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先生，你瘦得多了，你的头发好像也稀薄了些哩。”
说话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汪银林，地点还是在爱文路七十七号，门前有一株高大的法国梧桐朝南的办事室中。室中的布置还是老样子，即使有些变动，也是微乎其微。最显著的，那壁炉檐上的一枚手榴弹壳不见了；一只淡青色的小瓷钟还安闲地踞在架上，并且还在滴滴地走动，那只雨过天青的古瓶也照样存在，不过瓶中空着，没有插什么花。壁角的那只铁箱漆色已显得陈旧。墙壁上那副沈筠章的五言联照样挂着，颜色自然也灰黝了些。其他文件箱，书橱，书桌沙发，藤椅之类，还是八年前的老样子，文件书籍也没有散失，不过地板上的那条温州席，因磨蚀破损而移去了。这是另一种显著的变异。总之这历史上创时代的八年中间，全世界每一角都有剧烈的变动，但在这小小的办事室中，它的变动性委实是算不得什么。
我得说明一句，霍桑在神圣的抗战火炬燃烧之后，就匆匆随着国军撤离到后方去。我因着我的佩芹因流产而起的一场大病，还延了七个半月，不能离床，所以当时我被迫地留在孤岛上，不能跟他一块儿撤退。在起初的时期，这屋子由我照顾着，直到太平洋的风浪一天一天险恶，我不能不走的时候，这屋子才由我们的老朋友何乃时博士的介绍，让给他的一个学生秦必强医生做诊所，四五年来，这屋子凭着医生的掩护，虽也会遭到敌人两次的搜索，却没有多大的毁损。胜利来临之后，我首先回到上海，时间已是一月十九日。这屋子已由何乃时博士照管着。因为胜利以后秦医生奉命到西安去，霍桑的行踪不明，我也因交通的阻梗——要飞，缺乏资格，候轮船，也候了九十七天——迟迟不能回来到上海。霍桑的旧仆施桂和苏妈也都从乡间来了，恢复了他们的岗位。
汪银林复员的日期比我还早两个月。他的位置已经升迁了，现在是总局的警务科长。三天前他听到了霍桑回来的消息，当天晚上就约霍桑和我在南国酒家吃夜饭。不料在彼此热烈地握了一回手，刚才谈了些别后的经历，话还没有说到一半，总局里的电话就把他叫回去，这一顿主人离席的夜饭当然吃得不十分痛快，当天的深夜，银林就打电话道歉。这一天——五月二十七日——清早，他又赶到霍桑寓所里来。自从苏妈复员之后，我在霍桑的寓所中已经住宿了四夜，所以汪银林在一清早赶来，我还没有起身。
艰苦磨难的八年中，每个人都有一个值得记写的故事，要是我把这一次的谈话完全记下来，那势必要喧宾夺主地妨碍这一件在我们经验中从未有过的惊人奇案的记述。
时令还是初夏，气候正在酝酿着黄梅季节的霉湿和闷热，但是夜间仍很凉快，月光也很明净。汪银林是坐汽车来的，穿着一身簇新的黄制服。霍桑穿的一身白帆布西服，不但质地粗劣，而且袖口和裤脚管都已有些毛茸茸，他的面颊的确陷落了些，皮肤也给大自然涂上了一层黝黑。他的头顶的头发本来是稀薄的，现在是稀得几乎数得清了，因此越见得他的凸出的额角面积的扩大。但是他的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珠，还是那么炯炯有神。他的身体上还有一种变异，就是他的左臂给敌人的枪弹折断过。据他告诉我，那是在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昆仑关之役，他奉命混进敌人的防线里去刺探虚实，在把情报送到国军阵线去时，给敌人的哨兵发觉了，就被击中一枪。他扑倒了三次，终于把情报送达到国军的据点。那边没有医院，他也不会获得合法治疗。他在一个山坳农人的茅屋里住了两个半月，凭着他自己所有的医学常识，把断臂裹扎好了。幸而复了原。现在他的外表上固然看不出什么，要是在夺门或用重力的时候，他的左手无疑地远不及以前那么强壮了。
霍桑吐出了一口烟，向着他对面沙发上的客人嘻一嘻：
“银林兄，八年阔别，想不到你的辞令也巧妙得多哩。”
汪银林的眼珠转一转：“啊，我说错了吗？”
“秃就秃，你却委婉地说什么稀薄，其实，老朋友尽不妨直言谈向。”他又将纸烟送进嘴唇中去。
银林也嘻一嘻，不回答，慢慢地将手中的半只雪茄也送到他的嘴里去。
霍桑又说：“是的，昨天我称过，一百二十九磅，减少了十七磅。”他顿一顿，瞧瞧银林，又瞧瞧我，“你们两个呢？银林兄，你难道能保持着胖的资格，可是估量你的体重至少也得比战前减少十来磅……包朗，我虽估量不出你的体重减损了多少，但是你的小白脸的风度，此刻已经保不住了。”
银林说：“是的，我在桂林的时候，一度轻到一百三十六磅，现在又加重了些，上星期我磅过，一百四十四，以前我常保持在一百五十五磅左右。”
我只笑了笑，不回答。霍桑吐吸了两口烟，像微微的叹一口气。
“在这样大时代中，除了少数奸伪之外，每个人都感受损失和痛苦。不过从整个民族的立场上看，那是值得的。现在摆在前面的是一条光明的大路，只要我们能争气努力。求取光明，当然不能不付代价——断头，毁肢，出汗流血，和其他一切物质上的摧残，都是无可避免的代价。我们不过瘦一些，老一些，只要我们的精神和思想不老，那是没有关系的。”
