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月辉亲自到了谢庆元家里,用哲学的方法,加上经济学的措施,降伏了老谢,也就是说,打退了他心里的寒潮,使他重新积极了。他答应了李月辉的要求,护秧到底,并且抽空把自己多年积累的技术上的经验传授给青年。

李月辉的哲学的方法,大家已经晓得了,就是把眼光放得远一点,又在比方谢庆元这样的人的身上,充分估计了长处,他相信:“只要不是对抗性的,事情有坏必有好,人们是有短必有长。”根据这思想,他耐心地跟谢庆元磨了好久,最后达到了他的目的。

“我就是生活上有点子困难。”临了,谢庆元提出了这话。

“我再开张条子,你到社里去支点钱应急,不过你要仔细啊,超支多了,自己背包袱,人家也会说话的。”李月辉随即开了一张条子,这就是他的经济学的措施。

谢庆元领到五块钱,当天用去四块五,籴回一点周转粮,买了一些酱油、胡椒和食盐,还称了四斤猪肉。当天夜里,一家人饱餐一顿以后,谢庆元从衣袋里挖出剩下来的五角钱,交给堂客:

“给我用十天。”

“这哪里用得到啊?”堂客这样说,但还是接了,因为她晓得,要是不接,连这点子也会没有了。

吃了一顿肉,安排了十天家用,谢庆元干劲又来了,夜里护秧,日里犁田,手脚一刻也不停。下白团子霜,落水霜子的几天夜里,谢庆元邀了几个后生子,穿宵连夜跟寒潮斗争。遵照地委的指示,他们不怕麻烦,在秧田的北端,用竹子和木头支起十来铺晒簟,来挡住北风。在夜里,他放水灌满了秧田,因为虽然不懂得科学,凭经验,他晓得,水温比较高,灌满秧田,能护住才抽出的嫩嫩的秧苗不受冷霜的侵害。到了白天,太阳出来时,他挖开秧田的越口,把田水放尽,叫秧苗晒晒太阳。他又撮些糠头灰撒在田里,埋住秧根,盖住泥巴,来提高泥温。

为了便于在隆更半夜,随时护秧,谢庆元背套被褥,困在秧田附近一间稻草盖的柴屋里。

从来都是皇天不负苦心人,老谢这样舍得干,他护理的秧田抵住了寒潮的侵袭,秧很快出齐,扶针转青,转眼又长成一拳深了。“秧烂一拳深。”谢庆元说,他仍然是连夜不离,一点不放松。

“如何?我说他有两手吧?”李月辉得意地对人夸奖谢庆元。

就在这时候,就在谢庆元从秧田附近的柴屋搬回家去的时节,他交给堂客的五角安家费用得罄空,米桶又露了底子。他默一默神,请刘雨生开过几回条子,新近又烦李支书开过一次条子,两处是不好再开口的了。他左思右想,借措无门,堂客又只晓得乱吵。于是,天气的寒潮才过去,谢庆元的心上的寒潮又来了。他躲在家里,困在床上。

谢庆元困在家里的这天,刘雨生才从城里开完一个会回来,正在社里,跟几个木匠研究插秧船,上村一个后生子跑了进来,出气不赢,刘雨生忙问什么事。

“秧烂了。”

“烂了吗?”刘雨生失声地问,“哪里的烂了?”

“我们上村的。”

“走,去看看去。”刘雨生随着后生子往上村奔去。在路上,他问:“下村的呢?”

“下村的秧长得很好,一色翡青。”

刘雨生比较地放了一点心。全社至少有一半秧田没有问题。走到半路,看到亭面胡正在一个路边丘里打蒲滚,刘雨生连忙招呼:

“佑亭哥,我们上村的秧烂了。”

“不要紧,烂了秧,年成好。”亭面胡不急不缓地回答,还是赶牛拖着蒲滚走。

“我只一天一夜不在家,就坏场了,真是,你跟我去看看,看还有救药没有?”

