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天津,首先要办的事,当然是去看徐世昌。林权助的话,曹汝霖早在长途电话中已经转达,不过语焉不详。此时当面作了详细报告以后,还要谈到一件事,就是张勋要“揍”他。

“你去见林公使是我的意思。绍轩到了天津,一定会来看我,我跟他说好了。”徐世昌接着又说,“润田,不知道你最近忙不忙,我想请你到日本去一趟。”

曹汝霖很快地想到了,到日本去的任务,跟去看林权助的目的是一样的。稍作考虑,决定拒绝。

“忙倒不忙。不过,菊老,现在张绍轩对我误会很深,我再到日本去一趟,更惹他猜疑。于公于私,都没有什么好处。”

“这话倒也是真话。好吧,我另外托人好了。”

原来徐世昌知道复辟一事,在日本政府方面,外务省与军部有很大的歧见。从这次林权助的态度来看,光是军部赞成复辟,并无多大用处,必须外务省亦表支持,方能进行,因此要找一个与日本外交界关系密切的人去作试探。曹汝霖敬谢不敏,就只有找陆宗舆了。

陆宗舆字闰生,浙江海宁人,当过驻日公使,在前清,曾任东三省盐务局总办。那时的东三省总督就是徐世昌,所以陆宗舆亦算徐的旧部,请来一谈,自然一诺不辞。

陆宗舆现在的衔头是:大总统府财政顾问,所以去日本的表面原因,是为交通银行接洽借款,事实上携着一份密件——徐世昌亲自所拟复辟条件。

“闰生,你到上海去等船,在徐州停一停,把这个条件跟张绍轩谈一谈,听听他的意见,酌量修改一下。”徐世昌又说,“第二条是不能改的。”

“是!我明白。”

启程之前,自然先要打电报通知张勋。由于此去是去活动复辟,张勋非常高兴,特派参谋长万绳栻、秘书长胡嗣瑗,双双到车站欢迎。接至张公馆,天色已暮,一席盛筵,早就预备在那里了。

当下,欢然道故,相偕入席。张勋在主位相陪,频频劝酒,尽欢而散。陆宗舆已颇有酒意,送入宾馆,一宿无话。

第二天一早,张勋请陆宗舆吃徐州的名物“糁”。夜中宾主共计四人,张、陆以外,便是辫帅的左辅右弼,参秘两长。在这个场合,自不妨谈正事了。

“绍帅,有个文件,是菊老亲自拟的,请你过目。”

张勋接到手中,随即喊副官:“把眼镜拿来!”

戴上老花墨镜,将文件在桌上铺平,张勋用手指点着,一个字一个字念道:“复辟条件凡四款:一、拥戴大清国宣统皇帝复辟。二、设辅政王一员,代皇帝执掌政权,以曾官大学士、军机大臣,资格最高之汉人充之。”

念到这里,张勋的脸色不好看了,但犹未发作,只看了陆宗舆一眼,继续往下念:

“三、辅政王由皇帝敕任,任期十年,得连任。”念到此处,没有声音了。过了一会儿,才抬眼问道,“菊老有几位小姐?”

“两位。”万绳栻答说。

“大的多大?小的多大?”

“大小姐出阁了;二小姐庶出,还小得很呢!”

“怪不得了!”张勋看着陆宗舆说,“我看菊老将来不但封王,还要兼一个公爵:承恩公。”

陆宗舆愕然不知所对,万绳栻与胡嗣瑗亦觉得出语离奇。及至张勋把那通文件倒过来,往外一推,看清楚了,方知是挖苦徐世昌。

原来第四个条件是:“皇后聘汉大臣之女充之。”所以张勋要问徐世昌有几个女儿。听说他庶出的幼女,年岁与溥仪相当,则不问可知,刊此一条是为自己留后步。照清朝的定制,皇后的父亲例封“承恩公”。张勋虽是老粗,也知道这个规矩,特为幽了徐世昌一默。

再下去话就更不好听了,“照这个条件,复辟不过成全徐某一个人的功名富贵而已!”他说,“对清室有什么好处?”

“绍帅!绍帅!”陆宗舆不胜惶恐地说,“你完全误会了——”

“我误会什么?混了那么多年,谁能吃几碗饭,我还能不知道?”张勋越说越气,陡地将桌子一拍,“莫非就是他能当辅政王,我张某人就不够资格?”

