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陆建章很容易,但枪声一响,麻烦跟着就来了。即令陆建章在“国人皆曰可杀”,毕竟不曾经过法律程序,如果陆建章的家属提出控诉,徐树铮便将以凶手的罪嫌,接受法院的审判。这个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祸也闯了!只有求总理担待,反正此人自有取死之道。”杨宇霆站起身来,一手抓军帽,一手拍徐树铮的背,“走!我陪你上府学胡同。”

到了府学胡同段公馆,徐树铮是不必通报便可直闯上房的。到了里面一看,段祺瑞正在跟他的儿子段宏业对弈。徐树铮知道他的脾气,段祺瑞面对棋局在构思时,天大的事都可以置诸脑后,便拉了杨宇霆,示意他不必作声。

马弁亦是侍候惯了这种场合的,不必通报,只端两张椅子在棋枰旁边,让客人作壁上观。徐、杨二人是日本士官出身,都会围棋,徐树铮司空见惯,不甚措意;杨宇霆却是初见,聚精会神地看段家父子交兵,不过几着棋,便看出持黑子的段宏业,棋力高过乃父,段祺瑞是老派下法,对于日本的“定石”茫无所知,判断这局棋一定是段宏业占上风。

谁知结局不然,“数空”数下来,段宏业输了七子,于是段祺瑞便开始“训子”了。

“你看你,做什么都不用心!”他指点着棋枰说,“你上来的气势不错,这条‘大龙’只要这里补一手,就可以活尽了。你贪多嚼不烂,丢下这块有问题的棋,到角上抢了个先手,结果得不偿失。你想想,犯得着吗?”

段宏业闭口不语,满脸委屈——其实老子说的,儿子都懂;老子所不懂的是,儿子故意不补那一手棋,让他吃一条“大龙”,才可以出现小胜负。如果段宏业补了那一手棋,将白棋杀得落荒而逃,还是要挨骂:“你看你,样样稀松,仅在棋上下功夫。”然后一样样数落他“稀松”的事,没完没结,倒不如输了给他,虽然一样挨骂,毕竟要好得多。

等段祺瑞“训子”已毕,杨宇霆站起身来,将马靴一并,碰出响声,段祺瑞方始发觉。“啊!”他问,“邻葛,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跟又铮来了好一会儿了。看总理正在出神,不敢打搅。”

“我是借此调剂调剂脑筋,不然一天都烦死了。”段祺瑞问,“你们是里面坐,还是就在院子里坐?”

天气很热了,自然在院子里坐舒服,不过有要紧事谈,关防要紧。徐树铮便答一声:“里面坐吧!今天会议做了好些决定。”

等坐定下来,徐树铮先从容不迫地报告了会议的结果,然后又说:“这一次重起炉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会中有一个共同的意见,不怕外敌,只怕内奸。如果不肃清内部,依旧容许奸细兴风作浪,挑拨煽动,就不可能再有另一次大举进兵的机会。”

“嗯,嗯。”段祺瑞深深点头,“自然要没有后顾之忧,前方才能用命,这件事要好好研究。”

“没有时间好好研究。”徐树铮接口,“倘无断然处置,镇压不逞之徒,明天就会有拆台的通电发表,减低了这次会议的成就。报告总理,事机迫切,我已经迫不得已做了一个断然处置。”

“噢,什么处置?”

“代表河间与李秀山捣鬼,指使冯焕章动摇军心,陆朗斋罪大恶极,我已经把他宰掉了。”

段祺瑞大吃一惊,杨宇霆便不等他开口,先抢着说道:“陆朗斋确有取死之道。又铮当机立断,我认为做得很对。”

段祺瑞半晌作声不得,搓了好一会儿的手才说:“现在要料理善后。明天就是阁议,怎么说法?”

“陆朗斋通匪有据,最近在天津与乱党勾结。总理有权做必要的处置。”

“与乱党勾结?”段祺瑞信以为真,“是怎么回事?”

这是徐树铮的欲加之罪,不能盘问,一问就会露马脚,徐树铮搪塞着说:“有天津来的报告。我让他们整理出来,送给总理看。”

段祺瑞皱眉想了一会儿说:“家属应该安抚一下吧?”