“不要紧的,下村的秧,我看了蛮好,西方不亮东方亮,怕他什么?”

亭面胡一边给刘雨生吃定心丸子,一边把牛吊在附近一间牛栏里,陪着刘雨生到了上村。背北风的几丘老秧田,满田黄嫩嫩的秧谷子只有稀稀落落的几处开始青嘴。

“还好还好,只是来得慢一点。”亭面胡说,刘雨生心里一喜。

“请看看下边。”报信的后生子说。

他们走到靠近大塅,正当北风的两丘大秧田旁边,刘雨生的脸上变色了。这两丘秧田,远远望去,也是一片绿茸茸,但不是秧谷子青嘴,而是田里不素净,长出了一层绿蒙,就是绿苔,没有绿蒙的地方,水上浮起一层黄黄的桐油泡子。

“天阴久了,又有寒潮,田里石灰没有打得足,这秧田是哪个整的?”

后生子没有做声。刘雨生忙说:

“是我大意了,我那天把田交给了这里队长,自己忙别的去了,又没有交代一声,叫他多用点石灰。”

“会作田的作一丘,秧田不好,就费力了。”亭面胡说。

“赶紧叫人来,下去把绿蒙捞掉,看有不有救?”刘雨生忙说。

“来不及了,已经死了。”亭面胡下到田边,捞起一些秧谷子,“你看,糜溶的了。出了桐油泡子,就是秧谷子早已去见阎王了。”

“何得了呢?”刘雨生枯起眉毛。

“不过,社长你不要着急,烂秧的年岁收成好,前清手里,有一年作田,我也烂了秧,花钱分了人家一批秧,那年收了一个饱世界。”

“哪里有这样多的秧补呢?”

“找老谢商量,今年他没烂一根,一定有多的。”亭面胡说。

刘雨生心想,谢庆元在这些点上,是不容易讲话的,但是口里没有讲出这意思,只是说道:

“只怕他那里也没有多的。”

“他有多的。宽秧田,窄菜园,老谢是个老作家,一定留了很宽的余步。”亭面胡说。

“想想看有不有别的法子。”刘雨生又说,“再泡一批种,来得及吗?”

“来不及了,节气到了。况且又没有种谷。”亭面胡摇一摇头,又笑着说:“只要老谢肯分秧就行,上村相差也无几。你们两个不好打商量?一个是社长,一个是副社长。”

“那是他的责任区,这边是我的。”

“那还不听你调摆。”

刘雨生笑笑,没有做声。三人分手了。刘雨生往谢家里走去。他想先去探探老谢的口气,夜里好开会。路过王菊生秧田,看见他的秧满田翡青,一根没烂,已经摆风了。“这是一个好大教训啊,同样地碰了寒潮,为什么他们都没有烂秧,惟独我们的坏了呢?”刘雨生边走边想,不知不觉,到了他从前的舅子秋丝瓜的秧田边,只见一大丘田,好像癞子的脑毛,稀稀落落长了几根青家伙,里边还有些稗子。“我们找到个伴了。他到哪里去找秧呢?”接着,他忽然想到一件可虑的事情,就急急忙忙往谢家走去。

走到谢家的独立小茅屋跟前,听见关着门的灶屋里有人说话。

“他的烂了,你的没有,这一下显出高低来了。”刘雨生听出这是龚子元堂客的声音。

“不瞒你说,我姓谢的起小作田,从来没有烂过秧。”这是谢庆元的大喉咙。

“这一下,看他这个社长如何下得台?你该出口恶气了。”