陆宗舆还待替徐世昌辩白,只见万绳栻连连抛过眼色来,只好见机而作,默不出声。

“到日本去跟什么外务省打听,根本就是多余的事。谁不知道日本是一班元帅、大将掌权。外务省算得了什么?”

“也不光是外务省,主要是跟原敬首相去商量。”

“好吧!你去商量,看商量得出什么花样来。”说完,张勋拂袖而起,管自己退席了。

陆宗舆大感狼狈,“绍帅发这么大脾气,连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他诉着苦,“你们两位看,我无缘无故挨一顿训,冤枉不冤枉?”

“菊老也真是,”胡嗣瑗拉长了贵州腔说,“什么人不好学,要学王莽!”

“闰生兄,”万绳栻犹思弥补张勋与徐世昌之间的裂痕,“我有个主意,你看行不行?菊老提的条件,不必如此露骨。反正将来大事一成,朝廷柱石是少不了他的,不过打算着一柱擎天,也未免吃力。你不妨先回天津,绍帅闹脾气一层,也不必提,只婉转陈词,将条件改一改,让绍帅平一平气。咱们再从中相机化解,不就没事了吗?”

“公雨兄的见教,我很佩服。不过一来一去,怕泄露风声,反而不妙。我想,我还是到上海去等船,一面写信给菊老,力图挽回。”

万绳栻不便固劝,淡淡地答一声:“那也好!”

等他人到上海,由于曾在徐州逗留一宿的缘故,新闻记者认为其中大有文章,紧追不放,吓得陆宗舆躲来躲去,不敢露面。以致原定要在上海看几个做寓公的遗老,诸如瞿鸿禨、陈夔龙、沈卫、陈三立等人,也就只好托人传话致意了。

这样躲了四天,终于踏上日本邮船“朝阳丸”。到得东京,请驻日公使章宗祥向外务省联络,要求谒见原敬首相。不道碰了个钉子,原敬拒绝接见,理由是没有工夫。

这表示在日本政府方面,已经此路不通。陆宗舆跟章宗祥商量结果,认为向皇室方面去动脑筋,是唯一可行之道。

日本皇室对于实际政务的影响力,越来越微弱。元老西园寺公望,一向主张天皇应该像英皇一样,只是全国团结的一个象征,决不可干政,所以即令赞成中国复辟,亦不会发生任何作用。这是陆、章二人深切了解的,而仍旧要动此脑筋,另有一种想法。

这种想法,说穿了就是敷衍塞责。因为日本皇室如果真有支持中国复辟的表示,在不太了解日本政治制度的徐世昌,总以为陆宗舆能说动友邦皇室寄以同情,自是不辱使命。只要他有这样一种感觉,陆宗舆此行,便算有了交代。至于以后日本政府如何表示,那是另一个问题。

于是通过种种关系,将内大臣清浦伯爵请到公使馆来吃下午茶。清浦很健谈,谈中国的书画、建筑,也谈起他的许多朋友,但话题一涉及复辟,清浦便顾而言他了。

陆宗舆心里非常着急,考虑再三,决定单刀直入。“伯爵阁下,”他说,“敝国元老徐世昌先生,特为派我来向贵国朝野请教,关于向大清宣统皇帝奉还大政的问题,不知道阁下有何见教?”

“这是贵国的内政,外人不便干预。”清浦又说,“尤其是我的职务,更不便置评。”

“请阁下以私人身份,发表意见,谅亦无妨。”陆宗舆几乎是哀求了,“请体谅我远来求教的诚意,亦当不吝指教。”

“实在抱歉。即使是以私人身份说话,亦会挨骂。”清浦又说,“足下总记得有贺长雄的故事吧?”

日本法学家有贺长雄是袁世凯的顾问,以“日本立宪而强”作论据,主张中国应实行君主立宪,意在迎合袁世凯。因而博得尚未登基的“袁皇帝”以唐人墨迹相赐,有贺长雄具奏谢恩,自称“外臣”。日本报纸大骂有贺,天津日侨并且召开大会,指有贺在日本尚未承认“洪宪帝国”之前,公然自称“外臣”,有伤日本人的体面,议决取消他的“大和俱乐部”会员资格,竟似不承认他为同胞了。

这个故事,陆宗舆自然知道。如今清浦重提旧事,意在言外,不以帝制为然,当然也就不会赞成复辟。陆宗舆见机,不敢再提这个问题,免得说下去更讨没趣。

当陆宗舆铩羽将归之际,恰是张勋奋翼欲飞之时。

他这趟进京,是万、胡两长,跟“小朝廷”的要角密密商定的步骤。主要的是要“进宫请安”,让溥仪知道有这样一个赤胆忠心的股肱之臣,免得一旦时机成熟,钟鼓齐鸣,通知文武百官瞻拜阙下时,“小皇帝”会有突如其来,在心理上无法适应之感。

“今天皇上不用念书了。”陈宝琛说,“有个大臣来给皇上请安。”

“谁呀?”

