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开火以前,照例先来个笔墨开火。在北京政府下令褫夺张敬尧的湖南督军之职,任命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吴光新为湖南检阅使后,吴佩孚在郑州发表通电,反对安福系包办上海和会——和会北方代表朱桂莘辞职以后,改派安福系首领王揖唐继任。所以吴佩孚指为安福系包办和会,主张开国民大会解决时局。

通电中谩骂一通,似乎天下之大,除他本人以外,无一正人君子。接着专车到保定。这天是六月十五日,第二天曹锟就电辞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便显得“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战机迫在眉睫,徐世昌开始感到事态严重了!他之能够在新国会中,以众望所归的姿态“荣登大宝”,所倚恃的一种人望是,只有他能约束北洋军人,使直、皖两系的裂痕获得弥补。如今不但不能弥补,而且连维持现状都不可得,裂痕扩大至不能不兵戎相见,那就无异撕破他的脸,公诸天下:你们看看,他不过倚老卖老,对北洋军人根本就没什么影响力可言。此情着实难堪。

因此,徐世昌亦像黎元洪当日的处境,只好寄望于耆宿与“强藩”的调停。先请王士珍出面试探,敬谢不敏;再请张作霖、李纯与曹锟进京——曹锟是争斗的一方,但徐世昌仍旧请他的用意是,要表面显出直、皖两系的为敌,不过是吴佩孚反对段祺瑞与徐树铮,将曹锟看成对段、徐并无成见的第三者,当然就有调停的资格。

曹锟当然不肯来。李纯坐山观虎斗,亦不愿插手,只有张作霖欣然命驾。

直系所拉拢的就是奉张。虽有同盟之约,但如今看张作霖愿任调停之责,恐怕他会改变初衷,因而曹锟左右商量,决定派吴佩孚的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迎上前去,先做说客。王承斌是直系中唯一非冀鲁出身的将领,他是辽宁兴成人,可以跟张作霖拉同乡关系。

在滦河道上迎着了张作霖,他不但做了说客,还做了冰人,将曹锟与张作霖绾合成儿女亲家。因此,张作霖在团河跟段祺瑞见面时,语气之中,不免偏袒曹、吴。

段祺瑞这回是对吴佩孚动了真气,又恨曹锟窝囊,竟受吴佩孚挟制,所以觉得张作霖的话很刺耳。最后忍不住又发了他的轻视高级将领的老脾气,很不耐烦地说:“你莫管我们的闲事!快出京去吧!”

张作霖从没有碰过这样的钉子,当时脸色铁青地告辞。段祺瑞前倨后恭,居然亲自送出大门,这是他待客很罕见的礼遇。但事后有人说:徐树铮其时正在团河,预备仿照杀陆建章的办法,以伏甲对付张作霖。而段祺瑞坚持不可,还怕徐树铮一时鲁莽,所以亲自送客出门。传述者还绘声绘影地说:“当时合肥让客人在前走,他在后面一路相送,一路伸手在背后,不断摇动,极力阻止,奉张才免于小徐的荼毒。”

张作霖对这些话,亦是将信将疑。他觉得徐树铮虽然花样百出,但脑筋、眼光毕竟过人一等,还不至于将他看成陆建章。不过也不能因为段祺瑞这一番清谈,放弃调停之任。所以在跟徐世昌、靳云鹏长谈以后,旋即带着粗中有细、韧性极大、善于磋磨的张景惠,专车抵达保定,与曹锟、吴佩孚会议。

保定会议,除了张作霖及随员与曹锟、吴佩孚以外,还有冯国璋系的李纯、陈光远,跟着曹锟去的张怀芝,及本来中立、因地盘受威胁而倒向直系的赵倜的代表。所以这个会的性质,实际上不过为反皖系结盟而已。

会中做了六项决议。第一是撤换安福系所推荐的财、交、法三总长,加了一个陪笔:靳云鹏辞职。第二是撤换王揖唐的北方议和总代表,作为反对安福系包办和会的具体步骤。第三是湖南问题交和会解决。第四是凡和会不能解决的问题,由国民大会解决。召集国民大会是吴佩孚的主张,但只是空空洞洞的一句话,连吴佩孚自己都不知道代表如何产生,大会如何召集。第五是针对边防军而发的,边防、西北军、南军与各省军队同样裁减。最后,张作霖提议,恢复张勋原官——这件事原可单独办理的,加在这里是直系为了不承认段祺瑞的“马厂起义”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勋。

