆中安顿略定,第一件事当然是到李纯灵前行礼。

灵堂设在督军公署西花厅,齐燮元派人代为预备了清香素果的祭品,上香行礼既毕,孝子磕头答谢。李纯的参谋长何思溥延宾到客座待茶。方在寒暄之际,只见四十来岁的一个中年人,头戴白结子的青布小帽,身穿毛边黑布薄棉袍,形容惨淡地走来,朝潘复面前跪下来就磕了一个响头。

“不敢当,不敢当。”潘复急忙避开,问何思溥说,“这位是什么人?”

“秀公的令弟桂山先生。”

既非孝子,何故行此大礼?潘复益觉不安,赶紧从侧面去搀扶,口中说道:“请起来,请起来!有话好说。”

“先兄死得很惨。他一生爱惜名誉,不想落得如此下场,要请次长成全。”说完,又磕了一个头,方始掩面哭着退了出去。

潘复与随员们都是狐疑满腹,何思溥便即说道:“齐督军在签押房敬候次长,请!”

潘复看出事有蹊跷,齐燮元的话,看起来不宜令第三者与闻,当时便向随员使了个眼色,一个人去会齐燮元。

签押房中设着烟榻,齐燮元很客气地说:“次长请升炕。”

潘复正要过瘾,便道声“多谢”,在上首躺下;齐燮元隔着烟灯,躺在对面相陪。有个长身玉立的丫头,便端张小凳子,坐在烟榻前烧烟。潘复一面应酬主人,谈谈京中近况,一面抽烟,抽足了二十四筒上好“云土”,瘾已过足,向主人说道:“你请吧!”

“谢谢!我跟此物无缘。”齐燮元接着便向丫头说,“你下去吧!不必在这里侍候。”

显然,一榻聚首,更无六耳,必是有极深的内幕相告。

“秀公死得很窝囊,”齐燮元说,“而且到死都不明白是怎么死的,成了个俗语所说的糊涂鬼。”

“噢,流言一半证实了!果然不是自杀。”潘复问道,“出了什么意外?”

“是让马弁打死的!”

潘复简直震惊了!一蹶而起,睁大着眼问:“是谋逆的案子?”

“倒也不是谋逆。”齐燮元也坐了起来,低声说道,“帷薄不修,大损秀公一世英名。我迫不得已,从权处置。请潘次长格外体谅,为死者留个面子。”

“自然,自然!只要办得到,我一定效力。不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唉!亦是多内宠之故。秀公有——”

李纯有五个姨太太,灌溉不能遍及,以致广田自荒,少不得有自愿代耕的“勇士”。但想不到一月之中数数当值的一个宠妾,亦让马弁勾搭上了。

李纯宿有定处,愿召哪个姨太太侍寝,必定在晚餐以前,即已决定,从无中宵忽然相召,或者突然之间,不速而至。因此,偷欢的一妾一弁,胆子都很大,停眠整宿,放心酣睡。不道双十节大宴士绅的那夜,李纯醉中心血来潮,半夜里闯到宠妾那里去敲门。其时罗帐低垂,被翻红浪,两人一听是李纯的声音,只当他已得知秘密,特来捉奸,吓得魂不附体。

其实,李纯已醉得昏头昏脑,眼都不甚睁得开了。那马弁如果悄悄溜走,亦就无事。只为心慌情急,一不做,二不休,开开门来,当胸一枪。李纯立即栽倒,抽搐了一阵,双腿一伸,人就不动了。

深夜枪声,自然惊动了值宿的警卫,闻声而集,一看便知是怎么回事。那马弁自然被捕,宠妾闯此大祸,心知不免,而且也没脸见人,捡起马弁的手枪想自戕,为人夺了下来,加以看管。

其时李纯的正室与四名姨太太都已得报赶到,抚尸痛哭,乱成一团。有个老家人倒有些见识,向主母说道:“太太先别哭,办大事要紧,督军声名要紧。应该怎么办,最好请镇守使来商量。”

这话提醒了李太太。恰好齐燮元也赶到了,首先下令,督军衙门里里外外,不准将这夜所发生的事故透露半点。第二天照常办事,就如督军健在一样。倘或不遵命行事,稍有泄露,以军法严办。