“前两江总督兼摄江苏巡抚张勋。”

张勋是在两江总督张人骏听说武昌起义,各省纷纷独立,吓得连夜逃走以后,又隔了些日子,方被任命为江督。虽然危城受命,谁也没有把他的官衔当作一回事,但他本人却颇为矜持。在“小朝廷”,名器已滥,而张勋毕竟实实在在抓过几天“两江总督部堂”的印把子,当然亦是该重视的。

不过大清朝的末代皇帝,那时只得六岁,当然不会知道这个大清朝的末代江督。只是“张勋”这个名字,似乎听说过,细细思索了一会儿,终于想起来了。

“是那个不剪辫子的定武军张勋吗?”

“正是,正是!”新入值毓庆宫,掌管《起居注》的梁鼎芬,处处不忘颂圣,“皇上的记性真好,真是聪明天亶。”

“这张勋是什么出身?”

张勋出身微贱,原名张保,江西奉新县人,投身在本县的翰林许振祎家当小厮。许振祎曾入曾国藩的幕府,光绪十六年简放为河道总督,将张保带了去当马弁。当时并无战事,河督亦不管剿匪,所以没有什么“保案”,张保亦就无法从“军功”上去图个出身,自是郁郁不乐。

有一天有个许振祎的旧部,名叫张勋,来求老长官一封“八行”,想到广西提督苏元春那里去谋个差使。许振祎倒是很切实地写了一封荐函,连同八两银子川资,交代张保转交张勋。不道张保起了坏心,等张勋来了,“假传圣旨”说许振祎跟苏元春没有交情,奉送八两银子,作为川资,赶紧另寻门路去吧!

张勋信以为真,收起银子,自奔前程。张保也就开了小差,改名张勋,带着许振祎的信到了广西龙州,由哨官当到管带,就此起家了。

当然,这些经历如果说给溥仪,会减低他对张勋的重视。所以陈宝琛答说:“张勋出身偏裨,骁勇善战。现在他手下有六十营的兵,皇上召见时,要问问他徐州到兖州一带的情形。”

“他的兵在那一带?”

“是!”

“他现在做民国的什么官?”

“是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

“徐州是哪一省?”

“江苏。”

“兖州是山东。”小皇帝问,“怎么安徽的地方官,驻扎在江苏跟山东呢?”

这一问将陈宝琛问倒了,亏得梁鼎芬机警。“本省地方官在他省带兵,原是大清朝的规矩。”他说,“洪杨剿匪,就是如此。”

于是陈宝琛又特为叮嘱:“张勋免不了要夸赞皇上,请皇上切记,答以谦逊,示以圣德。”

“谦逊”就是“圣德”,这话在陈宝琛不知说过多少次了。几个月前,广西的陆荣廷,应段祺瑞的邀约进京,就曾觐见过溥仪,以民国的两广巡阅使,接受了清朝所赏赐的恩典“紫禁城骑马”,坐着“两人肩舆”进宫。陈宝琛也是一再关照,“务请谦逊”。结果是陆荣廷表示“感激涕零”,写信给世续,请他“代奏叩谢天恩”。

及至有了张勋要进宫请安的消息,上自师傅,下至太监,不约而同地喊出了一个“南陆北张”的口号,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仿佛复辟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觐见的地点,是在雍正以来每日接见臣工的养心殿。穿着清朝袍褂的张勋由内务府大臣耆英“带领”,到了殿上,按照仪制,一跪下来,先将头上红顶花翎的帽子取了下来,放在地上。耆英事先关照过,凡是赏赐过花翎的,帽子应该倒放,也就是将花翎朝上,为的是让皇帝知道,是朝廷重视的大臣。张勋如言照办,然后磕头说道:“臣张勋跪请圣安。”

“伊立!”

