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青社的会议室点起一盏盖白灯，明亮的灯光映照着四壁。先到的人正在桌上打骨牌，后来的人围在旁边作干劲，出主意，抽旱烟。房间里人声嘈杂，烟云缭绕。谢庆元也在打牌。他手脚粗重，时常把竹片子牌扮在桌子上，啪哒地发响。刘雨生一跨进门，正要去看牌，就有人从隔壁房间的门口，伸出头来叫：
“社长，请到这边来一下。”
这是原来的会计李永和，正把一应账目移交给新来的会计盛学文，有一笔账搞不清楚，要请刘社长帮忙一下。
约莫一刻钟，人都来齐了。刘雨生出来，跟谢庆元商量了几句，就宣布开会。等大家坐好，他站在长桌的一头，说道：
“今天晚上我们开个社委扩大会，支书本来要来的，临时有事，怕不能来了。今晚事情多，先把个信，会要开得稍微长一点。”
“没得关系。”谢庆元说。饭饱食足，他劲头来了。
刘雨生枯起眉毛，略为想了一阵子，觉得要使会议开头比较地顺溜，应该把一些酝酿好了的，估计没有争论的事项，先提出来，作好安排。果然，在犁耙、积肥、作田和看牛等等的分工和工分上面，大家没有分歧的意见，一一通过了决议。陈先晋和亭面胡这些善于打点牲口的户子都答应看牛。谢庆元也答应看一条水牯。他这么做，是为了使他正在读书的大崽挣一点工分。
气氛融和，刘雨生趁机提出了茶油分配的问题。传达了上级的意思，随即宣布全社统一平均分配的时候，没有茶子山的上村的人一片声叫“行”，“上级的决定没有错”，等等。刘雨生细心体察，产油的下村，没有一个做声的，副社长谢庆元也低了脑壳。两村对垒，空气一时紧张了。正在这时候，门外脚步响，谢庆元出去一看，立即转回来叫道：
“社长，外边有人找。”他笑一笑，没有说出找的是哪个。
刘雨生起身出去后，会场大乱了。下村的人聚集在谢庆元周围，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刘雨生提个篮子走回来。从篮子里拿出一蒸钵干饭，两样菜蔬，一双筷子一只碗，摆在桌子上，他一边吃饭，一边催别人发言。
“你们看，这号爱人，哪里去找？”谢庆元说，“晓得他在开会，没功夫烧饭，送得来了。”
“教你堂客学样嘛。”有人这样说。
“我没得这个福气。我们里头的最不能干了。就是能干，也没人家阔，你看菜里的油好多啊。”谢庆元眼睛望着刘雨生的菜碗。
“人家盛佳秀有块茶子山，当然有油嘛。”
“大家不要扯远了，请谈茶油问题吧。”刘雨生把闲话止住。
“去年的茶油是高级化以前的产品，”谢庆元代表下村说话了，“依我意见，应该按照谁种谁收的原则实行分配。”
“对的。”下村几个人同声附和。
“老谢你好不通，”说这话的是李永和，他算完账目出来了。他家在上村和下村搭界的地方，没有茶子山。“茶子树是吃露水长的，哪个费过力？讲什么谁种谁收？”
“看山、拣茶子没有费事？茶子团团自己滚回家来的？”谢庆元看看下村的人们，除了李永和。
“你总不能把茶子团团吞到肚里，还要送到油榨里榨吧？”李永和说。
“那还用说。”
“油榨属全社，你要不同意分配，社里封了榨，不给你榨油，看你怎么办？”李永和的话很有分量，上村的人都拿眼睛鼓励他。
“我们拿到别处榨。”
“社里不开条子，哪个给你榨？”
李永和说得谢庆元无法可想，无言可答。下村的人泄了气，上村的人显得有讲有笑，活跃起来了。谢庆元越发不服气，忿忿地说：
“不肯榨，也不开条子，那就是不讲道理。”
“哪一个不讲道理，是你，还是我们？”李永和单挑谢庆元，不提下村的大家，免得伤众。但谢庆元就没有这样地细心，他忿怒地说：
“是你们，是你们上村的人都不讲道理，连你也在内，社长也在内。”
“社长哪里惹发了你呢？他口都没开。”李永和平静地提出质问。
