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倒宁愿值夜班，读书或绘画的时间多。坏只坏在六点下班，十点便得起床吃早饭。而且才上床，刚睡着，就听见维伦妮嘉在隔壁房里尖着嗓子喊：
“噢！不行！查理，住手！真的。好讨厌耶，查理！住手。嘿，不行。我不！”
像是冷冰冰的手伸进了热呼呼的毯子里。查理·冯一点声音也没出。他是槟榔屿来的，五官柔和，很漂亮，同维伦妮嘉在同一个伤兵站，另一个男生是印度人。听见这摧折人神经的惨声长号，琵琶与比比都没吭声，眼色也没使一个。等只有她们俩了，比比便道：
“维伦妮嘉的胸部开始发育了，以前跟你一样平。”
“我倒没留意。”
“我就想了：女孩子恋爱了，像朵花似的开了，以前胸脯平平的，现在也发育了，时机正好，就在最需要吸引人的时候。大自然是不是很奇妙？”
琵琶看过书，不免疑心比比是倒因为果。可是比比心荡神驰地看着她，她也只能微笑，喃喃称是。
宿舍楼梯口上有一堆丢弃的书，始终没人清理。琵琶在里头挖宝，多半是教科书，有中文的，《孔子》《老子》《孟子》。她想找《易经》，据说是公元前十二世纪周文王所作，当时他囚于羑里，已是垂垂老矣，自信不久便会遭纣王毒手。这是一本哲学书，论阴阳、明暗、男女，彼此间的消长兴衰，以八卦来卜算运势，刻之于龟甲烧灼之。她还没读过。五经里属《易经》最幽秘玄奥，学校也不教，因为晦涩难懂，也因为提到性。《老子》也不在她的课外书之列。只读过引文，终于让她找着了一本。《老子》是乱世的贤哲，而中国历史上总是乱世多于治世。孔子学说就只有在较太平的岁月才实用。孔夫子自己就说：
“仓廪实则知礼节。”①
以前不明其意她就会背《论语》《孟子》。她把书带回房。群魔乱舞的世界使她亟渴望能找到纪律或秩序，虽然回不到过去了。过去也未见得有秩序。事实是她父亲的屋里也是同样地没有王法。孔子遥不可及了，声气不再训诫，变得甜美怀旧。
“孔子说的是哪里的方言？有人知道么？”她问过周教授。
老教授迟迟不答，这片刻的犹豫反倒赢得琵琶的尊重与信心。“广东话。”他道，令人诧异，“他说的是中原的古音，发音非常接近现在的广东话。”
他自己的广东话说得很糟，常拿来逗学生笑。他也请男生在课余吃花生米，很受男孩子的爱戴，不过当然不请女孩子。有一次吃茶嚼花生米，传出来他与布雷斯代先生一块到广东，晚上宿在尼姑庵里。他是前清的秀才，科举考试废止前中的。
“以前常说由内而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轮到你们这代正好反过来。”他在课堂上说，“生在香港或是海外，你们是以西学为体，所以是由外而内。嘿嘿嘿嘿！”他笑道，这是他最喜欢的比喻，人人也跟着笑。
琵琶想：我知道里面有什么。什么也没有。持不同论调的人会这么说因为他的生活完全仰仗它。打完了，外头也什么都不剩。我们以为另一边还有东西，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道墙。
孔子让她想不通的地方在对礼的讲究，这么一个中庸的人真是怪异。但她渐渐明白礼对生活与统治的重要，宰治着人们，无论是家庭、部族、王国或民族。她想：只要美，我倒不介意压迫。你习惯的美有一种恰如其分，许多人看成德行。我们受压迫惯了，无论是在盛世或是乱世，而那只压迫的手总是落在女人的身上重些。这样的憧憬就是美的一部份，不就是自压迫来的？
子曰：“礼失而求诸野。”