“这件事,我找镜潭去办。”

“好吧!”段祺瑞突然又想到,“冯焕章呢?要防他有什么举动!”

“绝不会!他的靠山倒了,还敢轻举妄动?如果真的不知天高地厚,索性一起解决。”徐树铮又说,“我马上会打电报给张勋臣,请总理放心好了。”

于是,徐树铮复回奉军司令部,拟了两个电报,一个给张敬尧,一个与杨宇霆联衔,致奉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兼湘东司令孙烈臣,说明陆建章因叛乱有据,已加处决,严防冯玉祥在湘西有所动作。

发了电报立即打电话给国务院的秘书长方枢。此人籍隶安徽定远,字立之,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出身,原任国务院法制局局长,最近由徐树铮力保,升了秘书长。感激知遇,自然唯命是从,连夜去准备一切为徐树铮脱卸责任的资料。

接着,警察总监吴炳湘赶到了。“镜潭兄,”徐树铮抢先开口,“你的来意,我已经知道了。总理正要我来奉邀,有事要麻烦你。”

“麻烦不算什么,就怕不光是麻烦。”吴炳湘说,“又铮兄,你这事件做得太鲁莽了。”

“事机急迫,出于无奈。”徐树铮拱拱手说,“一切拜托。”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吴炳湘愁眉苦脸地说,“陆太太带着两个姨太太,披麻戴孝,在我办公厅里号啕大哭,又要寻死,又要去见大总统,而且已有表示,不肯来领尸。我怎样劝也劝不听。”

徐树铮也不免着慌,不过表面上还很镇静,将吴炳湘拉到一边去密密商议。

“这件事咱们分两步办。第一步要劝死者的家属别闹。请你跟陆家说,陆朗斋叛乱有据,明天大总统会明令公布罪状。案情很复杂,很严重,光是处决陆朗斋,还是保全他家的意思。如果她们一定要闹,案子闹大了,陆承武也脱不得干系。他们陆家的至亲好友,也有好几个要倒霉。”徐树铮又说,“镜潭兄,我请示总理,决定缩小范围办理的时候,杨邻葛也在这里,如果陆朗斋没有取死之道,他自然要出头相劝。光在这一点上,就思过半矣!”

吴炳湘知道他说的不是由衷之言,也不便去拆穿他,只问:“陆家如果问我,是什么案子,我怎么回答?”

“叛乱嘛!”徐树铮随口回答,“案情内容,因为牵涉过广,目前还不能宣布,第一个先要抓陆承武。”

“嗯!嗯!”吴炳湘懂了,摆平这件事的诀窍是,拿陆承武去吓他母亲,便点点头问道,“尸首在哪里?”

“在后面。”

“天气很热,摆不起,马上要买棺来盛殓。”

“不错,不错!不过不能在我奉军司令部办丧事。”徐树铮说,“你那里不是有验尸所,送到你那里去好了。买口好棺木,后事务必体面,费用归奉军司令部拨付。”

“我知道了。事不宜迟,马上就办起。”吴炳湘抓电话,打回他的“衙门”,交代派车来接尸,同时买棺木,找地方盛殓。

“费心,费心!”徐树铮又说,“报界请你打招呼,最好先别见报。”

吴炳湘将这两件事办得很好。妇道人家,容易欺哄。而况即便是冤屈,枉死在陆建章手里的人,亦不知多少。眼前的悲剧,纵非报应,至少在陆氏家人心理上能够作退一步想,亦就认命了,乖乖地领了尸,自己去办丧事。段祺瑞致送赙仪五千元,居然亦不曾拒而不纳。

私的方面原以为很棘手的,不想相当顺利;但公的方面,预料不会有问题,却是波折丛生。首先是阁议席上司法总长江庸提出严厉质询,说徐树铮目无法纪,到底是一件什么案子,竟至于不经审判,便将现役高级军官擅自处决?

