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陆建章很容易，但枪声一响，麻烦跟着就来了。即令陆建章在“国人皆曰可杀”，毕竟不曾经过法律程序，如果陆建章的家属提出控诉，徐树铮便将以凶手的罪嫌，接受法院的审判。这个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祸也闯了！只有求总理担待，反正此人自有取死之道。”杨宇霆站起身来，一手抓军帽，一手拍徐树铮的背，“走！我陪你上府学胡同。”
到了府学胡同段公馆，徐树铮是不必通报便可直闯上房的。到了里面一看，段祺瑞正在跟他的儿子段宏业对弈。徐树铮知道他的脾气，段祺瑞面对棋局在构思时，天大的事都可以置诸脑后，便拉了杨宇霆，示意他不必作声。
马弁亦是侍候惯了这种场合的，不必通报，只端两张椅子在棋枰旁边，让客人作壁上观。徐、杨二人是日本士官出身，都会围棋，徐树铮司空见惯，不甚措意；杨宇霆却是初见，聚精会神地看段家父子交兵，不过几着棋，便看出持黑子的段宏业，棋力高过乃父，段祺瑞是老派下法，对于日本的“定石”茫无所知，判断这局棋一定是段宏业占上风。
谁知结局不然，“数空”数下来，段宏业输了七子，于是段祺瑞便开始“训子”了。
“你看你，做什么都不用心！”他指点着棋枰说，“你上来的气势不错，这条‘大龙’只要这里补一手，就可以活尽了。你贪多嚼不烂，丢下这块有问题的棋，到角上抢了个先手，结果得不偿失。你想想，犯得着吗？”
段宏业闭口不语，满脸委屈——其实老子说的，儿子都懂；老子所不懂的是，儿子故意不补那一手棋，让他吃一条“大龙”，才可以出现小胜负。如果段宏业补了那一手棋，将白棋杀得落荒而逃，还是要挨骂：“你看你，样样稀松，仅在棋上下功夫。”然后一样样数落他“稀松”的事，没完没结，倒不如输了给他，虽然一样挨骂，毕竟要好得多。
等段祺瑞“训子”已毕，杨宇霆站起身来，将马靴一并，碰出响声，段祺瑞方始发觉。“啊！”他问，“邻葛，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跟又铮来了好一会儿了。看总理正在出神，不敢打搅。”
“我是借此调剂调剂脑筋，不然一天都烦死了。”段祺瑞问，“你们是里面坐，还是就在院子里坐？”
天气很热了，自然在院子里坐舒服，不过有要紧事谈，关防要紧。徐树铮便答一声：“里面坐吧！今天会议做了好些决定。”
等坐定下来，徐树铮先从容不迫地报告了会议的结果，然后又说：“这一次重起炉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会中有一个共同的意见，不怕外敌，只怕内奸。如果不肃清内部，依旧容许奸细兴风作浪，挑拨煽动，就不可能再有另一次大举进兵的机会。”
“嗯，嗯。”段祺瑞深深点头，“自然要没有后顾之忧，前方才能用命，这件事要好好研究。”
“没有时间好好研究。”徐树铮接口，“倘无断然处置，镇压不逞之徒，明天就会有拆台的通电发表，减低了这次会议的成就。报告总理，事机迫切，我已经迫不得已做了一个断然处置。”
“噢，什么处置？”
“代表河间与李秀山捣鬼，指使冯焕章动摇军心，陆朗斋罪大恶极，我已经把他宰掉了。”
段祺瑞大吃一惊，杨宇霆便不等他开口，先抢着说道：“陆朗斋确有取死之道。又铮当机立断，我认为做得很对。”
段祺瑞半晌作声不得，搓了好一会儿的手才说：“现在要料理善后。明天就是阁议，怎么说法？”
“陆朗斋通匪有据，最近在天津与乱党勾结。总理有权做必要的处置。”
