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八十三天“洪宪皇帝”的袁世凯，终于发现自己被他的长子袁克定、表弟张镇芳，以及一班以“拥立”为长保富贵之计的“文臣武将”，撮弄着坐在一座热灶上，不赶紧跳下来，只怕难逃焚身之厄。
跳下“热灶”的方法，首先是下一道“罪己之诏”，撤销帝制。这道“诏书”自非大手笔不办。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能担当这个重任。
此人名叫张一麟，字仲仁，苏州人。光绪二十九年开“经济特科”，他由江苏巡抚保荐应试，初试一等第四，复试一等第二，发往直隶以知县补用。那时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见投契，收入幕府。在袁世凯称帝以前，他是公府的机要局长；当“洪宪六君子”策动北洋军阀，纷纷劝进时，左右心腹中唯有张一麟苦谏力争，反对帝制。袁世凯虽未听从，但知道他的本心无他；而张一麟感于袁世凯多年知遇之恩，亦始终追随不去。
“仲仁，我很后悔，当时不听你的忠告。现在取消帝制的申令，非借重你笔下不可。”
张一麟义不容辞，亦且当仁不让。他的笔下很快，唯独这道申令，字斟句酌，花了半天的工夫，方始脱稿。以“予”自称，结论中仿照“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成例说：“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予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
“很好，很得体！”袁世凯提起笔，将“予本有统治全国之责”的“予”字勾掉，添上“本大总统”四字。
张一麟倒抽一口冷气，心想皇帝做不成仍旧可以做大总统，世上哪里有这样便宜的事！看样子，袁世凯的梦还没有醒。
申令在“洪宪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发布；第二天又明令取消“洪宪”年号，仍恢复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同时又有一道命令，特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这些命令，由国务卿徐世昌签署，经由“政事堂”颁行全国。
徐世昌是光绪十二年的翰林。翰林有红有黑，红黑之分在文字通不通。徐世昌是个不大通的黑翰林，从未当过考官，亦未派过“撰文”的差使，郁郁不得志好几年，自然而然想到“穷则变，变则通”那句话。恰好袁世凯奉旨在小站练兵，需人相助，而徐、袁是故交，据说徐世昌由河南进京会试的盘缠，还是袁世凯送的。有此渊源，徐世昌便以翰林身份，纡尊降贵，做了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的幕僚。
到得戊戌政变，袁世凯出卖谭嗣同，向荣禄告密而有功；接着是庚子之乱，在山东巡抚任内处理“拳匪”得当而为中外交赞，袁世凯就此飞黄腾达，徐世昌亦随之扶摇直上，入阁拜相。不过，他对袁世凯的帮助亦很大。武昌起义，袁世凯复起，终于窃取了革命的果实，得以骗得隆裕太后的一纸逊位诏书，主要就是靠徐世昌在朝中的运作。
民国肇建，徐世昌以遗老的身份，侨寓青岛。民国三年，袁世凯左右杨士琦的淮系与梁士诒的粤系，势如水火，积不相容，淮系通过袁克定说动袁世凯，强邀徐世昌出任新设的国务卿，以分梁士诒的公府秘书长之权。到得帝制议起，徐世昌表面沉默，暗中反对，最后辞职，隐居天津。