刘雨生心想:“这家伙在挑三拨四,我去闯破她不呢?”接着,他断定还是进去点破她的好。就用劲敲门。

“哪一个?门没有闩,推呀!”是谢庆元的声音。

“你在家呀?黄天焦日,为什么关起门说话?”刘雨生笑一笑问。

“正在讲你的亏空,社长。”谢庆元堂客嬉皮笑脸地回答。

“讲我的亏空,不必关门,我爱打开门窗说亮话。你也来了?你们为什么都没有出工?”刘雨生回转身子,问龚子元堂客,装作好像是才看见她似的。龚子元堂客满脸飞红,手脚无措,随即故作镇静,露出两颗放亮的金牙,笑着支支吾吾说:

“我请了假,是来借米筛子的。你们谈吧,两位社长一定有事要商量。大嫂,请把你们的筛子借我用一用。”

“你拿去吧。”

看着这女人提着筛子一扭一扭走远了,刘雨生坐在门边一把旧竹椅子上,吧着老谢递来的旱烟袋,问道:

“她常常来吗?”

“轻易不来。”谢庆元堂客回说。

“老谢,”刘雨生开口叫一声,停顿一会,才又从容地说道:“你晓得么,上村的秧烂了两丘?”

谢庆元正要启齿,堂客对他鼓一眼,制止他多嘴。她晓得,他一开口,就会出绿戏,不是吹自己,就是骂别人。

“这都怪我大意了。”刘雨生恳切地批评自己,随即又说:“现在发生了一个紧急问题;我不吃茶,大嫂你不要费力。”

谢庆元堂客起身烧茶,走到灶门前,靠着灶围裙[1],背着刘雨生,对谢庆元又狠狠地鼓了几眼,意思是叫他莫讲话。刘雨生说:

“我就要走的,真不吃茶。上村缺秧,再泡种是来不及了,你看怎么办?”看见谢庆元一句话不讲,刘雨生又说:

“今天夜里开个社委会,大家商量一下子。吃了夜饭,你就来吧。我还有事。”

才出谢家的地坪,刘雨生模糊地看见远远有个人往这边走来。想要看清是哪个,他放慢脚步,看清这人是从前的妻舅张桂秋的时候,他赶紧转上了小路。“他到谢家里去做什么?”刘雨生默了默神,“一定是为秧的事,他秧也烂了。”他觉得情况更为复杂和紧急,顺路走到盛清明家里,商量了一阵。

晚上,社委会在社办公室举行。会议扩大了几位老作家,为的是研究烂秧的原因,同时讨论善后的办法。盛清明来了。虽说是社委,平常的会,他很少参加。今天晚上他是特意赶来的。把情况报告公安上级的时候,上头要他追究事故的性质。在会场上,他和平常一样从容逗笑,但实际上,他认真地倾听所有的人的发言。

“是负责人,又是老作家,怎么会塌场的呢?”有个人的这话,指的是社长。

“好汉怕大意。”又有人说。

“只怕是下泥没有拣个好天色。”先晋胡子细密地推想。

“下村赶了一个响晴天。”谢庆元说。

“上村下泥,碰了一个落雨天,播了一些,才下起雨来,我想算了吧,就没有住手,一直播下去。”刘雨生把情况说明。

“秧就烂在这里了。”先晋胡子说,“老班子是有话传下来的,落雨忌下泥。”

“我也晓得,”刘雨生道,“不过我想,老班子话不可尽信,比方,稀禾结大谷这话,我们完全推翻了,适当密植,收得多些。”

“落雨忌下泥,你不能不信。”陈先晋又说。

“落雨下泥,为什么不好?”盛清明盘根究底。

“雨点把糜溶的泥巴打得泛起来,”这回解释的,不是陈先晋,而是谢庆元。“泛起的泥一落沉,把那才下泥的嫩谷芽子淤盖了,你叫它怎么伸腿,如何不烂?”

