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年秋天一个阴沉的下午，焕之接到了佩璋的一封信。在上海是会忘了节季的，只看学校里的凉棚由工人拆除了，就知道这是秋天。课室内教师的演讲声，空落落地，像从一个洞穴内发出。时时听见一两声笑声或呼唤声，仿佛与这秋气弥漫的环境很不调和似的，那是没有课的学生在宿舍里消磨她们的时光。
究竟是有过每三天通一回信的故事的，现在并没变更得太多，大约隔十来天彼此就写封信。缠绵的情话当然删除了，那是青年时期浪漫的玩意儿，而现在已经跨出了这个时期。家庭前途的计划也不谈了，现实的状况已经明显地摆在面前，还计划些什么？何况焕之方面已经看不起这个题目了。于是，剩下来的就只有互相报告十天内的情况，又平凡，又朴素，正像感情并不坏的中年夫妇所常做的。不过焕之的信里，有时也叙述近来所萦想的所努力的一件事；为了邮局里驻有检查邮件的专员，叙述不能十分清楚，但是够了，佩璋能从简略的叙述里知道他所指的一切。
佩璋的信是这样的：
焕之如晤：来信读悉。所述各节，无可昔议，人而有志，固宜如是。惟须处之以谨慎，有如经商，非能计其必赢，万勿轻于投资，否则徒耗资本，无益事功，殊无谓也。秋风渐厉，一切望加意珍卫，言不尽意，幸能体会。（“渐厉”“加意”旁边都打着双圈）盘儿习课，极不费力。构造短文，文法无误，且能仿一段而成多段。自然科最所深嗜。采集牵牛花子一大包，谓明年将使庭中有一牵牛花之屏风。经过田野，则时时观察稻实之成长情形。此儿将来成就如何固未可言，―殆非庸碌人也。彼每日往还，仍由我伴行。在小学见群儿奔跃呼笑之状，不禁头晕。回忆昔年，亦尝于此中讨生活，今乃望而却步，可笑又复可念。母亲安健，我亦无恙，可以告慰。
璋手启看完了这封信，似乎吃了不新鲜的水果，焕之觉得有一种腐烂的滋味。“非能计其必赢，万勿轻于投资”，真是经商的人还不至于这样濡怯，难道经商以上的人需要这种规劝么？从目前的情势看，革命成功固然是可以豫料的事，但从事革命的人决不因豫料可以成功才来从事革命。假如大家怀着那种商人心理，非到一定能成功时决不肯动一动，那就只有一辈子陷在奴隶的境界里，革命的旗帜是永远竖不起来的。但是他随即客观地想：像佩璋那样，完全处在时代的空气以外，采取旁观态度是当然的；她又不愿意违反丈夫的意旨，所以说出了这奖赞而带规劝的话。他复校似地重读这封信的前半部分时，谅解的心情胜过了批评的意念，就觉得腐烂的滋味减淡不少了。
说是谅解，自然不就是满意。他对于佩璋简直有很多不满意处，不过像好朋友的债务一样，一向懒得去清理，因为清理过后，或许会因实际的利害观念，破坏了彼此的友谊，而那友谊是并不愿意它破坏的。他把制造这些不满意的责任归到命运，命运太快地让孩子闯进他们的家庭里来了。孩子一来，就夺去了她的志气，占有了她的心思和能力！看她每天伴着孩子往还，毫不感觉厌倦，又体味着孩子的一切嗜好与行动，她竟像是为孩子而生活似的。
“如果到这时候还没有孩子，情形或许会完全不同。她既有向往教育革新的意愿，未必不能彻悟到教育以外的改革吧。那末她现在应该是：头发截到齐耳根，布料的长袍紧裹着身体，脸上泛着兴奋的红色，走起路来，步子成一种有味的韵律；写起信来，是简捷的白话，决不会什么什么‘也’地纠缠不清……”
他似乎感到一阵羞愧，把眼睛闭了一闭；专从这些表面上着想，不是太浮浅太无聊了么？于是他更端地想：
“如果……她现在应该有一种昂首不羁的精神，一种什么困苦都吃得消的活力，应该是突破纪录的女性的新典型，像眼前的几个女子那样。她能出人地狱似的贫民窟，眉头也不皱一皱；她能参加各种盛大的集会，发表摄住大众心魂的意见。我与她，夫妻而兼同志，那是何等的骄傲，何等的欢欣！”
然而真实的现在的她立刻涌现于脑际：皮肤宽松而多脂，脸上敷点儿朱，不及真血色来得活泼，前刘海，挂在后脑的长圆髻；牵着孩子，讲些花鸟虫鱼的故事给他听；还同老太太或是邻舍不要不紧地谈些柴米的价钱，时令的变迁，以及镇上的新闻，等等；完全是家庭少奶奶的标本。