这一次重作冯妇，是帮老朋友的忙来收拾残局。他的想法是，袁世凯取消帝制的申令一发表，各方讨袁的军事行动，没有再持续的理由，西南各省可望取消独立，而袁世凯的大总统的职位，亦就可以设法保全了。
当然，这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徐世昌除了冒用北洋大将而亦反对帝制的段祺瑞，以及原是副总统而为“洪宪皇帝”封作“武义亲王”的黎元洪的名义，打电报给发动护国战争的蔡锷等人，说“公等目的已达，请妥商善后办法”以外，又请出五个人来做调停人。
这五人之中，两个是武昌起义以后南北议和的总代表伍廷芳、唐绍仪，一个是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一个是在江南具极大声望、曾经教袁世凯读过书的南通状元张謇，再一个是康有为。大家都认为西南护国战争是梁启超所策划，而梁启超是康有为的掌门弟子，蔡锷便是康有为的“小门生”，万一康有为肯管此闲事，西南的情势，即可缓和。
这自然是妄想！康有为睚眦之怨必报，何况有戊戌告密那一段超级不共戴天之仇！早在袁世凯称帝之初，他便有一通五千言的长函致“慰庭总统老弟”，嬉笑怒骂，刻薄到家，其中骂得最痛快的一段是：“常人仕宦至出将入相，终有归老之时，假令公四年前汗病，不幸溘逝，已极人生之望矣！况公起布衣，而更将相，身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总统，今又称制改元，衮冕御冠，而临轩百僚，奏臣陪位，已数阅月，亦足自娱矣！公自审其才，上比曾、左、李诸公应远逊之，而地位乃为羿浞、王莽，势变之险如此，尚不急流勇退，择地而蹈，徘徊依恋，不早引去，是自求祸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今公对清室则近篡位为不顺；对民国则反共和为不信，故天怒人怨，不助不佑，不吉不利，公之近状，必无幸免矣！”
这话在康有为看，是幸而言中，何肯管此闲事？此外伍廷芳敬谢不敏，唐绍仪反唇相讥，汤化龙力劝引退，张謇则婉转陈词，亦无非劝袁世凯急流勇退而已。
最使得袁世凯寒心的是，他原寄望于一手培植的江苏督军冯国璋能听从他的要求，联络未独立各省的督军、巡按使通电拥袁，好作为他恋栈的借口。哪知冯国璋的答复是：“已失之威信难返，未来之修名可立”，趁早“尊重名义，推让治权”；又说：“钧座在职一日，誓竭一日之孤忠，设事与愿违，则私谊拳拳，亦不忘于毕生”，言外之意，如果袁世凯不辞大总统，不“推让治权”，他为了公义，亦会举兵讨伐。
至于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提出的休兵条件，一共六条。前四条为：袁世凯于一定期限内退位，可贷其一死，但须驱逐至国外；依云南起义时的要求，将筹安会“六君子”以及劝进最力的段芝贵等七人，即所谓“十三太保”，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帝制筹备费及袁世凯用兵西南的军费，共约六千万，应抄没袁世凯及“十三太保”的家产赔偿；袁世凯的子孙，三世剥夺公权。
见此光景，徐世昌才知道局势的棘手，超过想象不知多少倍。袁世凯一着错，满盘输，摆在面前的是一局死棋。
“死棋肚里有仙着”，徐世昌自以为找到了起死回生的一着棋。他派密使到江苏徐州、安徽蚌埠，跟长江巡阅使“辫帅”张勋、副使兼安徽巡按使倪嗣冲去联络。张、倪二人，深表赞成。于是徐世昌派梁士诒、张镇芳二人去走这步棋。
梁士诒与张镇芳相约，一个走外线，一个走内线。