陈先晋点头,亭面胡移开口里噙着的旱烟袋,满口称赞:

“对,你是个行家。”

得到了鼓舞,谢庆元称意地又说:

“那天上村在下泥,我碰去了,叫他们莫急,等天转晴了,再下不迟。没有一个听我的,社长又不在。”

“那天我恰恰到中心乡去了。”刘雨生插着说明。

“是些什么人主持的呢?”盛清明询问。

“几个到常德学习过的后生子。”刘雨生说。

“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动不动批人家一顿,说人保守。”谢庆元说得动了火,站了起来,“我还理他,只懒得管了,么子人所言:‘少吃咸鱼少口干。’”他像出足了气,又坐下了。

“你这也不对,一个共产党员,觉得自己是对的,就应该坚持真理。”盛清明说他。

“都不听我的调摆,有什么法子?”

“只怪你瘟猪子肉吃多了一点。”盛清明半开玩笑说。

“莫逗耍方。”谢庆元认真摸实说,“不听老人言,到老不周全,学过又怎样?没有老经验,行吗?”

谢庆元的这席话最得陈先晋欣赏。老倌子点一点头,又磕烟袋。亭面胡附和他们:

“凡百事情,都有里手不里手。”

“杀猪做豆腐,称不得里手。”盛清明说,“要讲究就讲究不尽,要不信邪,也行。”

“重要的是党的领导,政治挂帅。”刘雨生生怕人家怪常德,偏重技术,不管政治。

“政治他们也是半瓶醋,都不过是团员,人家一开口,就不问青红皂白,一窝蜂来了,这就是他们的政治。”谢庆元不老不少,却非常反对青年。

“不扯远了。”刘雨生把话题收转,“已经烂了皮,怪张怪李,无补于事。大家看看,上村缺秧,到底如何办?”

谢庆元低着脑壳。亭面胡说:

“再泡是来不及了。”

“来得及也没有种谷了。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哪个家里还有禾种谷?”李永和说,“就是搜搜刮刮,收得一些,季节又来了。”

“是呀,‘割麦插禾’日夜在叫,桐子树也都开花了。今年是隔年阳春。”陈先晋把烟袋递给面胡。

“那就只有个法子,缩小双季稻面积,改种一季。”谢庆元抬头建议。

“也是一法。”面胡喷出口白烟,点了点头,对于略有争执的双方,他都点头的。

“党号召扩大双季稻面积,人家都响应,我们不但不扩大,还要缩小,这不是有心违反党的倡导了?”刘雨生枯起眉毛,停顿一阵,才望着谢庆元笑笑:“我看只有这样了:下村一根秧没烂,一定有多的……”

“不多,不多。”不等刘雨生说完,谢庆元连连否认。

“我看了那边秧田的密度,敲了一下算盘子,你至少要多出两丘。”刘雨生说得很靠实。

“我是按照双季稻的亩数泡种的,没有多余的。”

“不要打埋伏,哪个泡种是扣打扣的?宽秧田,窄菜园,哪个老作家不晓得这点?”刘雨生这话,引得面胡点头了。但谢庆元还是一口咬定:“没有多余的。”

“我们摊开来算算,好不好呢?”刘雨生从桌上摸起一把算盘子,“你那里是二十石田,就是一百二十亩,你泡了好多种谷?”

谢庆元不肯说出泡种的具体数字,因为会场上的老作家不少,有了泡种的数字,大家就会算得出他余好多秧苗。他搜肠刮肚,寻找多余的秧的用途:

“就是多一点,也要留着将来补蔸子。如今插田,新手子多,会插些烟壶脑壳[2]。”

听到这话,亭面胡又点一点头。

“你哪里只多这点啊,老谢?真人面前,你不应当说假话。”刘雨生想用感情,用大义,来打动他,使他丢弃个人的打算,顾全整体的利益。亲眼看见秋丝瓜到了谢家,他心里默神,老谢一定是根据什么交换的条件,把多余的秧苗许了秋丝瓜,但没有凭证,他只能动以恳切,晓以责任,“我们是多年的邻居,彼此心事都是明白的,这个社不是我姓刘的一个人的,你是党员,是当家人,上村减了产,你也有责任。”

“我的责任区是下村。”谢庆元插了一句。

“但你是副社长,上村能不管?我们打开窗子讲亮话,你要是连一点秧都不肯通融,只怕社员会说你是本位主义。”

在平日,谢庆元只有一点怕盛清明,怕他嘴快,又不留情。这位治安主任搞清烂秧是技术事故以后,早已走了。对在场人物,包括刘雨生在内,无所忌惮,谢庆元跳起来嚷道:

“你不要乱扣帽子。我们的秧哪有多的呢?我说你不信,那你去数吧。”

“分明有多,你一定要这样说,有什么法子?”