穷乡僻壤可能还保存着礼。日本曾是海外一个蛮夷之邦，岛民学了我们的东西，比我们自己保存得还好，而且还继续附骥，我们却变成了一个失去了礼的国家。她记得临行前姑姑与她握手，感觉那么滑稽。现在的鞠躬也是舶来品。中国的鞠躬要加上手与臂的动作，而且男女有别。现在没有人做了。连新式的鞠躬都做得漫不经心、忸怩不安，微微侧向一边，错过致敬的对象。除了婚礼、丧礼、演讲等场合，也几乎没有人鞠躬。别的场合做来显得矫情，像中产阶级。我们也嘲笑欧洲人的僵硬的深深的鞠躬与日本人的九十度鞠躬。磕头的还是有，虽然越来越少。穿着紧身的旗袍与西装磕头不够优雅。琵琶倒不介意。
“自己过生日还得跟每个人磕头，觉得不觉得委屈？”表大妈有次跟她说。
“我不介意，我喜欢磕头。”
表大妈笑道：“这倒新鲜，她喜欢磕头。”
她也在这堆丢弃的书里找到颜料与毛笔，还有一大卷白色厚纸，可能是某个工程科的学生不要的，纸张太滑不适合绘画，很像是钉在麻将桌上的那种纸。倒是水彩可用。她将珍视的素描移植到大纸上，舍不得裁割，一个个图案挨得很紧，节省空间。有一张画只有蓝紫两种色调，使她想起了李义山的一首诗，她一向很喜欢：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她常做一种眼球运动，钉着房间或是有霓虹的街道看，然后说：唐朝人眼里是什么样子？于是场景改换，线条与区块重新排列组合，出现了不同的图案，像是视觉的幻象。这时是个中年的清朝人。图案又换了。可是绘画时她不假思索就画了下来。比比说她喜欢。
“我一直喜欢这种东西。”她又加上这句话。
“哪种东西？”琵琶问道。
“病态的东西啊。”
“这个哪叫病态。”
“我喜欢，真的。”比比再三保证，“我以前不喜欢你的画，老要你别画了，记得吗？我是觉得别画的好。”
“记得，我也很高兴不画了。”
比比将大张的画钉到墙上，晚上灯火管制躺在床上拿手电筒照着看。脸孔在灯光下活了起来。一张一张地照，仿佛湍流行船般颠簸刺激。
“恐怖吧？”她说。
“是啊。”
“好像睡在庙里，墙上有地狱的壁画。”
“我可以看上一整晚。”
“我说啊，我们疯了。”
学生都得上日文课。有个庞大笨重的俄国人每周来两次，教他们日文。没人当一回事，男生尤其招摇似的不专心，表示来上课是非情愿的。琵琶却认为目前该把握时机学习。她极想用功，算是弥补她欠布雷斯代先生的。俄国人知道没人喜欢他，学生不用功也不追究。要造句，他会停下来思考，手里握着粉笔，一般都会写句“这是先生的外套”，指着自己的外套。“这是先生的皮鞋”，指着自己的皮鞋。
“他可能没穿过皮鞋。”比比道。
“不知道他以前是做什么的。”琵琶道。
“他是哈尔滨来的，所以才懂日文。”
俄文老师信步上楼，敲了她们的房门。
“晚上好。”他以英语道。
“晚上好。”比比道。
琵琶听出了比比语音中的凄凉，这次倒少了冷淡。
他进来，四下打量。指着墙上的画问琵琶，因为琵琶正在画画：
“你—这个？”
“是啊。”
“喔。嗯！”他站着看画，无事可做的原故。两个女孩子在他背后笑着互望了一眼。
“不坐么？”比比移到她的床，让出椅子给他。
“今天不上班？”他问道。
“喔，我们下班了。”比比道。
“喔，嗳。”
“过来这里得走很远吗？”比比问道，“你怎么来？”
“喔，嗳，很远。”
“现在没有公共汽车了。”
“没有了。”
“你有汽车？”
“没汽油，有车也没用。”
“那你怎么来的？走路？”她轻笑道。
“不是，我跟着人来的。”他忙道。
“喔。”
一定是搭日本军车来的。
顿了顿，比比又搭讪着找话说。
“你在哪里上班？除了在这里教书以外？”
“喔，嗳，上班。”
“你做什么事？教书？”
“是，是，教书。”
“教日文？”
“嗳，嗳。”他嗫嚅道。
比比没往下问。