先将消息封锁住了,齐燮元才跟何思溥商量,决定伪造遗书,将李纯的死因,说成忧心国事而自杀。

直到布置妥帖,齐燮元方始召集地方军政要员,宣布李纯已死,凶手已秘密处决。当行刑之前,督署有个绍兴师爷,谈起一桩故事——同治年间,浙江巡抚马新贻调升两江总督。当时淮军代湘军而兴,“九师”曾国荃投闲置散,湘军已愤愤不平,而马新贻整饬军纪,不留情面。湘军认为他由同军李鸿章的奥援,飞黄腾达,所以袒淮抑湘,非去之不可。于是买出一个凶手张文祥,在总督衙门旁边的演武场下手行刺,一刀扎在左胸,马新贻当场殉难。凶手张文祥被捕,迭经严讯,坚不吐实,最后糊里糊涂结了案,张文祥凌迟处死,摘心致祭。

以昔例今,这个淫凶犯上的马弁,也就不妨活生生挖出他的心来,作为李纯灵前的祭品。至于自杀不成的姨太太,自然不能在李家。但下堂以后倒亦并未琵琶别抱,而是剪却三千烦恼丝,遁入空门,青灯黄卷,忏悔宿业。

潘复听罢,嗟叹不绝。真相既明,回京复命。其时徐树铮先到杭州游说浙江督军卢永祥,再转福建活动,福建督军李厚基与段系的关系甚深,同意徐树铮在福州设立“建国军制置府”,准备复起,抗曹破吴。这时段祺瑞武力统一全国的迷梦,已经醒了,打了个电报去,很恳切地劝阻。徐树铮也就偃旗息鼓,悄然到达上海,预备跟很欣赏他的孙中山先生合作。

政局平静后不久,直、奉两方,渐起摩擦,奉系要角,不断进京,奉天会馆热闹非凡。最使得徐世昌担心的是,荣任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跟“北府”走得很近。

张作霖之与醇亲王载沣发生关系,是由于张作霖受托代售在奉天的一处“皇庄”——皇家的私产,向来由内务府经管。张作霖派人办妥了这件事,将全部价款,分文不少地汇交“北府”代转。载沣随即去函道谢,随后又由内务府拣出两样古玩,用载沣的名义致送,作为酬庸。这两样古玩,一样是一对乾隆五彩窑的花瓶,一样是乾隆朝以画得宠的董邦达所作的《淡月寒林图》,上面有御制的题咏。东西虽不算太名贵,但出自内府,自为“殊荣”。所以张作霖特派张景惠跟着专差唐铭盛——一名三品衔的太监到京,专程道谢。张景惠还见了溥仪,亦获“殊荣”,被赏了“紫禁城骑马”。

直皖战争,张作霖进京。内务府大臣绍英奉命到车站迎接,张作霖曾表示要进宫请安。宫中特为预备了赏赐的物件,照赏“督抚”的品目以外,另外加上一把咸丰当年与恭亲王在上书房讲求刀法的“白虹刀”。

结果是白忙了一阵,张作霖并无此闲情点缀的工夫。不过两个月以后,溥仪的七叔“涛贝勒”获得了一个新头衔:东三省巡阅使署高等顾问。接着,到奉天去了一趟。

宫中盲目乐观的空气,对徐世昌一厢情愿的期望,以及和张景惠拜了把子的北府总管张文治之经常出入奉天会馆,在在使得徐世昌不安,生怕又会酝酿出第二次的复辟事件。

怀着同样感觉的,至少还有一个世续,他对“丁巳复辟”的兴趣本就不大,近来则是越来越泄气,他说:“就算复辟成功,对皇上也不会有什么好处,那些不知好歹的年轻王公,一定会闹出一场比辛亥年更大的乱子。就算王公不出乱子,这位皇上自己也保不了险,说不定给自己会弄出个什么结局。”

作为清朝“太傅”的徐世昌,“协办大学士”的世续,以及“世受国恩”的“勋臣子弟”、李鸿章亲生的儿子李经迈等等,都认为应该早作绸缪,为溥仪筹一条根本的出路。当时有一班留学归来的学者主张,溥仪的身份应视如欧洲失国的贵族,不宜再住国内。溥仪能够到外国走一走,一方面呼吸呼吸自由民主的空气,有助于他的头脑清醒,不再迷恋帝制;一方面在外国留学,获有专长,将来如果他愿意回国,仍有机会做一番事业,得到社会的尊敬。徐世昌觉得这些话很有道理,跟“北府”商量,决定先请一位“洋师傅”,教溥仪念英文,学习欧洲贵族的礼仪,作为出洋留学的预备教育。

这位“洋师傅”物色到了,是出于李经迈的举荐,经徐世昌出面代向英国公使馆交涉,由清室正式聘请。此人的全名中译是雷堪奈尔德·约翰·弗莱明·庄士敦,英国牛津大学出身的苏格兰人。他做过香港总督的秘书,后来调任英国租借地威海卫的行政长官,在华二十多年,说得极流利的一口中国话,在溥仪觉得比另两位师傅——陈宝琛的福建官话和朱益藩的江西官话还好懂些。