负责走内线的张镇芳，由于是袁世凯的至亲，所以兼理他的家务，在“洪宪”那几天，等于“总管内务府大臣”。他手下有个得力的管事名叫郭世五，跟溥仪的生父醇亲王载沣的管家张文治是好朋友。张镇芳由郭世五通过张文治，搭上了“内线”——醇亲王的福晋，也就是溥仪的生母瓜尔佳氏。
她是荣禄的女儿，由慈禧太后指婚为载沣的嫡福晋。她跟她丈夫的性情不大相同。载沣在辛亥那年摆脱了“摄政王”的衔头，回家很轻松地对他妻子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醇亲王福晋气得痛哭了一场。
在她眼中，丈夫是“窝囊废”。府里从张文治起，所有的男女下人亦都不怕“王爷”怕“老爷子”，醇亲王福晋规定下人对她必须用这个称呼，表示她是一家之主，更表示对外的大事亦须由她做主。
“对外的大事”便是“恢复祖业”。醇亲王福晋从没有一天忘记过复辟。
为了复辟，她亲自展开交际应酬，通过荣禄的旧部去活动各地的将领，起义“勤王”，但从来没有成功过。即令如此，她仍旧充分信任她父亲的旧部，甚至对袁世凯也能谅解。醇亲王府上上下下、大大小小无不痛骂袁世凯，只有她是例外，说是“不怪袁世凯，只怪孙中山” 。
就因为这个缘故，张镇芳敢走她这条路线。张文治告诉她说：“民党逼袁世凯逼得太狠了，袁世凯宁愿恢复大清朝，徐世昌跟张勋、倪嗣冲都说好了。就怕王爷胆子小，请老爷子劝王爷出面，事情准成！”
“噢，”醇亲王福晋大为兴奋，“他们倒是怎么个做法呢？”
“这是机密大事，不能随便透露。如果王爷肯出面，袁世凯派张镇芳来见王爷，当面细谈。”
“好吧！”醇亲王福晋连连点头，“我跟王爷来说。”
到晚来夫妻灯下密谈，载沣结结巴巴地说：“兹、兹、兹事体大，我得找人来商量。”
“走外线”的梁士诒，在他设在交通银行的私人办公处所宴客。客人只得两位，一个是宣宗——道光的嫡长曾孙贝子溥伦，皇室中，只有他跟袁世凯打过交道。原来筹安会“六君子”在设计中华民国大总统转变为“中华帝国大皇帝”时，认为逊清皇室的“劝进”必不可少。通过各种关系，跟内务府大臣世续倒是说通了，但谁都知道，老醇王一支包括醇亲王载沣，贝勒载洵、载涛及宫中四位太妃，一提起袁世凯，无不咬牙切齿。这样一个形同篡位的仇人，反要推戴他做皇帝，这话谁敢去说？
但毕竟找到了一个可以跟载沣去谈这件事的人，就是溥伦。他肯给袁世凯卖力，有正反两个原因，反面的是，他颇有牢骚，当初穆宗——同治出“天花”，不治而崩，又无皇嗣，按宗法应该由他继承皇室，结果慈禧选了侄子兼外甥子的载湉。
这是旧嫌，还有新恨。溥仪在毓庆宫开蒙念书，选了三个伴读，一个是他的胞弟溥杰，一个是载涛的儿子溥佳，再一个就是溥伦的儿子毓崇。“伴读”除了陪伴读书以外，还有一样用处，代皇室受过。
孩子到底是孩子，总有顽皮不受教，需要加以责罚的时候，但皇帝毕竟是皇帝，既不能骂，更不能打。像这样为难的情形，早在周朝初年就发生过，于是摄政的周公想出来一法子：“成王有过，则挞伯禽。”伯禽是周公的儿子，打打不要紧，成王如果觉得过意不去，自然就会守规矩了，是个很好的法子。
但溥仪的伴读有三个，毓庆宫的师傅陈宝琛，却只把毓崇当伯禽，专找他的麻烦。譬如毓崇好端端地在念书，陈宝琛会突然向他喝一声：“轻佻！”搞得毓崇莫名其妙，细看方始明白，是因为溥仪进书房蹦蹦跳跳的缘故。
这样一天不知挨多少骂，使得本来很用功的毓崇视书房为畏途，功课当然差了，挨骂也就挨得更凶。回家眼泪汪汪地诉苦，气得溥伦常常破口大骂陈宝琛“王八蛋”。
至于正面的理由，不外一个“利”字。其中又有公利、私利之分。私利是给溥伦个人的好处；公利则是以皇室劝进的表示，交换“袁皇帝”承认民国给予清室的“优待条件”，一共八款，最重要是前面三款：尊号不废，岁用四百万元，仍暂居宫禁。