他爽然若失了。从窗洞望出去，露出在人家屋顶上的长方形的一块天，堆迭着灰白的云，好像专照人间黯淡心情的一面镜子。他不要看那块天，无聊地再看搁在桌子上的佩璋的信。“殆非庸碌人也”，仿佛初次看到这一句，他把头枕在椅子的靠背上，又引起漫想的藤蔓：
“不是庸碌人，当然好；在数量这么多的人类中间，加上一个庸碌人，又有什么意思！不过我也不希望他成英雄，成豪杰。英雄豪杰高高地显露出来，是要许多人堆砌在他脚底下作基础的。这是永久的真实；就是在最远的将来，如果有英雄豪杰的话，这个现象还是不会改变。我怎能希望儿子脚底下迭着许多人，他自己却高高地显出在他们上头呢？我只希望他接受我的旗。展开在我们前头的，好像不怎么远，说不定却是很长的一条路；一个人跑不完很长的一条路，就得轮替着跑。我只希望他能在我跑到精疲力尽的时候，跳过来接了我手里的旗，就头也不回地往前飞跑！”
这些想头无异浓醉的酒，把暂时的无聊排解开了。有如其他作客的父亲一样，他忽然怀念起家里的盘儿来。他想到他的可爱的小手，想到他的一旋身跑开来的活泼的姿态，想到他的清脆可听的爱娇的语音，尤其想到他的一双与父亲一般无二的清湛的眼睛。
房门被推了进来。他回头看，站起来欢迎说：“你来了，我没料到。来得正好，此刻没有事，正想有个人谈谈。”
轻轻走进来的是蒋冰如，满脸风尘色；呢帽子压在眉梢，肩膀有点儿耸起，更露出一种寒冷相。他疲惫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下，说：“刚从他们大学里来；黄包车，电车，又是黄包车，坐得我累死了。”
他透了一口气，接着说：“决定明天把他们带回去了。看这种情形，纵使风潮暂时平息下来，也不过是歇歇气，酝酿第二回的风潮，万不会好好儿上什么课的！”
“为了这事，你特地到上海来么？”焕之坐在原来的椅子里，仿佛不相信地瞪着冰如的脸。
“不是么？你知道我在乡间每天看报多么着急？这个学校多少学生被逮捕了，那个学校多少学生被开除了；于是，这个学校闹风潮了，那个学校闹风潮了。我那两个是不会混在里头的，我知道得清楚；但是，这样乱糟糟的局面，谁说得定不会被牵累？我再也耐不住，马上赶了来。他们对我说，风潮似乎可以平息了，下星期大约要上课。我想，上课是名儿，再来个更激烈的风潮是实际；索性回去温习温习吧。所以明天带他们回去。”
焕之带点儿神秘意味笑着，点头说：“再来个更激烈的风潮，倒是很可能的事情。一班学校当局，这时候已经宣告破产，再也抓不住学生的心；学生跑在前头，面对着光明，学校当局却落在后头，落得很远很远，专想抛出绳子去系住学生的脚。重重实实地摔几交，正是他们应得的报酬！”
“依你的意思，学校当局应该怎么样才对呢？”冰如脱了帽，搔着额角，显露一种迷惑的神情。
“应该领导学生呀！教育者的责任本来是领导学生。学生向前跑，路子并没有错；教育者应该跑在他们前头，同时鼓励他们。”
“这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对于学校当局，谁都能加以责备，又况是这样的政局。我觉得他们那样谨慎小心，实在很可以原谅。”
“我觉得最不可以原谅的，正是他们的谨慎小心。他们接受了青年的期望与托付，结果却抛撇了青年！”
“还有一层，”冰如似乎捉住了一个重要意思，抢着说，“学生搁下了功课，专管政治方面的事情，我觉得也不是个道理。”
焕之兴奋地笑着说：“大学教授不肯搁下他们三块钱四块钱一点钟的收益，富商老板不肯搁下他们旧进斗金’的营业，就只好让学生来搁下他们的功课了。还有工人，农民，倒也不惜搁下他们的本务，来从事伟大的事业。一些不负责任的批评者却说美国学生怎么样，法国学生怎么样，总之与中国学生完全不一样，好像中国学生因为与外国学生不一样，就将不成其为学生似的。他们哪里能了解中国现代学生的思想！哪里能认识中国现代学生的心！”
冰如不说话，心里想现在焕之越发激进了，来上海还不到两年，像他所说的“向前跑”真跑得很远。自己与他的距离虽然还没到不能了解他的程度，但感情上总嫌他作的是偏锋文章。