他伸手从书桌上拿了一幅加框的画，是琵琶给比比画的人像，只穿一件衬裙，画在信纸簿的厚纸板封面上，与她的皮肤一样是金黄芥末色。比比爱自己的肤色。只要看到琵琶没穿长袜就会用一只指头在她白得泛青紫的腿上戳一下，撇着国语，反感地说：“死人肉。”她很爱这幅画，在楼梯口那堆垃圾里找了个玻璃框，镶了窄金边的，裱起来，以免蜡笔褪色。画像很传神，线条分明，一只眼低垂着，吊眼梢，漆黑的眼珠，蓓蕾似的鼻子，短发刚长长像顶羽毛帽，乳房半包在白色圆锥里，很尖挺，呈四十五度角；肘上有个窝，有印度人的黑班。
“这是你？”他问道。
两个女孩语无伦次。
“像我么？”比比问道。
“很好。你吗？”他朝琵琶点头，“嗯！你很好。卖吗？”
两人互视，笑了起来。
“你要买么？”比比问道。
“我要买。”他抗声道，三个字连成了一串，“卖多少钱？”
比比掉过脸去看琵琶，忍笑把嘴唇咬肿了。
“不知道。”她转过头看他，“我们没想过要卖。咦，另一只针呢？琵琶，看见不看见我另一只棒针？你的纸底下。不用了，我找着了。”他得站起来让比比伸手到他后面。
然后他又在椅子上坐下来，椅子嫌小了点，伛偻着研究搁在膝上的画。苍白的头由侧面看比较宽。
“你还在哪儿教书？”
“嗯？”
“你说还在别的地方教书？”
“嗳，我别的地方上班。”他嗫嚅道。为了撇下这个话题，他很特意地问道：“你家在哪里？”
“上海。”
“你朋友呢？”
“她也是上海来的。”
“喔！嗯！都是上海来的。”
“你是哈尔滨来的？”
“嗳，我很多地方。”他突然拿着画挥了挥，“卖多少钱？”
比比笑道：“他真想买呢。”
“多少钱？”他放低了声音，讲价的声口。
比比最是爱讲价，“你肯出多少？”
“五块。”他张开五根指头。“框不要。”又一句。
“框有什么不好？你不喜欢？”
“不是，不是，我有了。这个你拿。我不想。”他摇头，学中国人一样摆手，“我有很多。很多。”
琵琶看见无数的洛可可式框全家福照片，像她的俄国钢琴老师的家里的，而其中一张祖先的照片换上了半裸的比比。她倒觉得他换了做生意的态度，可见得是放弃了藉着画像来赢得比比的芳心。现在他只想留下画像当纪念品。
“你卖不卖？”比比问琵琶。
“是你的。我无所谓。”
“是你画的，不想留着？”
“五块，框不要。”他坚定地再说一次。
“你看呢？”
“不要。”
“抱歉，我们不想卖。”比比看着地下，忙嗫嚅道。她去买东西挑拣过所有的货，一样也没买，从店伙面前走过就是这种神气。
他又坐了一会才走。女孩子兴高采烈，艺术家与模特儿。
“还是收起来吧。”比比道，“日本兵随时都会进来。”
日本兵都是两个两个进来。女孩子看见也不招呼，自管忙自己的事，总小心不能露出不悦的神色，不能给他们藉口找麻烦。琵琶拿别的书把日语教科书盖住，不想让日本兵看见，找她说话。偶尔有日本兵进来，坐在床上说笑。琵琶听出他们谈的不是比比或她，连正眼也不看她们，使她想起上海家里的园子里养的一对鹅，她无论穿过鹅的路径多少次，那对鹅始终不看见，保持住一个物种被迫与另一个物种同居的尊严。也奇怪，日本人似乎是截然不同的动物，虽然看起来像中国人，就是脸色更红润、身量更结实。而白俄就一点也不神秘。年青俄国人在中国长大跟她很像，除了更西化、一无所有、老旧的威势破布一样披着挂着，自己也丢脸，挡不住寒冷。
日本人的全然陌生使她们无法预测。两个日本人，双胞胎一样，轻松地坐在小床上，由身上的军服至卡其绑腿散发出冷冻过的汗臭味。日本人倒许是以自己的方式消磨时间，可总让人觉得他们随时可能会施暴。
头一次日本兵俯身向琵琶说话，吓了她一跳。他从她桌上拿了支笔。
“能给我吗？”
她不确定是否是这个意思，只见他做样子把铅笔往口袋塞。她点点头。他便放进了口袋里。两个日本兵都站起来，像听见了命令，走了出去。