段祺瑞的答复很简单:“案情现在不便宣布。处决陆建章是我命令徐树铮执行的。”

江庸愕然。本以为段祺瑞不过是想一套话为徐树铮辩护,不想他竟一肩承担。这一来,事情就难办了。

“总理说不便宣布,本席忝掌司法,关于法律问题,应该向社会明白交代,不能用‘不便宣布’四字搪塞。如果总理不肯见告,本席唯有出之以辞职一途。”

“翊云、翊云,”段祺瑞急忙加以安抚,“你不必辞职。关于案情,会散了以后,请到我办公室来,我详细告诉你就是。”

这一番缓兵之计,效用立见,江庸便坐了下来。不过阁议一散,他盯紧了段祺瑞不肯放松,迫于无奈,只好说了老实话。

“翊云,请你谅解。实在是又铮太鲁莽。不过陆朗斋的为人你总也知道,为了他暗中捣鬼,多死了好些人,也多花了好些军费。就军法而言,处决一点都不为过。不过法律程序上总是说不过去的。我们是责任内阁,没有法子,只好请你替我负点责任。”

段祺瑞如此解释责任内阁的“责任”,江庸为之啼笑皆非,当即答说:“总理,不是我故意要追究这件案子,问题是陆家一递状子,不能不受理。那时候又铮还是脱不得干系。”

“不会,不会!陆家绝不会告。”

“总理可以确定?”

“可以确定!陆家也知道死者自取之咎。”

“就算陆家不告,站在检察官的立场,不能不主动侦查。”江庸又说,“陆家愿意息事宁人,新闻记者会去掘这个案子的根。”

“这班破靴党,唯恐天下不乱。”段祺瑞骂了这一句,向江庸问道,“你看这件事怎么才能料理清楚?”

“除非大总统有明令,宣布罪状,褫夺军衔,司法方面才能不闻不问。”

“如果是这样,那就没有问题。”段祺瑞派随从副官去问,“方秘书长回来了没有?”

得到的答复是:回来过了,马上又赶到公府去了。

方枢在通宵工作以后,一早便进公府,面谒冯国璋,解释一道“府令”,要旨是:“陆建章在山东、安徽、陕西运动土匪,意图扰乱。近复在津与乱党勾结,现经奉军捕获正法,应予褫夺官勋,以昭炯戒。”

冯国璋看完“府令”,大为摇头:“这道命令,我不能同意。罪名含糊不清,不能让老百姓心服。”

“报告大总统,罪名都是事实,不过因为牵涉太广,怕影响政局稳定,只能概略而言。”

“不然!”冯国璋仍旧摇头,“这里头许多罪名,从没有听人提过。”

“那是怕大总统听了心烦,所以没有来报告。”方枢不好意思说,责任内阁制,除非遇到政策性的大事,原是可以不必报告大总统的。

“这话不是这么说。”冯国璋用手势来加强语气,“总而言之,这道命令所说的情形,我完全不知道,盖了章是自欺欺人。”

“请示大总统,要怎么样才能让大总统相信是事实?”

冯国璋将手一伸,说了两个字:“证据!”

“是,有证据。”方枢答说,“凡此罪名,都有案可稽的。大总统如果想了解,我马上可以把全卷送来。”

“好,”冯国璋毫不迟疑地说,“你把案卷送来。”

这就是方枢第二次上“公府”的原因。送给冯国璋的案卷,共计两部分:一部分是“运动土匪,意图扰乱”;另一部分是“近复在津,与乱党勾结”。所谓“乱党”是指国民党及西南人士。其中许多来自天津的报告,是方枢派人花了一夜工夫赶出来的,但倒填年月,复有国务院收文字号,外加方枢的批示,诸如“阅”“已面报总理,本件密存”之类。形式上相当完备,一时绝看不出伪造的痕迹。

在第一部分中又分三个卷,方枢首先拿安徽一卷给冯国璋看,其中大部分是倪嗣冲的报告,依照次序看下去,大致可以了解冯玉祥武穴主和的由来。

首先报告冯玉祥在浦口屯兵不进,是由于李纯表示:南北迟早要和,十六旅可以不必开到前方,以观望为上策。至于十六旅的给养,不必担心,自会供给。据说,李纯与冯玉祥之间,所以能取得互信,即是陆建章斡旋之功。

