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1921
出生于湖南长沙，家居白沙井。因平生钦敬明代名儒白沙先生陈献章的言行文章，而改原名易坤为易白沙。新文化运动中反对尊孔读经的第一人，五四时期的一位风云人物，《帝王春秋》的编写者和《新青年》的撰稿人。于1921年端午节，蹈海自杀。
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
孔子评议
（上）
天下论孔子者，约分两端：一谓今日风俗、人心之坏，学问之无进化，谓孔子为之厉阶；一谓欲正人心、端风俗、励学问，非人人崇拜孔子，无以收拾末流。此皆瞽说也。国人为善为恶，当反求之自身，孔子未尝设保险公司，岂能替我负此重大之责？国人不自树立，一一推委孔子，祈祷大成至圣之默祐，是谓惰性；不知孔子无此权力，争相劝进，奉为素王，是谓大愚。
孔子当春秋季世，虽称显学，不过九家之一。主张君权于七十二诸侯，复非世卿，倡均富，扫清阶级制度之弊，为平民所喜悦。故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此种势力，全由学说主张，足动当时上下之听。有与之分庭抗礼、同为天下仰望者，墨翟是也。有诋其道不足救国而沮之者，齐之晏婴、楚之子西及陈蔡大夫是也。所以孔子只能谓之显学，不得称以素王。其后弟子众多，尊崇其师，贤于尧舜。复得子夏教授西河，为魏文侯师。子贡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孔门学术，赖以发扬。然在社会，犹一部分之势力而已。至秦始皇摧残学术，愚弄黔首，儒宗亦在坑焚之列。孔子弟子，善于革命，鲁诸儒遂持孔氏之礼器，往奔陈涉，此盖以王者受命之符，运动陈王，坚其揭竿之志。远孙孔鲋，且为陈涉博士，与之俱死。刘季马上得天下，不事诗书，项羽授首，鲁竟不下，荐绅先生大张弦诵之声。汉高祖震于儒家之威，鉴秦始覆辙，不敢再溺儒冠，祠孔子以太牢，博其欢心，是为孔子身后第一次享受冷牛肉之大礼。汉武当国，扩充高祖之用心，改良始皇之法术，欲蔽塞天下之聪明才志，不如专崇一说，以灭他说。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时则有赵绾、王臧、田蚡、董仲舒、胡毋生、高堂生、韩婴、伏生、辕固生、申培公之徒，为之倡筹安会。中国一切风俗、人心、学问、过去、未来之责任，堆积孔子之两肩。全国上下，方且日日败坏风俗、斫丧人心、腐朽学问。此三项退化，至两汉以后，当叹观止矣。而曹丕之尊孔，实较汉武有加。其诏曰：
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在鲁、卫之朝，教化乎泗洙之上，凄凄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于时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尊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
更以孔羡为宗圣侯，修旧庙，置吏卒，广宫室，以居学者。不知汉高帝、武帝、魏文帝，皆傀儡孔子，所谓尊孔，滑稽之尊孔也。典礼愈隆，表扬愈烈，国家之风俗、人心、学问愈见退落。孔子不可复生，安得严词拒绝此崇礼报功之盛德耶？就社会心理言之，昔之丈夫、女子延颈举踵而望者，七十子之徒尊崇发扬者，已属过去之事。国人惟冥行于滑稽尊孔之彀中，八股试帖，俨然衣钵，久而又久，遂成习惯。有人诋此滑稽尊孔者，且群起斥为大逆不道。公羊家接踵，谶说坌起，演成种种神秘奇谈：身在泰山，目能辨吴门之马，饮德能及百觚，手扛国门之关，足蹑郊坰之虎，生则黑帝感召，葬则泗水却流。未来之事，遗于谶书；春秋之笔，绝于获麟；几若天地受其指，鬼神为之使令，使人疑孔子为三头六臂之神体！公羊家之邪说，实求合滑稽尊孔者之用心。故历代民贼，遂皆负之而趋矣。乃忧时之士，犹思继续演此滑稽之剧，挽救人心。岂知人心、风俗即崩离于此乎？
中国二千余年尊孔之大秘密，既揭破无余，然后推论孔子以何因缘被彼野心家所利用，甘作滑稽之傀儡，是不能不归咎孔子之自身矣。试分举之。