有天穿过草坪，看见一个学生向两个日本兵走去。她认出是潘，比比前一向的男朋友。前额上还是挂着一绺头发，娃娃生的脸孔冻得雪白，两手插进黑大衣口袋里。日本兵停在沥青路上，看着他过来。她只觉潘会从口袋掏出枪来，射杀日本兵，心念甫动，就听他用日语开口，说得很快，眼睛也眨得很快。她不记得潘有这种习惯，可能是短短时间内学新语言的原故。真是了不得。他们的日文课上得很慢。他一本正经地说着，日本兵单脚支地，回他的话，一派轻松，仍是提防着。很难说潘跟他们究竟有多熟。
有天傍晚她又看见一次。人人都在绕圈子等着进食堂，食堂前一向可能是运动器材仓库，现在空落落的。大的解剖罐搁在架上，浸泡着今晚要吃的黄豆。
“喂，比比。这给你。”他给了她一块黄油。
她拘谨地笑笑，声音变得小而沙哑，“咦，这是做什么？”
“黄油。”
“你自己留着吃吧。”
“我还有呢。”
“得了，你打哪儿弄。”
“真的，我弄得到。”
“你自己留着吧。”
“我还有，真的。我会说点日语，帮日本兵买东西。”
“正嘢，上等货。”附近的一个男生喃喃道。
别人都吃吃窃笑。潘不理他们，走了出去。不说日语他的眼睛也不抽动。
“不留下来吃饭？”一个男生道。
“人家才不吃苦力粥呢。”另一个道，“在城里吃，这会正是做生意的时段。”
话说得一截一截的，海峡殖民地的口音又重，琵琶始终不确定听对了几句。“正嘢”是很普通的广东话，让他们说起来却使她想起了本地报纸上的连载小说，说的是没有病的漂亮妓女。
男孩子不再往下说，女孩子在面前还说了这么多使他们有点难为情。他们一足支地转圈，双手插在口袋里，高耸着肩抵抗寒冷。琵琶转头看着窗外。有人在蒙上灰尘的起雾的玻璃上拿手指写了“甜蜜的家”，昏暗的电灯一照，几个字格外明晰。
比比在跟穿蓝绿色运动外套的男生说话。琵琶认出他的外套，因为比比老开玩笑地问他要。
“颜色是不是真漂亮？”她掉过脸来问琵琶。
“是漂亮。”琵琶道。
“看见不看见我试穿？穿我身上真好看，你说是不是？”她转过头去问面色愉快的男生。
他怯怯笑道：“是啊。”
“你真该给我的。我顶喜欢这颜色，这么深的颜色又很少见。你见没见过这样的外套？”她问琵琶。
“没见过。”
“也很暖和。你摸摸。”琵琶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她拉出来的衣料。“你很暖和吧？嗳，要是你哪天想丢，别忘了我。有了这衣服我就冻不死了。”
他脸上竟出现异样的担忧，似乎有话要说。他要把衣服给她，琵琶震了震。不应当，比比的衣服那么多，而他显然只有这一件。
他没作声，冲动的一刻过去了。
“嗳，工作怎么样？还在般咸道的门诊？”比比问道。
比比喜欢他，只是除了外套之外无他话可说。琵琶倒觉得比比是在跟他调情，贪得无厌的本能与其他本能一块发作，自己不知道。不然还有什么乐趣？人人在混浊的灯光下转来转去，像是粗酿的酒里的分子，唯有最初始的生命出现。混沌初开，男与女的力量，阴与阳的力量。琵琶不记得见过咪咪·蔡，邋遢高大的女孩子，头发鬈缩像怎么也拉不直，身量像奶妈。可是眼前她却忽然冒了出来，真个的作威作福起来，倚着窗台打毛衣。一个男孩子说着：
“嘿，真的要发薪水了吗？”
“谁说的？”另一个反问道，又是他们那种爱打岔的习气。
“查理说是听T.F.说的。他叫查理没错吧？”
“T.F.人呢？”
“喂，T.F.人呢？”
末一句是对咪咪·蔡说的，她也同T.F.一样是莫医生的同乡，属于内部圈子的人。那个男生情急之下一张脸直伸到她面前。咪咪那张发面一样的圆脸上两条细缝的眼睛一瞪。男孩子给瞪得手足无措，低笑了一声，溜走了，唯恐好友取笑。
“帮我拿着。”比比同琵琶说，“也有你的份。”
“别是黄油拌饭吧。”
“有什么不好？近东的人都是这么吃的。”