对这位洋师傅,溥仪及太监们,起初多少是含着敌意的。但庄士敦教的是英文,作风却完全汉化了,一样称溥仪为“皇上”,用《论语》“士志于道”这句话,起了个别号叫“志道”。他在西山樱桃沟有一座别墅,请“御笔”写了个“乐静山斋”的匾额,上方正中有“宸翰之宝”一方图章。他在城里的住宅,是内务府替他在地安门租的一所四合院,一进门就可以看到四道“门封”,左面是“毓庆宫行走”“赏坐二人肩舆”;右面是“赐头品顶戴”“赏穿带嗉貂褂”。

获赏头品顶戴是庄士敦最得意的一件事,除了用汉文上表谢恩以外,特为做了一套袍褂,仙鹤补子珊瑚顶,站在“乐静山斋”的宸翰之下,拍一张照片,广赠亲友。

庄士敦能蒙头品顶戴,可以想象得到,溥仪对他的敌意早不存在,而且非常欣赏。事实上不仅欣赏,是到了着迷的程度,对庄士敦言听计从。这当然会引起宫中太妃、师傅、太监及内务大臣的嫉视,而最令人不安的是溥仪的洋化。

养心殿铺了地板,置了洋式家具,溥仪做了英国毛呢的西服,一做十几套,包括打高尔夫球所着的“灯笼裤”在内。服饰配备,诸如挂表、戒指、别针、袖扣、鞋罩、围巾之类,一应俱全。喜欢吃西餐,听英国兵营乐队的演奏,还起了个英文名字,叫亨利。

这些改变已足令师傅和太妃们头痛了,不想最后还发生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只为了庄士敦说了一句“中国人的辫子像猪尾巴”,溥仪将辫子剪掉了!

从民国二年开始,内务部就不断行文“内务府”,希望旗人能剪辫子,紫禁城率先倡导。“内务府”便用各种理由保护辫子。其中之一是,辫子可作为进出紫禁城的标志。当然,内务部不会要求溥仪也剪辫子,哪知庄士敦一句话,胜过内务部公文无数。溥仪一剪辫子,紫禁城的千把条辫子几乎一扫而空,只有陈宝琛、朱益藩、绍英等少数大臣还保留着。

为此,太妃们痛哭过好几场,师傅们一直哭丧着脸。不久,伴读的三个人,溥仪的胞弟溥杰、“伦贝子”的儿子毓崇、“涛贝勒”的儿子溥佳,以“奉旨”为借口,亦都剪了辫子,剃了光头。陈宝琛借题发挥,对毓崇冷笑一声说:“把你的辫子卖给外国女人做假发,你还可以得不少银子呢!”

但是紫禁城里有发言资格的人,却不敢得罪始作俑者的庄士敦。因为庄士敦的在“毓庆宫行走”,意味着英国政府将会保护“小朝廷”。不过对庄士敦的戒心是越来越重了,有人甚至忧虑:“皇上会不会娶个洋婆子来当皇后?”

这年民国十年,照中国人的习惯,溥仪十六岁,到了“大婚”的年龄了。

立后是件大事。同、光两朝,都为了立后发生意见,影响到大局,所以王公大臣对这件大事,无不表示关切,力主慎重。当然最关心的是宫中的太妃,都希望能像慈禧太后那样,通过皇后来控制皇帝。

由于庄和太妃去世,只剩下三位太妃。其中荣惠太妃没有什么意见,所以对皇后人选争执得最厉害的是敬懿太妃和端康太妃。

敬懿太妃是同治的瑜妃,由于慈禧太后的遗诏,以溥仪继承穆宗,兼祧德宗,所以敬懿太妃认为“立后”应该由她做主。

但是原为光绪瑾妃的端康太妃,却毫不买账。主要的是袁世凯曾经干涉过小朝廷的“内政”,指定端康为四妃之首,主持宫中一切事务。这情形就像“太上皇帝”指定某妃摄领“中宫”一样,理直气壮。敬懿虽很能干,八国联军进北京时,紫禁城由日本兵看守。她跟庆王奕劻内外相维,宫中居然匕鬯不惊,供应无缺,颇为慈禧太后所嘉许。无奈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大权既早为瑾妃所得,亦只得委屈。好不容易遇着这样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自然不肯放松,非争到不可。

一个名正言顺,一个理直气壮,彼此相持不下,将载沣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苦不堪言。最后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由溥仪自己挑选。

