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秀梅和李主席正在谈论李盛氏，区里的通讯员送来一个紧急的通知，叫他们明天一早，到天字村去开碰头会。信上写明，要求他们赶到那里吃早饭。
当天晚上，邓秀梅开过乡上的汇报会以后，叫住刘雨生，要他明天调查谢庆元的那个互助组，看他们全组入社，是否有虚假，或者有强迫？邓秀梅临了，嘱咐刘雨生留神考察李盛氏家里的情况。
把明天的工作布置完毕，邓秀梅回到了亭面胡家里，连夜赶材料。她统计了申请入社的农户，整理了全乡的思想情况，不知不觉，窗外鸡叫了。她吹熄灯盏，和衣睡了。
才一小会，鸡叫三回，她连忙起床，匆匆抹了一个脸，梳了梳头，就出门去找李主席。
“急么子啊？别的乡包管没有我们这样早。”李主席一边穿衣，一边这样对邓秀梅说。
一路上，李月辉直打呵欠。
“没有睡足吗？”邓秀梅走在后边，这样问他。
“家里吵了一通宵。”
“哪个跟哪个吵？”
“我堂客跟我伯伯。”
“为什么事？”
“我伯伯云里雾里，自己不争气，又爱骂人。他骂别人不成器，自己又没做个好榜样，赖一世的皮，讨过八个婆婆，没有一个同老的。”
“都去世了？”
“有的下世了，有的吵开了。如今上年纪了，傍着我，吃碗安逸饭，不探闲事，不好过日子？他偏偏不，不要他管的，他单要管。平素爱占人家小便宜，又爱吵场合，一口黑屎腔。这回搞合作化运动，他舍不得我们那块茶子山，连政府也骂起来了。他说：‘政府搞信河[1]。十个手指脑，都不一样齐，说要搞社，看你们搞吧！只有你这个蠢猪，自己一块茶子山，都要入社，猪肏的家伙。’我婆婆听到，马上答白了：‘你骂哪一个？你嘴里放干净一点。’他大发雷霆，跳起脚来骂：‘混账东西，你有个上下没有？’两个人都不儿戏，我两边劝，都劝不赢。”
“你真是个婆婆子，太没得煞气。”邓秀梅笑道，“要我是你，就不许他们吵闹。”
“一边是伯伯，是长辈，一边是婆婆，是平辈，叫我如何拿得出煞气？”
“我看你对晚辈也没得煞气，后生子们都不怕你。”
“要人怕，做什么？我不是将军，不要带兵，不要发号施令。我婆婆不畏惧我，对我还是一样好。”
“听亭面胡说，你们两公婆的感情好极了。”
李主席听到这里，回头一笑，从他笑容里，邓秀梅看得出来，他完全陶醉在经久不衰的，热热和和的伉俪深情里。他称心如意地说道：
“我们的感情不算差，十多年间，没吵过架子。她脾气犟……”
“她脾气犟，你没得脾气，配得正好。”
“她时常跟人家吵架，也发我的气，我的老主意是由她发一阵，自己一声都不做。等她心平气和了，再给她来一个批评。她这个人气一消，就会像孩子一样，温温顺顺，十分听话。”
“她有好大了？”
“拍满三十，十四过门，接连生四胎，救了两个，走了两个，她在月里忧伤了，体质很坏，又有一个扯猪栏疯的老征候。”
“这病是怎么得的？”
“不晓得。她有病在身，爱吵架，爱发瓮肚子气，今年又添了肺炎。我总是劝她：‘你不怄气，体质会强些，病也会好了。’她哪里听得进去？我那位伯伯，明明晓得她体质不好，喜欢怄气，偏偏要激得她发火。”
李月辉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顿了一下，才又说道：
“我总怕她不是一个长命人。今年春上，给她扯了一点布料子，要她做件新衣穿。可怜她嫁过来十好几年了，从来没有添过一件新衣裳，总是捡了我的旧衣旧裤子，补补连连，改成她的。我那回扯的，是种茄色条子的花哔叽，布料不算好，颜色倒是正配她这样年纪。她会剪裁，我想她一定会做一件合身的褂子。隔了好久，还不见她穿新衣，我时常催她。有天看见她缝衣，心里暗喜，心想，总算是领我的情了。又过了几天，我要换衣，她从衣柜里，拿出一件崭新的茄色条子花哔叽衬衣，我生了气了，问她：‘这算是什么意思？’她捧住胸口，咳了一阵，笑一笑说道：‘你要出客，要开会，我先给你缝了。’她就是这样一个固执的人。”
两个人边走边谈，不觉到了一个岔路口，李主席说：
“我们抄小路好吧？小路不好走，但是近一些。这一回，我们定要赶到各乡的前头，叫朱政委看看，搞社会主义，哪个热心些？”
邓秀梅自然同意走小路。他们走过一段露水打得精湿的茅封草长的田塍，上了一个小山坡。山上长满松树、杉树和茶子树。路边一些平阳地，是劳改队开垦出来的新土，有的秧上了小麦，有的还荒着，等待来年种红薯。李月辉一路指点，一时说，这个山坡里，他小时候来看过牛；一时又说，那个山顶上，他年轻时来捡过茶子。他忘记了堂客的病况，好像回到孩童时代了，轻快地讲个不休。
“说起来，真正好像眼面前的事。发蒙时，我死不肯去。妈妈在我书包里塞两只煮熟的鸡蛋，劝诱半天，我才动身。在李槐卿手里，读了两年老书，又进小学读了一年半。我靠大人子，扎扎实实过了几年舒舒服服的日子，无挂无碍，不愁衣食，一放了学，只晓得贪耍，像大少爷一样。十三岁那年，我开始倒霉，春上母亲生疔疮死了，同年夏天，资江涨大水，父亲过横河，荡渡船，一不小心，落水淹死了。父亲一死，我好像癫子一样，一天到黑，只想在哪里，再见他一眼。那时候幼稚，也不晓得做不到。为了见见父亲的阴灵，我想到茅山学法，其实茅山在哪里，我也不晓得。我看《封神榜》，看《西游记》，一心只想有个姜太公，孙大圣，施展法力，引得见父亲一面，就是一面，也是好的。
