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里又一度新绿替了残红。
彭稚凤高中毕业后，报名下乡到农村去了。正好安插在沈岩家的那个大队。
稚凤擅长朗诵和讲故事，在学校的那两年，因有沈岩老师帮她写稿，无论哪次晚会，她都能拿出一两个新鲜精采的节目。下乡以后，她时常把在学校学的那些故事讲给社员听。
群众可喜欢听她的故事了，常常一围数百人，听罢一遍，还叫她讲第二遍。有一次她讲著讲著，天忽然下起雨来，淅淅沥沥，把周围田里的玉米叶打得唰唰作响。然而，听众没有一个肯动弹的。一位老大爷自动替她罩著雨伞，自己的身子却撤到伞外挨淋。稚凤开始还以为这老头是个故事迷呢，后来她才听人介绍，那位老大爷原来是个聋子，自己根本听不见故事，他主要为了让别人能听好。
群众的热情，甘露般的滋润著稚凤心底一株初萌生的幼芽：社员那么爱听故事，自己怎好老给他们热剩饭呢？然而，在农村一时请不到别人帮他写，自己几次想试探著动笔创作，但又心有馀而力不足。自从沈老师教她的语文课以来，她曾对这门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就那么两年的时间啊，“书到用时方恨少”，于是，她又一次想到了她深深尊敬的老师，并且断定，他一定肯帮这个忙的。
一个星期天，稚凤猜想沈老师可能回家来看望他的母亲。自下乡到这个大队以后，稚凤才从群众的口中对沈老师的家庭有个大概的了解：
沈岩的父亲原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旧社会里困顿半生，时常东飘西荡而谋不到一个饭碗。最后才被一个美国医生聘去当了家庭教师。临解放时，那个美国人要把他带到美国去。但到了香港，他再不肯走了，后又随朋友东渡日本，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回到祖国，并且很快当上了省城某重点中学的教导主任。听讲，他知识很渊博，初、高中各门课没一样不能胜任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特别对他出国的那段历史，进行了新的追查，于是，他自杀了……
稚凤还听讲，这人死后还被批判了一场，想来问题也许不会小的。
但是，沈岩一直同他的母亲生活在农村，在稚凤同沈老师的接触中，也从未听到他提过父亲的事，想必是能够划清界限的。因此，尽管蒙上了这层阴影，却并没有减弱稚凤对沈岩老师的深深的尊敬。
丽日高悬，秋禾正艳。稚凤轻快地踏著田间小径，很快来到了沈老师的家。她正准备进去，忽听屋里传出沈岩同他妈妈争执的声音。
“难道他娘儿俩闹气了？”稚凤这样推测，并且不自然地退到一株向日葵的后面……
“你发疯了！这阵子挂那个干啥？”沈妈妈的声音。
“妈，你怕什么？”沈岩反问。
“不是我怕，我是替你想啊！”沈妈妈凄然地说，“你还年轻，又喜欢争强好胜的，得想想自个儿的前途……”
“我愈想我的前途，才愈想把这个挂出来……”稚凤也没听出个头和脑，等屋里平静下来，她便走进去了。刚刚坐下，忽然发现墙上挂著一张放大相片，照的是一个中年男子抱著个胖胖的孩子，站在抱玉岩上，望远凝思。再配上那精致的玻璃镜框，更显得闪闪生辉。
稚凤奇怪地问：“沈老师，这是谁的照片？”
“以前，我爸爸抱著我照的……”
“啊……”稚凤好看的修眉细眼，由于过分的吃惊，一时全部变了形状。她的“划清界限”的判断被彻底推翻了……
“你挂这个……不太合适吧……”稚凤愣怔了好一会儿，才这么吞吞吐吐地问。
“你……应当……划清界限……”
“不！这个界限是划不清的，我也不肯去划这个界限！”沈岩收敛起蓄在嘴角上的笑容，铿锵有力地说，“我爸爸刚死的时候，有人劝我说，只要我肯去对著尸体批判一场，就算是划清了界限，还可以照顾安排工作，可我没有那么做……”接著他又反问他的学生，“你以为那些操棍子乱打人的真是什么左派吗？那些被折磨死的‘黑帮’，都一定是坏人吗？”
“可他……毕竟没平反……”
“棍子还操在那些人手里，冤案怎么可能昭雪呢！”沈岩愤慨地介绍，“我爸爸是到过香港、日本，可是一腔爱国的热血终于使他不辞万难，回到了祖国，他把这段历史向党交代得清清楚楚，组织也作了结论。他十几年来，把整个心血都泼在党的教育事业上，他亲手把一届届学生送上大学，送到祖国各个战斗岗位上，他到底黑在何处呢？”
稚凤的惊诧慢慢消失了。她再次把目光投向那张放大的照片上，发现这位从不认识的老教导主任，确实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于是她又问：“这张相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五三年。”沈岩的话泉水似的喷涌出来，“听爸爸说，解放前，他的知识没人赏识，就像人把卞和的玉说成是石头一样。他常常孤独地站在抱玉岩上，面对滔滔的淮河，朗诵苏轼的碑文：
抱玉岩前桂叶稠，
碧溪寒水至今流。
空山日落猿声啼，
疑是荆人哭未休。
“回国后，他的才华得到了充分施展的机会，布满创伤的心灵，终于燃起希望之火。那年，他无比兴奋地把我带到抱玉岩上，拍下了这张照片，给我取了现在的名字，并作了一首诗……”
“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现在还不是朗诵这首诗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