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1927
字琴生，号国富，笔名施英，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三次上海工人大罢工，成为当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1927年不幸被捕牺牲，年仅26岁。
奋斗二字，愚常奉以为人生第一要义。
说少年（续）
（二）现代我国的少年
（甲）总论
我要说“现代我国的少年”，我又先要作“现代我国的少年”的总论，岂敢！岂敢！普通一个人要论一件事，总说是问世十年或八年。可怜我自从四岁起，读了三四年的《三字经》《百家姓》《龙文鞭影》，又读了三年的四书、五经，到了十一岁进高等小学，三年毕业又进了四年中学，现在刚脱离中学，我那里会知道世是怎样问法？我既没有问过世，读的书又很少，我的家庭愉乐，抛离的很早，我的朋友交际，又很冷淡，叫我从何下手来论“现代我国的少年”呢？莫奈何我的脑筋一定要发出这个题目，我的手一定要拿起笔来写。细想起来我只好顺着脑说我自己的话。对与不对？大家原谅。
我有一个同乡曾慕韩先生，曾做一本书叫作《国体与青年》，他所说的现代青年有三种：（一）堕落的青年；（二）迷惑的青年；（三）自杀的青年。我常常拿这三种，反省我自己：第一层堕落，我自己不能说自己，因为自己说的近于掩饰；第三层的自杀，我自己并没有这样计划，并且常由人生观上反对这事；惟有第二层的迷惑，可怜我自己实在不敢辩护！我现在要说的自己的话，就是要说迷惑的少年，与我这最幼稚观察所得的迷惑少年。我脱帽三鞠躬，向国中自命少年的深深请一个罪，因为我拿迷惑的少年来说“现代我国的少年”。
（乙）所处的家庭
不得不已！我既拿迷惑的少年来说现代我国的少年，我要说现代我国少年所处的家庭，就是迷惑少年所处的家庭。迷惑少年所处的家庭，也就是一个迷惑家庭，糊涂家庭。现在一般人所谓的“家庭教育”，要没有迷惑的家庭，何至于有迷惑的少年？给以袭产，养以丰衣美食，逞一时情感的指腹为婚，抱子添孙主义的早早娶媳，这是迷惑家庭政策的第一种。希望子孙，达官贵显，光宗耀祖，步步高升，今年读字，而明年该读五经了。托张求李，送进学堂，几年速成？越快越好，毕业后可以拿多少钱？差事好不好？将来某某先生，准可以托他提拔提拔，一家子有希望了，孩子出头了！这是迷惑家庭政策的第二种。“子孙虽愚，诗书不可不读”。过了几年，四书五经念完了，或者是高等小学或中学毕业了，有的是家业艰难，有的说是“世道大变”。人上托人，设法求事，东拉西扯，找点小本，作朝不保夕的糊口生涯：张某是洋行买办，李某是钱店经理，叹惜连天，垂涎羡慕，这是迷惑家庭政策第三种。迷惑的路，千条万条，层出不穷，实在是描写不尽！还有张百忍的五世同堂，人人说是佳话，孰知道一般的家庭，只要时机成熟了，就举行“瓜分”：有的由父母主动，大批爱甲儿，恶乙儿；有的由兄弟争闹，或说父母偏爱，或因行为不合；有的是父子之间，发生问题，父说子不肖，子怨父固守，作儿子的，以为这财产是应得分的，有丝毫不平均也不行，作父母的，以为财产是应该给子孙的，若不然子孙何从生活。一般自命少年的，因此一天一天想，产业何时可以分？自己将来得了分产，如何的妻子、奴婢，享受快乐，这都是迷惑家庭所产出迷惑少年的行径，并且是一般自命少年所互相标榜，互相竞争的。大家由这种迷惑家庭钻出来，由各张旗鼓，创造自己的迷惑家庭，传之子孙，迷惑无穷。
（丙）所处的学校
教育！学校教育！“教育即是生活”，学校就是舞台了！由迷惑家庭培养的子弟，受迷惑家庭产出来的教师教育，与一般迷惑朋友“日居月诸”实行迷惑的生活。学校是一个进身之阶，学问是一种手段，时髦不可不趋，面子不可不讲，八十分是甲等，七十分是乙等，军国民教育，养成效命“国内沙场”的志士，慷慨悲歌，做几篇“元元之民，陷于涂炭”的文章，马褂尚黑，长袍尚白，自来水笔，亮光皮鞋，运动短裤，卫生毛衣，处处要挂学生的招牌，总怕人不知道我是学生！这都是时髦少年所受的教育与行为，是好是坏，我岂敢批评，不过我以为迷惑两个字，终不能免。至于在学业与操行各方面，我们迷惑少年实受赐不少；惩戒，记过，革除，我们知所警戒了；给赏，记分，褒奖，我们知所荣辱了；考试，发榜，甄别，我们知所发愤了。“黑者，黑也”“读书人应受绳墨”，这都是至言至理，小事不敏，静而听之。像这样的教训，是非得失？我又岂敢批评，不过我觉得都是造成迷惑的根源，还得研究才好，要公开，不要秘密，要进取，不要保守。可怕杜威博士真利害！他说“教育即是生活”。我以为中国的学校是些衙门，四班八房，典吏差役，无所不备，造册子，出训令，一层一级，森威谨严。我们在学校作了囚犯，出了学校，也就不免一个土匪！可怜！可怜！官僚式的教育！贵族式的学生！迷惑的少年！