会中发言最激烈的,可想而知必是吴佩孚。他认为时局演变到如此恶劣的地步,都由于安福系把持,徐树铮跋扈所致,因此提出斩草除根的主张:解散安福系,撵走徐树铮。

张作霖不赞成操之过急,认为不宜使段祺瑞过分难堪,更不可使徐世昌左右为难。结果做成这六项折中决议,由他二访团河,与段祺瑞去磋商调停。

调停必然失败,是可以预见之事。段祺瑞为了张作霖的面子,并未全盘拒绝,表示可以勉强同意第一项。张作霖认为到这里他的调人的责任已经尽到,决定专车出京。徐世昌极力挽留,到七月初终于决裂。

段祺瑞对于直系宣布徐树铮六大罪状,犹可忍受。及至看到徐世昌在公府召开特别会议,开去徐树铮西北筹边使职务,任为远威将军留京供职的命令,勃然大怒,认为徐世昌倒向直系,已失去北洋长老的资格,破脸破定了。

于是皖系调兵遣将,直系布防备战。战火即将燃眉,曹汝霖特为去看一直担任北洋政府军事顾问的坂西利八郎,向他请教,一旦直皖大战,孰胜孰败?

“边防军军械虽利,训练不足,指挥官及士官都没有作战经验,这次军队投入战场,未免过早。可以说,边防军只能服从命令,不能各自为战,更谈不到打散的小部队,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将来边防军能否打胜仗,全看是谁在那里指挥。”

这话不妙,曹汝霖又去请教段系大将——“小段”段芝贵。

段芝贵大言炎炎,说直系仅靠吴佩孚一师,武器陈旧,绝非敌手。劝曹汝霖放心,旗开得胜,用不到多少日子,即可解决直系。

其时段祺瑞已在团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组织定国军,自任总司令,派徐树铮为参谋长、段芝贵为前敌总指挥,并各指挥一路,徐树铮在东,段芝贵在西。

皖系的全部实力,计有边防军三个师和西北军四个旅。除边防军第二师驻济南,西北军两个旅驻洛阳、一个旅驻宣化以外,就近可动用的兵力,为边防军曲同丰的第一师,陈文运的第三师,以及西北军宋子扬一旅。徐树铮因为第三师在保定,所以将两个师都交给段芝贵指挥,自己只带一个师沿京华路攻曹锐所守的天津。这倒不是徐树铮避重就轻,怯于攻坚,将较强的对手留给段芝贵,而是因为奉军一入关,自然先驻天津附近,那时情势会弄得很复杂,非他在天津处理不可。

出兵之前,还有个问题要解决。曹锟为直隶督军,吴佩孚为第三师师长,曹锐为直隶省长,都是现任的文武大员,何能作为讨伐的对象?

因此,段祺瑞特由团河进京,以“管理将军府事”的资格,在将军府召开特别会议,邀请靳云鹏及阁员列席。会议席上,段祺瑞大骂曹锟“混账”,吴佩孚“混球儿”。他说当天津会议决定对南方用兵后,曹锟即乘机要挟,要扩编三个旅,要上将衔头,要经略湘鄂川赣四省,要几百万军饷,结果一事无成,如今连湖南都丢掉了。言下之意是上了曹锟的当,而且吃的是哑巴亏。

吴佩孚以曹锟部将,而跋扈无礼,前所未见。段祺瑞说:“东海当选大总统,是国家元首,姓吴的小子,称他‘五朝元老’,这样公开讽刺,成什么体统?到大总统就任,他在通电中还称之为‘东海先生’,这不是等于不承认东海为大总统?他自己呢,以北军之将,受南军之贿,真该军法从事。”

“受贿有据吗?”比较客观的海军总长萨镇冰问。

“第三师回北,一路用的都是广东毫洋,这就是证据。”段祺瑞又说,“于此可见,曹仲珊克扣军饷。他在保定大兴土木,家里造一个花园,花了几十万,尽人皆知。这样祸国殃民的人,还不该讨伐?”