“自己不产油，只想揩油，这就是你们的道理。”谢庆元没有回答李永和的质问，只顾说他的，“你们原先都是吃红锅子菜的，如今要油了。”
“有油为什么不要？”上村有人说。
“我们只是向社里领油，没有问你谢庆元要油。”李永和又说。
“油是社里的？你费过力操过心吗？”谢庆元蹦跳起来，额上冒出了青筋。
“山归社了，山里出息，自然是社里的了。”李永和看着谢庆元蹦跳和发气，一点不惊惶。他晓得自己的背后有群众。
“这叫做强取豪夺。”谢庆元嘶声地说。
“你自私自利。”李永和还他一句。
“跟他讲么子？他不肯分，我们封了榨。”背犁的青袱子老李出来帮腔了。
“你封榨，我们就不榨。”
“不榨，茶子越放越走油。”上村的人说。
“老子宁可油走光，也不给你们。”谢庆元说。
“老子喧天，你皮子痒了？”李永和也跳起脚来。他的背后站着几个鼓眼努嘴的角色，里头包括青袱子老李。
“要打人吗？”谢庆元说，有点胆怯。他的背后没有一个人。
吵闹中间，刘雨生一直没开口，只顾听着，从容地吃饭。把饭吃完，收好碗筷，看见双方真要干架了，他才站起来劝道：
“不要吵，不要吵，有话好好讲。”
看见两边的主力，一个是李永和，一个是谢庆元，都是党员，他枯枯眉毛，对大家宣告：
“现在休息几分钟。”
双方的人各自聚到一块去，低声地商谈，也夹杂几句高声的咒骂。刘雨生走进隔壁房间里，拿起电话筒，跟李支书商量了几句，然后走到外屋里，公开叫道：
“党员都到里屋来。”
党员一个一个进来了，包括谢庆元和李永和。里屋是会计的卧室，有时也是小会的会议室，靠东墙摆一挺床，西墙边是张竹凉床子，此外是许多粗长板凳。低着脑壳，最后慢慢进来的谢庆元看见李永和坐在竹凉床子上，就走到床边，无精打采，横倒在床上，用手蒙住脸。谢庆元发动这一次吵架，并不完全是为了茶油，他自己的茶油是非常少的。他起来说话，为的是笼络下村的人心。他想把他们连成一气，结成一体，作为对抗社长的基本的力量。他心里明白，办互助组以来，由于账目手续不清楚，自己欠了好多人的钱，又不克己，他在下村的威信是成问题的，借这个茶油问题，他想把自己在下村的地位巩固一下子。
“好家伙，”坐在粗长板凳上，刘雨生从容地开口，“吵得真漂亮，双方都是党员带头吵。”接着，他的脸容变得严厉了，“哪个允许你们这样子搞的？刚才跟李支书通了一个电话，他叫我们开个小组会，先把党内思想统一下子。”
“有什么统一不统一？”谢庆元躺在床上说，“无非是叫人少吃些油嘛。”
“小组长，我提个意见，”李永和对刘雨生说，“有话坐起说，不要这样地没有样子，这是党的会。”
谢庆元只得坐起来，手支着脑壳，手肘搁在膝盖上。
别的人都不做声。
“大家不讲，我谈几句。”等了好久，没人说话，社长兼党小组长刘雨生只得开口了，“我们共产党员时时刻刻要顾全大局。为几粒茶子，就忘记了整体利益，还算什么共产主义先锋队？”
“要怎么办，你讲了就是。”谢庆元抬起头来说。
“李支书和我一样，认为公众马，公众骑，如今，油茶以社为单位分配，下村要吃一点亏，将来分菜油，上村就要吃亏了，上村油菜种得多一些。这回吃亏，下回补偿，五八四，八五四，不是一样吗？”
李永和立即说道：
“我完全同意支书和社长的意见。”
刘雨生看谢庆元一眼，又说：
“为了刺激生产，我们自然也不会搞平均主义，我看，除开国家收购的一份，我们上下村，来个四六开，好不好呢？这样子，既有照顾，两下相差又不十分远，如何，老李？”
“我当然同意。”李永和说。
“老谢呢？”
“我们那边原先是每个人合十来多斤，如今只六斤，只怕我肯人不干。”谢庆元把责任推到群众身上。
“只要你肯了，别人的嘴巴没有这样长。”李永和笑一笑说。
“你骂人？”谢庆元火了。
“岂敢。”李永和微微一笑。