“嗳，比比。”咪咪·蔡招呼她，也赏了个久久的瞪视。
“你打的什么？”比比俯身去看。
房间另一头方才那个男孩子摇着头，咕哝什么否认的话。
“酸葡萄，man。”他一个朋友道，“你以为是什么？大老婆啊。”
“大老婆，那谁是小老婆？”
“你是死过去了啊，man？你不知道？”
“不知道啊，谁是小老婆？”
“猜啊，同你们一个地方的。”
“同我们一个地方？不会吧，man。跟我一样吉隆坡来的？”
“你不行，man。不够漂亮。”
“喔，知道了，知道是谁了。”
“大老婆，小老婆，这儿又来个不大不小中老婆②。”
“不犯着中老婆，他自己会接生。”有人还来得及嘀咕这么一句。
一个矮小的女生走进来。脸别了进去，戴着黑丝边眼镜，朝咪咪过去，悄悄问她，倒像低沉的犬吠：
“钥匙呢？”
咪咪又把神秘的眼神转到她身上，这次兴许意味着迷惑，矢口否认，或警告她严守秘密。不论是什么，她都不理解。
“库房的钥匙。”对方仍是追问，“莫医生要。”
咪咪不动如山，依旧瞪着她，只可惜眼睛太小，效果不彰。
“是不是T.F.拿了？”她再问道。
咪咪捡起了线球，挜进开襟毛衣口袋里，走开了，可能是到莫医生的办公室去。
“谁看见T.F.了？”另一个女生还在逢人便问。宝拉与叶先生进来了。宝拉一进来就找比比与琵琶，挑衅似的冲口便说：
“听说了吗？上海陷落了。”
“租界吗？”比比问道。
“那还用说，其他地方早就沦陷了。”
“什么时候的事？”
“就跟这里一样的时间。”
琵琶像是头上响了个焦雷。上海陷落比星加坡陷落要严重千倍，非仅是因为那里是家。她的家人同住在上海的每一个人一样，那里是生活的基地。上海在政治上免疫，被动、娇媚、圆滑，永恒不灭的城市。她常听别人说：上海就是上海。这一陷落地理变动了，海岸陆沉了，世界倾覆了。
“打得厉害吗？”比比说着。
“不知道。”宝拉打鼻子出气。
“说不定成废墟了。”琵琶说，看见姑姑在公寓的残骸里东戳西戳，找寻七巧板桌子的碎片。
“谁知道？”宝拉瞪着空中，颧骨红通通的，像冻疮。
她闭着口长叹了声。
“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她说。
琵琶当晚又写信给姑姑。上海香港都成了日军占领区快两个月了，怎么会没有信来？唯一安慰的是张家夫妇也没有上海的消息。倒不是真以为姑姑会发生不幸。珊瑚总是能逢凶化吉。她手边还有姑姑的两封信。一封还附了上海报纸的剪报，珊瑚说她会觉得很有趣，说的是香港的万金油花园与山顶缆车与维多利亚大学，“东方最奢华的大学，贵族气十足，图书馆可以摇铃叫咖啡。”珊瑚可能没注意背面的文章，一个专栏作家写一种叫碧螺春的茶：
“碧螺春产于洞庭山。采茶姑娘多半是处女，身穿围裙，胸口有口袋，采了茶就往心口放，此所以碧螺春有处女酥胸的醉人香气。”
琵琶再看还是笑。又来了，中华民族对处女的偏好。她颇自满，却非关个人，即使她并没有醉人的酥胸。
珊瑚信上说近来心情倒好。是在她写信告诉露有了情人之后。另一封信早一些，在露刚出国之后。
“我刚把公寓拾掇好。”她写道，“到南京去看你钱婶婶，在夫子庙买了假古董。想想也真好笑，我自己的真古董都卖了，倒去买假古董。可是我喜欢这些碗盘的颜色形状，搁在桌上，坐着看，渐渐享受起我半满的生活了。”
末一句看得琵琶缩了缩。平淡随兴，姑姑平常的声口，却是她头一次提到不快乐，至少是琵琶第一次听见。即使后来知道了她母亲与姑姑间的事，一听见了便暂停判断，然后温馨的童年印象便又悄悄回来。女人要时髦还得有男人做伴，当配件也好。她心里预备好了，她母亲要嫁给汉宁斯，姑姑嫁给她的新朋友，可是没有进一步消息，也不意外。在她心底她们不会变，不会老，不会在意生活的基本琐事。即使亲眼看见姑姑早上靠闹钟叫醒，周日总睡懒觉，也不把珊瑚的工作当成是生活的挣扎，而更像是表现她的时髦。回去后她想跟姑姑同住，却完全不知道珊瑚高兴不高兴收容她，她似乎很快乐终于自己一个人了。住哪儿不是问题，要紧的是有珊瑚的消息，有上海的消息。