“五叔，”溥伦跟载沣说，“优待条件是民国跟咱们订的，袁慰庭当了皇上，国号要改成‘中华帝国’，他可以不认账。”
“这，这不会吧？”
“是的，本来不会，你把他得罪了，可就难说了。”
“商量，商量！”载沣把他的口头禅搬了出来。
商量的结果，内务府大臣一致主张优待条件必须保全，劝进不必溥仪出面，另用适当的方式表达。于是往返磋商，达成协议，先由内务府给了袁世凯一个正式公文：“现由全国国民代表，决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
换来的是袁世凯亲笔写在优待条件上的一段跋语：“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条件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袁世凯志，乙卯孟冬。”
由世续送还优待条件的同时，还带来了一张照片，是五六岁大的一个女孩。“袁慰庭的十三小姐，他的意思想配给皇上。”世续说道，“特为让奴才来探探四位太妃的口气。”
“怎么能跟他结亲？”原为光绪瑾妃的端康太妃一口拒绝。
同治瑜妃，尊号敬懿，平时与端康太妃不和，不过在这件事上，是站在一起的。她很能干，不必率直拒绝，只问：“袁家这个小姐，是嫡出的，还是庶出的？”
袁世凯的嫡室于夫人，比丈夫还大一岁，岂有望六之年的老妪，会有一个五六岁的亲生女儿？世续心知敬懿太妃是明知故问，却不能不据实回答。
“庶出。”
“那可不行！中宫母仪天下，怎么能庶出？大清朝立后，从没有这个规矩。”
世续默然，也没有答复。好在袁世凯自己也想通了，这头亲事倒是不结的好，一结，不就更像王莽了？所以世续不提，他也不问，只根据内务府的来文，在民国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下了一道令：“政事堂呈称；准参政府代行立法院咨称；准清室内务府咨称；本日钦奉上谕：前于辛亥年十二月，钦承孝定景皇后懿旨，委托今大总统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旋由国民推举今大总统，临御统治，民国遂以成立。乃试行四年，不适国情，长此不改，后患愈烈。因此代行立法院据国民请愿，改革国体，议决国民代表大会法案公布。现由全国国民代表，推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今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表示他的皇位，不仅出于“民意拥戴”，亦由“前朝禅让”。
于是，奔走其事的溥伦，获得了重酬：被袁世凯特任为参政院院长，俨然“国会领袖”。原来的院长黎元洪，封为“武义亲王”。
到得民国五年元旦，举行“洪宪皇帝登基大典”，事先由外务部函请各国公使，元旦入贺，结果只到了一位大使——此人非别人，就是溥伦。由于“优待条件”规定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待“大清皇帝”，所以溥伦的身份是清朝的“钦命大使”。盖了御玺的“国书”上说：“逊清大皇帝敬奉两宫圣谕：特派宣宗成皇帝嫡长曾孙溥伦为全权大使，代表清室全体，恭贺”云云。
溥伦达成了“大清大使”的任务，立即卸除了宝石顶花翎的朝冠与蟒袍，改换“洪宪”的公服到参政院去正式到任。他原来是参政，支大洋五百元，一当了院长，薪俸加了一倍，另外月支交际费两千元，比以前加了五倍之多。可惜，好日子只得两个多月，就快过完了。
“是青岛来的厨子。”梁士诒谦虚着说，“只怕菜不中吃，不过取个新而已。”
