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起来，我把有关的材料和线索又看了一遍，就一路打问着，往胡行长家里走。
访问胡行长，是为了给一篇革命斗争回忆录补充材料。一个多月前，编辑部收到了海军某部魏政委寄来的一篇回忆录，写的是：一支不满两百人的红色游击队，被敌人重兵围困在一片苦寒的山区里。他们餐风饮露、含辛茹苦地坚持着，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整整坚持了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稿子写得很有特色，可惜有些情节太简略了，用我们编辑的话来说，“水分少了些”。于是，编辑部指派我专程赶到这个城市来，找作者充实些材料。
将军热情地接待了我，对于这一段斗争的历史背景和战斗情况做了些补充。但是，当话题接触到当时生活上一些细枝末节的时候，他却提供不出什么具体材料了。这情况使我十分犯难。大概将军看出了我的心情，他把一只大手深深地插进浓黑的头发里，抓了好半天，忽然笑了笑说：“对，这样办吧！这方面的情况，你去找找咱们的‘财神爷’去。”
将军说的这位“财神爷”，就是当年那支游击支队的供给部长、现在省人民银行的胡行长。
抓住了这条线索，我接连向胡行长的办公室跑了几趟，都因为他工作太忙，没能见到。实在急了，我只好拿出我们常用的办法：利用星期天，赶到宿舍里去“堵”住他。
胡行长的住处不算远，拐过两条巷子就到了。我找到了他的家，便径直闯进院里。这是一所平常的四合院，院子不大，却很整洁、安静。北房门口的向阳地里，有两个人在忙着。靠右边窗下的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正提着把水壶往一排花盆里浇水。花盆里栽着些花不像花、菜不像菜的秧子；看样子是刚栽进土，叶子还有些蔫巴。左窗前的一位，年纪轻些，披件旧棉袄，蹲在那里，身边是一大堆碎煤球末子加水搅拌好的煤泥。他伸手从煤泥堆上抓下一坨，两手团弄几下，往窗下砖台上一搁，一个麻秸模样的煤球就做成了。他做得那么专心，那么有兴致，直到我走到他面前他才发觉。
“对，我就是。”听我打听胡行长，他连忙张开两只满是煤泥的手，把我往门口让，“快，快请屋里坐。”
屋里也像院子里一样，温暖、干净，陈设简单。正中的地上安着一个煤炉子；一张床占了屋子的三分之一，那布床单下面，露出了解放战争期间常见的那种美国军毯的边边；靠床边放着一张桌子，一把木椅。最显眼的要算靠墙的两个摆满了书籍的书架和桌前的那张半旧藤椅了。老人似乎也是主人，他先走进来，拖过了藤椅让我坐。
正推让间，胡行长匆匆地揩着手进来了。这时我才看清了他的模样：他约莫五十出头，个子不高，背微驼，人瘦得厉害，似乎身体不很健康。只有那宽阔的前额下面的一双眼睛，却没有衰老的样子，那么清亮、和善、炯炯有神。这是属于那样的一种眼睛：在它的注视下，你什么也瞒不住；也用不着隐瞒，什么都可以向他倾吐。我敬了个礼，把介绍信递过去。他左手接信，右手迅速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是那么有劲，简直不像是这么个干瘦的人能有的；而且在两手相握的时候，我觉出他的手有些异样。偷眼一看，原来这手残废了——虎口上的肌肉凹陷下去，食指被削掉了半截。
“噢——要抖落老账哩！”看了介绍信，他哈哈笑着坐到床沿上，两眼直盯着我，问道，“说说看，需要些什么？只要我肚里有的，记得起的，都给你谈！”
话一出口就很干脆，显然是个开朗爽快的人。于是我直截了当地把要求说了说，并感谢他对我们的支持。话没落音，身后那位老人插话了：“谢他干啥？你又不是向他要银子要钱；要材料嘛，他有什么不大方的？”