段祺瑞最大的长处是清廉俭朴,所以一谈到这上头,贤愚不肖,判如黑白。大家便都觉得他的话有道理了。

于是决定由他领衔,呈文大总统,请求“迅发明令,褫夺曹锟、吴佩孚、曹锐等三人官职”,交段祺瑞查办。

呈文送到公府,徐世昌自然大为头痛,正召集幕府密商对策之际,不料徐树铮已劝段祺瑞将靳云鹏找了来,逼他采取行动。

“查办曹仲珊兄弟跟那个姓吴的小子,你是赞成的啰?”

“是!”靳云鹏毫无迟疑地回答。

“你是不是责任内阁?”

突然问到这话,必有深意,但仍旧不能不答一声:“是!”

“既然是责任内阁,凡事应该采取主动。而且,东海看了咱们的呈文,也不能自己就派吴世缃拟稿查办曹、吴,还不是要交给你办公事。”段祺瑞问,“你说,是不是这样子?”

靳云鹏这时明白他的意思了,心想,反正段祺瑞的话,他无法不听,是北洋尽人皆知之事,不如见机,不必等他开口明说,自己先办,一方面见好皖系,一方面也不愁直系不谅解。

“我明白老师的意思了。明天我就交阁议通过,办府稿请东海盖印。不过,曹四的劣迹,还不大显,是不是可以慢一步查办?”

段祺瑞想了一下,点点头说:“行!”

于是第二天——七月八日,阁议通过:吴佩孚免职,曹锟褫职留任。当即办好公事,由交通总长曾云霈、司法总长朱深到公府见大总统,面请盖印。

徐世昌将府令接到手里一看,只见写的是:

“前以驻湘直军,疲师久戍,屡次吁请撤防,当经电饬撤回直省,以示体恤。乃该军行抵豫境,逗留多日,并自行散驻各处,实属异常荒谬。”

这是指吴佩孚由汉口到郑州后,曾勒兵观望多时,与当时要求撤兵,说士兵归心如箭的话,显有不符。但这也不能说是什么了不得的错处。且看下文:

“吴佩孚统辖军队,具有责成,似此措置乖方,殊难辞咎,着即开去第三师师长署职,并褫夺陆军中将原官,暨所得勋位勋章,交陆军部依法惩办。”

“这,未免太重了吧?”徐世昌说,“罪状与罪名各不相称。”

“是!”朱深答说,“表面看不相称,实际上还有些罪名是为了替吴师长留余地,故意不说破。”

“是哪些罪名呢?”

“是师长受了南方六十万毫洋的贿,此事如果见诸明令,就非交军法审判不可。阁议中也考虑到,是因为曹督军将应该转发第三师的军饷,多饱入私囊,求田问舍。吴师长迫不得已,乞食于敌,其事可恶,其情不无可原,所以从宽发落。”

话虽如此,处置也太严了!不但夺职,还要查办。徐世昌心想:这是件办不到的事。令出不行,徒损威信。且看后半段说些什么。

后半段写的是:

“其第三师原系中央直辖部队,应由部接收,切实整顿。曹锟督率无方,应褫职留任,以观后效。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中央所以指挥将帅者,即将帅所以控制戎行。近年纲纪不张,各军事长官,往往遇事辄托便宜,以致军习日漓,纪律因之颓弛。嗣后各路军队,务当恪遵中央命令,切实奉行,不得再有违玩。着陆军部通令遵照。此令!”

看完将命令放下,徐世昌面色凝重,久久不语。这样的反应,也不算意外,曾、朱二人,相互看了一眼,默然等待。

“能不能换个办法呢?”徐世昌终于开口了。

“请大总统指示,”曾云霈说,“如何换法?”

“劝一劝曹仲珊、吴子玉,化干戈为玉帛,岂不甚好?”

“是!好虽好,无奈劝不听,张雨亭不是来劝过了吗?”