张勋听说过,这是满洲话“起立”的意思,便即答一声“是”,站了起来。

其时宫里的规矩,有一项非常的改革,臣子不再像以前那样跪着说话,而且视臣工的身份,或立或坐。像张勋的地位,当然应该赐座,溥仪指一指旁边的一张椅子说:“你坐下来。”

“是!”张勋又磕了一个头,谢恩,方始落座。

“你的军队驻扎在徐州、兖州一带?”

“是!”

“有多少营?”

“六十二营。”

“曲阜是在兖州吗?”

“是!”

“曲阜是要紧的地方,你要好好保护!”

“是!曲阜是孔老夫子的家乡。臣也念过书,当然知道尊敬孔老夫子,上次到曲阜,还特为去看过衍圣公。”张勋略停一下又说,“衍圣公跟张天师提起大清朝的列祖列宗,都说恩德难忘。”

“噢,”溥仪很有兴趣地问,“张天师到底会不会拿妖?”

“会、会!怎么不会?”

溥仪突然警觉,应该讲他的军队,怎么会扯到了张天师?便将话题拉了回来。“你的军队,也跟你一样,”他指着张勋的那根花白辫子说,“都留着辫子?”

“是!”张勋答说,“这是大清朝的规矩,不敢忘记。”

溥仪对这一点很感动,想起梁鼎芬口口声声忠君爱国,不敢一日或忘大清朝,但还是将辫子剪掉了,相形之下,就显得张勋倒是心口如一。

因此,溥仪特为夸奖道:“你的忠心耿耿,我知道。”

“皇上请放心!”张勋大声说道,“有臣在,大清朝没有亡。皇上天亶聪明,大清朝必能在皇上手里中兴起来。”

这时溥仪想起师傅的教导,当即答说:“我差得很远。我年轻,知道的事挺少。”

“本朝圣祖仁皇帝,也是冲龄践祚,六岁登极的哦!”

“我怎么比得上祖宗,那是祖宗——”溥仪不知道怎么说下去。

耆英见机,赶紧向张勋做个手势。张勋便即起立,“臣跪安!”说着,便磕了头,起身后退数步,才转身跟着耆英出了养心殿。

接着,便是内务府送上来一张赏赐的单子。“御笔”是少不了的,由“南书房翰林”代笔,照例是“福”字、“寿”字斗方。张勋蒙恩格外,加赏“龙”字和“虎”字,都是一笔到底的草书。此外是如意、玉器、金带头、人,以及称为“尺头”的缎匹,一共六样。

“张勋还见了三位太妃。”耆英又说,“还赏了酒宴、克食。张勋感激涕零,向臣说是‘感激天恩,粉身碎骨,不足图报’。”

“噢,”溥仪问道,“他还说些什么?”

“他说皇上天亶聪明,前途无量。他从见了皇上,主意更打得定了,一定要把大事办成。”

大事自是指复辟。溥仪便又问:“什么时候可以办成呢?”

“快了,快了。不过不能说准日子。一半人事、一半天命,要等机会。反正皇上万安,‘南陆北张’,有这两支朝廷柱石,大事着实可为。”

张勋离京,陆宗舆回国。此行彻底失败,早有东京来的消息,所以经过上海时,备受遗老责难。还有知道他在徐州跟张勋折冲那一段经过的,批评更为苛刻,说他不仅“外交”未曾成功,“内交”亦未办好。

上海遗老的倾向,从对陆宗舆的责备中可以看得出来,复辟是赞成的,但希望由徐世昌来主持,而对张勋不免存着疑问。这也难怪,遗老大都是翰苑出身,瞧不起张勋这个大老粗。其次“辫子兵”的军纪,实在不堪领教。北方不甚清楚,在江南的,见闻较切,都认为“辫帅”一旦得势,纵兵殃民,是必然之事。此外都还有一种若有似无的隐忧:张勋如果成了大事,六朝、五代的篡弑相寻之祸,恐不可免。

这些有形无形表达出来的意见,对徐世昌是鼓励,更是警惕。静中熟虑,认为复辟这件事的做法,宜暗不宜明,宜静不宜动。随机应变,因势利导,进则别创一番事业,退亦可保眼前的富贵,最为上策。