又有一个电报,是报告蚌埠发现讨倪嗣冲的传单。紧接着报告内幕,说由陆建章策动,拟倪嗣冲的安武军,归张怀芝指挥,经江西攻湖南时,十六混成旅与李纯的部队,夹攻安徽,逐走倪嗣冲,由陆建章或冯玉祥取而代之。

这一段内幕,冯国璋自然知道。事实上是陆建章征得他的同意后,方始着手进行的。照原来的计划,当冯玉祥在武穴发表通电后,“长江三督”立即响应。如果西南方面能做有利的回响,南北议和,可望成为事实。

但冯玉祥的通电一出,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反应。照情形看,是湖北的王占元出了问题。冯国璋对此怀疑已久,难得此刻能看到国务院的密档,自然不肯轻轻放过。可是,他失望了。

“照档案的编号,这下面应该有件公事,是抽掉了吗?”

“不是故意抽掉的,陆军部有用处,暂时借了去了。”方枢答说,“那件公事,与陆朗斋无关。”

他没有骗冯国璋。那是徐树铮的一个电报,确与陆建章无关,但与冯国璋却有绝大的关系,他所需要的谜底,也正在其中——徐树铮电告段祺瑞,在一月底,也就是冯国璋被迫下令讨伐西南,曹、张两路司令出兵之时,湖北督军王占元,派了一个亲信去见徐树铮,抄送了一个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还有王占元自己一起签了字的“密约”副本,共计三条:“第一,北军南行者,坚拒不许过汉口。第二,苏、赣、鄂有急时,同一动作。第三,苏、赣、鄂遇事联防。”同时还有王占元的口信,据徐树铮的转述是,此事全由李纯所发动,“签字取其不疑。现北军到汉者,仍听其通行,决无阻挠。我已年近六十,岂肯对北洋数十年老同人,做出不成人格之事?同志各省但定有妥当办法,一经示及,立即翻脸。”

这是王占元出卖了李纯,当然不能让冯国璋知道,所以特为抽了下来。

再下面一件,又是倪嗣冲的电报,说所部李传业部,已开到大庾,越岭即入广东。但因陆建章策划攻皖,迫不得已,下令李传业星夜撤回,以防皖方有变。

看到这里,冯国璋知道,这道“府会”不同意不行了,因为一翻这篇账,他这大总统都会牵涉在里面。虽然他之主和是通国皆知之事,但讨伐令总是他下的,既然有人阴谋破坏讨伐令,自然得依法办理,“夺官”自在意中,“正法”亦不为过。

徐树铮闯的这个祸,总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在暗中,徐树铮自己伤了自己,不仅跋扈如此,同僚侧目,而且引起了徐世昌的极大不满。他一直以为“北洋团体”搞得这样四分五裂,段祺瑞迷信武力,始终不悟,都是徐树铮不安分之故,因此,决定趁此机会去段而代之。

去段容易。段系本来已有明确表示,拥护他从冯国璋而为大总统。但一当了大总统,要改变段祺瑞的政策,却非易事,必得找一个强有力的帮手才办得到。

梁士诒会与徐世昌暗中合作,是段系人物所想不到的。段系要角曾云霈,与梁士诒的关系极深,而与徐世昌无甚渊源,甚至在袁世凯时代,梁、徐是对立的。

对立于袁世凯左右的有粤、皖两系。粤系便是梁士诒所领导的交通系,皖系的首领是有名工于心计的杨士琦。两派势力,起初是粤系占上风,梁士诒担任公府秘书长,权过内阁总理,外号称为“二总统”;复有“五路”作后盾,财大势雄,皖系自是相形失色。

但皖系亦别有奥援,就是为世人拟作曹丕的袁大公子袁克定。及至“旷代逸才”的皖系杨度,首倡帝制,袁克定亟亟于“早建东宫”,而梁士诒并不赞成。这一下,皖系全力进攻,利用徐世昌以制梁士诒,在总统府中设“政事堂”,以徐世昌为“国务卿”;废除国务院,而梁士诒亦改为“税务处督办”。经此一番大改革,粤系立即便为皖系压倒了。