“回大总统的话,”朱深接下来说,“此事关乎纪纲的整饬,请大总统不必姑息。”

这话说得有些不中听了,不过徐世昌修养到家,仍旧很平静地说:“我倒不是姑息曹、吴,只怕他们抗命,徒伤政府威信。”

“如果曹、吴抗命,自然以武力制裁。陆军部已经有准备了。”

徐世昌想了一下说:“兹事体大,我要考虑,你们把公事留在这里好了。”

朱深还要争论,曾云霈拉了他一把。于是两人鞠躬退出,回到府学胡同,向段祺瑞报告经过。

“既然是责任内阁,大总统没有不盖印的道理。”段祺瑞问徐树铮,“你看怎么办?”

“箭在弦上了。”徐树铮说,“反正一句话:不能师出无名。”

段祺瑞沉吟了好一会儿,点点头说:“你们去办吧!”说完,起身入内。

“两位辛苦了!”徐树铮问曾、朱二人,“是请回去休息呢,还是跟我一起去看热闹?”

“不必了!”曾云霈抢着说道,“这个热闹不看也罢。”

徐树铮笑而不答,等他们一走,随即坐车到京畿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是段芝贵,正在司令部打麻将,听说徐树铮来了,推牌而起,迎上去问道:“命令发表了?”

“留中不发。”

“那,”段芝贵问,“怎么办?”

“你负责地面治安,不宜出面,只好我来做恶人。”徐树铮说,“城里有多少人?”

“一个营、一个连。”段芝贵问,“你要人干什么?”

“你先别管,到时候就知道了。”

于是段芝贵调了两连人交给徐树铮。开到集灵囿,在各处路口布防戒严,很快地对公府完成了包围。徐世昌的卫队长姓刘,官拜少将,得报赶来一看,是徐树铮亲自带队,气便馁了。

“来得正好!”徐树铮说,“请你告诉吴秘书长,转呈大总统,今天曾总长跟朱总长送去的命令,请大总统盖印发布。琉璃河方面,我硬压在那里,如果今天半夜十二点钟,命令不下来,琉璃河马上开火,这就是等于大总统向第三师开了第一枪。”

将内战的责任推给徐世昌,自然是一种歪理。但徐世昌却非有这么一种歪理不能下场。所以徐树铮实在是为徐世昌找个借口。公府秘书长吴笈孙,自能默喻,劝徐世昌盖了印,打电话给靳云鹏来取公事。包围公府的两连人,也就悄然撤走了。

曹、吴免职的命令一公布,不料斜刺里杀出一个程咬金,张作霖大为不平,打了个电报给段祺瑞,一开头就说:“我督办光明磊落,中外敬仰,只以二三佥壬,朋比为奸,荧惑聪听,不惜敛天下之怨,以遂一己之私。”这“二三佥壬”,不言可知,指的是徐树铮、段芝贵。最后有段话,相当严重。张作霖说:

“此次在京,备悉奸人百计害我三省,其种种阴谋,已披露于全国。作霖反复焦思,忍无可忍。如有敢于倒行逆施,居心祸国,即视为公敌,誓将亲率师旅,产除此祸国之障碍,以解吾民之倒悬。”

所谓“百计害我”辽、吉、黑三省,指的是:第一,西原借款中有一笔以吉、黑两省国有森林为担保,认为是徐树铮的主意;第二,怂恿奉军出兵至湖南;第三,假借接济奉军军饷的名义,私下领了两百多万元,用作组织安福系国会;第四,徐树铮以一旅之师,威吓外蒙,眼前虽迫得外蒙撤销自治,但感情已伤,迟早会激起事故,外蒙如果举兵,首当其冲的就是东三省。

这多少是对徐树铮的欲加之罪,但张作霖跟曹锟新结了儿女亲家,其势亦不得不为直系声援。而且亦不能光是口惠,在电报发出后,随即指派张景惠,带领第二十七、二十八师入关,驻天津附近,准备助战。

其时直系已针对皖系的攻势,展开部署,在天津设立大本营,任命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分兵三路,中西两路都归吴佩孚指挥,在高碑店设立司令部;东路则由曹锟负责,沿京津线布防。