一 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君主独裁，若无范围限制其行动，势将如虎傅翼，择人而食。故中国言君权，设有二种限制：一曰天，一曰法。人君善恶，天为赏罚，虽有强权，不敢肆虐，此墨家之说也。国君行动，以法为轨：君之贤否，无关治乱；法之有无，乃定安危。此法家之说也。前说近于宗教，后说近于法治，皆裁抑君主，使无高出国家之上。孔子之君权论，无此二种限制，“君犹天也，民不可一日无君，犹不可一日无天”（《尚书·大传》孔子对子张语）。以君象天，名曰“天王”，又曰“帝者，天称也”，又曰“天子者，继天理物，改一统，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养万民”，皆以君与天为一体，较墨翟以天制君者绝异，所以不能维持天子之道德。言人治不言法治，故是尧非桀，叹人才之难得。论舜治天下，由于五臣，武王治天下，由于十臣，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孝经》《论语》之大义微言，莫不主张人治。荀子言，有治君，无治国，有治人，无治法，即师承孔子人治之义，彰明较著以言之也，较管、商、韩非“以法制君”，又迥然不同，所以不能监督天子之行动。天子既超乎法律、道德之外，势将行动自由，漫无限制，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诸空论，果假何种势力，迫天子以不得不遵？孟子鉴及此弊，阐明君与国之关系，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于是弃孔子之君治，以言法治，谓“先王之法，犹五音之六律，方圆之规矩，虽有尧舜，舍法取人，不能平治天下”，其言“得乎丘民为天子”“舜禹践位，亦由民之讴歌”，非孔子所敢言也。
二 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诸子并立，各思以说易天下，孔子弟子受外界激刺，对于儒家学术不无怀疑，时起问难。孔子以先觉之圣，不为反复辨析是非，惟峻词拒绝其问。此不仅壅塞后学思想，即儒家自身学术，亦难阐发。盖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也。宰我昼寝，习于道家之守静也，则斥为朽木；樊迟请学稼圃，习于农家并耕之义也，则诋为小人；子路问鬼神与死，习于墨家明鬼之论也，则以事人与知生拒绝之；宰我以三年之丧为久，此亦习于节葬之说也，则责其不仁。宰我、樊迟、子路之被呵斥，不敢申辩，犹曰此陈述异端邪说也。乃孟懿子问孝，告以无违，孟懿子不达，不敢复问，而请于樊迟；樊迟问仁智，告以爱人知人，樊迟未达，不敢复问，而请于子夏；孔子告曾子，吾道一以贯之，门人未达，不敢直接问孔子，而间接问曾子。师徒受授，几杖森严，至禁弟子发言，因此陈亢疑其故守秘密，询异闻于伯鱼。一门之中，有信仰而无怀疑，有教授而无质问。王充《论衡》曰：“论者皆云：‘孔门之徒，七十子之才，胜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见孔子为师，圣人传道，必授异才，故谓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谓之英杰，古以为圣神，故谓七十子历世希有。使当今有孔子之师，则斯世学者皆颜、闵之徒也；使无孔子，则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验之？以学于孔子，不能极问也。圣人之言，不能尽解……宜难以极之。皋陶陈道帝舜之前，浅略未极。禹问难之，浅言复深，略指复分。盖起问难，此说极而深切，触而著明也。”（见《问孔》篇）王充责七十子不能极问，不知孔子不许极问也。少正卯以大夫讲学于鲁，孔子之门，三盈三虚，不去者惟颜回，昔日威严，几于扫地。故为大司寇仅七日，即诛少正卯，三日尸于朝，示威弟子，子贡诸人为之皇恐不安。因争教而起杀机，是诚专制之尤者矣！至于叩原壤之胫，拒孺悲而歌，犹属寻常之事也。
三 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孔子圣之时者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其立身行道，皆抱定一“时”字，教授门徒，亦因时因地而异。韩昌黎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夫孔墨言行大悖，岂能相用？盖因孔子讲学无绝对主张。言节用爱众，颇近墨家节用兼爱之说。虽不答鬼神之问，又尝言祭鬼祭神，颇近明鬼之说；虽与道家背驰，亦称不言之教，无为之治；不谈军旅，又言教民即戎；主张省刑，又言重罚；提倡忠君，又言不必死节；不答农圃，又善禹稷躬稼。此讲学之态度，极不明了也。门人如子夏、子游、曾子、子张、孟子、荀卿，群相非谤，各以为圣人之言。岂非态度不明之故，酿成弟子之争端耶？至于生平行事，尤无一定目的。杀身成仁，仅有空论。桓魋一旦见陵，则微服而过宋；穷于陈、蔡，十日不食，子路享豚，褫人衣以沽酒，则不问由来而饮食之；鲁哀迎飨，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沽酒不饮，从大夫之后，不敢徒行，视陈宋之时，迥若两人。求如宗教家以身殉道，墨家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商鞅、韩非杀身行学，皆不可得，美其名曰中行，其实滑头主义耳。骑墙主义耳！胇肹见召而欲往，南子请见而不拒，此以行道为前提，小德不逾闲，大德出入可也。后世暴君假口于救国保民，污辱天下之名节，皆持是义。