民国四年五月九日夜,袁世凯命外交部照会日本公使日置益,承认日本政策提出的“二十一条”,亦就是拿这亡国的条约,交换日本对袁世凯称帝的支持。这一来,恢复帝制便由暗中议论,进入秘密行动的阶段了。

袁克定与二杨——杨士琦、杨度估量局势,日本既无问题,欧美以世界大战正酣,无暇来过问中国的政体,则外交上已无须顾虑。内政方面,各省将军、巡按使,大多为北洋袍泽,当然要捧袁世凯的场。少数几省,或者会反对,不妨事先疏通羁縻,亦无足为忧。

可忧的是内部的反对力量,一个是梁士诒,一个是段祺瑞。段已称病请辞,袁世凯给了他两个月假期,此时在西山养“政治病”。这两个人,一个握着财权,一个握着军权,如果不肯就范,帝制前途,大有障碍。再有一个是做过内阁总理,以“人才内阁”为标榜的熊希龄,他虽在野,有研究系的背景。既已倡言反对帝制,必须先发制人把他打倒,才能免除后患。

于是定了个杀鸡儆猴的办法,策动肃政使王瑚,同一天提出两件大参案,一对梁,一对熊。

参熊希龄的内容,是说他居定有贪污嫌疑,涉及热河都统任内,行宫遗失宝物,又在陕西探勘油矿,浪费巨款,一无所得,显有疑窦。请先将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长张弧免职,听候查办。当然,这是因为张弧是熊希龄的亲信之故。见此光景,熊希龄立即出京避风头。警告的目的既达,这件参案就不了了之。

但是,交通大参案却不能轻易了结。参案原稿,据说先经袁世凯过目,勾掉了梁士诒的名字,目标指向叶恭绰及津浦铁路局局长赵庆华。

于是政事堂发布命令,津浦铁路局局长赵庆华撤职、交通部次长叶恭绰停职候传。这两个风暴刚发生,接着又来了一个霹雳,陆军部次长徐树铮,购买外国军械,浮报价款四十万元,应予免职,陆次由田中玉继任。段祺瑞不受此威胁,第二次呈请辞职,这一回袁世凯准了,派王士珍接任陆长。

参津浦路局长的案子,发展为交通大参案。由于原参情节有铁路购料有弊;滥用私人,把持路政;交通部自行设立,不受财政部监督的“铁路特别会计制度”,纯为便利私图各款,因此牵涉越广。中国的铁路本来只有京汉、沪宁、正太、汴洛、道清五路,邮传部特设“五路提调处”,由梁士诒主持。在他经营之下,又增五路,计为京奉、广九、津浦、吉长、株萍。以后又由詹天佑建造成一条在技术上中国人独立完成的京绥路,亦归梁士诒所控制,局长是他的儿女亲家关冕钧,与另一关——京汉铁路局长关赓麟,都被牵涉在交通大参案中。

由于“梁财神”的名声,而牵涉在案内的要员,及他们的眷属,是北京社交界的闻人,所以“交通大参案”成了热门的社会新闻。有张反对帝制的报纸,名为《醒华报》,逐日详细刊载案情的发展,平添了几百份的销路,因而报上出现了一首打油诗:“粤匪淮枭摆战场,两家旗鼓正相当。便宜最是醒华报,销路新添几百张。”明明道出“交通大参案”是粤皖两系冲突的结果。

再有一首是:“五路财神会赚钱,雷公先提赵玄坛。虽然黑虎威风大,也被灵官着一鞭。”赵玄坛指赵庆华;叶恭绰字誉虎,便是黑虎了;灵官当然是切肃政使王瑚的姓。

至于描写梁士诒,道是:“上场容易下场难,多少旁人拍手看。最是闲情梁燕老,三年两度逛西山。”那时逛西山是生“政治病”的表示,但梁士诒却是借僻静的西山,召集智囊,密商对策,到最后毕竟向袁世凯降服了。