熄灯后她同比比说：“我还是想回去。”
“回去恐怕也什么都没有了。”
“只要人还是一样就一样，而且他们不会走，因为上海以外的地方更坏。”
“希望我家里都平安。”
“你不想回去找他们？”
“想是想，可要是他们过得不好，我不想加重他们的负担。”
“也真好笑，我在上海没有家，我姑姑其实不算，可我还是很想回去。”
“回去了要做什么？”
“我想靠卖画赚钱。”要是能靠卖画赚钱，她会爱画画几乎像爱活着一样。
“琵琶！现在哪是卖画的时候。”
“我知道，总得试试。在这里做什么都没用。”茹西带她去看过岭南派画展。
“上海和广州都是日本占领了。”
“我只是觉得上海会两样。”
“嗳，上海一向运气好，直到现在。”
“我说过不说过卖画给报社？”
“卖了十块。”
“我总还有你可以画，总会有人想买的。”
“五块钱，框还不要。”
“等我出了名了，可以抬高价钱。”
比比不言语，默然了一会方道：“我跟你一块走。”
再说话，语音在漆黑中很悲哀：
“听上去真的奇怪，可是我说我们家很快乐是真话，更奇怪的是我不想回去。”
“为什么？我不懂。”
“因为我知道又会是老样子。”比比烦躁地说道，仿佛是困兽给逼到了角落。
“老样子是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你没到过我们家。嗳，你去了一定顶喜欢，顶喜欢我爸妈。我也知道我会很快乐，可就是不想回去。”
“是人太多的原故？”琵琶问道，想像出一个印度大家庭。
“不是，不是。”
琵琶还是不懂，除非是因为她宁可自己一个，才能长大成人。可是哪能呢？而且还在这里？在这里他们一无所有。她不会是爱上了哪个男孩子吧？不会是蓝绿外套吧？
“你宁可留在这里？”
“嗳，我不介意留在这里。我坏透了，不在乎地方，我反正永远都是快乐的。”
“可是谁也不知道能持续多久。我们现在靠的是救济。”
“我知道。”
“随时都可能解散。”
“我知道。维伦妮嘉真傻，跟查理那样。我们人一走，那种事还不是就完了。他根本不会娶她。”
“她好像是恋爱了。”
“因为她想恋爱。刚开始她喜欢的是杜达，伤兵站的另一个男生。他只跟她闹着玩。印度男孩子都这样，都回家去结婚。”
“在这里找不到印度女孩子吗？”琵琶道，没把比比算进去，从不见她跟印度男生在一起。
“他们只跟家里挑的女孩结婚。不上学堂的女孩。”
“你今天听见不听见男生说什么？潘给你黄油的时候？”
“没听见，说了什么？”比比道，压抑着兴奋，以为会听见说她的话。
“听他们的意思好像是他带日本兵去嫖。”
“我不意外。”她冷冷地道。
“他认识妓女？”
“他们全认识。那些马来男生都坏。”
“他们还笑咪咪·蔡。说什么大老婆、小老婆的。”
“他们是吃醋。咪咪跟她那一帮管仓库，罐头肉、罐头水果都归她们管。”
“你说得我好饿。真希望是在上夜班。”
“来点牛奶面包也好。”
两人设法入睡。
“知道林先生么？”比比轻声道，“教化学的。”
“我跟你说，打仗的时候我还在他手底下做事呢。”
“他到重庆了。”
“什么？”
“别说出去。日本人一进来，第二天他就带着老婆逃走了。”
“真的？怎么走的？”
“山上有路。得雇向导。”
琵琶轻轻吹声口哨。
“他人不错，男生好喜欢他。”
“我也喜欢他们夫妇俩。”
“可别说出去了。有些男生想走路到重庆去。”
“走路！”