“与乱党勾结？”段祺瑞信以为真，“是怎么回事？”
这是徐树铮的欲加之罪，不能盘问，一问就会露马脚，徐树铮搪塞着说：“有天津来的报告。我让他们整理出来，送给总理看。”
段祺瑞皱眉想了一会儿说：“家属应该安抚一下吧？”
“这件事，我找镜潭去办。”
“好吧！”段祺瑞突然又想到，“冯焕章呢？要防他有什么举动！”
“绝不会！他的靠山倒了，还敢轻举妄动？如果真的不知天高地厚，索性一起解决。”徐树铮又说，“我马上会打电报给张勋臣，请总理放心好了。”
于是，徐树铮复回奉军司令部，拟了两个电报，一个给张敬尧，一个与杨宇霆联衔，致奉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兼湘东司令孙烈臣，说明陆建章因叛乱有据，已加处决，严防冯玉祥在湘西有所动作。
发了电报立即打电话给国务院的秘书长方枢。此人籍隶安徽定远，字立之，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出身，原任国务院法制局局长，最近由徐树铮力保，升了秘书长。感激知遇，自然唯命是从，连夜去准备一切为徐树铮脱卸责任的资料。
接着，警察总监吴炳湘赶到了。“镜潭兄，”徐树铮抢先开口，“你的来意，我已经知道了。总理正要我来奉邀，有事要麻烦你。”
“麻烦不算什么，就怕不光是麻烦。”吴炳湘说，“又铮兄，你这事件做得太鲁莽了。”
“事机急迫，出于无奈。”徐树铮拱拱手说，“一切拜托。”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吴炳湘愁眉苦脸地说，“陆太太带着两个姨太太，披麻戴孝，在我办公厅里号啕大哭，又要寻死，又要去见大总统，而且已有表示，不肯来领尸。我怎样劝也劝不听。”
徐树铮也不免着慌，不过表面上还很镇静，将吴炳湘拉到一边去密密商议。
“这件事咱们分两步办。第一步要劝死者的家属别闹。请你跟陆家说，陆朗斋叛乱有据，明天大总统会明令公布罪状。案情很复杂，很严重，光是处决陆朗斋，还是保全他家的意思。如果她们一定要闹，案子闹大了，陆承武也脱不得干系。他们陆家的至亲好友，也有好几个要倒霉。”徐树铮又说，“镜潭兄，我请示总理，决定缩小范围办理的时候，杨邻葛也在这里，如果陆朗斋没有取死之道，他自然要出头相劝。光在这一点上，就思过半矣！”
吴炳湘知道他说的不是由衷之言，也不便去拆穿他，只问：“陆家如果问我，是什么案子，我怎么回答？”
“叛乱嘛！”徐树铮随口回答，“案情内容，因为牵涉过广，目前还不能宣布，第一个先要抓陆承武。”
“嗯！嗯！”吴炳湘懂了，摆平这件事的诀窍是，拿陆承武去吓他母亲，便点点头问道，“尸首在哪里？”
“在后面。”
“天气很热，摆不起，马上要买棺来盛殓。”
“不错，不错！不过不能在我奉军司令部办丧事。”徐树铮说，“你那里不是有验尸所，送到你那里去好了。买口好棺木，后事务必体面，费用归奉军司令部拨付。”
“我知道了。事不宜迟，马上就办起。”吴炳湘抓电话，打回他的“衙门”，交代派车来接尸，同时买棺木，找地方盛殓。
“费心，费心！”徐树铮又说，“报界请你打招呼，最好先别见报。”
吴炳湘将这两件事办得很好。妇道人家，容易欺哄。而况即便是冤屈，枉死在陆建章手里的人，亦不知多少。眼前的悲剧，纵非报应，至少在陆氏家人心理上能够作退一步想，亦就认命了，乖乖地领了尸，自己去办丧事。段祺瑞致送赙仪五千元，居然亦不曾拒而不纳。