屈服的条件是组织一个名为“变更国体请愿联合会”的组织,接过“筹安会”的棒子,专为帝制催生。梁士诒没有出面,但幕后极其卖力,由反对帝制,一变而为拥护帝制,所换来的好处是,叶恭绰复职,“二关”安然无恙,“五路财神”仍旧属于梁士诒。

到得 “新华”梦醒,梁士诒列名祸首,远去香港。交通系命脉所在的交通部及铁路,由叶恭绰策划,暂时拥护与段祺瑞关系极深的曹汝霖,利用他看守地盘,因而造成了“新交通系”。梁士诒看在眼里,不免存着戒心。叶恭绰资望还不够,既要把持交通部,又要兼顾铁路,十分吃力,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梁士诒一定得想法子重回北京,才能稳住旧交通系的势力。

于是梁士诒与叶恭绰分别在南北放出空气,表示愿为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全国政策费一番气力,目的是争取一道撤销通缉令。目的既达,态度慢慢就变了,实际上是逐渐冲淡伪装的面目,恢复他早就深思熟虑,做了决定的主张:南北议和。

徐世昌的策略跟梁士诒差不多。黎、段之争,为了“北洋团体”,袒护段祺瑞,自不待言。冯、段之争,其实他赞成冯国璋与西南修好的政策,但表面上却装得站在段祺瑞这一面,只以双方是暗中较劲,他无法公然出面调停,同时不着痕迹地相机平衡双方的力量,造成冯、段相持不下的局面,终于使得段系要角,产生了一个只有抬出徐世昌,才能逐走冯国璋的想法。

这些情形,梁士诒看得很清楚。徐世昌既是“众望所归”,而且一上台以后,必然会停战议和,彼此的政治主张相同,梁士诒就落得捧一捧他。所以选出的国会议员,除了安福系及与安福系步调一致的新交通系以外,旧交通系亦决定推选徐世昌为下一届的大总统。

但在副总统的人选上,旧交通系与安福系的态度不一致,安福系决定选举曹锟,旧交通系却有异议。梁士诒的打算是,根本就选不出副总统,空着这个位置,留给西南,作为谋和诚意的一种具体表示。

八月十二日新国会正式开幕。冯国璋通电声明,无意竞选,希望“公举一德望兼备,足以复统一和平者”为大总统。这是反对段祺瑞出任大总统,因为段祺瑞的德望如何且不论,主张武力统一,即不能“复统一和平”。因此,段祺瑞在参、众两院于八月底举行联合会,议决九月四、五两日选举正、副总统时,亦发表通电:“元首改任之日,即政局重新之会,自应及时引退,遂我初服。”

到得九月四日,徐世昌在四百三十六票中,获得四百二十五票,众望所归,安然当选。第二天选举副总统,旧交通系及研究系约定以不出席作为抵制。安福系虽占多数,但却不能达到法定所需要的四分之三多数,以致流会。

曹锟自然大为失望。唯一的安慰是,研究系及旧交通系,都间接向他致意,并非对他有何不满,只是安福系太霸道了,给它一点颜色看看。

这一来就变成安福系的面子问题了,以占压倒优势的大派系,连召集一个副总统选举都召集不起来,这不是天大的笑话?

因此新当选众议院议长的王揖唐,特地去看副议长刘恩格,商量挽救之道。刘恩格字鲤门,奉天辽阳人。当徐树铮与奉军水乳交融时,彼此不分,所以抬举刚三十岁的刘恩格为众院副议长,但就这几天情况大变,刘恩格的态度也就不同了。

“逸塘兄,”他率直说道,“这件事恕我爱莫能助,雨帅带信来,要我适可而止。看样子,以后要分道扬镳了。”

“这,”王揖唐大吃一惊,“鲤门兄,这话从何说起?”