因此,对于复起的府院之争,采取观望的态度——府院之争复起,是由于对德宣战问题。这原是早就存着歧见的,段祺瑞一直在等待有利时机,展开有利的行动。这年——民国六年二月二日,德国发布海上封锁通牒,实行无限制的新潜艇政策。中立国的船舰在公海航行,亦遭受到极其严重的威胁。段祺瑞认为“是可忍,孰不可忍”,决定在对德宣布绝交后,继以对德宣战。

黎元洪在事先已看到这一趋势,特为策动副总统兼江苏督军冯国璋进京调停,因为冯国璋在这年元旦,曾通电京内外大员,呼吁总统信任总理,总理秉持大政,参众两院力持大体,希望消除总统府、国务院及国会之间错综复杂的争端。黎元洪认为他的立场,应该是可以争取到段祺瑞的尊重的。

由于这一次府院不和的原因,主要是对德政策。因此,黎元洪在冯国璋到京以后,特地举行了一次“外交特别会议”。除了段祺瑞、冯国璋以外,被邀的还有徐世昌、王士珍,以及梁启超、荫昌。

梁启超是赞成对德宣战的,而且冯国璋进京担任调人,亦是由他所建议,因而被邀与议。荫昌是旗人,不但是留德的前辈,而且是有名的德国通,德语精通到市井之言亦无不熟悉,因此早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庚子拳匪之乱以前,发生“胶澳事件”时,协助翁同龢、张荫桓办理对德交涉,便已崭露头角。他做过袁世凯的侍卫长,袁世凯之亲德,据说他具有相当的影响力量。这样一位专家,在外交特别会议研究对德政策时,他的发言,当然会受到相当的尊重。结果,做成一个保守的决议,等于维持现状。段祺瑞在这件事上,又受了一次挫折。

当然,段祺瑞是决不会放弃他的主张的。经过智囊的研究,认为在外交上可以先做对德绝交、继以宣战的准备工作。于是拟了一道致驻各协约国公使的电令,转向驻在国政府磋商中国与德绝交的条件。换句话说,就是向对德作战的各协约国探询:中国如果加入协约国方面,出兵打德国,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尤其是日本,正以参战需要军事物资的理由,在进行借款。这道电令非正式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对于借款谈判,是有帮助的。

但是黎元洪拒绝发布这道电令,理由是此事须得国会同意。段祺瑞大怒,即日提出辞职书,而且不等批准就专车出京回天津了。

这件事,当然是黎元洪做得过分了些,所以经过热心人士一番奔走,而且由冯国璋到天津劝驾,在保证黎元洪一定合作的条件之下,段祺瑞终于回到了北京,照旧到院办公。

复行视事的第一件公事,便是曾遭黎元洪拒绝照发的致驻各协约国公使的电报。第二件公事是给国会的咨文,提出对德绝交案,参众两院,都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但等政府在三月十四正式宣布对德断绝邦交以后,各省表示反对,或者要求政府保持中立的通电,纷至沓来。有一通电报,来自寂寞已久的康有为

一入民国,康有为的声光,远不如他的高足梁启超。但从袁世凯死后,复辟之说一兴,康有为所起的作用,便又非梁启超所及了。

不过,康有为的主张复辟,并非全然照宣统三年的老样子。他在遍游欧美以后,思想比保皇党时代已有所不同,提出所谓“虚君共和”的主张。当然,张勋搞不清“君主立宪”与“虚君共和”的区分,只觉得康有为曾是保皇党的魁首,现在既然拥戴大清朝的皇帝复位,自应借重康有为,所以派他的秘书,也是“万木草堂”弟子的潘博,将康有为接到徐州,尊以上宾之礼,口口声声称之为“老师”。

其实,张勋之尊礼康有为,另有目的。在督军团中,张勋自觉资格比冯国璋相形见绌,从冯国璋当选为副总统以后,更难望他能奉张勋为督军团的领袖,因此打算着利用康有为去做说客。

康有为欣然同意,由原是冯国璋幕僚长的胡嗣瑗,陪着到了南京。冯国璋东阁延宾、西园载酒,礼数不但周到,而且显得极其亲热。

“华甫,”到得酒酣,康有为大咧咧地直呼冯国璋的别号,“拙作《为国家筹安定策者》,不知你看过没有?”

这篇文章是在“洪宪”帝制取消以后所写的,公然主张复辟。梁启超那时还在西南,老实不客气地以《辟复辟论》教训了老师。而且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都督,联名通电反对,说“国体不许变更,乃国民一致之决心,岂有不许袁贼,独许他人之理”,给康有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因此,这时候要试探冯国璋,首先便须了解他对这篇文章的反应。

“这样的大文章,哪里不能看。”

“尊见如何?”