私的方面原以为很棘手的，不想相当顺利；但公的方面，预料不会有问题，却是波折丛生。首先是阁议席上司法总长江庸提出严厉质询，说徐树铮目无法纪，到底是一件什么案子，竟至于不经审判，便将现役高级军官擅自处决？
段祺瑞的答复很简单：“案情现在不便宣布。处决陆建章是我命令徐树铮执行的。”
江庸愕然。本以为段祺瑞不过是想一套话为徐树铮辩护，不想他竟一肩承担。这一来，事情就难办了。
“总理说不便宣布，本席忝掌司法，关于法律问题，应该向社会明白交代，不能用‘不便宣布’四字搪塞。如果总理不肯见告，本席唯有出之以辞职一途。”
“翊云、翊云，”段祺瑞急忙加以安抚，“你不必辞职。关于案情，会散了以后，请到我办公室来，我详细告诉你就是。”
这一番缓兵之计，效用立见，江庸便坐了下来。不过阁议一散，他盯紧了段祺瑞不肯放松，迫于无奈，只好说了老实话。
“翊云，请你谅解。实在是又铮太鲁莽。不过陆朗斋的为人你总也知道，为了他暗中捣鬼，多死了好些人，也多花了好些军费。就军法而言，处决一点都不为过。不过法律程序上总是说不过去的。我们是责任内阁，没有法子，只好请你替我负点责任。”
段祺瑞如此解释责任内阁的“责任”，江庸为之啼笑皆非，当即答说：“总理，不是我故意要追究这件案子，问题是陆家一递状子，不能不受理。那时候又铮还是脱不得干系。”
“不会，不会！陆家绝不会告。”
“总理可以确定？”
“可以确定！陆家也知道死者自取之咎。”
“就算陆家不告，站在检察官的立场，不能不主动侦查。”江庸又说，“陆家愿意息事宁人，新闻记者会去掘这个案子的根。”
“这班破靴党，唯恐天下不乱。”段祺瑞骂了这一句，向江庸问道，“你看这件事怎么才能料理清楚？”
“除非大总统有明令，宣布罪状，褫夺军衔，司法方面才能不闻不问。”
“如果是这样，那就没有问题。”段祺瑞派随从副官去问，“方秘书长回来了没有？”
得到的答复是：回来过了，马上又赶到公府去了。
方枢在通宵工作以后，一早便进公府，面谒冯国璋，解释一道“府令”，要旨是：“陆建章在山东、安徽、陕西运动土匪，意图扰乱。近复在津与乱党勾结，现经奉军捕获正法，应予褫夺官勋，以昭炯戒。”
冯国璋看完“府令”，大为摇头：“这道命令，我不能同意。罪名含糊不清，不能让老百姓心服。”
“报告大总统，罪名都是事实，不过因为牵涉太广，怕影响政局稳定，只能概略而言。”
“不然！”冯国璋仍旧摇头，“这里头许多罪名，从没有听人提过。”
“那是怕大总统听了心烦，所以没有来报告。”方枢不好意思说，责任内阁制，除非遇到政策性的大事，原是可以不必报告大总统的。
“这话不是这么说。”冯国璋用手势来加强语气，“总而言之，这道命令所说的情形，我完全不知道，盖了章是自欺欺人。”
“请示大总统，要怎么样才能让大总统相信是事实？”
冯国璋将手一伸，说了两个字：“证据！”
“是，有证据。”方枢答说，“凡此罪名，都有案可稽的。大总统如果想了解，我马上可以把全卷送来。”
“好，”冯国璋毫不迟疑地说，“你把案卷送来。”
这就是方枢第二次上“公府”的原因。送给冯国璋的案卷，共计两部分：一部分是“运动土匪，意图扰乱”；另一部分是“近复在津，与乱党勾结”。所谓“乱党”是指国民党及西南人士。其中许多来自天津的报告，是方枢派人花了一夜工夫赶出来的，但倒填年月，复有国务院收文字号，外加方枢的批示，诸如“阅”“已面报总理，本件密存”之类。形式上相当完备，一时绝看不出伪造的痕迹。
在第一部分中又分三个卷，方枢首先拿安徽一卷给冯国璋看，其中大部分是倪嗣冲的报告，依照次序看下去，大致可以了解冯玉祥武穴主和的由来。