（节选自《少年》第三期，1919年11月1日，署名赵世炎）
我们读书时间分配的问题
我提出这个问题，原来是什么意思，请先说说：（一）很多的人说：“忙得很，忙得很！”或是说：“没有工夫这样，没有工夫那样，……”；（二）有很多人又说：“没有事！没有事！”或是说：“不要紧，很可以慢慢的！”或是又说不出个所以然，但是总觉得没有事。这两种是极端反对的，然而都是实在情形。
两种所生的现象：第一种好像个“无事忙”，因为忙不出个所以然；第二种是自己知道有事，却不承认有事，但是这种人总归有点事，只要张着两只眼，就有“眸子不正”的事；就是闭着眼，也有“梦邯郸”“梦周公”的事。所以这种人没有事还是有事，唱戏，喝酒，冶游，打牌，赌钱，抽大烟！
有这以上两种极端相反，动机不同的事实，却又是同归于无用；所以到底要怎样才好？我们现在是在读书，别的什么这界那界的“奥妙生活”，我们且不必管，我们先讨论自己。并且我恐怕……恐怕……我……你……他……我们：不属于第一类，就……就属于第二类！
人是不是当然很忙，是不是当然没有事？忙的人是不是真忙？没有事的是不是真没有事？这些问题都不必讨论，只简单答复就行了。简单两句话：“人的事很多，但是不必忙。”
所以我们读书的事很多，但是也不必忙。读书的事，对于我们，一点也不忙，我们觉得忙，是我们错了！至少说是没有事，当然根本上不能成立。读书又要去赌博，冶游，就不必挂读书的招牌。要说“逢场作戏”，就不必瞒着父兄；要说“偶而为之”，就不要再干第二回。打不了“读书”的招牌，也就要打“人”的招牌；难道真在鬼门关喝了迷魂汤？不然我们不要忘是个“人”。
读书既是不必忙，忙是由时间上生出问题，所以我想讨论这个时间分配的问题，我们少年学会有讨论一项，我就把他提了出来；几天以后，接到弘毅、综两位会友的起稿，已经录在前面了。
弘毅君一篇，虽是理论，却也切实。他说的书的性质，人的精力，与环境关系等等，都很扼要；不过他把我的题目有点误解：他说的是我们如何分配读书时间，我说的是我们读书的人的时间分配的问题。
综君的“十分之几”分配法，很有道理，决不是随便的，我们细看看细想想就会明白。要注意的，就是他第四项的做工时间，特别占十分之三，这又要拿“工读主义”来说明；只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实行的办法。依我意思，只要属于“同时不用脑力”的事就行，譬如关于私人或公众的亲手“操作”的事，就算劳力；再退一步说：我们往返道途，譬如入校及归家，以步代车，也是一种；又如吴稚晖先生所说的“青年的工具”：家庭中，书房中，有些器具，真干起来，也好极了。
综君的第五项尤要特别注意，我们学生界在这“五四”以后，群众运动渐收束了，但是中华民国已经给了我们一种担负；所以如综君第五项的说明中，我们总要择一项，若能力不够，也要出脑力预备，拿出时间去试；他这“十分之几”分配法，最为平允，大家都做得到，我认为这分配法是共同的，不过我个人现状与他的微有不同，我且写出来与他作个比较的参考：
（一）校课占全时间（上课不计）十分之一。
（二）看参考书等占十分之二。
（三）看新书报、新杂志占十分之一。
（四）劳力工作占十分之二。
（五）劳心的事占十分之三或四。
（六）运动占十分之一或无。
这都是以我现状说的，我的工作的事，说个笑话：小而言之，自己照料饮食，洗衣洗裤，补衣补裤，我都认为是劳力，我也常常作，总之我认为实行“操作的”，就算劳力工作。我自己觉得不对的，就是第五项占的太多，应该减去一分，增入第二项或第六项：我自己明知应该改良，无奈乎不能实行，并且第六项几乎没有，我自己知道很不对。