霍桑这几句话充分显示出他的旨趣，还是数十年如一日，他的“人老心不老”的态度的确足以给他的朋友们一种感召和鼓励。
银林点点头：“霍先生，我佩服你。我相信你绝不会厌倦退休。要是有什么难办的案子——”
霍桑突然伸直了身子。“退休？厌倦？不会！银林兄，你和我相交了二三十年，总知道！对于侦查罪案揭发奸恶的工作，不但由于兴趣的驱使，也是我本性的爱好。孔子说：‘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生平参与的种种工作，都是乐在其中，那怎会厌倦？”他微微吐一口气。“退休更是我生平所反对的，你总知道一个人除开了儿童和教育的时期，最好的服务时期只有三十年，就是从四十岁到七十岁，因为人从离开学校到四十岁的年龄，经验不够，还没有脱离受教育的时期。所以西洋人说“life begins at forty”，四十岁才是生命的开始。”他摇一摇头。“可惜，我们传统的习惯太消极了，一到五十岁就打算回家纳福，做‘老封翁’。其实要是人在五十岁死了，应得算是夭折。可是我们的祖先，五十岁便自以为老。你想可笑不可笑？”
他好像又要发挥严正的理论。怀旧而和谐的空气突然变得严肃了。
汪科长咬着嘴唇，好像他在懊悔他的措辞不慎，我一时找不出打岔的说话，还好，转话题的还是霍桑自己。
他笑一笑：“银林兄，说句不怕出丑的话，我即使想要退休，实际上也不可能。现在我已穷得一无所有了。”他指一指壁角的铁箱。“这里面已经空空如也。银行中也还没有开户。老实说，从今天起，我不能不靠工作生活了。”
我笑着说：“那么你索性挂一块牌子，登一个广告，正是创立一种新的自由职业！”
霍桑忽摇手阻止我：“不，不！包朗，你难道不曾听到我诅咒过那些烂登广告的自由职业者？尤其是医生律师之流，往往在报纸上占了一大幅，有些是示威，有些是滥吹，甚至不顾廉耻地加上一大串自赞自扬的肉麻话！……不，我不要登广告。我也不怕没有人登门请教。”
汪银林附加道：“对，大战之后损失最严重的是社会的道德的普遍降落，罪案也跟着增多。霍先生，只要你肯干，求教你的人也许会挤不开。你的确用不着登什么广告的。”
我补充地说明：“我说的广告并不是要模仿那些带着欺骗和威胁性的广告。如果你在报纸上简单地登一行：‘私家侦探某某事务所地址……电话……’那也是合理合法的，在欧美社会中也未始没有。”
霍桑又摇摇手：“不，就是这样的广告我也用不着。我相信实际的工作比广告有效得多！”
铃铃铃……
电话铃打断了霍桑的话头。他马上站起来，拿起书桌上的电话分机。事情会这样巧，他回来的消息只有上海日报上有过短短的两行，难道马上就有人来请教他了吗？
霍桑拿着听筒，说：“呜，是的，我是霍桑……你们是警察总局的？……呜，不错，在这里……好。”他把听筒拿下些，向汪银林点点头，“银林兄，是你的。”
汪银林从沙发上撑起了他的沉重的身子，把雪茄烟尾丢在灰盒中，接过了霍桑传给他的话筒。
“呜，是的……局长要找我？……好好……我就来。”
汪银林搁好话筒，把那件黄制服整一整，拿起那顶有金边的帽子。
“霍先生，包先生，对不起，我走了，局长在找我，要讨论什么事，明天晚上我再来约你们叙一叙。”
霍桑答道：“好，不过这一次不应再叫你做东，包郎兄虽也同样穷，他的版税收入项下开支一注小小的交际费，大概还不妨事……哈哈。”
银林握着霍桑的手，笑着说：“你要敲包先生的竹杠？”
我也笑着说：“这不算竹杠，我应得给两位老朋友洗尘。”
一阵笑声送走了霍桑的客人，我们俩从新在办事室中相对低坐下来。
时间是上午八点十五分。威胁性的太阳已经朗照在天空，预示着一天的热度不会在华氏表八十度以下。微风从窗口里进来，室中有一种安谧寂静的空气。我不会料到这安谧的气氛就会给一件诡秘恐怖的案子所打破。
当电话铃响的时候，我以为真会有什么案子使霍桑如愿以偿，可显然并不。银林接了电话，匆匆地走了，并不曾给予霍桑任何活动机会的希望。案子是终于发生的，不过直接介绍的人不是汪科长，而是我们的另一个老朋友，自新医院院长何乃时。
我们俩在静默中吸了半只纸烟，何乃时突然坐了汽车来了。
他已经是五十六七岁的人，头发秃得比霍桑更厉害，眼镜后面的眼眶深深地陷落，长型的脸瘦而苍老，这时候苍老中还带些紧张，一个医生所应有的职业的定力，好像也不大完整了。他穿一身灰色派力司西装，一顶台湾草帽拿在手里，最近他已和我们见过两次，此刻他更忽略了应有的礼貌，只点一点头，就在我旁边的一只沙发上坐下来。
霍桑先说：“何博士，什么事这样子慌张？”
何乃时说：“喔，你看我有些慌张吗？”他瞧瞧我，像有些不好意思。“是的，我有一件事要烦劳你。”
“烦劳我？你还用客套？可是你医院里？”
“不，不是医院里的事……这不是我自己的事，是我的一个学生，岑纪璋。他受冤……唔，事情很尴尬，很危险。”
他的语气断断续续，显示了我所估量的并没有错，他是一个有充分修养的人，镇静和条理原是他的看家本领。这时他的反常态度已经告诉我事情一定很严重，他说这不是他自己的事，同时证明了他是怎样富于同情心。是的，一个医生是应该有丰富的同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