“林先生他们就是走去的，而且平安抵达了，传了话回来。男生找我跟他们一起走，我跟他们说除非也带着你，不然我不去。他们答应了。”
“我不想去。”琵琶立时道。
“嗳呀，你又没那么娇弱。我会帮你，男生也会帮你。”
“我不是畏难，是真的不想去。”
“为什么？难道你宁愿让日本人统治？”
“不是，我只是不想到重庆去。”
琵琶最气别人扣她一顶大帽子要她闭嘴。吃过后母那套近便的规矩的苦头之后，她就恨透了辩理，她总是退让，找不出理由来解释自己的偏好，更遑论舌战群雄。也只剩下顽固了。日本人蚕食鲸吞，爱国心也成了道德压力，她从小在离群索居的家里长大，也没能躲得开。时代要求人人奉献牺牲。对于普世认为神圣的东西，她总直觉反感，像是上学堂第一天就必须向孔子像磕头。爱国心也是她没办法相信的一个宗教。和一切宗教一样，它也是好东西，可是为它死的人加起来比所有圣战死的人还要多。她也不是和平主义者，只是太喜欢活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个国家可以百战百胜，最后仍衰亡，因为原气尽失。道家面对灾祸的阴柔态度，损之而益，以输为赢，从学理渗入了平民百姓的思想。这种怀疑论与退让说不定帮中国积攒了大量的活力，尽管几百年来人民像甘蔗一样被榨干了。
可是在国家主义的时代里一个民族没有爱国心要如何自敬自重？不犯着说我们在二世纪经历过一次，八世纪又一次，现在也走在时代的尖端。国家主义方兴未艾。拥护的人热爱它，不拥护的人渴望它。现代人谁也免不了。不起而自卫的耻辱到头来必定会夺走我们这个民族的什么。日本人来了怎么办？效法鸦片战争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英军攻打广东，外面烽烟四起，叶名琛照读他的佛经。广州城破，他身着朝服端坐静候英军大驾。被俘后解往印度，几年后谢世，始终不发一语。当时的中国人这么讽刺他：
“不战不守不降不走。”
琵琶不知道。从没坐下来细想过。自认为想通了的人十有八九是错的。还是悬在那里吧。骨子里她是对重庆没有信心，即使南京政府仍未撤退。孙逸仙说“中华民国”必须经历三阶段人民对民主才有预备：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琵琶十二三岁的时候听见了，那时就不信。孙逸仙当然有他的道理，局势却不会照着走。到今天“民国”三十年了，还没有走出军政时期的迹象。即使没有对日抗战，国家仍是由军事委员长统治。谁也不愿意放弃既有的权益，单看她的父母亲就知道了。
“有名的大学都迁到内地去了。”比比道，“他们会让我们入学。听说只要一去，什么事都有人照应。”
比比精明，有便宜一定要占。
“学生都去了，他们要怎么照顾？”琵琶道。
“林先生会找人照应我们，帮我们进大学。说不定还不用折一年呢。”
“莲叶都说到了那儿没办法念书。”
“又不是整天轰炸，人家还不是照样住在那里。”
“我怕的不是轰炸，是到处都是政治，爱国精神，爱国口号，我最恨这些。”
“爱国可跟我不相干，这儿根本不是我的国家。”
“你还是想去。”
“我只觉得想把大学念完就应该上那儿去，连学费都免了。”
“到那里也是靠救济，我只想回家去赚钱。”
顿了顿，比比方道：“放心，我跟你一块回上海。”
两人默然，终于睡了。琵琶自管因自卫而愤怒，倒没纳闷比比想跟男生到重庆的真正原因，也不知她是不是觉得人生就是如此，或许她可以在重庆谈恋爱。
* * *
①此语应出自《管子》“牧民”篇，而非孔子语。
②原文是midwife，意为接生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