“你说有多,我说没有,两人各讲一口话,插田快了,等那时看吧。”

“我们现在不谈也可以。不过你要答应一句话。”

“一句什么话?能答应的当然答应。”

“你是副社长,讲话要算话。”

“你先说是什么话吧?”

“将来你秧有多的,先要尽社里,不能给旁人。”

“我给什么人?”谢庆元脸上一热,坐了下来。

“扯秧时,请先晋大爹去帮你们的忙。”

“你想叫他监督我?”谢庆元心里默神,但没有做声。

会散了。社干们一个个走了。陈先晋留下没走。他坐在原来的地方,吧着烟袋,干咳几声。刘雨生晓得他有话要说,坐起拢来。

“我们一家的命根子都托付你了。”老倌子说。

“有什么事吗?”刘雨生急问。

“事情不小也不大,不晓得该不该我来多嘴?”陈先晋慢慢吞吞,还没有扯到正题。

“有关社里的事,人人该管。我们是依靠社员大家办社的。”

“按理,我不应该背后讲人家,尤其是他,田里功夫实在好。”

“你说的是谢庆元吧?”

“就是指的副社长。”陈先晋在技术上非常看重谢庆元,背后还称他职位。“你看这一回护秧他好舍得干,又懂得门径。”

“你说他秧有多的没有?”刘雨生把话扯到他正在焦虑的问题上。

“多得还不少。”陈先晋停顿一下,才又开口:“按理,我在这里不应该说他的坏话。不过这也不能算坏话,是实在的话。”

“你看到了什么事吗?”刘雨生猜到了八分了。

陈先晋点一点头:

“我们都以社为家,没有社,田作不出,大家命也活不成。他当副社长的,手指脑倒往外边屈。你要他的秧,只怕他早已许给别人,卖给社外的人了。”

“何以见得?许给哪个了?”刘雨生已经猜到九分,但还是问。

“你看哪个单干屋里烂了秧?”陈先晋觉得不好直说社长儿子的舅舅的名字。

“张桂秋。不过你何以这样作想呢?有何根据?”

“我来开会,经过副社长地坪前面,看见你那一位从前的舅母抱个撮箕从对面走来,我顺便看了一眼,半撮箕米,面上还放了一块干荷叶包住的东西。她一直送到副社长家去了。”陈先晋笑笑又说:“你们从前是郎舅至亲,他那个脾气,你还有不清楚的?他家的东西这样容易到手吗?依我看来,下村的秧准定是许给他了。”

送走了陈先晋以后,刘雨生家也不回,走到盛清明家里,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盛清明劝他再去谢家,看看动静,并设法多掌握点材料。

“不料在一个社里,为一点秧,闹得这样。”刘雨生临走,轻轻叹口气。

“还要安排吵大架子呢,你以为内部矛盾好玩呀?搞得不好,要转化,要打破脑壳。”

盛清明答应连夜派民兵护秧,防止偷扯,并且答应自己到张家走走,探探虚实。刘雨生当夜到了老谢家。小茅屋里没有光亮,除开鼾声和后山里的阳雀子叫,四围是寂寂封音。刘雨生敲敲卧房的窗子,唤叫开门,房间里没有动静,阶矶上竹笼里的鸡拍了拍翅膀。