“听我来说，”刘雨生岔开他们，“外边的人都在等我们，小组会不能拖得太久，大家对于四六开分配方案有什么意见？”
没有人做声，刘雨生又说：
“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付个表决好不好？”
听到这里，谢庆元起身要出去，刘雨生忙问：
“到哪里去？”
“社长你不要理他，由他去吧。”李永和气忿地说，“我们表决我们的。”
大家都议论纷纷，有的嘲骂谢庆元，说他不像个党员；有的说，这一件事，值得再慎重地考虑一下，不要急于做决定。刘雨生又打电话去了。等他回来，谢庆元也返回来了。
“你到哪里去了，老谢？”刘雨生和颜悦色地询问。
“解小溲去了。”谢庆元回答。他这句话，说明了事实，但没有讲出他这样做的曲折的过程。他的退席，原是要到外边看看风色的。要是下村的人都很拥护他，对他有些热烈的表现，他就要借口茶油的问题，和刘雨生，甚至于和党的小组会对抗到底，不参加表决。可是，他走到外屋，下村的人没一个理他，他们有的抽烟，打牌，有的干脆采取各式各样的姿势，在睡落心觉。谢庆元看到这样，感到孤单和无力。虽然他一向爱走直路，不会拐弯，这回也不得不见风使舵，就水湾船了。他到大门外解一个小溲，又回来了，仍旧坐在床边上。
“火烧牛皮自己连[1]。”李永和看透了谢庆元的行径，在心里骂了一句。
“你看怎么样，老谢？”刘雨生也看透了，但是装作没有介意的样子，用商量的口气问道，“今晚表决不表决？”
“表决算了，还拖什么？”谢庆元回答。
大家举手一致通过了四六开方案。
“慢一点走，”刘雨生阻止大家，“还有两件事，要宣布一下，芽子都出了，马上要下泥，上村和下村，都要找个育秧的，会作田的作一丘，这宗工作关系一季的收成，我们推选一个负责而又很有经验的。”
“我们上村就是你自己兼吧。”有一个人说。
刘雨生想了一想，就点点头：
“好吧，不过我怕的是实在忙不赢。下村我推谢庆元同志，你们赞成不？”
有一小会，没人答白。刘雨生又进行解释：
“老谢的技术大家都是晓得的，连先晋胡子也说他行。我看就叫他干吧。慢点走，还有一件事，陈大春走了，李永和要抓乡上青年团工作，我们叫盛学文来代替他担任社里的会计。”
“哪个盛学文？”有人发问。
“就是盛佑亭的二崽，读中学的那个角色。”刘雨生说。
“他不要跟他爷老子一样，面里面胡，那就糟了。”
“哪里？他才细心呢。”刘雨生一力担保。“好了，这个会散了，开那个会去，下村群众如果还有不同的意见，还是要细心听着，耐心解释。”
社委扩大会同意了四六分配的方案，其余事情没有争论，会议就散了。大家都点起火把，或是拧开手电，分路回家。有一段路，李永和走在谢庆元背后，听他跟人说：
“明天就要平整秧田了，今年是隔年阳春[2]，天气暖得快，后天就能下泥了。”他在高高兴兴谈他的新任务，对茶油一事，不再提起了。李永和暗想：“社长的调摆，真是好极了。”
“小心啊，今年的天气还不晓得如何呢？要是秧苗有个三长四短的，都死在你手里了。”
“不是吹牛，我十三岁下力，泡种育秧，到如今有几十年了，从来没有塌过场。”
“这家伙又在吹了。”李永和想，就不听他的，拐小路回家去了。
刘雨生收拾了饭篮，提着走出社管会，趁微弱星光，打算回家去。走到半路，他心里默神：“明天一早就要整秧田，没得工夫了。不如现在去汇报，完结一宗事，李支书是个夜精怪，一定没有睡。”他随即往李家走去。果然，从山边竹林的一座茅屋里，映出了灯光。接着，他又看见雪白耀眼的手电的闪光。“这一定是盛清明。”他想。
“你来了。盛清明才走。”李月辉招呼刘雨生，要他请坐。刘雨生放下饭篮，然后坐下，一五一十汇报了电话里没有细说的会议的情况。临了，他说：“陈大春走了，我又打发陈孟春收购洋芋种去了，爱吵的人都不在，满以为今晚一定会平平和和，不料黑地里又杀出一个李逵，李永和接了他们的脚。”