在后方,皖系除命令边防军第二师由山东攻德州以外,长江上游还有吴光新手握重兵,以及张敬尧的残余,可由京汉路进扰直军后路。因此曹锟电令驻湖南常德的冯玉祥退入湖北,加以阻挡。

其时双方在直隶的实力,直系以吴佩孚的第三师为主力,下辖三个混成旅。自吴佩孚到保定后,又扩编三个旅,其中曹锐的第四混成旅,直属曹锟。此外又有新编第一、二、三旅的番号。名义上九个旅,实际上至多七个旅。

皖系可动用的军队,共有三个师、两个旅,除边防军第一师、第三师外,还有直属于陆军的第十五师。徐树铮把这三个师都交给了段芝贵,自己只带三个旅攻东路。

七月十四日,东西两路战争,同时在杨村、琉璃河一线上爆发。东路直军,由曹锐以苏榆镇守使名义指挥,一开火就败退下来。徐树铮不知使了个什么手腕,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出面干涉,不准曹锐的部队在杨村逗留,只好再往南退到北仓。皖军乘胜追击,在北仓成了相持之势——这倒不是徐树铮无力进攻,而是在等待一批装备——警察的制服、警棍之类,预备将边防军化装成警察。因为预料曹锐会遁入租界,只有以警察的身份,才能进租界去活捉直系将领。

西路却打了很怪的一场仗。边防军第一师师长曲同丰、第三师师长陈文运、陆军部直辖第十五师师长刘询,都是日本士官出身,与徐树铮先后同学,进击之时外号“曲辫子”的曲同丰与刘询在西,陈文运在东,由琉璃河齐头推进,过了涿县到达松林店东至牛驼镇一线。松林店是京汉路涿县与高碑店之间的一站,再往南便是吴佩孚“讨贼军”司令部所在地的高碑店。以约三师之众,加上新式武器,如果一举南攻,吴佩孚所吹的法螺:“亲率三军,直指北京,驱老段、诛小徐”,立刻就不响了。

不道段芝贵将总指挥部设在火车上,驻扎长辛店,以麻将消暑,下令前敌三师在松林店掘壕固守。壕沟掘成,大雨倾盆,边防军的训练还算不错,士兵都在壕中让雨浸至腰际,坚守不动。派出去的斥候,不断报告:吴佩孚在大雨中用挂在树上的军用电话,在向天津、保定求援。又说乒乒乓乓的响声,不过是吴佩孚派人在美孚牌火油箱中放爆竹而已。这种械弹两缺的情况,报到长辛店“定国军前敌总指挥部”,段芝贵无所行动。反倒是“皇帝不急,急煞太监”,他的秘书长梁鸿志拼命催段芝贵开车南下,到前线亲自指挥进攻。可是,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说:“少安毋躁,直军快不战而溃了。”

其时直军的情势,确是相当危险,东路已败,西路难支,而后路又感威胁——边防军第二师师长兼济南镇守使马良,已挥军北上,攻德州以拊直军之背。因此,在保定的曹锟,度日如年,唯有连连急电,催奉军火速支援。

到得第四天,奉军由张景惠率领,自天津西行,到达保定。曹锟派了他的“四省经略使总参谋长”潘榘楹,出城迎接,事先早在东门搭了大敞篷,预备了大批卤牛肉、酱菜、白面馒头、小米稀饭,让奉军吃得一饱。潘榘楹向张景惠提出要求,说情况实在紧急异常,能不能立刻派一部分队伍,即时北援第三师?

张景惠毫不迟疑地同意,将已经到达的先头部队,全数派出。京汉路由保定经徐水、定兴到高碑店,不过一百多里路,专车不过两个多钟头,即已到达。

此时吴佩孚已由曹锟的电话中,得知援军在途,当机立断,定下一个奇袭的计划。等救兵一到,请客军代守高碑店,第三师倾巢而出。吴佩孚亲自领兵,由西面绕道,侧攻松林店皖军阵地。

边防军第一师仓皇应战,阵脚大乱,结果旅长范尚品阵亡,师长曲同丰被俘。第十五师刘询部旅长张国溶、齐宝善弃械投降。吴佩孚乘胜进击,占领涿州,渡过琉璃河,自良乡直迫长辛店。