“虽新而实旧。”世续指着一道“龙井虾仁”——西湖龙井茶叶炒虾仁——说，“这个菜是翁文恭发明的，我整整二十年没有吃过了。”
“那是戊戌以前？”
翁同龢是戊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里被逐回籍的，不久即发生政变。提到这个年份，作为皇室一分子的溥伦，感慨特深，“戊戌以前还是好年头。”他叹口气吟道，“‘不须更说乾嘉盛，话到同光已惘然’！”
“安知同光中兴之世，不能复见于今日？”梁士诒接口说道，“事在人为而已。”
他生得高大白皙，气度安详，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特予人一种可信赖的感觉，因此溥伦跟世续不约而同地放下筷子，用眼色催促他说下去。梁士诒却慢条斯理地打了一下叫人铃，将他的贴身跟班梁贵唤了进来。
“上菜先在门口通知！”
“是！”梁贵轻声回答。显然主仆早有默契，保密的工作做得很周到。
“项城的处境，不瞒两位说，自然很尴尬，但亦仅止于尴尬而已！”梁士诒说，“大家都以为项城想当皇上，实非深知项城。”说到这里，他特为停了下来，等人发问。
发问的是溥伦：“他不想当皇上，想当什么？”
“想当内阁总理大臣。”
这个回答是溥伦与世续怎么样也想不到的，世续不解地问：“退居臣职？”
“世中堂这话说得太好了！”梁士诒拿起用康熙五彩窑的酒盅所盛的白兰地说，“真当浮一大白！”
当然，没有大杯干白兰地的规矩，主客都只喝了一口，接着往下说：
“说项城不想当皇上，当然是欺人之谈，不过，主要的是‘办共和’办失败了，这是条走不通的路。‘办共和’讲选举，试问中国有多少目不识丁的老百姓，选票上的名字都不认识，你叫他怎么投票？何况，有些名字，听都没有听说过，譬如伦贝子，有几个知道玉牒上的字派是‘溥’字？”
“是啊！”溥伦接口，“犹如大家都只知道梁财神，‘士诒’这个台甫，没有几个人叫得出来。”
“这也不过是共和不适国情的一端而已，此外还多。总而言之，项城的想法是，他要当皇上的念头也许错了，可是恢复帝制绝不错。因此，”梁士诒的语气，很有力地一转，“项城可以不当皇上，但是，帝制绝不能推翻！”
话说到这里，就触及核心了，世续与溥伦不约而同地有个疑问：“袁世凯不当皇上，那么谁来当呢？”只为世续发言在先，所以溥伦就让他说完。
“他不当皇上，谁来当？总不会是菊人吧？”
“东海岂能如此不自量？他心存故主，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么是谁呢？”溥伦有些忍不住了，“燕孙，你痛痛快快说吧！他预备让给谁呢？”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项城一场春梦，如今醒了，唯有不负隆裕太后的付托之重，才是他的自处之道。”梁士诒肃然说，“这是项城跟东海密议，也是区区赞襄的结果，决定如日本当年的幕府一样，‘奉还大政’！”
此言一出，客人皆是惊喜莫名的表情，世续却突然收敛笑容，用责备的语气说道：“燕孙，你酒量很好哇！”
“世中堂以为我说的是醉话？此是何等大事，岂可妄言？”
虽然梁士诒郑重否认绝非戏言，同时也可以肯定亦非醉话，但世续与溥伦仍旧需要有一段心理上适应的时间，才能相信所听到的真话。
恰好梁贵通知来上菜，而且是现片上桌的烤鸭，自然而然就阻断了主客谈正经；可也没有聊闲天，一个个都是食而不知其味地咀嚼着单饼葱酱卷的烤鸭，在忖量这件大事的成败利钝。
等梁贵的踪影消失，世续随即开口，“燕孙，”他问，“这件大事，怎么做法？”
“当然是由项城主动，发表奉还大政的声明。皇上欣然嘉纳，降旨特派袁某为内阁总理大臣，负责组阁。”梁士诒略停一下说，“至于视朝的大典，不妨从长计议。”