我个人的“十分之几”分配法，不足计较；我觉得综君的很对，很可实行。惟“十分之几”的方法，用时间的单位限度计算起来，是怎样？若不说明，好像是一个“对于已过的观察”，不是“对于此后的规划”了，那岂不近于“造册子”“画表”的事，岂不糟糕的？
我们要拿钟点来做单位，决不行；因为以上六项不能每人每日件件都做。若以一日为单位也不对，因为不能说今天做某项，明天做某项。以周以月更不行。所以不能有绝对的单位，只有一个时间单位的限度；这限度用钟点用日全不行，三日五日，又不好计算；最好就是一周。简单说：“把一周的时间（除授课、休息、睡眠不计）分为十分，照着前六项分配实行；如第（一）（五）（六）三项可以全天全有；（二）（三）（四）不必每天都有；换一句话说就是：一周之内六项全要做到，全要按照所分配的分数。”
以上的大致如此，详细的我们一面想，一面实行，自然觉得很明白，并且一定觉得有趣，不过这些时间，我们都把授课、休息、睡眠时间除开，这三种也是我们的时间，并且占去了大半分，我们不可不研究。
（甲）授课：这个没有问题，当然要用心听讲，不过也有不可听的；对于这一层，我就主张不听，不特不听，直到可以听时才去听；我匀出这时间，还可做“十分之几”之内的事，不过不要做“逢场作戏”“偶而为之”的事才对，至于甚么“旷课”“缺席”那是学校造册子的事，与我们无关。
（乙）休息：这一种时间分几种：(1)下课以后的最短时间；(2)饮食以后的最短时间；(3)“十分之几”中各项内最短的时间，大概不外三种，长一点的就是睡眠，或是卧病，这是不在预算内的，或是有特殊原因的长期休息，这三种都是一定有的，没有什么可以研究。不过这些休息都要真的，要是适当休息也拿着书看，这叫作“自苦”。
（丙）睡眠：前两种的时间，不能人人都同，这一种依理可以划一。有很多人主张每日睡八点钟。我以为春、秋二季，应该睡七点钟，冬、夏二季应七点半钟，春秋二季的时间，比冬夏贵半点；理由也不是因为什么“春光明媚”“秋朗气清”，不过这两季比较上可以少睡半点钟，并且还有地域变迁不同，不可概论；退一步说，四季都是七点钟也好。我们总要睡得够，别的分配的时间才能准，所以不能不有一个允当的限度；至于睡后半夜的两三点钟或是“明天以后前半天”，那是“逢场作戏”“偶而为之”的结果，他的时间就没有分配，也不必管他了。还有“昼寝”一件事，也不应当，这是算在七点钟之内，也觉得零碎，顶可以不必，孔夫子骂宰予，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以上的三种说完了，再将我们一天时间总算一算：（一）授课普通八点或九点，且以九点计算；（二）零碎的休息，二点钟；（三）睡眠七点钟；这三种就算占去十八点了。除下的六点钟就是“十分之几”的分配所占的时间了。倘若只有八点钟的课，或是只以五点钟分配“十分之几”的事，以这一点钟流入休息内也可；又若没有八点钟的课，就可以多出的钟头，加入“十分之几”内。
这“十分之几”的分配时间，用一周为单位限度，到现在就可以用钟点计算，如上所说，平均每日六点钟，七日就四十二点钟，再加入星期日没有课的八点钟，就共有五十点钟了。把它分作十份，每份就是五点，所以我们每周有：（按照综君所分配）
（一）十点钟温习校课（平均每日一点以上）。
（二）十点钟看参考书（可以五日分配之）。
（三）五点钟看杂志（可以四日或五日分配）。
（四）十五点钟作劳力事（可以五日以上分配）。
（五）五点钟作劳心的事（平均每日几十分钟）。
（六）五点钟运动（平均每日几十分钟）。
我的“我们读书时间分配的问题”，说到这里，已经完了。题目是妄拟的，这样分配法，综君提出来，与我意思同，我就把他说明，是不是对呢？不知大家意思怎样？不过我觉得很可以实行，我自己的是实行了，并且我想几十年最时髦的“壁上贴的功课表”，差不多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是不是造册子的作用？也不知道；贴在壁上，能实行不能实行？是一个问题；天天如此，是不厌烦？又是一个问题；并且有几天又换了一张贴着的；有把几点几十分都定出来的；这些事我都干过——我想与其这样死，不如改个活法子。大家的意思怎样？我们可以从细商量；我们“少年学会”研究问题，是很欢迎人指教的。