首先报告冯玉祥在浦口屯兵不进，是由于李纯表示：南北迟早要和，十六旅可以不必开到前方，以观望为上策。至于十六旅的给养，不必担心，自会供给。据说，李纯与冯玉祥之间，所以能取得互信，即是陆建章斡旋之功。
又有一个电报，是报告蚌埠发现讨倪嗣冲的传单。紧接着报告内幕，说由陆建章策动，拟倪嗣冲的安武军，归张怀芝指挥，经江西攻湖南时，十六混成旅与李纯的部队，夹攻安徽，逐走倪嗣冲，由陆建章或冯玉祥取而代之。
这一段内幕，冯国璋自然知道。事实上是陆建章征得他的同意后，方始着手进行的。照原来的计划，当冯玉祥在武穴发表通电后，“长江三督”立即响应。如果西南方面能做有利的回响，南北议和，可望成为事实。
但冯玉祥的通电一出，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反应。照情形看，是湖北的王占元出了问题。冯国璋对此怀疑已久，难得此刻能看到国务院的密档，自然不肯轻轻放过。可是，他失望了。
“照档案的编号，这下面应该有件公事，是抽掉了吗？”
“不是故意抽掉的，陆军部有用处，暂时借了去了。”方枢答说，“那件公事，与陆朗斋无关。”
他没有骗冯国璋。那是徐树铮的一个电报，确与陆建章无关，但与冯国璋却有绝大的关系，他所需要的谜底，也正在其中——徐树铮电告段祺瑞，在一月底，也就是冯国璋被迫下令讨伐西南，曹、张两路司令出兵之时，湖北督军王占元，派了一个亲信去见徐树铮，抄送了一个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还有王占元自己一起签了字的“密约”副本，共计三条：“第一，北军南行者，坚拒不许过汉口。第二，苏、赣、鄂有急时，同一动作。第三，苏、赣、鄂遇事联防。”同时还有王占元的口信，据徐树铮的转述是，此事全由李纯所发动，“签字取其不疑。现北军到汉者，仍听其通行，决无阻挠。我已年近六十，岂肯对北洋数十年老同人，做出不成人格之事？同志各省但定有妥当办法，一经示及，立即翻脸。”
这是王占元出卖了李纯，当然不能让冯国璋知道，所以特为抽了下来。
再下面一件，又是倪嗣冲的电报，说所部李传业部，已开到大庾，越岭即入广东。但因陆建章策划攻皖，迫不得已，下令李传业星夜撤回，以防皖方有变。
看到这里，冯国璋知道，这道“府会”不同意不行了，因为一翻这篇账，他这大总统都会牵涉在里面。虽然他之主和是通国皆知之事，但讨伐令总是他下的，既然有人阴谋破坏讨伐令，自然得依法办理，“夺官”自在意中，“正法”亦不为过。
徐树铮闯的这个祸，总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在暗中，徐树铮自己伤了自己，不仅跋扈如此，同僚侧目，而且引起了徐世昌的极大不满。他一直以为“北洋团体”搞得这样四分五裂，段祺瑞迷信武力，始终不悟，都是徐树铮不安分之故，因此，决定趁此机会去段而代之。
去段容易。段系本来已有明确表示，拥护他从冯国璋而为大总统。但一当了大总统，要改变段祺瑞的政策，却非易事，必得找一个强有力的帮手才办得到。
梁士诒会与徐世昌暗中合作，是段系人物所想不到的。段系要角曾云霈，与梁士诒的关系极深，而与徐世昌无甚渊源，甚至在袁世凯时代，梁、徐是对立的。
对立于袁世凯左右的有粤、皖两系。粤系便是梁士诒所领导的交通系，皖系的首领是有名工于心计的杨士琦。两派势力，起初是粤系占上风，梁士诒担任公府秘书长，权过内阁总理，外号称为“二总统”；复有“五路”作后盾，财大势雄，皖系自是相形失色。