我怔住了。那边胡行长佯怒地瞪了老人一眼：“我的老爹哎，说话好生无理！什么银子呀钱的，莫不成我还克扣过你的钱财？”
“这可难说……”
“好了，好了！这在谈正经事呢。你不来救驾，倒跟我扯起银钱官司来啦！”胡行长说笑着，站起身给我做了介绍。
老人笑着和我握了握手，说：“我这正是帮你的忙哩！”说罢，转身到里屋去了。
胡行长告诉我：这老同志姓李，打游击那个时期，这人一直在山下活动，做过地下党的支部书记、交通站长，对于支持山上斗争出过好大的力，如今是县的人民代表。那时候，为了部队供应，胡行长和他打过数不清的交道。他俩抗战开始时分手，自从一九四九年大军南下时见过一面，十几年来就没有见面的机会。这次他到北方来看望在军队的儿子，昨天路过这里，便留下来玩几天，顺便把胡行长三番五次要的东西带了来。
说话间，老人从里屋出来了。他手里攥着个青布挎包，很显眼，那挎包上钉着一个大红五角星。老人把挎包往桌上一搁，说道：“你要见‘财神爷’，先得见识见识他这个‘聚宝盆’才成哩！”
胡行长高兴得直拍手：“对，对，怎么把这玩意儿给忘了？有了它可就好办了！”
老人且不答他的话，转头笑着问我：“你从老魏那里来，老魏没向你介绍介绍？老胡这个人真是一个钱捏得出水来，是出了名的‘皮笊篱’哩！来，我找点具体材料给你看看。”他打开挎包，掏出一个流水账簿，冲着胡行长一扬，故意板起面孔说：“你别想赖账，咱俩还真有银钱官司哩！你看，这是一九三五年三月的账，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他揭开账本，找出了一行，用手指戳着念下去，“‘三月十六日，收到冬根送来大洋五十八元整，米三十四斤’；‘四月七日，收到冬根送来打糕十五块，盐巴三两’……嘿，这样的东西多得很。可你再看看这一笔：‘四月八日，老根去鹤子墟购粮食，支洋九百八十元；打尖用，铜元六枚。’年轻人，你听听，这就是当今咱们的国家银行行长干的事呢！叫去办上千块大洋的东西，六天吃饭打尖只给了我六个铜子。六个！他那手多紧，要把我的喉咙捏断哩！”
说罢，老人抹了抹胡子，开心地笑了。胡行长也跟着笑了。
我见过不少老同志见面的时候彼此拿战争时期的趣事开些玩笑。但这番话，特别是那些莫名其妙的来往账目，却使我摸不着头脑。我从李老手里拿过账簿看看。这是一本很标准的老式流水簿子，毛边纸，宽宽的红板格格。只是纸页发了黄，那贴着碎金红纸条的深蓝色麻布面子也磨损不堪了。里面，一笔笔账目，有收有支，日清月结，很是清楚。
不知是因为重见了分手近三十年的旧物，还是李老的话引起了对于战争年月的回忆，胡行长脸上流露出了激动的神色。他把账本接过去，放在手里掂弄着，沉思着，半天才对我说：“李老讲的虽是个笑话，倒给我们的谈话找到了个很好的线头。这个账本也能帮我俩回忆起好多事情。对，忘了告诉你，这件东西能保存至今，是李老的功劳。三年游击战争期间，这是我行走不离身的东西，直到下山改编的时候，才把它装在那个挎包里留给老根保存。那以后经历了十几年白色恐怖的日子，是老根舍死忘生，才保存下来。他对这东西比我还珍贵，胜利那年见面的时候还舍不得还我呢！前年省里筹备革命博物馆，问我要东西，我三番五次去信催讨，昨天才给带了来……好吧，咱们就顺着李老刚才提的那个话头往下谈。好在李老在这里，我俩想想凑凑，兴许能回忆起点具体东西来。”
胡行长点燃一支烟，然后，轻轻地打开了账本，翻过两页，便对我谈起来。
“一点儿也不错，正是从一九三五年三月间，也就是老根送钱来的那时候起，形势就紧了。敌人占领了苏区，一面实行‘移民并村’政策，拘禁了山下的群众，一面向山区反复开展了‘搜剿’。这时，山下的供应被切断，而我们上山时带的东西也耗费得差不多了。于是困难的日子开始了。