本来立后的程序,开始亦只是在秀女中物色,同、光两朝皆由太后主持,初选与复选,中意的留下,淘汰的便将载有旗分、父兄姓名职衔、本人年岁的“绿头签”抽出,名为“撂牌子”,一撂再撂,到后来,剩下四个人时,才由皇帝亲自选定,将一柄如意递了过去,便是皇后;选为妃子的,便赏一个荷包。

到了小朝廷,选秀女的制度,早就不存在了。立后亦未便将人家的闺女排成一排,当面挑选。变通办法是拿照片来挑。

照片一共四张,都是全身,所以脸很小,不容易分辨妍媸,溥仪亦不觉得这件事是如何的重要,随随便便挑了一张,在照片背后,用铅笔画上一个圈。

这个姑娘才十三岁,姓额尔德特氏,名叫文绣,又名惠心,是敬懿太妃所中意的。于是端康太妃表示反对,说文绣家境贫寒,长得也不体面,不如她看中的那个姑娘,既富且美,硬叫王公大臣劝溥仪重选。

端康所属意的是满洲的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的女儿,名叫婉容,字慕鸿,跟溥仪同岁,长得确是很美,而且是一张富态的圆脸,很像个皇后的样子。

溥仪可有可无重新圈选了一次。这一来敬懿自然要出面相争了,但却争不过端康。主要的原因是,荣源是宗室毓朗的女婿,而毓朗与“涛贝勒”的关系很深,一起当过“军咨府大臣”。加以荣源有钱,太监得了他的好处,都劝敬懿不必再争。最后终于取得了妥协,由荣惠太妃出面调停。

“既然皇上圈过文绣,她也就不能再嫁别人了,选为妃子吧。”

这已是“宣统十四年”——民国十一年春天的话了。议婚一事,前后经过一年之久,及至定局,紧接着就是筹备“大婚”。

在同、光两朝,这是内务府与太监发财的机会。当时筹措婚费,搜括到各省,督抚私人皆有进献。如今连民国财政部应发的优待岁费,尚且积欠,婚费只得另筹财源,内务府大臣与北府几次商议,限定在三十六万元以内开支。

除了张作霖代为卖地的二十万元现款以外,还差十六万元,只有用两个办法筹措,一个是由内务府分函遗老报效;一个是找古玩字画、金银瓷器去变卖,或者抵押。

为了变现方便,这一回是以出售金器为主。有一座一人高的金塔,是明朝嘉靖年间所打造,七级浮屠,玲珑剔透,精美无比,但照金子的重量计算,一千二百两重,金价每两三十五元,卖了四万二千元正。

这件事让庄士敦知道了,决定“进谏”。这天清晨拿了一张报,指着一段新闻说:“请皇上看,东城拿住一个小偷,他原来是‘镇国公’。宜武门外棉花七条破获一处娼寮,其中有两个妓女,出身王府。”

听了这些话,溥仪心里很不是味儿,正不知道该怎么说,才能把旗下贵族的面子找回来,庄士敦却又开口了。

“臣住的地安门大街,这三年又开了好几家古玩铺,还有票庄、当铺。投资的东家,不是内务府的人,就是太监。”

“他们哪里来的钱?”溥仪直觉地说,“这得彻查!”

“皇上问得是,他们哪里来的钱?不过彻查恐怕不会有结果。”庄士敦又说,“只有皇上自己了解他们的作弊方法,亲自监督,才会有用。不过还没有到时候,‘谋定后动’。皇上现在得研究他们怎样作弊。”

“你倒告诉我听听,他们怎样作弊?”

“譬如说,内务府拿出去的金器,都是有来历可考的。在欧洲,这应该当作名贵的艺术品,送到拍卖场,由有名的经纪人主持拍卖,归出价最高的人承购,可以卖到很好的价钱。现在内务府只算金子的重量,像一座金塔,重一千二百两,只卖四万多元,只有傻子才会那么干。”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就要查。”溥仪随即交代,“传内务府大臣来。”

传话的太监跟内务府都是有交情的,当时便跟绍英说:“庄师傅不知道在皇上面前捣了什么鬼,皇上气得不得了!绍大人,你上去留点儿神。”

绍英知道有麻烦了,骂一声:“混账的洋鬼子!”随即将堂郎中钟凯请了来,央求他去敷衍一阵子。

能替堂官挡灾挨骂,是当堂郎中的条件之一。钟凯义不容辞地硬着头皮去见溥仪。

“你们把一个金塔卖掉了?”

听这一问,钟凯放心了。大不了不卖,取回来就是,所以很平静地回答:“是。”

“这个金塔是怎么卖法?”

“自然按分量照算,一钱一分都不能少。”钟凯又说,“奴才找的这家金铺子,最规矩不过。”

“除非是傻子才干这种事!”溥仪吼道,“你们就没有一个聪明人吗?”