“老谢,开开门,有要紧事找你商量。”刘雨生声音又高了一点。

桂满姑娘醒来了,一脚把谢庆元踢醒。

“哪一个?么子贵干呀?明朝来行吗?”没有完全清醒的谢庆元很不耐烦。

“是我。这件事等不到明朝。”

“是老刘吗?就起来了。”

谢庆元披起棉衣,拖双没屁股鞋子,摸到桌边,把灯点起。然后开门把客人引进房里。昏黄的灯光下,他用手背遮住正打呵欠的大嘴。帐子里面,桂满姑娘装作睡着了。

“还是为秧的事来的。”刘雨生笑一笑,开门见山。

“我猜到了,”谢庆元说,“不过,我的话已经到底了,讲没有多的,就没有多的。”

一句话把门封死,刘雨生觉得难于进锯,就点他一句:

“没有多的,为什么答应了别人?”

“我答应哪一个了?”谢庆元脸上发烧,心里也火了。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刘雨生又筑上两句。

“你说什么话?你……”谢庆元急得说不成话了。

桂满姑娘从攀开的帐门伸出头发蓬松的脑壳,来解丈夫的围:

“雨生哥来了,为什么还不拿烟袋?”

她这一打岔,谢庆元果然缓了一口气,起身寻烟袋。

“我不抽烟,就要走的。”刘雨生说,但也有意把空气搞得缓和一点,就和他们两夫妻扯了一会家常,又谈到犁耙功夫,说常青社赶在各社的前头了,刘雨生有心赞扬赞扬和他现有争执的对手:

“这是因为我们社里有几个老把式:像陈先晋,盛佑亭,还有你自己。”特别把“你自己”三字,说得很重,意思是想引起他的主人翁的感觉。这几句话,果然使得谢庆元心里活动了一些。刘雨生又慢慢地把话题转到秧苗上来:

“十分收成九分秧,偏偏我们社里烂了好几丘。办社头一年,就碰了这样一件为难事。”

“事到如今,再泡种也来不及了,只好少种一点双季稻。”谢庆元说。

“我们的复种面积已经上报了,哪里能少?我看老谢,你是当家人,应该……”

“我是什么当家人?”谢庆元想起他个人的事情,又说憋气话。“我背一身账,自己这个小家都当不成了。”

“这个好办,大河里有水小河里满,只要社不垮,生产一天天上升,你的这点账算得么子?”

“作兴赖账吗?”

“不是这样说,老谢,我们跳出个人的圈子,替社里考虑考虑,好不好?只要我们一心为社,社就会兴旺。”

“我还有什么外心?”

“你没外心好极了,多余的秧先尽社,问题解决了。我叫他们替你护秧,你专顾犁耙。”

“那不行。”扯到实际问题,谢庆元寸步不让。

“为什么?”

“没有什么为什么。这边的秧田我负责到底。换个生手,又出岔子怎么办?”

“秧都摆风了,还会出什么岔子?就是生手,料想也出不了问题。”

“你这不是过河拆桥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里安得上什么过河拆桥?莫不是你想闹独立性了?”

“我闹什么独立性?”

“那为什么你的责任区社里不能派人插手呢?”

谢庆元没有做声。

帐子里面,桂满姑娘一直在用心细听。她觉得丈夫说了一些不得当的话,自己又不好干预。现在,听到老谢逼得没话讲,怕他发躁气,连忙爬起来,想打个圆场。正在这时候,刘雨生心里也烦了,话就来得重一些:

“你这样,连我也止不住起了疑心。”

“疑心什么?我一没偷人家,二没抢人家。”谢庆元跳了起来,手捏着拳头。

桂满姑娘披起破棉袄,赤着脚跑下踏板,赶到谢庆元面前,拖住他的右手杆子,连斥带劝地说道:

“你从容一点,和平一点,好不好?”又转身向着刘雨生,“雨生哥,快鸡叫了,我看今夜里算了,有话留到明朝讲。”

“他平白无故疑心人家,就算了吗?没有这样子松泛。”

“蚂蚁子不钻没缝的鸡蛋。”因为纠缠太久了,身子又有些疲倦,刘雨生也控制不住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谢庆元抢进一步,一膀子掀开拦在当中的堂客。谢庆元有一股牛力,只轻轻一掀,堂客撂过去好远,倒在床边踏板上,身子一定是撞痛了,她哎哟一声,又怕他们打起来,大声叫道:

“快来人呀,打死架了!”