“谢庆元的对头实在多。只要他不改，他的敌手还会添。”
“我们安排他负责下村的育秧，他很高兴。”
“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气一来暴跳如雷，气一走雪化冰消，他的难掌握也就在这里。现在我们先不要管他。我只问你，谷种准备足实吗？”
刘雨生正要回答，放了帐门的一铺半新不旧的夏布帐子里有人在打嗝。李月辉起身，走去攀开帐子门，俯身问道：
“你觉得一些何的？要不要吃口热茶？”
“不要，你们谈你们的吧。”帐子里回答。
李月辉回到原座，叹了一口气。刘雨生连忙问道：
“病了？”
“没有。也是一个爱生闲气的角色。刚才跟我伯伯怄了气，吵过以后，那边睡得吹雷打鼾的，她这边呢，惹得气痛病发了。何苦呢？真是。”
“你不要管我，谈你们的吧。”
李月辉看刘雨生一眼，催他答复。
“谷种准备的不多。”刘雨生回说。
“那还行呀？万一烂秧呢？告诉你吧，老弟，要准备两套本钱。”
“为什么？”
“以防万一，一套塌了场，还有一套。今年天气不正常，怕烂场合。”
“我看是过虑。”刘雨生接过支书的蓝玉嘴、白铜斗烟袋。
“你是一个稳当人，为什么也说这样的话了？”李月辉盯着他说。李月辉在基层工作七年有多了，是个熬惯了夜的人，越到夜深，越有精神。他继续说道：“今年雨水不匀称；据气象台报告，不久有寒潮，怕烂秧啊。”
“气象台不一定准确。”
“惟愿它说得不准，没有寒潮。但是我们总是要把顶坏的情况估计在心里。我是只怕落雪下冰雹。”
“怕得老虎喂不得猪。况且我们是有调摆的。老谢有几十年的经验，只要肯用心……”
“就怕他不肯用心。”李月辉插了一句。
“你管一管，他就会尽心。全乡的人，他只服你。你管着他，他管住秧田，一行服一行，豆腐服米汤。”
李月辉笑道：
“这也难说。不过，试试看吧。把他交给我，你不必管了。”
“至于上村，”刘雨生说，“我自己来搞，你放心吧。”
“只怕你忙；育秧如育婴，是足日足夜，脱不得身的。”
“我打算找一个副手。”
“我相信你的安排是妥当的。”
刘雨生站起身来，提了饭篮，准备要走。
“慢点走，还有一件事。”李支书把他叫住，“朱明同志来了一次。”
“什么时候？我们怎么不晓得？”
“连我也不晓得。”李支书说，“是悄悄地来、悄悄地去的。一回去，拿起电话就劈我们一顿，说我搞鬼，边远田的凼子，粪草好像是点的眼药一样。积肥方面，还要加一把劲啊，老弟。”
“事情都挤到一堆了，连忙不赢。”
“做好安排，发动群众。不走群众路线，局面是打不开的。还有，你们那里几种人都要管起来，龚子元那样的人，自有人管，你不要探，谢庆元交给我管，请你多多地注意老单。”
“自己的事都忙不赢，还有功夫管他们的闲事。”
“不然。管理单干也是自己分内的事情。他们今天是单干，明朝就会变成社员的。世界上的事时时刻刻都在起变化。”
“别人且不说，要王菊生入社，怕不容易。”刘雨生提着饭篮，跨出了房门。
“何以见得？”李月辉送了出来。
“他正起半夜，睡五更，鼓足暗劲，满心满意，打算赛过我们，把常青社比垮。”
“那好嘛。应该欢迎。我们惟愿他搞好。”
“他搞好了，我们就糟了。”
“这又不然。我们跟单干的矛盾不像跟龚子元的矛盾，没有你死我活的敌对的性质，这里边是有哲学的。”
听到李支书又谈哲学了，刘雨生动身要走。
“老单归你负责啊。”星光下，李月辉又叮咛一句。
“好吧。”刘雨生边走边回复。
* * *
[1] 连：即缩的意思。
[2] 头年十二月下旬立春，叫隔年阳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