（原载《少年》半月刊第二期，第二至四版，1919年10月16日，署名琴荪）
杂感：北李南陈
黄日葵兄告诉我，有大会在李陈两先生合摄照片的硬纸板上这样写着：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这几句话真正道出了五四时期我们青年追求光明、尊重先进的殷切心情。
我在北京读书时常到李先生家去请教，承他对我们学习时加指示，因此他就成了我的导师。
出国路过上海曾到环龙路去见陈先生。他对我的勤工俭学规划表示怀疑，认为工读兼顾是办不到的。他没有给我一个陈述意见的机会，也不曾对我提问，他不是和我谈心而只是向我训话。他给我留下一个印象：自信心强，判断力也强。
我接受了李先生的指导，也要记着陈先生的话，用以激励我自己。
（1920年8月）
给少年学会朋友们的来信
修甫、康农、伯明、骧尘、友松、锡侯、嘉裴、家瑞……诸友：
……唉！我一些亲爱的老朋友们呀！在你们所常想的，以为只要在欧洲就处处可以得安慰吗？固然属于物质上的，我们虽挤在这灿烂而又混沌的空间内，也有些慰藉可言，但我们所经度的搏战生涯，人类同情的、了解的工作还未达到相当程度，我们的精神那能就说畅快，而且含含糊糊地过日子，又不是我们所当做，所忍做的。
我在这半年来差堪自慰的事情便是能够来实验地做劳力的工作，从直觉的感触中，也得些片断的安慰。但知识的恐慌，既迫促了我反动的着急，一般的现状，又刺激了我刚愎的嫉视。
我“穷极则变”，几月以来为回避恐怖的人生，不能不急筹搏乱的方法。事实上别无他法，我只有忙！忙个不了。以前的复杂的幻想，都用锁钥闭起，直到了现在，最近来因为八小时的权利失去，生活上始稍稍有些变迁（近来欧洲工业市场，大形变动，法国尤甚，工人失业者多至百万。我于一星期前也暂时停止没工作）。这也是我所以能够比较的详细一点来和你们写这封信的原因，我在暂时八小时的努力虽然停止，然而精神生活仍继续不断的无所变易，你们乐闻此说么？
大致你们也很想从我得知一些在法做工的消息：在我的责任上，早就应该详告你们一番。不过我个人之见，绝不能得事实上的真理，在11月间我与你们的信中，曾预先和你们商量出《勤工俭学研究号》于《少年》的事。我并且曾与你们的稿子在1921年1月底可寄到，不料这件事我现在很歉意的于时期上对你们失了信！这也是我匆忙中一种热烈的错！现在，这工作我们正在做，不过时期没有那样快了，但也只缓期一月。因为这件事决不仅做文章发表直觉的意见，我们还需有切实的讨论，最近几个星期日，于不远的几个地方做工而很相了解的朋友们，我们聚会了几次，都做严重的辩论，切实的谈话。前个星期日才商决，我们姑无论效果如何，只当做自己于良心上不可隐忍的事，前途上应该不糊涂的事，无论是直觉的，反动的，我们总要披肝沥胆，尽情一吐！现在又因为时间上不可太缓，约定1921年1月以前汇齐大宗的稿子，寄到国内来。寄的事是我担任的，我敢于担任的把握是在你们。现在《少年》是不是仍出我不知道（你们也真做得出，总不寄一份来）。《少年》若还在，就借出一个勤工俭学研究号大概是可能的事。否则，这工作是很希望可以做起的，如若《少年》不能借光，只好另出小册子。但也是要恳托你们的。在1月底或2月初可以由法国付邮，2月底或3月初可以寄到，请你们就照这日子预算罢。
……我常常想，我们过去的事，都有些蹈空，所以积极便会发现弱点。我常听朋友说，国内青年受“五四”的潮流太蹈空，不走实际，是现在的最大恐慌，这话实在中肯。比如《少年》于我没出国以前，曾主张停刊的，现在我们大家既感受到学业与责任的观感，又承一些很难得的师友们的催促与赞助，仍在范围以内做点工作，也不能说绝对不可以，不过，凡做起的一件事，在我们现在至少不可不保持的，就是不能懈怠。……现在的北京，已经是一个时髦青年的制造所，尤以北大和高师为甚，我恐怕结果之坏，将有甚于五花八门之上海，这都是受“五四”思潮太蹈空之毒！我诚恳地盼望我们朋友务要从冷静处窥探人生，于千辛万苦中，杀出一条血路！……
你们的实诚的 赵世炎
（原载于《少年》第十五期，1921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