谢家里的茅屋坐落在一个小小横村的山边上,左邻右舍都相隔好远,叫唤声音人家是听不见的。这一回事有凑巧,谢大嫂才嚷一声,外边就有手电的白光闪几下。谢大嫂又大叫一声,外边进来一个人,拿手电一照,笑着问道:

“有什么事呀?”

三个人都望见进来的人,不是别人,是盛清明。

“你们这是做什么?大嫂子你怎么跪在踏板上了[3],那里应该是老谢受训的地方嘛。”

“你这个耍方鬼,哪个跪了?”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呀?”

“为秧的事,我们吵架了。”刘雨生平静地说,“老谢要动粗,先把心上的人掀倒了。”

“我们走,由他一个人动粗去吧。”盛清明拖着刘雨生就往外走。到了门外,他扬声又叫:

“老谢,今天夜里起,秧田你不要管了,我派民兵来替你守护,你累了,休息休息吧。”

“多谢你,不要你派人,我要一手来。”谢庆元在房里回答。

“一手包办不行啊,老兄。”

盛清明讲完,没再等回应,挽住刘雨生的膀子走远了。到了塅里,盛清明说道:

“这家伙真是手指脑往外边屈,答应了他了。”

“答应了张桂秋吗?”刘雨生问。

“还不是他。”

“何以见得?”

“秋丝瓜不是有个崽吗?你晓得的,样子也像秋丝瓜。”

“你真是爱讲笑话,秋丝瓜的崽不像秋丝瓜像哪个?”

“我引他到外边来说:‘好伢子,我这里有糖。’我从怀里挖出几粒糖珠子。他蹑手蹑脚,想吃又不敢伸手,眼睛往屋里一瞄,足见秋丝瓜的家教还是很严的。看见门口没有人,他接了糖,塞进嘴里。我牵着他走,一边问他:‘听说你们的秧烂了,是不是真的?’‘哪会不是真的呢?’‘你爸爸不急?’‘他急么子?’‘没得秧插田,还不急吗?’‘他有秧子。’‘哪里来的?’‘我不告诉你。’‘你看这里是么子?’我摸出一包糖珠子。‘他弄得谢大叔的,我再不告诉你了。’‘糖拿去吧。你爸爸给了谢大叔什么东西?’‘给了一撮箕米,一块腊肉。我再不告诉你了。你这个人不是好人,会去跟爸爸说啵?’‘我去跟他说什么?他又没得糖给我吃。’你看,事情不是摆明摆白吗?”

刘雨生觉得事情严重,连夜跑到李支书家里,把情况一五一十讲了一遍。听了报告,李支书有点生气,这是稀有的。他枯起浓眉,说道:

“这太不像话,他能被秋丝瓜收买,就难得不被别的人买通,不整一下不行了。”

“他还信你的话,你先找他谈谈看。”刘雨生建议。

“个别谈话不行了。”

“先开一个支部会?”

“不开了,请他直接跟群众见面。他哪里还有点党员气?这样好吧,明天夜里开个辩论会,你我都出席,你跟盛清明都把材料准备好,布置一些积极分子。好,你就去吧。这太不像话了。”

* * *

[1] 挂在灶上的木围板。

[2] 烟壶脑壳:新手插秧时,手指不护送秧根,以致秧的根须入泥时都向上卷成一团,像旱烟袋的烟锅(烟壶脑壳)一样,这样插下去的秧苗不容易成活。

[3] 跪踏板:讽刺人家怕堂客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