但皖系亦别有奥援，就是为世人拟作曹丕的袁大公子袁克定。及至“旷代逸才”的皖系杨度，首倡帝制，袁克定亟亟于“早建东宫”，而梁士诒并不赞成。这一下，皖系全力进攻，利用徐世昌以制梁士诒，在总统府中设“政事堂”，以徐世昌为“国务卿”；废除国务院，而梁士诒亦改为“税务处督办”。经此一番大改革，粤系立即便为皖系压倒了。
民国四年五月九日夜，袁世凯命外交部照会日本公使日置益，承认日本政策提出的“二十一条”，亦就是拿这亡国的条约，交换日本对袁世凯称帝的支持。这一来，恢复帝制便由暗中议论，进入秘密行动的阶段了。
袁克定与二杨——杨士琦、杨度估量局势，日本既无问题，欧美以世界大战正酣，无暇来过问中国的政体，则外交上已无须顾虑。内政方面，各省将军、巡按使，大多为北洋袍泽，当然要捧袁世凯的场。少数几省，或者会反对，不妨事先疏通羁縻，亦无足为忧。
可忧的是内部的反对力量，一个是梁士诒，一个是段祺瑞。段已称病请辞，袁世凯给了他两个月假期，此时在西山养“政治病”。这两个人，一个握着财权，一个握着军权，如果不肯就范，帝制前途，大有障碍。再有一个是做过内阁总理，以“人才内阁”为标榜的熊希龄，他虽在野，有研究系的背景。既已倡言反对帝制，必须先发制人把他打倒，才能免除后患。
于是定了个杀鸡儆猴的办法，策动肃政使王瑚，同一天提出两件大参案，一对梁，一对熊。
参熊希龄的内容，是说他居定有贪污嫌疑，涉及热河都统任内，行宫遗失宝物，又在陕西探勘油矿，浪费巨款，一无所得，显有疑窦。请先将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长张弧免职，听候查办。当然，这是因为张弧是熊希龄的亲信之故。见此光景，熊希龄立即出京避风头。警告的目的既达，这件参案就不了了之。
但是，交通大参案却不能轻易了结。参案原稿，据说先经袁世凯过目，勾掉了梁士诒的名字，目标指向叶恭绰及津浦铁路局局长赵庆华。
于是政事堂发布命令，津浦铁路局局长赵庆华撤职、交通部次长叶恭绰停职候传。这两个风暴刚发生，接着又来了一个霹雳，陆军部次长徐树铮，购买外国军械，浮报价款四十万元，应予免职，陆次由田中玉继任。段祺瑞不受此威胁，第二次呈请辞职，这一回袁世凯准了，派王士珍接任陆长。
参津浦路局长的案子，发展为交通大参案。由于原参情节有铁路购料有弊；滥用私人，把持路政；交通部自行设立，不受财政部监督的“铁路特别会计制度”，纯为便利私图各款，因此牵涉越广。中国的铁路本来只有京汉、沪宁、正太、汴洛、道清五路，邮传部特设“五路提调处”，由梁士诒主持。在他经营之下，又增五路，计为京奉、广九、津浦、吉长、株萍。以后又由詹天佑建造成一条在技术上中国人独立完成的京绥路，亦归梁士诒所控制，局长是他的儿女亲家关冕钧，与另一关——京汉铁路局长关赓麟，都被牵涉在交通大参案中。
由于“梁财神”的名声，而牵涉在案内的要员，及他们的眷属，是北京社交界的闻人，所以“交通大参案”成了热门的社会新闻。有张反对帝制的报纸，名为《醒华报》，逐日详细刊载案情的发展，平添了几百份的销路，因而报上出现了一首打油诗：“粤匪淮枭摆战场，两家旗鼓正相当。便宜最是醒华报，销路新添几百张。”明明道出“交通大参案”是粤皖两系冲突的结果。
再有一首是：“五路财神会赚钱，雷公先提赵玄坛。虽然黑虎威风大，也被灵官着一鞭。”赵玄坛指赵庆华；叶恭绰字誉虎，便是黑虎了；灵官当然是切肃政使王瑚的姓。
至于描写梁士诒，道是：“上场容易下场难，多少旁人拍手看。最是闲情梁燕老，三年两度逛西山。”那时逛西山是生“政治病”的表示，但梁士诒却是借僻静的西山，召集智囊，密商对策，到最后毕竟向袁世凯降服了。