“此中内幕,你应该知道得比我清楚。”

“什么内幕?”王揖唐越发诧异,“我实在不知道。”

“你如果真的不知道,就不妨谈谈。说起来是又铮不对,做了一件很对不起雨帅的事——”

据刘恩格说,徐树铮以奉军副司令的资格,向督办参战处领了一笔奉军的补助费,为数达两百万元之多。这笔钱,徐树铮用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知道,反正奉军并未收到。

“还有件事。”刘恩格又说,“又铮先许了雨帅,拥护他登副座,后来食言而肥,改许了曹仲珊。如今是去选曹仲珊当副总统,在我的立场,更有不便。逸塘兄,诸请原谅。”

“有这样的事!”王揖唐认为有疑问,“杨邻葛跟又铮朝夕在一起,那是多精明的人!又铮冒领奉军补助费,邻葛莫非一无所知?”

“是啊,如此雨帅对邻葛亦很不谅解,恐怕他的参谋长亦靠不住了。”

“唉!”王揖唐大为感慨,“真是没兴一齐来。忙了半天,没有把段芝老捧上去,又铮又跟贵处发生了纠葛。鲤门兄,念在彼此合作、休戚相关的分上,要请你在雨帅面前,善为解释。”

“空口说白话没有用。雨帅的新命得赶紧发表才好。”

“是!是!我去催。”

于是王揖唐找到徐树铮,将刘恩格所说的话和盘托出。徐树铮承认有代领奉军补助费这回事,不过他也有一番说辞,仅只是借用一个名义,并非真的该奉军应得的补助费,为他所侵吞。同时他也有一篇账目,都是其势不得不花,而又无处出账,不得已出此下策。

“总而言之,误会已经造成,只有设法解消。雨帅的东三省巡阅使,明令已经送府盖印了。至于我的奉军副司令,自然只有引咎请辞。”

既已有此补过的表示,刘恩格身为副议长,自不便再袖手旁观,于是相偕去访参议院的议长梁士诒,事先用电话约好副议长朱启钤,一起在梁家会谈。

朱启钤亦是旧交通系,但宦兴已淡,所以到了梁家,不过陪着闲坐,只听梁士诒一个人发表意见。

“逸塘兄,”梁士诒以问句作开端,“我先要请问,南北议和,是不是全国的公意?”

王揖唐不能不勉强地答一声:“是的。”

“既然是的,那么国会岂可不尊重民意?”梁士诒接下来又说,“留着副总统等待西南有人来参加竞选,不但是表现了政府谋和的诚意,而且大总统籍隶北方,再选个北方副总统,不足以团结全国,所以选曹仲珊为副总统一事,我个人是坚决反对的。”

“燕老,你错了。”王揖唐说,“说老实话,现在不是选谁的问题,是连一个副总统选举会都无法召集,在民意上无法交代。我们现为正副议长,更觉得责任有亏。”

“不然!”梁士诒大为摇头,“开了选举会,让曹仲珊落选,岂不是故意给他难堪?现在政局要力求稳定,不能再制造问题。逸塘兄,恕我直言,一定要把副总统选举会开成功,而又绝不会有结果,是庸人自扰。”

王揖唐无以相对,想了半天问道:“燕老,如果大家愿意开副总统选举会,你不会阻挠吧?”

“我一个人从何阻挠起?”

“我是说,燕老,你会不会劝你的友好拒不出席?”王揖唐紧接着说,“我想你老不会。”

梁士诒不知道他肚子里在打什么主意,想了想,稍作让步:“如果他们不来问我,我当然不会干预他们的行动。问到我,自然尽我的忠告。”

看看再没有磋商的余地了,王揖唐只得偕刘恩格告辞。在汽车中,他向刘恩格表示,打算动用个人关系,策动旧交通系的议员出席,谈谈条件,亦自不妨。问刘恩格的意见如何。

“这也不妨试一试。”刘恩格说,“不过我已经托人向曹仲珊致意,绝非对他个人有成见,曹仲珊亦很谅解的。我倒觉得梁燕老有句话很实在,开了会而选不出曹仲珊,变成让他下不了台,反而会出问题,那就划不来了。”

王揖唐另有打算,却不便明言,只含含糊糊地说:“到时候再看情形。”

刘恩格自然不必再多问,随着王揖唐到了宣武门内安福胡同安福俱乐部,打电话约了几个跟交通界极熟的本系议员来吃饭。照例要“叫条子”,一时檀板金樽,热闹非凡。王揖唐便抽空约了个别议员,到烟榻上对躺着,并头密谈,每人负责活动三到五名的旧交通系议员,名单亦在口头上商酌停当。王揖唐估计一百一十余名旧交通系议员,大概能争取到八十名左右,副总统选举会可以开得成了。

刘恩格亦分配到任务,发帖在韩家潭的“清吟小班”宜春堂请客,被邀的都是他的东北同乡,请帖上写明“牌酒两叙”,下午四点钟客人到齐,一桌麻将牌已经摆好在那里了。

“主客一共六位。”有个王议员问,“怎么打?”