段芝贵还在火车上打牌,根本不知有兵败之事。直到枪炮声近,方始发觉,好在火车始终保持升火待发的状态,司机只要启动气阀,便能开动。不过火车头本来在南预备前进的,此时只好开倒车将段芝贵推回北京。

松林店一垮,牵动东面边防军第三师的阵地。直军萧耀南、彭寿莘两旅,听说吴佩孚奇袭成功,立即亦发动攻势,陈文运所部,接战即溃,退守固安。

这一来可影响到东路。徐树铮的“化军为警”的部署,刚刚完成,正待长驱南下,直取津沽,突闻西路有变,不但不敢深入,而且为防曹锐反扑,不得不赶紧后撤到廊坊,与西面固安的陈文运师,成掎角之势,互相呼应。

安顿略定,徐树铮赶到团河,只见段芝贵在段祺瑞面前长跪不起,而且左右开弓,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打一下骂一声:“我该死!我该死!”

“是我该死。”段祺瑞问徐树铮,“你知道不知道武昌的消息?”

“不知道。”

“吴植堂让王子春扣起来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徐树铮大吃一惊。

原来吴光新是徐树铮主谋,为段祺瑞对付长江三督的一着狠棋。“长江三督”之上,还有个“长江上游总司令”,名义上已含有监督控制的意味;加以手握二十万重兵,运用得法,足以镇慑三督。无奈段祺瑞能用人,却不识人,除了与徐树铮的遇合,出于机缘以外,凡是段祺瑞所重用的人,不是像靳云鹏那种见利忘义的小人,便是像段芝贵、傅良佐之流的饭桶。吴光新亦不例外,而且在饭桶中还应列为大号——他跟张敬尧的残部合流,打算取王占元而代之,却不想一想王占元最忌大军临境,哪怕是信得过的友军将领,送路费、请吃饭礼数周到,但部队必得安置在远处。设宴相请时,连指挥刀都要请客人暂时解除。像这样防范严密,而他又是早为王占元所忌的人,居然会去赴王占元的宴会。刚刚入席,伏甲便已四起,吴光新当场被扣,张敬尧见机,未曾入网。

徐树铮长叹一声,知道完了。东西两路失利,还不要紧。他的盘算是,马良攻入德州,必能延缓直军的攻势,而吴光新在湖北驱王成功,直军必然退保后路,那时东西两路发动反攻,第二师自德州北上夹击,吴光新在湖北遥为声援,皖军的声势,一下子就会重振。如今吴光新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皖系大势去了!

“现在只有办善后了。”徐树铮说,“芝公在团河不是办法,请马上回京。”

段祺瑞无奈,坐上汽车直驶京城,引咎自劾,还发了一个通电说:

“查祺瑞此次编制定国军,防护京师,盖以整纲饬纪,初非黩武穷兵,乃因德薄能鲜,措置未宜,致召外人之责言,上劳主座之廑念,抚衷内疚,良深悚惶。查当日即经陈明,设有贻误,自负其责。现在亟应沥陈自劾,业已呈请主座,准将督办边防事务,管理将军府事宜各本职,暨陆军上将本官,即令罢免。并将历奉奖授之勋位勋章,一律撤销,定国军名义,亦于即日解除,以谢国人,共谅寸衷。”

这个通电一发表,前线战事,完全停止,首尾不过五天,胜负已经大定,各地皖军,一齐瓦解,不是溃散,便是投降。新式犀利武器,为直、奉两军所瓜分,这是段祺瑞最痛心的事。

但是最大的刺激来自徐世昌,看到段祺瑞自劾的辞呈,笑笑说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派田文烈、曹汝霖两人将辞呈退回。段祺瑞抚今追昔,惭愤交加,一时想不开,从办公桌抽斗中,取出一管手枪,对准太阳穴扣了扳机。

扳机是扣了,人却无恙。原来段祺瑞的继室,自幼丧父,为袁世凯所抚养,为袁克文兄弟呼为“段大姐”的张夫人,对丈夫的性情摸得极透,知道他为兵败,或不免有此一着,早就悄悄嘱咐小马弁,将手枪中的子弹卸去。如今果然是防备到了。