“自然赞成。”冯国璋不满张勋的骄横跋扈,乘机说道,“不过张绍轩不够资格办这件大事,南海先生如果肯出山,我一定执鞭以从。”

冯国璋的这种态度,康有为在回到徐州以后,当然不便实说,他只告诉张勋:“华甫是赞成复辟的。没有问题。”

张勋已另外定了个主意,听得这一说,正好接话。“既然如此,我想请你老再辛苦一趟。”他说,“到京里再探探段芝老的口气。”

原来几次徐州会议,段祺瑞都指派徐树铮出席,名为支持,实际上却是“观变”。徐树铮本就富于机智,长于肆应,对于复辟问题,虽未表示反对,但亦始终没有什么热心的表示。因此,张勋由莫测高深而深感困惑,希望康有为能为他“破惑”。

康有为欣然同意。照他的意思,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袁世凯告密,缇骑将至,仓皇出京,从戊戌到这年丁巳,恰是十九年。如今进京,亦犹如苏武北海牧羊十九年,历尽艰辛,终得重睹汉家威仪,有许多感慨,可向报界发表。但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极力劝说,各界对复辟之议,颇为注意。康有为以保皇党党魁,目标太大,会引起许多流言,增加许多阻力,非智者所为。因此,只得躲躲藏藏地悄然进京,而且也不得亲自去看段祺瑞,托一个老朋友去跟段祺瑞探口气。

所托的这个老朋友,就是颇受黎元洪尊敬的湖北耆宿周树模。他去看段祺瑞时,恰是国会除研究系以外,其他各派各系,都在研究如何在对德宣战问题上杯葛段内阁时,一提此事,正好触发了段祺瑞的牢骚。

“民主再搞下去,非搞得通国皆乱不可。照目前的情形,非君主不能止乱。不过,只能用形式,不能用精神。”

这话转达给康有为,惊喜莫名。“段芝泉深获我心,你看,他的说法,跟我所主张的虚君共和,有什么两样?”他对潘博说道,“段芝泉是赞成了,我到天津去看徐菊人,问他是何主见。”

徐世昌与康有为是二十多年的老友,在甲午以后,戊戌以前,过从甚密。康有为设强学会,袁世凯捐银五百,是最主要的一个支持者,而康、袁之间的桥梁,就是徐世昌。不过,他们也二十年未见了,执手欷歔,有着谈不完的旧事。不过,徐世昌还是存着戒心的,因为康有为翻云覆雨的手段,绝不会如一介武夫的张勋那样容易对付。

终于正式谈到政见了,康有为问:“菊老对于虚君共和,有何意见?”

“君主可以跟共和在一起谈吗?”徐世昌故意讶然反问。

“君主是独裁,与共和自然对立。但君主无独裁之权,尊其位而无其实,则与共和并行而不悖。”

“原来这就是虚君之虚。”徐世昌问道,“可得闻其详乎?”

“我的主张,早已共白于天下,‘保中国,不保大清’。今日言虚君共和,仍是此一宗旨。第一,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万不可复大清朝的国号;其次,君主既为虚君,政权当归内阁,实行责任内阁制,对国会负责任。”

“如吾公所云,与目前的体制,似乎亦无甚区别。”

“不然!”康有为答说,“目前是总统制,而内阁又自以为是责任内阁制,犹之乎美国总统之下,又有一英国式的内阁,府院即非争权不可。今明定为虚君,则今上犹如日本大正天皇,坐享尊荣,万世不绝,是故‘保中国’,亦正所以‘保大清’。”

“这话很透彻。不过,今日大患在国会。必先有代表民意的国会,始足以产生负责任的内阁。以中国的民智而言,此恐非一蹴可就。”

“此自是实情,然而万里之行,起于跬步;不有一画,孰开天地?”康有为将“圣人”的口吻又拿了出来,“我去国十有六年,居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两年,后来久居瑞士、瑞典,凡七游法、八游英、一游葡萄牙,至于意大利、比利时、丹麦,频游不记数。逐客生涯,无所事事,唯以考察政治,为我专业。以为邦人君子,百尔所思,不如我见闻之切,筹思之深。今日欲保中国兼保大清,舍虚君共和制,别无他途可循,是故名为复辟,实在是再造共和。”