四 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君子谋道不谋食，学也，禄在其中”，是为儒门安身立命第一格言。孔门之学，在于《六经》。《六经》乃先王治国政典，管子谓之“六家”，君与民所共守也（见《山权数》篇）。孔子赞《易》，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遂有儒家之六艺。孔子尝执此考察列国风俗政教，其言曰：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矣；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矣；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矣；洁净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矣；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矣；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矣。
孔子因此明于列国政教，故陈说“六艺”，干七十二君。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六艺”者，孔子之质也，亦孔子之政见书也。孔子尝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干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见《庄子·天运》篇）是孔子虽干说诸侯，一君无所钩用。昔言禄在其中，已失效验，忧贫之事，其何可免？既不屑偶耕，又不能捆屦织席，不能执守圉之器以待寇，不能制飞鸢车辖以取食。三千弟子中，求如子贡之货殖，颜回之躬耕，盖不多见。然子贡常相鲁卫，游说列邦，不专心于货殖，颜回且说齐君以尧舜、黄帝之道，而求显达，其志亦非安于陋巷箪瓢，鼓琴自娱者矣。儒家生计，全陷入危险之地，三月无君，又焉得不皇皇耶？夫孔子或志在救民，心存利物，决非薰心禄饵，竦肩权贵，席不暇暖，尚可为之原恕。惟流弊所趋，必演成哗世取宠、捐廉弃耻之风俗。李斯鉴于食鼠窃粟，遂恶卑贱而悲穷困，鲁诸生各得五百斤金，因尊叔孙通为圣人。彼去圣人之世犹未远也，贪鄙龌龊，已至于此，每况愈下，抑可知矣！
以上四事，仅述野心家利用孔子之缺点，言其学术，犹待下篇。
（下）
中国古今学术之概括，有儒者之学，有九家之学，有域外之学。儒者，孔子集其大成。九家者，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各思以学易天下，而不相通。域外之学，则印度之佛，皙人物质及精神之科学，所以发挥增益吾学术者。三者混成，是为国学。印度、欧洲，土宇虽远，国人一治其学，螟蛉之子，祝其类我，佛教之发扬于中国，已有明证。西土文明，吾方萌动，未来之演进，岂有穷期！以东方之古文明，与西土之新思想，行正式结婚礼，神州国学，规模愈宏。愚所祈祷，固不足为今之董仲舒道。何也？今之董仲舒，欲以孔子一家学术代表中国过去、未来之文明也。
以孔子统一古之文明，则老、庄、杨、墨、管、晏、申、韩、长沮、桀溺、许行、吴虑，必群起否认，开会反对。以孔子网罗今之文明，则印度、欧洲，一居南海，一居西海，风马牛不相及。闭户时代之董仲舒，用强权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关时代之董仲舒，用牢笼手段，附会百家，归宗孔氏。其悖于名实，摧沮学术之进化，则一而已矣。汉武帝以来，二千有余岁，治学术者，除王充、嵇叔夜、金正希、李卓吾数君子而外，冠圜履句，多抱孔子万能之思想。谓孔子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见《列子·仲尼》篇）乃与佛教精神相往来；《礼运》言大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符于世界未来之文化。此种理论，是否合于事实，非愚所敢武断。即令近代文物，孔子皆能前知，发为预言，遂使远方学术，一一纳诸邹鲁荐绅先生之门，汉武帝复生，亦难从事于斯矣。圣哲之心理虽同，神明之嬗进无限。孔子自有可尊崇者在，国人正无须如八股家之作截搭题，以牵引傅会今日学术，徒失儒家之本义耳。
