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宿在半村半郭的人家。这两天一到夜晚，他们大家都去做年糕。方方的一个天井，四周走廊上有两三处点着灯烛，分别地磨米粉，舂年糕。另有一张长板桌，围上许多人，这一头站着一个长工，两手搏弄着一个西瓜大的炽热的大白球，因为怕烫，他哈着腰，把它滚来滚去滚得极快，脸上现出奇异的微笑，使人觉得他做的是一种艰苦卓绝的石工——女娲炼石，或是原始民族的雕刻。他用心盘弄着那烧热的大石头，时而掰下一小块来，掷与下首的女孩，女孩便把那些小块一一搓出长条，然后由主妇把它们纳入木制的模型，慢吞吞地放进去，小心地捺两捺，再把边上抹平了，还要向它端相一会，方才翻过来，在桌面上一拍，把它倒出来。她不慌不忙的，与其说她在那里做着工作，毋宁说她是做着榜样给大家看。她本人就是一个敝旧的灰色的木制模子，印有梅花兰花的图案。她头发已经花白了，人也发胖了，身材臃肿，可是眉目还很娟秀，脸色红红的。她旁边站着的是她的弟媳妇，生得有一点寡妇相，刮骨脸，头发前面有些秃上来了。她笑吟吟地，动作非常俐落，用五根鹅毛扎成的小刷子蘸了胭脂水，每一块年糕上点三点，成为三朵红梅，模糊地叠印在原有的凸凹花纹上。忽然之间，长桌四周闹烘烘地围着的这些人全都不见了，正中的红蜡烛冷冷清清点剩半截，桌上就剩下一只洋铁罐，里面用水浸着一块棉花胭脂。主妇抱着胳膊远远地看着佣仆们把成堆的年糕条搬到院落那边的堂屋里去，她和主人计算着几十斤米一共做了几百条。
有一次她和我攀谈，我问起她一共有几个儿女，除了我看见的三男二女之外她还有过一个大女儿，在城里读书读到高中一了，十七岁的时候生肺病死了。她抹着眼泪给我看一张美丽的小照片，垂着两条辫子的，丰满的微笑着的面影。谈到后来，她打听我的来历。依照闵先生所编的故事，我是一个小公务员的女人，上×城去探亲去的。闵先生说，年纪说得大些好，就说三十岁。大概是我的虚荣心作祟，我认为这是很不必要的谎话。当这位太太问起我的年龄的时候，这虚荣心又使我顿了一顿，笑着回答说“二十九岁。”她仿佛不能相信似地说：“已经二十九岁了？……哦？……”这使我感到非常满足。
所有的女眷都睡在楼上，但是，已经上了床的太太还是可以用她的娇细尖锐的嗓子和楼下对谈，她要确实知道什么门可记得关好，什么东西可收起来了。那楼板透风，震震作响，整个的房子像一个大帐篷。女佣搭着铺板睡在楼梯口，床铺附近堆着一大筐一大筐的谷，还有一个尿桶，就是普通的水桶，没有盖的，上面连着固定的粗木柄，恰巧压在人的背脊上，人坐在上面是坐不直的。也不知为什么，在那里面撒尿有那样清亮的响得吓人的回声。
楼上只有一间大房，用许多床帐的向背来隔做几间，主妇非常惋惜地说从前都是大凉床，被日本人毁了，现在是他们说笑话地自谦为“轿床”的，像抬轿似的用两根竹竿架起一顶帐子就成了。
老太太带着脚炉和孙女睡一床。为小女孩子脱衣服的时候，不住口地喃喃呐呐责备着她，脱一层骂一层，倒像是给衣裳鞋袜都念上些辟邪的经咒。
我把帐子放下了。隔着那发灰的白夏布帐子，看见对床的老太太还没吹熄的一盏油灯的晕光，白阴阴的一团火，光芒四射，像童话里的大星。
我半夜里冻醒过一次，把丝棉袍子和绒线短袜全都穿上了再睡。早晨醒来，楼上黑洞洞的一个人也没有。屋顶非常高，芦席搭出来的，在微光中，一片片芦席像美国香烟广告里巨大的金黄色烟叶。已经倒又磨起米粉来了，“咕呀，咕呀，”缓慢重拙的，地球的轴心转动的声音……岁月的推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