虽是空枪,亦有响声。副官马弁,闻声而至。正好曹汝霖、曾云霈联袂来访,苦苦相劝,段祺瑞只得强打精神,料理善后。

第一步当然休战罢兵。其时直军与奉军已直入京师,一驻南苑,一驻北苑,军官们都佩着闪闪发光的新手枪,耀武扬威,得意非凡。直军主将吴佩孚的气焰,更是不可一世,领衔发电,提出罢兵六项条件:第一,边防军督办官制取消;第二,西北筹边使官制取消,西北军解散;第三,将段祺瑞安置在汤山,如何处置,听国民公决;第四,徐树铮、曾云霈、朱深、李思浩、丁士源五人,拿交法庭审办;第五,国会休会;第六,安福系首领王揖唐及安福系议员,逐出国会,永褫公权。

于是段祺瑞、徐树铮、王揖唐,以及参加内阁的曾、李、朱三阁员都垮了。段芝贵的京畿卫戍司令,换了直系的王怀庆。京城里的“当方土地”,警察总监吴炳湘,因为与徐树铮过分接近的缘故,一顶纱帽,亦竟不保。

当然,性命亦可能不保的是这次战争的“祸首”。段祺瑞倒不要紧,有徐世昌挡在前面,复有重新为曹锟、张作霖所支持,而复任国务总理的靳云鹏,假惺惺地苦苦求情,曹、张不为已甚,吴佩孚亦不敢擅作主张派兵拘捕。但徐树铮等人,看起来很难幸免,因为早在吴佩孚刚提六项条件时,已有一张名单交吴炳湘密饬严拿。

名单是由靳云鹏拟就,送交吴佩孚提出。原来的名单上,一共十一个人,徐树铮为首,接下来是段芝贵、曾云霈、李思浩、朱深,再有就是段芝贵的秘书长梁鸿志、大理院院长姚震、交通部次长姚国桢与京绥铁路局局长丁士源。后两个人之被列入祸首,是因为他们曾经出动了小飞机侦察战场之故。此外还有王郅隆与曹汝霖。

名单先送给徐世昌看,他将曹汝霖的名字,一笔勾掉。“曹润田到团河两次,劝芝泉相忍为国。”他说了句公道话,“凭什么把他列入名单。”

因此,“祸首”只得十个人。徐树铮与段芝贵,早就避入六国饭店;李思浩躲在华俄道胜银行。但英、美、法三国公使通饬本国侨民,不得容留避难华人,因此英美资本的六国饭店,要求徐树铮、段芝贵即日迁出。

这难不倒徐树铮。六国饭店本是他暂时歇脚、观望风色之处。既然情况不妙,他便照他预定的步骤行事,首先是跟吴炳湘取得联络。吴炳湘告诉他说,缉拿的名单是有了,他以未奉政府正式命令为托词,将那张名单压在那里。不过,他的后任,一直跟冯国璋当军法处长的段鸿寿,即将接事,所以名单最多只能压两天。他已经派人秘密通知朱深、姚震等人,赶紧躲开。接着又问徐树铮作何打算?

“我预备去找建川。本不想托庇在日本公使馆,此刻事出无奈,不得不尔。镜潭,请你赶快通知李赞侯——”

“赞侯在华俄道胜银行。”吴炳湘打断他的话说。

“那好。段香岩、李赞侯、我,有三个人在这里了。其余七位,请你分头通知,赶紧到日本公使馆集中。”

“我马上办。不过,有把握吗?”

此是指向日本公使馆求庇护而言,徐树铮想了一下说:“请你打个电话给曹润田,托他再跟小幡公使提一声,就更妥当了。”

接着,徐树铮便到日本公使馆去看他们的陆军武官建川中佐,提出政治庇护的要求。建川跟公使小幡商量,决定接受要求,将他们安置在日本兵营。

当天晚上,安福“十祸首”都到齐了。建川在兵营中的“酒保”设宴欢迎,居然还有营妓侑觞,苦中作乐,梁鸿志还作了好几首诗。

到得归寝,除了徐树铮、丁士源仿佛回到士官学校,对于通铺的“榻榻米”,以及掘一条壕沟,上架木板便是厕所的日本军营设备,反有亲切感以外,其余的人都大感不便。尤其是王郅隆,出身天津长芦盐商,起居虽不如扬州盐商的豪奢,却也是养尊处优,从未吃过一天苦。这一夜天气又热,厕所中的臭气,格外厉害,熏得他辗转反侧,通宵失眠。