“我不必算在里头。”刘恩格提议,“你们五位‘做梦’如何?”

“无所谓。”有人这样回答,等于代表全体发言。

于是扳位上场。第一个轮空的,恰好是王议员。“我来服务。”他喊一声,“拿纸片。”

“拿纸片”是八大胡同的惯用语之一,纸片指“局票”。走马章台,兴会最好的是正预备叫局的时候,因为充满了令人陶醉的想象。尤其是做主人的,往往将“拿纸片”三字喊得特别响亮,表示他不是先“打茶围”的客人,更非“镶边”的“窑痞”,而是飞觞醉月的阔客,自然令人刮目相看。及至酒阑人散,应该剪烛留髡时,相好却借故婉拒,口口声声“对不住”,令人无奈,只好关照“点灯笼”,打道回府。这跟“拿纸片”时的心境,有天渊之别,因而流行一副谐联,叫作“得意一声‘拿纸片’,伤心三字‘点灯笼’”。

不过,王议员此时却谈不到得意,他是纯粹服务,等各人报了名字,发出局票,刘恩格便交代主政的宜春老四照料打牌的客人,自己邀了王议员到后房去密谈。

“这几天到‘财神庙’去了没有?”刘恩格问说。

“财神庙”是指梁士诒家。王议员摇摇头说:“不大去。财神庙是广东人的天下,我们犯不着去凑热闹。”

“既然如此,你就不必听‘财神’的约束,议员本就是独立的。”

“话是不错,不过道义总是要讲的。”

“这就未免太迂了。”刘恩格说,“你虽是财神支持出来的,可是你要知道,财神也在利用你们。这一次的竞选经费,规定由交通部筹一百四十万,财神近水楼台,先提了四十万,实际上最多花了一半。”

“那倒不止。据我所知,至少要花到三十万。”

“就算三十万,也还有十万的好处。”刘恩格紧忽又自己撇开,“这都不去说它了!老王,我是受人所托,打开窗子说亮话吧,逸塘的意思,请大家捧个场,只要到会,选谁都可以;不选谁光是投空票也可以。当然,辛苦大家,应该送车马费,每位半千之数。你看如何?”

“既然如此,何乐不为?”王议员毫不考虑地说,“算我一个。”

就这样趁“做梦”轮定,逐一相谈,结果是一半与王议员同样的想法,一个要考虑,意思是嫌五百元太少;一个率直拒绝,而且很坦率地表示,不是不买刘恩格的面子,而是不愿捧安福系的场。

这样的成绩,差强人意。刘恩格便乐得用安福俱乐部的公款,大花特花。看王议员看中本班的一个“大姐”,便跟“本家”商量,许以重酬,让王议员如愿以偿。

这个“大姐”名叫阿玉,花信年华,工于泥夜。第二天日上三竿,王议员好梦方酣时,却为阿玉唤醒了。

“王老爷,”她说,“梁公馆来过电话。”

“梁公馆?”王议员问道,“怎么说?”

“要你听电话,回报他还没有起床。梁公馆说,有要紧事,请你马上去。我问是哪家梁公馆,他说,你自然知道。”

“噢,噢,知道,知道。”王议员一翻身坐起,脑袋昏昏的,不由得又躺下了。

“怎么?”阿玉问道,“哪里不舒服?”

“是舒服过度了的缘故。”王议员笑道,“躺一会儿再说。”

阿玉当然知道原因,将炖在“五更鸡”上的桂圆莲子粥去盛了来,扶起王议员,喂他吃完,精神便好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