尊孔子者又以古代文明，创自孔子，即古文奇字，亦出诸仲尼之手。沮诵、仓颉，失其功用（近儒廖平之学说）。夫文化由人群公同焕发，睿思幽渺，灵耀精光，非一时一人之力所能备；文字为一切文化之结晶，尤难专功于一人。故西方言希腊、罗马文字者，不详始作之人。中国文字，亦复如是。故学者言文字起源，其说不一：有谓始于庖牺者（许慎《说文解字》序）；有谓始于容成氏、大庭氏者（《庄子》云：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有谓始于无怀氏以前者（《管子·封禅》篇）；有谓始于仓颉者（《鹖冠子》《吕氏春秋》皆言之）。而荀子则曰：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此言古人作书者众，不过仓颉集其大成，所以独传。人文孟晋，决非一代一人能奏功效。文字创造，归美仓颉，犹且不可，况仓颉二千年后之孔子乎？周之保氏，教国子以《六书》，周秦诸子皆受保氏之教，孔子因此精于《六书》。试举许氏《说文解字》所引孔子之说证列于左：
王 孔子曰：一贯三为王。
士 孔子曰：推一合十为士。
璠 孔子曰：美哉璠与，远而望之，焕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一则理胜，二则学胜。
羊 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举也。
貉 孔子曰：貉之为言恶也。
乌 孔子曰：乌，于呼也。
几 孔子曰：人在下，故诘诎。
犬 孔子曰：视犬之字，如画狗也。
狗 孔子曰：狗，叩也。叩，气吠以守。
《六书》纲要，在形、声、训三者。孔子解字，皆能得其本原。愚谓尊孔子者，与其奉以创造文字之虚名，无宁扬其精深《六书》之实德。为政之道，先以正名。郑氏注曰：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孔子见时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误。文字为一国文明之符号，欲政治修明，必先正其文字。孔子深于文字之学，知其关系人民甚切也。周室衰微，保氏失教，列国并起，文字错乱，实以中国文字，本不统一。一代有一代之文，各国有各国之文，学者不便，莫甚于此。其后大儒李斯相秦，统一文字，以行孔子正名之说。中国文字统一，孔子倡之，而李斯行之，诚不能不拜儒者之嘉赐矣。
古代学术，胚胎既早，流派亦歧。不仅创造文字，不必归功孔子，即各家之学，亦无须定尊于一人。孔子之学只能谓为儒家一家之学，必不可称以中国一国之学。盖孔学与国学绝然不同，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朕即国家之思想，不可施于政治，尤不可施于学术。三代文物，炳然大观，岂一人所能统治？以列国之时言之，孔子之学与诸子之学，门户迥异。读周秦典籍者，类能知之。班固《艺文志》曰：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各家发源不同，学说主张因以绝异。儒家游文于《六经》，干说诸侯，以此为质；而道家则以《六经》为先王陈迹，不合当世采用；法家亦谓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必致削亡之祸；墨家则不遵孔子删订之六经，而别立《六经》。此异于孔子者一也。儒家留意于仁义之际，而道家则曰大道废，有仁义，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又曰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法家则曰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此异于孔子者二也。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而法家则以为伊尹无变殷，太公无变周，则汤武不王；管仲无易齐，郭偃无更晋，则桓文不霸；墨家亦曰：所谓古者，皆尝新矣；道家亦曰：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贵同而贵治（道家以上古之世为至德，而又不重守古，此其说似相矛盾）；保守主义终不能战胜进化主义，故荀子亦不法先王，而法后王。此异于孔子者三也。儒家慎终追远，厚葬久丧，而墨家则主张三月之丧、三寸之椁；道家则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蝼蚁何亲？乌鸢何疏？皆言薄葬短丧。此异于孔子者四也。儒家乐天顺命，以法自然，此近于道家之无为，而悖于墨家之非命。