焕之看冰如不响，就接着自己的话说下去，面目上现出生动的神采，“中国现代学生有一颗伟大的心。比较‘五四’时期，他们有了明确的思想。他们不甘于说说想想便罢，他们愿意做一块寻常的石子，堆砌在崇高的建筑里，不被知名，却尽了他们的本分。‘往南方去！往南方去！’近年来成了学生界的口号。长江里每一条上水轮船，总有一大批青年男女搭乘，他们起初躺着，蜷着，像害了病似的，待一过侦查的界线，这个也跳起来，那个也跳起来，一问彼此是同道，便高唱《革命歌》，精神活跃，竟像是另外一批人。你想，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景！”
冰如微觉感动，诚挚地说：“这在报上也约略可以见到。”
“我看不要叫自华宜华回去吧。时代的浪潮，躲避是不见得有好处的。让他们接触，让他们历练，我以为才是正当办法。”焕之想着这两个秀美可爱的青年，心里浮起代他们争取自由的怜悯心情。
“话是不错。不过我好像总有点儿不放心。有如那个时行的名词，我恐怕要成‘时代落伍者’吧。”冰如用自己嘲讽的调子，来掩饰不愿采用焕之的意见的痕迹。
外面一阵铃声过后，少女的笑语声，步履的杂沓声，便接连而起；末了一堂功课完毕了。焕之望了望窗外的天，亲切地说：“我们还是喝酒去吧。”
他们两个在上海遇见，常到一家绍酒店喝酒。那酒店虽然在热闹的马路旁，但规模不大，生意不怎么兴盛，常到的只是几个经济的酒客；在楼上靠壁坐下，徐徐喝酒，正适宜于友好的谈话。
在初明的昏黄的电灯光下，他们两个各自执一把酒壶，谈了一阵，便端起酒杯呷一口。话题当然脱不了时局，攻战的情势，民众的向背，在叙述中间夹杂着议论。随后焕之谈到了在这地方努力的人，感情渐趋兴奋；虽然声音并不高，却个个字挟着活力，像平静的小溪涧中，喷溢着一股沸滚的泉水。
他起先描摹集会的情形：大概是里街中的屋子，床铺，桌子，以及一切杂具，挤得少有空隙，但聚集着十几个人；他们并不是来消闲，图舒服，谈闲天，屋子尽管局促也不觉得什么。他们剖析最近的局势，规定当前的工作，又传观一些秘密书报。他们的面目是严肃的，但严肃中间透露出希望的光辉；他们的心情是沉着的，但沉着中间激荡着强烈的脉搏。尤其有味的，残留着的浊气，以及几个人吐出来的卷烟的烟气，使屋内显得朦胧，由于灯光的照耀，在朦胧中特别清楚地现出几个神情激昂的脸相来，或者从朦胧得几乎看不清的角落里，爆出来一篇切实有力的说辞来；这些都叫人想到以前读过的描写俄国革命党人的小说中的情景。集会散了，各自走出，“明儿见”也不说一声；他们的心互相联系着，默默走散中间，自有超乎寻常的亲热，通俗的客套是无所用之的。
随后他又提出一个人来说：“王乐山，不是曾经给你谈起过么？他可以算得艰苦卓绝富有胆力的一个。在这样非常严重的局势中，他行所无事地干他的事。被捕，刑讯，杀头，他都看得淡然；如果碰上了，他便无所憾惜地停手；不碰上呢，他还是要干他的。一个盛大的集会中，他在台上这么说：‘革命者不怕侦探。革命者自会战胜侦探的一切。此刻在场的许多人中间，说不定就坐着一两个侦探！侦探先生呀，我关照你们，你们不能妨害我们一丝一毫！’这几句说得大家有点儿愕然；但看他的神态却像一座屹然的山，是谁也推不动的，因此大家反而增强了勇敢的情绪。他是第二期的肺病患者，人家说他的病可厌，应当设法休养。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我脑子里从来不曾想到休养这两个字。一边干事业，一边肺病从第二期而第三期，而毁掉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毁掉了，许多人将被激动而加倍努力于事业：这是我现在想到的。’你看，这样的人物怎么样？”
灯光底下，焕之带着酒意的脸显得苍然发红；语声越到后来越沉郁；酒杯是安闲地搁在桌子上了。
冰如咽了一口气，仿佛把听到的一切都郑重地咽了下去似的，感动地说：“实在可以佩服！这样的人物，不待演说，不待作论文，他本身就是最有效力的宣传品。”凝想了一会儿，呷了一口酒，他又肯定地说：“事情的确是应该干的；除了这样干，哪里来第二条路？―可惜我作不来什么，参加同不参加一样！”
焕之的眼光在冰如配然的脸上转了个圈儿，心里混和着惋惜与谅解，想道：“他衰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