“如果各省反对呢？”
“那亦只是西南两三省。照我看恐怕只有云南一省。广西的陆荣廷原是清朝的臣子，倘或反对，岂非叛逆？再说，就算陆荣廷也反对，亦不必担心，到那时候且不说有张绍轩、倪丹忱效忠，段芝泉、冯华甫的态度也不同了。”
张勋、倪嗣冲心存清室，是早就知道的；说段祺瑞、冯国璋的态度会改变，却不无疑问。世续便追问一句：“会吗？”
“会！”梁士诒答说，“他们不听项城的话，总还要听听东海的话。”
世续点点头，对他的答复，表示满意。
溥伦由于当过一次“大使”，比较了解“国际公法”，他提出一个问题：“外国呢？会不会承认？”
“当然会。他们可以不承认洪宪，不能不承认宣统。如果不承认，中国的中央政府在哪里？他们只好下旗回国。”
“那当然是不会有的事。他们有侨民、有买卖，不能丢下不管。”溥伦转脸对世续说，“这件事很可以做。”
“是的。很可以做。”世续答说，“回头从这里散了，我就陪伦贝子上‘北府’。”
“我正要找你们。有件事透着有点儿邪。内人告诉我——”
将这么一件“光复祖业”的大喜事，说是“有点儿邪”，使得溥伦和世续都有啼笑皆非之感，因而话就不容易说得下去了。
“我们俩，刚打梁燕孙那儿来，就是要为这件事跟王爷请示。”
“五叔，”溥伦接着说下去，“这件事很可以做。唯一的顾虑，是外交承认的问题，我们也研究了，结论是各国可以不承认洪宪，不能不承认宣统，否则他们就失去立场，没有交涉的对手了。”
什么“问题”“立场”，载沣最怕听这些新名词，不由得就像吃了青梅似的，牙根都有些酸了。
“最要紧的是，段芝泉、冯华甫的态度会变。他们反对帝制，就是不甘心管袁世凯叫一声‘皇上’，咱们皇上原来就是皇上，段、冯当年都磕过头的。”世续渐渐起劲了，“王爷，这是千载一时的良机，万万不可错过。”
“好吧！”载沣为他们说动了，“明儿‘上门’，先跟太妃们回一回。”
“太妃那里不忙。”溥伦说道，“她们没有不赞成的。这件事只要五叔拿主意就行了。”
“我可拿不定主意，回头找老六、老七商量。”
老六是载洵，老七是载涛。载洵住天津，一时无法商量；将载涛找来一谈，他自然深感兴趣，不过，他认为这件事应该跟“宗社党”的要角谈一谈。
“宗社党”是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才出现的一个政治组织，以“小恭王”溥伟为首，旗人中受过新式军事训练的良弼、铁良，都是重要分子。这个党的目的，顾名思义便知是为了挽救爱新觉罗皇朝，因此，反对退位，反对议和，更反对袁世凯。及至良弼被刺，北洋军阀又发了赞成共和的通电，宗社党才被迫同意清帝逊位。隆裕且曾传谕解散宗社党，不过暗中仍在活动，根据地是大连，后台是日本浪人及军部一部分野心分子，要角是肃亲王善耆、溥伟，及光绪皇帝的连襟，曾经掌过度支大权的“泽公”——镇国公载泽。
善耆与溥伟都不在北京，只有找载泽来谈。偏偏载沣最怕跟载泽谈正事。在他当摄政王时，载泽与奕劻争权，常常在事先、事后去找载沣，以“老大哥”的资格，提出强硬的要求。他的嗓门大，话又说得快，每每使得有些结巴的载沣，无法招架。
但也无法，这件大事如果作为“家务”来看，以载泽的地位，是必须听取他的意见的。等将他请了来，说知经过，载泽问道：“你是不是相信有这样的好事？”
“我、我也不大相信，不过，有这样的好事，总要拿它当一件好事来办。”
载泽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只说：“我赞成。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不能让袁世凯当内阁总理大臣。”