屈服的条件是组织一个名为“变更国体请愿联合会”的组织，接过“筹安会”的棒子，专为帝制催生。梁士诒没有出面，但幕后极其卖力，由反对帝制，一变而为拥护帝制，所换来的好处是，叶恭绰复职，“二关”安然无恙，“五路财神”仍旧属于梁士诒。
到得 “新华”梦醒，梁士诒列名祸首，远去香港。交通系命脉所在的交通部及铁路，由叶恭绰策划，暂时拥护与段祺瑞关系极深的曹汝霖，利用他看守地盘，因而造成了“新交通系”。梁士诒看在眼里，不免存着戒心。叶恭绰资望还不够，既要把持交通部，又要兼顾铁路，十分吃力，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梁士诒一定得想法子重回北京，才能稳住旧交通系的势力。
于是梁士诒与叶恭绰分别在南北放出空气，表示愿为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全国政策费一番气力，目的是争取一道撤销通缉令。目的既达，态度慢慢就变了，实际上是逐渐冲淡伪装的面目，恢复他早就深思熟虑，做了决定的主张：南北议和。
徐世昌的策略跟梁士诒差不多。黎、段之争，为了“北洋团体”，袒护段祺瑞，自不待言。冯、段之争，其实他赞成冯国璋与西南修好的政策，但表面上却装得站在段祺瑞这一面，只以双方是暗中较劲，他无法公然出面调停，同时不着痕迹地相机平衡双方的力量，造成冯、段相持不下的局面，终于使得段系要角，产生了一个只有抬出徐世昌，才能逐走冯国璋的想法。
这些情形，梁士诒看得很清楚。徐世昌既是“众望所归”，而且一上台以后，必然会停战议和，彼此的政治主张相同，梁士诒就落得捧一捧他。所以选出的国会议员，除了安福系及与安福系步调一致的新交通系以外，旧交通系亦决定推选徐世昌为下一届的大总统。
但在副总统的人选上，旧交通系与安福系的态度不一致，安福系决定选举曹锟，旧交通系却有异议。梁士诒的打算是，根本就选不出副总统，空着这个位置，留给西南，作为谋和诚意的一种具体表示。
八月十二日新国会正式开幕。冯国璋通电声明，无意竞选，希望“公举一德望兼备，足以复统一和平者”为大总统。这是反对段祺瑞出任大总统，因为段祺瑞的德望如何且不论，主张武力统一，即不能“复统一和平”。因此，段祺瑞在参、众两院于八月底举行联合会，议决九月四、五两日选举正、副总统时，亦发表通电：“元首改任之日，即政局重新之会，自应及时引退，遂我初服。”
到得九月四日，徐世昌在四百三十六票中，获得四百二十五票，众望所归，安然当选。第二天选举副总统，旧交通系及研究系约定以不出席作为抵制。安福系虽占多数，但却不能达到法定所需要的四分之三多数，以致流会。
曹锟自然大为失望。唯一的安慰是，研究系及旧交通系，都间接向他致意，并非对他有何不满，只是安福系太霸道了，给它一点颜色看看。
这一来就变成安福系的面子问题了，以占压倒优势的大派系，连召集一个副总统选举都召集不起来，这不是天大的笑话？
因此新当选众议院议长的王揖唐，特地去看副议长刘恩格，商量挽救之道。刘恩格字鲤门，奉天辽阳人。当徐树铮与奉军水乳交融时，彼此不分，所以抬举刚三十岁的刘恩格为众院副议长，但就这几天情况大变，刘恩格的态度也就不同了。
“逸塘兄，”他率直说道，“这件事恕我爱莫能助，雨帅带信来，要我适可而止。看样子，以后要分道扬镳了。”
“这，”王揖唐大吃一惊，“鲤门兄，这话从何说起？”
“此中内幕，你应该知道得比我清楚。”
“什么内幕？”王揖唐越发诧异，“我实在不知道。”
“你如果真的不知道，就不妨谈谈。说起来是又铮不对，做了一件很对不起雨帅的事——”