到得破晓凉爽,睡意初来侵袭时,号音突起,日本兵起床,难免骚动。接着,不同的号音,此起彼落,只听丁士源在说:“俄国兵起床了;美国兵起床了;法国兵起床了——”

“不行!”王郅隆蹶然而起,“得想办法。问槎兄,你看我们得在这里待多少日子?”

“那可说不定。靳翼青吃里扒外,处处跟咱们为难,说不定要待个一年半载。”

“既然如此,我有个久长之计,你看行不行?”

“你要作久长之计?”丁士源愣了一下,然后连连点头,“好!好!你说来听听,看是什么办法?”

“这里本来是肃王府,八国联军进京,烧光了,空地应该很多。”王郅隆说,“请你跟又铮商量,怎么能让他们拨一块地出来。我来盖他几幢房子,大家分着住。到有一天咱们能回家了,这些房子无条件奉送。这不损他们的主权,应该办得到吧?”

“你这个主意好极了!”丁士源大为高兴,“我马上去跟又铮商量。”

丁、徐二人去找建川交涉。结果令人满意,建川认为房子不必新盖,营中余屋甚多,挑僻远之处,装修几幢,岂不省事。

于是王郅隆一个电话把他家的管事找了来,即日动工,在日本兵营中兴起土木。建川建议,不妨将各人的眷属都接了来,又格外关照,千万不要离开日本兵营,因为靳内阁对缉拿“祸首”一事,非常认真,通衢闹市,前门车站,都挂着他们十个人的放大照片。

“靳翼青这小子!”段芝贵骂道,“我不出去便罢,有一天能出去了非跟他算账不可。这小子,太不够朋友了!”

“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徐树铮倒是心平气和,“他连合肥的旧恩都不念,你还想他拿你当朋友?”

“对了!”李思浩突然想起,“有件事,我早就想问了,说靳翼青是孝子,有这话没有?”

“他如果是孝子,就不会对合肥这样子不忠不义。”段芝贵说,“话是这么来的。当初靳翼青投在小站当一等兵,有一天——”

有一天是假期,段祺瑞巡视各营,发现大家都出去逛了,只有靳云鹏一个人在营里读书练字,就问他的姓名、阶级、家世。靳云鹏说母老家贫,还有一个弟弟靳云鹗在读小学,每月微薄的饷银实在不够用,所以趁假日用功,希望考入“随营学堂”,毕业以后,即可升为下士,让老母亲的日子可以过得稍微宽裕些。

段祺瑞很嘉许他肯上进,便将他补入“随营学堂”读书。靳云鹏又要求将他的胞弟补为一等兵,段祺瑞也允许了,而且亦准参加“随营学堂”。

及至兄弟双双毕业,补为下士,步步高升,不久由哨官升至统带。宣统年间,记名提督。入民国后,仍旧是由段祺瑞一手提拔。靳云鹗之得任师长,亦是段祺瑞的力量,靳氏一门,真个是受恩深重。

“我就不明白,既然大家都为合肥办事,说起来就是自己人,靳总理怎么会投向直、奉,跟自己人过不去?”姚国桢又说,“还有,靳总理口口声声称合肥为‘老师’,合肥不会把他找了去,替我们说个情,何必如此苦苦相逼?”

姚国桢虽是安徽人,但跟段祺瑞的渊源不深,所以对皖系的内幕,不甚了解,无法想象靳云鹏为了跟徐树铮争权,积怨甚深,因而视安福系亦如仇敌。这些话,碍着徐树铮不便明言,不过另一个疑问,却不妨为他解答。

“合肥是宁折不弯的性情。”曾云霈说,“要他向靳翼青去讨情,宁死也不肯的。”

“照这样说,撤销通缉令,就是件很渺茫的事了!”

“不但这件事渺茫,”段芝贵提出警告,“靳翼青为人阴险,还要防他别的花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