“那怎么行？”载沣气急败坏地说，“你干脆就说不赞成好了！‘人不为己，男盗女娼’，袁世凯就是为了还想掌权，所以才愿意拥戴皇上，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
“是的，我明白，不过咱们得装糊涂。我告诉你吧，这是讨价还价的手段。袁世凯，仍旧可以让他当总理大臣，不过，得分他的权：第一是用人之权；第二是军权；第三是财权。这三种权，咱们得抓在手里。”
载沣默然好久，方始问道：“光说军权吧，让谁来抓？当年会议退位的时候，隆裕问老七：‘载涛你管陆军，你知道咱们的兵怎么样？’老七答说：‘只练过兵，没打过仗，不知道。’你说吧，袁世凯就愿意把军权交出来，可又让谁去接？”
“交给谁都一样。如果袁世凯肯听话，交给他亦未尝不可。”载泽接着又说，“总而言之，袁世凯把大权交出来是一回事，咱们再授权又是一回事。不可混为一谈。”
载沣不大了解他的本意，但不论如何，应该讨价还价，也算是一种意见。接着，又找了几个人谈，看法不一，有的人以为难得袁世凯还有这片心，不必多作要求，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免得人家一起反感，把只煮熟的鸭子飞了；有的人以为徐世昌比较好对付，不妨让他当内阁总理大臣，对袁世凯，不妨封异姓王作为酬谢，而且该像尚可喜那样，封他为平南王，让他去镇压西南；有的人以为该仿照早年的制度，设议政大王，辅助皇帝。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有一点是毫无异议的，就是绝不该拒绝袁世凯的好意。
该问的人都已问过，就该“上门”了——载沣管进宫去看他的儿子溥仪叫“上门”。溥仪才十二岁，但在师傅陈宝琛、徐坊、朱益藩、梁鼎芬等人的“循循”善诱下，对于皇帝的“权威”，已颇有了解。载沣原以为他不过是一个孩子，不会懂什么，及至有一次碰了个钉子，才知道“皇上难惹”，从此加了几分小心。
碰那个钉子是为了庆亲王奕劻的谥法。隆裕开御前会议时，只有溥伦跟奕劻主张逊位，因此这两个人，在宫中被“另眼相看”。溥伦不大在乎，奕劻则很知趣，尽室迁往天津。这年正月初七去世，递上“遗折”，照例应该有“恤典”。那时的小朝廷，内务府就是包办一切的政府，既是“军机处”，也是“内阁”，所以拟谥亦是内务府的事。亲王只谥一字，内务府拟了“恪、勤、敬、慎”四字，请“皇上朱笔圈出”。
这该跟师傅们商量，但是溥仪那两天感冒，不上书房，只好一个人拿主意。由于奕劻的劣迹，平时听得很多，溥仪觉得内务府拟的四个字，一个也不配。于是命太监取了一本“会典”来，自己参考着拟了四个字：“缪、丑、幽、厉”，连同内务府的原奏，一起发了回去。
不一会儿，载沣“上门”了，“皇上还是看、看、看在宗室的分上，另、另赐个——”他还未能毕其词，已为他儿子把话打断了。
“不能另外赐谥。”溥仪大声说道，“奕劻受了袁世凯的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三百年天下，断送在他手里，怎么可以给美谥？只能这个，丑！缪！”
“好，好好！”载沣是有备而来的，从怀中掏出一张纸条说，“那就用、用这个，‘献’字。这、这个字有个犬旁，这、这字不好！”
那是太监的见解。庚子之乱的罪魁祸首端王载漪，害得大家流离道路，便有太监编了一个故事，说他的父亲惇王奕誴，在大丧时与福晋敦伦，生了一个儿子，违悖礼法，行如禽兽，所以咸丰将惇王此子命名载漪，取漪中有个犬字，意思是骂他为“小畜生”。
如今载沣用献中有犬，不是好字的说法，是因为溥仪亲自交下四个丑恶字眼，则想为奕劻乞得美谥，不易办到，因而找“南书房翰林”去商量，找到这么一个字，可以哄得过去。谁知不然！
“有犬旁也不行！而且也不是坏字！”
