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周围七八十里的人都赶到闵家庄来看社戏。闵家有个亲戚是种田人，年纪已经望六十了，淡蓝布大棉袍上面束着根腰带，一张脸却生得非常秀丽文弱，只是多些皱纹，而且眼睛仿佛快瞎了，老是白瞪瞪，水汪汪的；小瘪嘴，抄下巴，总是茫然微笑着。他谦让了半天，方肯坐到饭桌上，捧着饭碗，假装出吃饭的样子，时而拣两粒米送到口里。闵老太太与少奶奶都在厨房里忙着，因此也没有人应酬他。后来老太太出来了，一看见这情形，连忙掇过一张凳子坐在他背后，殷勤地劝酒让菜，一阵张罗，笑道：“我们到你们家就不像你这样客气。我们到你们那里，又是鱼又是肉，又是点心，你到这里来是什么都没有，不过饭总要吃饱的！”她给他拣菜，他极力撑拒。一个冷不防，她把剩下的半碗炒肉丝全都倒到他碗里去了。他急起来了，气吼吼两手按在桌上站起身来，要大家评理，说道：“这……这叫我怎么吃法？连饭都看不见了嚜！”
他们家又有个朋友来借宿，都叫他孙八哥。一张嘴非常会说，我先还想着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叫“八哥，”后来听见人问候“八奶奶，”方才确定他是行八。若要问起当地的木材，蚕桑，茶山，税收，各种行情，民情，孙八哥无不熟悉，然而他还是本本份份的，十分和气。他身材矮小，爆眼睛，短短的脸，头皮剃得青青的。头的式样好像是打扁了的；没有下颏，也仿佛是出于自卫，免得被人一拳打在下巴上致命的。
他讲给闵先生的舅子听“有一次日本兵从潼县下来”的故事。那天他正在家里坐着，他们来了。“……一走就走进来了。领头的一个军官开口就问我：‘你是老百姓啊？’我说：‘是的。’那他又问我：‘你喜欢中国兵呢还是喜欢日本兵？’这一问，我倒不晓得怎样答是好了。我不晓得他到底是中国兵还是日本兵。说的呢也是中国话。”闵先生的舅子便道：“听他们的口音，一听就可以听出来的。”他不知道日本兵的国语与话剧式的国语在乡下人听来同样是官话。孙八哥也并不和他分辩，只把头点了一点，自管自说下去，道：“嗳，听口音又听不出来的。只有一个法子，看他们的靴子可以看得出来。嗳——两样的。不过，不敢看。”他把头微微向后仰着，僵着脖子，做出立正的姿势，又微笑着摇摇头，道：“不敢往底下看。”闵先生的小舅子从此也不屑于插嘴了，只是冷冷地微笑着，由他说下去。他道：“那么我怎么回答的呢？我叹了口气说：‘唉，先生！我们老百姓苦呀！看见兵，不论是中国兵，日本兵，在我们也都是一样的，只想能够太平就好了，大家都好了！’他听了倒是说：‘你这话说得对！’——难末我就晓得他是日本兵了！”
孙八哥说罢，十分得意，闵先生的舅子只是不作声，我在旁边倒很想称赞他几句，想想还是不开口的好。因为他对于女人，虽然是很客气，就连在饭桌上说“慢用”的时候也不朝她们看的。
对门的一家人家叫了个戏班子到家里来，晚上在月光底下开锣演唱起来。不是“的笃班，”是“绍兴大戏。”我睡在床上听着，就像是在那里做佛事——那音调完全像梵唱。一个单音延长到无限，难得换一个音阶。伴奏的笛子发出小小的尖音，疾疾地一上一下，吹的吹，唱的唱，各不相涉。歌者都是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吧？调门又高，又要拖得长，无不声嘶力竭，挣命似的。在大段唱词之后，总有一阵子静默，然后隐隐听见一个人叫道：“老丈请了！”或是：“末将通名！”不慌不忙地交换了几句套语，然后又静默了下来。笛子又吹起来，一扭一扭，像个小银蛇蜿蜒引路，半晌，才把人引到一个悲伤的心的深处。歌者又唱起来了。搬演的都是些“古来争战”的事迹，但是那声音是这样地苍凉与从容，简直像一个老妇人微带笑容将她身历的水旱刀兵讲给孩子们听。
江南这一带是这音乐的发源地。对过的白房子，在月光中静静地开着两扇大门。月白色的院落上面停着一朵朵淡白的云。晚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浅色的明亮的蓝天。
大门里忽然走出两个人，黑暗中只看见他们的香烟头上的一点红光。有一个人说：“这种戏文有什么好看？一懂也不懂的！”是一个年青人的声音。他们对着墙根站了一会，想必是撒尿。随后又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