墨家之言曰：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又曰：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法家亦言自然，其重在势；道家之言自然，其重在理，与儒家言自然重在天者，稍有不同。此异于孔子者五也。儒家分大人之事、小人之事，不注重农圃。而道家、农家均贵自食其力，上可以逍遥物外，保全廉耻，不为卿相之禄所诱；下可以仰事俯畜，免于饥寒，不为失业之游民。许行且倡君臣并耕，禁仓廪府库以自养，舒其平等伟大之精神。法家亦重垦令，贵耕稼，恶谈说智能。此异于孔子者六也。儒家不尚物质，重视形而上之道，贱视形而下之器；而兵家重技巧，以为攻战守备之用；墨家长于制器，手不离规矩，刻木为鸢，飞三日而不集；斫三寸之木，以为车辖，而引五十石之重；司空之教，赖以不坠。此异于孔子者七也。以上七事，仅举其大者。各家学术，皆有统系，纲目既殊，支派亦分，不同之点，何可胜道！庄子所谓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当时思想之盛，文教之隆，即由各派分涂，风猋云疾，竞争纷起，应辩相持，故孔子不得称为素王，只能谓之显学。
证以事实，孔子固不得称素王。若论孔子宏愿，则不在素王，而在真王。盖孔子弟子，皆抱有帝王思想也。儒家规模宏远，欲统一当代之学术，更思统一当代之政治。彼之学术，所以运用政治者，无乎不备。几杖之间，以南面事业推许弟子。《说苑》曰：“孔子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盐铁论》曰：“七十子皆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数人。”是孔子弟子，上可为天子诸侯，下可为卿相。孔子亦自言：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又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此明以文王自任，志在行道，改良政治，非若野心家之囊橐天下，故干说七十二君，而不以为卑；应公山弗扰之召，而不嫌其叛？后人处专制时代，不敢公言南面之志，或尊为素王，或许以王佐，岂非厚诬孔子？孔子以后，有二大儒：一曰孟子，一曰荀子。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又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荀子尝自谓德若尧、禹，宜为帝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可见孟、荀二巨子，均以帝王自负。列国之君，因疑孔子有革命之野心，不敢钩用。观《史记·孔子世家》所载：
楚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以王天下。孔子之志，孟子已言之。令尹子西有见于此，遂沮书社之封。儒家革命思想，非徒托诸空言，且行之事实。如田常篡齐，子贡、宰我颇涉谋乱之嫌疑。《史记·弟子列传》：“宰我为临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墨子·非儒篇》言：“孔子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则田常之谋齐，宰我、子贡均为谋主。”《庄子·盗跖篇》言：“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胠箧篇》言：“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并与其圣智之法而盗之。”察庄子之言，是孔子亦与闻其事矣。墨子又言其徒属弟子，皆效孔丘。子贡、季路辅孔俚乱乎卫，阳虎乱乎齐，胇肸以中牟叛，漆雕形残。庄子又言子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菹于卫东门之上。由诸家所说，子贡、宰我、阳虎、胇肸、漆雕开，皆欲据土壤，以施其治平之学。此处于专制积威之下，不得已而出此。汤武革命，一以七十里，一以百里，天下称道其仁。儒家用心，较汤武尤苦，而诛残贼、救百姓之绩，为汤武所不逮，以列国之君，罪浮于桀、纣也。
墨翟、庄周不明此义，竟以乱党之名词诬孔门师弟，千载以后，遂无人敢道孔子革命之事。微言大义，湮没不彰。愚诚冒昧，敢为阐发，使国人知独夫民贼利用孔子。实大悖孔子之精神。孔子宏愿，诚欲统一学术，统一政治，不料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惜哉！
（原载《新青年》第一卷第六号、第二卷第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