据刘恩格说，徐树铮以奉军副司令的资格，向督办参战处领了一笔奉军的补助费，为数达两百万元之多。这笔钱，徐树铮用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知道，反正奉军并未收到。
“还有件事。”刘恩格又说，“又铮先许了雨帅，拥护他登副座，后来食言而肥，改许了曹仲珊。如今是去选曹仲珊当副总统，在我的立场，更有不便。逸塘兄，诸请原谅。”
“有这样的事！”王揖唐认为有疑问，“杨邻葛跟又铮朝夕在一起，那是多精明的人！又铮冒领奉军补助费，邻葛莫非一无所知？”
“是啊，如此雨帅对邻葛亦很不谅解，恐怕他的参谋长亦靠不住了。”
“唉！”王揖唐大为感慨，“真是没兴一齐来。忙了半天，没有把段芝老捧上去，又铮又跟贵处发生了纠葛。鲤门兄，念在彼此合作、休戚相关的分上，要请你在雨帅面前，善为解释。”
“空口说白话没有用。雨帅的新命得赶紧发表才好。”
“是！是！我去催。”
于是王揖唐找到徐树铮，将刘恩格所说的话和盘托出。徐树铮承认有代领奉军补助费这回事，不过他也有一番说辞，仅只是借用一个名义，并非真的该奉军应得的补助费，为他所侵吞。同时他也有一篇账目，都是其势不得不花，而又无处出账，不得已出此下策。
“总而言之，误会已经造成，只有设法解消。雨帅的东三省巡阅使，明令已经送府盖印了。至于我的奉军副司令，自然只有引咎请辞。”
既已有此补过的表示，刘恩格身为副议长，自不便再袖手旁观，于是相偕去访参议院的议长梁士诒，事先用电话约好副议长朱启钤，一起在梁家会谈。
朱启钤亦是旧交通系，但宦兴已淡，所以到了梁家，不过陪着闲坐，只听梁士诒一个人发表意见。
“逸塘兄，”梁士诒以问句作开端，“我先要请问，南北议和，是不是全国的公意？”
王揖唐不能不勉强地答一声：“是的。”
“既然是的，那么国会岂可不尊重民意？”梁士诒接下来又说，“留着副总统等待西南有人来参加竞选，不但是表现了政府谋和的诚意，而且大总统籍隶北方，再选个北方副总统，不足以团结全国，所以选曹仲珊为副总统一事，我个人是坚决反对的。”
“燕老，你错了。”王揖唐说，“说老实话，现在不是选谁的问题，是连一个副总统选举会都无法召集，在民意上无法交代。我们现为正副议长，更觉得责任有亏。”
“不然！”梁士诒大为摇头，“开了选举会，让曹仲珊落选，岂不是故意给他难堪？现在政局要力求稳定，不能再制造问题。逸塘兄，恕我直言，一定要把副总统选举会开成功，而又绝不会有结果，是庸人自扰。”
王揖唐无以相对，想了半天问道：“燕老，如果大家愿意开副总统选举会，你不会阻挠吧？”
“我一个人从何阻挠起？”
“我是说，燕老，你会不会劝你的友好拒不出席？”王揖唐紧接着说，“我想你老不会。”
梁士诒不知道他肚子里在打什么主意，想了想，稍作让步：“如果他们不来问我，我当然不会干预他们的行动。问到我，自然尽我的忠告。”
看看再没有磋商的余地了，王揖唐只得偕刘恩格告辞。在汽车中，他向刘恩格表示，打算动用个人关系，策动旧交通系的议员出席，谈谈条件，亦自不妨。问刘恩格的意见如何。
“这也不妨试一试。”刘恩格说，“不过我已经托人向曹仲珊致意，绝非对他个人有成见，曹仲珊亦很谅解的。我倒觉得梁燕老有句话很实在，开了会而选不出曹仲珊，变成让他下不了台，反而会出问题，那就划不来了。”
王揖唐另有打算，却不便明言，只含含糊糊地说：“到时候再看情形。”