钟凯不道有些雷霆不测之怒,当时愣在那里,无话可说。过了一下才想起来应付皇帝发脾气的一个诀窍,伏身连连磕响头,有个专门名词,叫作“碰头”。

“这要当艺术品卖!不能只算金子的分量。”溥仪喝道,“下去!”

钟凯还没有听懂溥仪的话,不过既然有了指示,事情总比较好办了,当下“跪安”退出,回到内务府,将经过情形据实面报。

“怎么叫‘当艺术品卖’?”绍英问说。

“司里也不懂。一定是洋鬼子出的鬼花样。”钟凯建议,“不如找毓庆宫的小太监来打听打听。”

“对了,就劳您驾办一办吧!打听清楚了,明儿上午商量办法。”

第二天见面,钟凯将打听来的情形,细细说了一遍。“我请教过那班‘老洋务’了,说是有这么一个办法。”钟凯又说,“碰得巧,不起眼的一件东西,能卖出极好的价钱来。”

“那是人家英国,咱们这儿怎么行?”绍英气呼呼地说,“那家伙说中国话、识中国字,怎么就不通咱们中国的国情?真是可恶极了!”

“如今请示,跟上头怎么交代?”

“也不是这一回。”绍英说道,“得想个法子,堵住他的嘴,让他以后不敢再管闲事才好。”

“那容易。咱们叫人把金塔抬到他那里,请他代卖。看他能卖出多少钱来。”

“好!”绍英连连点头,“这个法子好!”他又加了一句:“马上就办。”

于是钟凯赶紧打电话给他亲戚开的金铺,叫把金塔抬回来。然后再派苏拉将金塔抬到地安门外的庄士敦住宅。

由于庄士敦“圣眷”甚隆,常有赏赐的物件,所以门上一见,便赶到上房去通报说:“皇上又赏东西了。”庄士敦不敢怠慢,一面脱下西装革履,换上袍褂朝靴,一面吩咐听差,在大厅上摆设香案。

钟凯其时已被引入大厅,一看摆设香案,知道误会了,急忙摇手阻止:“不必、不必!不必摆香案。”

还来不及说明原因,庄士敦已经拎着袍子下摆,匆匆赶到,看听差要将香案端走,当即喝阻:“摆在那里!快拿拜垫。”

情势有些尴尬,钟凯便赔笑上前,先请个安,起身说道:“庄师傅,不是皇上有赏件,不必摆香案谢恩。”

“噢,”庄士敦大为扫兴,对门上自然不悦,转脸严词告诫,“以后把事情弄清楚了,再来通报。如果再犯这种错误,我只好把你开革了。”

“庄师傅,难怪他误会。”钟凯接口说道,“东西呢,原是宫里来的,不过不是赏庄师傅,要请庄师傅费心料理。”

“你说什么?”庄士敦又指着问,“这是什么东西?”

“我打开来请庄师傅过目。”

将极讲究的一个活络紫檀盒打开,里面是一座金光灿烂、錾出无数佛像的七级浮屠。庄士敦不由得想到了他跟溥仪说的话,心想,大概是托他来鉴定的,照艺术品出售,能卖到多少钱。

“庄师傅,内务府多年的规矩,也是金铺里多年的规矩,金器只能算重量,还得扣去回炉的损耗。听说庄师傅跟皇上回话,像这座金塔,不能算重量卖?”

“是的,我说过。”

“那么请教庄师傅该怎么卖?”

“照艺术品卖。用中国的说法,就是当古玩卖。”

“我也问过,古玩铺出的价钱,还不如金铺。请问庄师傅,哪里才能照艺术品卖?”

“我说的是伦敦的拍卖场。”

“伦敦不是在英国吗?”

“不错。”

“那可难了!又要漂洋过海,还得有懂洋文的人护送了去,内务府可办不了这个差使。”钟凯故意沉吟片刻,才突如其来地说,“这样吧!烦庄师傅托人送到伦敦去拍卖,不必多,能把大婚费三十六万元卖出来就行了,多了送庄师傅。来,把盒子仍旧装上,给庄师傅把金塔抬到上房里去!”

庄士敦大怒,左手向外一指,厉声喝道:“马上把东西拿走!如果不拿走,我马上进宫去见皇上。”

钟凯没有料到他会发这么大的脾气,见风使舵,急忙将金塔抬走。最后还是论斤两兑成大洋,因为宫内的太妃,催着办喜事,已经由“钦天监”在挑选吉期了。

谁知就是这时候爆发了直奉战争,当然得战事有了结果再说,“大婚盛典”就此拖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