徐世昌极为深沉,心想不让皇帝掌权,而为有名无实的虚君,这话在力谋“恢复祖业”的宗室及大清“忠臣”就听不入耳。推行责任内阁制,自为段祺瑞所乐闻,而内阁“对国会负责”则必为段祺瑞所反对。康有为的复辟主张,恐怕很难行得通。

转念到此,不觉又想,将来内阁总理由国会产生,自然是多数党党魁出任。现在的多数党是国民党,但已四分五裂;其次是研究会,梁启超、汤化龙还有被推为内阁总理的可能。至于我东海徐某,只怕此生休想了!

这样一想,连他也反对康有为的虚君共和制了。不过,此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千万得罪不得,因而装出很倾服的神情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保中国兼保大清,苟能如此,实为无上上策。”

这是完全赞成虚君共和制的态度,康有为深表满意,觉得大事着实有可为,一回到上海,立即着手草拟复辟后的诏书,犹如当年行“新政”那样,凡百制度,重新更定。一个物阜民康的虚君共和制的“中华帝国”,逐渐在他脑海中建立起来,虽是空中楼阁,居然金碧辉煌,自己都觉得很过瘾。

到得五月初,潘博衔命到上海来请康有为到徐州,说“辫帅有大计要跟老师请教”。

“大计”当然是复辟。据说时机快成熟了,国会与内阁,为了对德宣战问题,搞得水火不容,双方都不惜决裂。国会想倒阁,而内阁想解散国会,结果搞得两败俱伤,群龙无首,便正是“顺天应人”,取消共和,恢复帝制的日子到了。

“辫帅说,今天谈主张复辟,只有老师够资格。东海虽然位尊,可惜出处不纯。再者,东海主张复辟,自不免有权制思想,不比老师廓然大公、动机纯正。所以一定要等老师到了徐州,辫帅才能决定是不是进京。”

这番恭维,使康有为有知遇之感,当即在潘博陪侍之下,专程抵达徐州。张勋亲到车站迎接,用彩呢大轿将他迎入衙门,张盛筵款待。酒阑人散,邀入“签押房”,报告了部署的情形,请康有为“教诲”。

“此是千秋大业,有六事请将军注意。”康有为逐一列举,首先申明保中国为主、保大清为次的宗旨;其次提出实行虚君共和制的要则。问张勋是否能领会。

“这番道理很深,要慢慢去体会。反正请你老来,就是要跟你老讨教。”

这话有些模棱,但替他想想,也只能如此回答。康有为便点点头说:“以下要谈到用人行政了。既为国家办此事,自身不宜争政权。国务总理一职,应当请徐菊人担任,各省军政长官,暂勿更动。此宜请将军注意者三。”

“是,各省一律不动。”

“徐州现有兵三万,宜调一万进京;一万留徐州,以保根本;另外一万,分布济南、德州间,守住津浦路;再调关外冯德麟一师,守京榆路。兵少,无从镇摄。此宜请将军注意者四。”

“关于用兵方面,你老请放心好了。”

“段芝泉喜欢揽权,心事难知;徐又铮权奇自喜,不可轻忽,此去宜挟段在京,严加监视,万不可使之在外。此宜请将军注意者五。”

“是,是!我一定注意。”

“遗老知识短,亲贵私心重,凡此两辈,不明世界大势,前清之亡,他们要负相当责任。今后用人,务必审慎,此宜请将军注意者六。”

“是的!你老看得很透彻。”张勋又说,“我想借你老的光彩,一起进京,好随时请教。”

“不必!”康有为喊着潘博的号说,“若海,请你把我的皮包取来。”

打开皮包,康有为取出一大卷日本绵纸,全是“奉天承运皇帝”的诏令,从宣告复位,改称“中华帝国”开始,一直到定政体、改官制,以至于征举贤方,不下二十通之多。

及至康有为回到上海,张勋却未北上。因为虽预知时局在府、院、会三角关系错综复杂的冲击之下,都有不惜决裂、打破现成局面,为复辟带来很好的机会,但经康有为的谆谆指点,张勋认为有些问题,需要重新考虑,以留在徐州为宜。因此段祺瑞所召集的军事会议,凡北洋系及愿意与段祺瑞合作的督军,都是亲自出席,唯独安徽是由管民政的省长倪嗣冲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