“坏、坏、坏，确是坏字。”
“既然是坏字，怎么明世宗的生父叫兴献皇帝呢？”
明朝的皇帝，载沣最熟悉的，就是这位未践大位、追尊为帝的明世宗生父。因为当年为了光绪入承大统，朝士生怕如前朝的“大礼议”那种严重的纠纷，复见于本朝，甚至御史吴可读竟以死谏，引宋朝的“濮议”、明朝的“大礼议”为鉴戒。明世宗既尊生父，何以竟无视于“坏字”之“献”？溥仪这一问，将他生父问得更结巴了。
“这简直是欺负人嘛！”溥仪不讲理了，“不行，不行，不给了！什么字眼也不给。”
“别、别、别哭，别哭！我找他们去、去研究。”
研究下来，用了个“密”字。“献”字作贤字解，奕劻自然不配；“密”字照《谥法考》是“追补前过”之意，勉强可行。溥仪在师傅的劝解之下，总算同意了。
因为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载沣根本不敢大意，“上门”之后，先找陈宝琛，将袁世凯愿意“奉还大政”的经过情形说了一遍，征询“师傅”的意见。
“袁世凯岂是可以信任的人？”陈宝琛说。
“他现在是势穷力蹙，身不由己。”载沣又说，“看来有诚意。”
“光是诚意没有用。既然势穷力蹙，身不由己，又何能一手包办大政？”
“这、这试一试，也不要紧！”
“不要紧？”陈宝琛将脑后那根小辫子摇得直晃荡，“我看很要紧。成且不论，败则是不了之局。”
“怎么个不了？”
“只说一样好了，取消优待条件——”
“啊、啊、啊！”载沣神色大变，蓦地提起手在自己前额上拍了一巴掌，“我怎么连这个都没有想到！”
但是，载沣虽已恍然大悟，却不能断然做出拒绝的决定，只是听陈宝琛的劝，根本不必对“皇上”提这件事，只跟太妃们谈一谈就是了。
太妃们的意见不一，四个人四种态度：一个赞成；一个不信有这样的好事，所以根本不感兴趣；一个大骂袁世凯，说他“也有今天”，十足幸灾乐祸的口吻；唯有敬懿皇贵妃，作了很明确的表示。
“恢复祖业，谁不乐意？不过也得看看，是怎么个恢复！就像想发财那样，不能说为了钱，什么都可以不顾。这件事，换了我是民国的人，我就不服。每年白花花的四百万大洋，倒把人的贪心供养出来了！索性连这个都不给，看你有什么能耐？”
这话说得比陈宝琛更透彻。载沣唯唯称是，将世续与其他内务府大臣都找了来，商量如何回复梁士诒。
“他、他是‘财神’，咱们可别、别得罪他。”载沣很吃力地说，“必、必得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经过一番商酌，居然把冠冕堂皇的理由找到了。世续做东，回请梁士诒，仍请溥伦作陪，很委婉地表示，清室对袁世凯预备“奉还大政”，深表欣慰，也极愿意早观厥成，但不愿为此事替袁世凯找来意外的麻烦。国内有袁世凯的威望，一定可以镇服得住，但使节团如何？倘或外交上不承认，岂非造成无可挽救的僵局？所以梁士诒不妨先向东交民巷探探口气。
用不着世续说，梁士诒早就下过功夫了。与袁世凯在韩国便有密切交往的英国公使朱尔典，是预备支持的，此外就很难说了。
如今听到世续代表清室答复，亦以外交承认为接受“好意”的先决条件，越发觉得“领事团”的态度，为此事成败的关键，所以决定派人去做一个广泛的试探。
试探的结果，令人失望，反应极坏。最令人困惑的是日本竟然亦反对。“他们不是支持宗社党的吗？”梁士诒问道，“大仓喜八郎还借了一百万日币给肃亲王，助他恢复清室。何以态度一变？”
“燕公，”有“日本通”之称的铁路局陈局长答说，“他们支持宗社党，是要搞一个皇帝出来分割满蒙，不要一个‘奄有四海’、号令及于全国的宣统皇帝。”
“原来如此！”梁士诒沮丧地说，“此路根本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