“父亲过世，我伯伯勉强把我收养了，不久又叫我去给人家看牛。后来一亲事，我婆婆和这老驾过不得，分了家了，为了口，挑了几年杂货担子，解放军一来，马上参加了工作。看我有了些出息，伯伯火烧牛皮自己连，傍起拢来，又跟我们一起了。”
“解放以来，你一直在这里工作？”邓秀梅插嘴问他。
“是的。搭帮上级的培养，乡里的事，勉勉强强能够掌握了。有些干部，嫌我性缓，又没得脾气，有点不过瘾。我伯伯也说我没用，他说是‘男儿无性，钝铁无钢’。我由他讲去。干革命不能光凭意气、火爆和冲动。有个北方同志教导过我说：‘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对革命是害多益少。’革命的路是长远的，只有心宽，才会不怕路途长。”
“也不能过于心宽，毛书记说过，过犹不及。”邓秀梅笑着跟他说。
“我觉得我还不算‘过’。”
“你是这样觉得吗？”
“是呀，要不，今天我就不会抄近路。这条小路，茅封草长，不好走极了。”
“上半年，有人批评你太右，有这回事吗？”邓秀梅点破他一句。
“这倒是有的。”李主席说，“三月里，区上传达上级的意见，指出我们这一带，办社有点‘冒’，要‘坚决收缩’。我当时也想，怕莫真有点‘冒’吧？我们，说是我们，其实只有我一个，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不牵连别的人，大春他是不赞成这个说法的。我一力主张响应上级的号召，坚决收缩了一个社，全乡通共办了一个社，全部干净收缩了。”
“那你不是百分之百地完成上级的任务了？”
“是呀，上级表扬了我们，还叫我们总结收缩的经验，好拿去推广。陈大春大叫大闹，吵得乡政府屋都要塌下来了。社是他办的，说要解散，他不甘心。年轻人感情冲动，当时他指了我的鼻子尖，骂得好凶啊！这个家伙，这样厉害，偏偏有好多女子追他。他走桃花运。”
“当时，你总结了一些什么经验？”邓秀梅好奇地问他。
“经验倒不算什么。我只有个总主意，社会主义是好路，也是长路，中央规定十五年，急什么呢？还有十二年。从容干好事，性急出岔子。三条路走中间一条，最稳当了。像我这样的人是檀木雕的菩萨，灵是不灵，就是稳。”
“你这是正正经经的右倾。”邓秀梅笑了。
“老邓你也俏皮了。右倾还有什么正经不正经？说我右倾的，倒不只是你一个。毛主席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在《新湖南报》发表时，省委还没有召开区书会议，我就在全乡的党员大会上，把文件读给大家听，念到‘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陈大春趁火打劫，得意洋洋，扯起大喉咙，指手画脚，对我唤道：‘李主席，你自己是小脚女人。’我放下报纸，半天不做声。别人也都不做声，以为我生了气了。”
“我想你不会生气。”邓秀梅笑道。
“我气什么？我只懒得气。小脚女人还不也是人？有什么气的？”
“是呀，婆婆子们本来都是小脚嘛。”邓秀梅笑着打趣，接着又认真地说道：“我看你这缓性子，有一点像盛佑亭。”
“你说我像亭面胡？不像，不像。首先，他面胡，我不面胡；其次，他爱发火，我不发火。他总以为人家都怕他发气，其实不然。他跳进跳出，骂得吓死人，不要说别人，连他亲生儿女也都不怕他。这样的人真可怜。”
“我倒觉得很可爱。”邓秀梅说。
“至于我，”李主席还是只顾说他的，“跟他相反，根本不愿意人家怕我。我最怕的是人家怕我。你想想看，从土改起，我就做了乡农会主席，建党后，又兼党支书。党教育我：‘共产党员一时一刻都不能脱离群众’，我一逞性，发气，人家都会躲开我，还做什么工作呢？脱离群众，不要说工作没办法推动，连扑克牌也没得人跟我打了。”
“你爱打牌，我看得出来。”
“不瞒你说，秀梅同志，解放前，我也算是一个赖皮子，解放后，才归正果的。那时节，伯伯和我分了家，还是住在一屋里，他一把嘴巴讨厌死了，家里存不住身子，只好往外跑。这一带地方，麻雀牌，纸叶子[2]，竹脑壳[3]，隆日隆夜，打得飞起来。旧社会是这个样子，没得法子想。有味的是我那位伯伯。他自己是一个赌痞，轮到我一出去打一点小牌，他就骂我是‘没得用的坏家伙’。只有他有用，他爱打牌也成有用了。我心里高兴的时候，就这样顶他一句：‘我学得你的。’把他气得像雁子一样。我想：‘你何必生气？有角色自己不赌，做个好榜样。’”
他们翻了一个小山坡，在一片梯田中间的一条田塍上走着。李月辉指着田里的翡青的小麦说：
“如今这种田，一年也要收两季。解放前，这一带都是荒田，就是因为赌风重，地主老爷押大宝，穷人打小牌，像我们这样的人也卷进去了。解放后，不等政府禁，牌赌都绝了。心宽不怕路途长，我们边走边讲，不知不觉，赶了八里路。那个大瓦屋，就是区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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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搞信河：乱来。
[2] 一种长方油纸牌。
[3] 一种竹片做的牌，顶大的牌是天牌，九点和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