刘恩格自然不必再多问，随着王揖唐到了宣武门内安福胡同安福俱乐部，打电话约了几个跟交通界极熟的本系议员来吃饭。照例要“叫条子”，一时檀板金樽，热闹非凡。王揖唐便抽空约了个别议员，到烟榻上对躺着，并头密谈，每人负责活动三到五名的旧交通系议员，名单亦在口头上商酌停当。王揖唐估计一百一十余名旧交通系议员，大概能争取到八十名左右，副总统选举会可以开得成了。
刘恩格亦分配到任务，发帖在韩家潭的“清吟小班”宜春堂请客，被邀的都是他的东北同乡，请帖上写明“牌酒两叙”，下午四点钟客人到齐，一桌麻将牌已经摆好在那里了。
“主客一共六位。”有个王议员问，“怎么打？”
“我不必算在里头。”刘恩格提议，“你们五位‘做梦’如何？”
“无所谓。”有人这样回答，等于代表全体发言。
于是扳位上场。第一个轮空的，恰好是王议员。“我来服务。”他喊一声，“拿纸片。”
“拿纸片”是八大胡同的惯用语之一，纸片指“局票”。走马章台，兴会最好的是正预备叫局的时候，因为充满了令人陶醉的想象。尤其是做主人的，往往将“拿纸片”三字喊得特别响亮，表示他不是先“打茶围”的客人，更非“镶边”的“窑痞”，而是飞觞醉月的阔客，自然令人刮目相看。及至酒阑人散，应该剪烛留髡时，相好却借故婉拒，口口声声“对不住”，令人无奈，只好关照“点灯笼”，打道回府。这跟“拿纸片”时的心境，有天渊之别，因而流行一副谐联，叫作“得意一声‘拿纸片’，伤心三字‘点灯笼’”。
不过，王议员此时却谈不到得意，他是纯粹服务，等各人报了名字，发出局票，刘恩格便交代主政的宜春老四照料打牌的客人，自己邀了王议员到后房去密谈。
“这几天到‘财神庙’去了没有？”刘恩格问说。
“财神庙”是指梁士诒家。王议员摇摇头说：“不大去。财神庙是广东人的天下，我们犯不着去凑热闹。”
“既然如此，你就不必听‘财神’的约束，议员本就是独立的。”
“话是不错，不过道义总是要讲的。”
“这就未免太迂了。”刘恩格说，“你虽是财神支持出来的，可是你要知道，财神也在利用你们。这一次的竞选经费，规定由交通部筹一百四十万，财神近水楼台，先提了四十万，实际上最多花了一半。”
“那倒不止。据我所知，至少要花到三十万。”
“就算三十万，也还有十万的好处。”刘恩格紧忽又自己撇开，“这都不去说它了！老王，我是受人所托，打开窗子说亮话吧，逸塘的意思，请大家捧个场，只要到会，选谁都可以；不选谁光是投空票也可以。当然，辛苦大家，应该送车马费，每位半千之数。你看如何？”
“既然如此，何乐不为？”王议员毫不考虑地说，“算我一个。”
就这样趁“做梦”轮定，逐一相谈，结果是一半与王议员同样的想法，一个要考虑，意思是嫌五百元太少；一个率直拒绝，而且很坦率地表示，不是不买刘恩格的面子，而是不愿捧安福系的场。
这样的成绩，差强人意。刘恩格便乐得用安福俱乐部的公款，大花特花。看王议员看中本班的一个“大姐”，便跟“本家”商量，许以重酬，让王议员如愿以偿。
这个“大姐”名叫阿玉，花信年华，工于泥夜。第二天日上三竿，王议员好梦方酣时，却为阿玉唤醒了。
“王老爷，”她说，“梁公馆来过电话。”
“梁公馆？”王议员问道，“怎么说？”
“要你听电话，回报他还没有起床。梁公馆说，有要紧事，请你马上去。我问是哪家梁公馆，他说，你自然知道。”
“噢，噢，知道，知道。”王议员一翻身坐起，脑袋昏昏的，不由得又躺下了。
“怎么？”阿玉问道，“哪里不舒服？”
“是舒服过度了的缘故。”王议员笑道，“躺一会儿再说。”
阿玉当然知道原因，将炖在“五更鸡”上的桂圆莲子粥去盛了来，扶起王议员，喂他吃完，精神便好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