“安家立业般般样，淘米吃饭是头一桩。粮源断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勒紧了裤带子，熬！收到老根送来这宗粮食的当天，我就把三个中队的司务长找了来，要他们把粮食全部交出，由我统一支配。粮食是抓到手里了，可是一看，总共也不过才三四百斤。就是平平常常地吃，全支队还不够吃两天。
“究竟这裤带子该勒多紧？为了这个问题，我差不多从夜里想到了天明。你看吧，这就是折腾了一夜的结果。”
胡行长把账本推到我面前，紧接着刚才李老念的那笔账念下去：
“‘十七日，发出米二十四斤半’——每个人一下子就减成了二两。‘十八日，发出米十二斤四两’——每个人只合一两米，煮成了饭还不够一口吃的；放进野菜汤里，连个药引子也不如啊！看着那一翘一翘的秤杆，眼眶子又酸又涩。我咬着牙，把它分成了三份，交给了各中队的司务长，随手把秤杆一扔就去找政委去了。
“赶到支队长、政委宿营的那个山壑子，看见一块石头上边，通信员小程正在烧火。半边砂罐子里煮着清水，魏政委正把一大堆洗净了的野菜叶子撕碎了，一把把地往水里扔。他们在等米下锅呢！我一把抓住政委的手，眼泪呼的一下就涌出来了。我说：‘政委，这米实在发不下去了。’
“政委头都没抬，他把我的手往旁边一推，厉声说道：‘先给我把眼泪擦干！’
“看我把泪水揩干了，他又说：‘发不下去就不发！’
“‘这……’我的心痛得像刀子绞：主力长征了，苏区没了，留了这么把革命的骨头，抛家舍业地上山来坚持。党叫我给他们当供给部长，如今要我一个米花也不给，给他们一谷寒风、满山青草？……受不了，真受不了！……
“沉默了好一会儿，政委伸手在后脑勺上挠了两把，然后欠身挪到了我旁边，手搭在我肩膀上，轻声慢语地说：‘老胡啊，你心里难受，这我知道。可你入党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你该懂得：闹革命，不能只看眼前的一步棋，要看它个两三步、四五步才成。眼下，你觉得你很穷，发给每人一天一两米太少了；可是照我看，你很富，你发下了很多好东西。你给这六七十个党员，四十几个少共，不，你给全体同志吃了一服大补的补药呢！’
“‘吃补药？一天一两米就算是补药，又能补到哪儿？’一时，我脑门子涨了，迷糊了。我呆呆地望着魏政委。
“‘对，吃补药！’政委没有一点儿开玩笑的意思。你大概知道，他是个挺爱开玩笑的人，可这回他严肃地点了点头：‘俗话说：一碗米养恩人，一斗米养仇人。这恩人、仇人自然是旧意思，可这道理倒值得琢磨哩！你想想，咱这辈子人，肩膀上就只挑这么多？咱闹的这场革命，三年五载就能成事了？这场游击战，三锤两棒子就胜了？不——这苦才开了个头，前边还不知道有什么风风雨雨等着我们呢！’
“政委折了根树枝，把锅里的菜汤搅了搅，又恢复了他常有的那种愉快、诙谐的调子：‘咱们跟吃苦受罪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情，可是它来了，咱也不躲躲闪闪。带算盘子没有？有笔大账要算一算：你把粮这么往手里一抓，一卡紧，这不就逼着同志们不去瞅你的腰包，掉回头来啃这座方圆百十里的大山了？这么着，吃着吃着，你发到同志们肚子里的东西少了，可他们脑子里的东西——革命意志、革命精神可就越来越多了。敌人逼着咱们这么一磨炼，日后碰到再严重的情况，不也能顶得住了？你不要担心，等情况好转了，有粮了，你一天发我斤把米的时候，我不会不敢吃的！’
“说到这里，政委哈哈大笑起来。这回轮着他揩眼泪啦——笑出泪来了嘛！笑了一阵，政委又说：‘自然，我们办法一定要好好想，和山下的关系要快点打通，特别是党的工作、政治鼓动要好好搞。这，咱们再研究研究。’他又抓起头皮来了。
“这番话着实使我开窍，跟着，我的决心也下定了。临走，我问魏政委：‘明天这米是不是再减减？’
“政委斩钉截铁地说：‘对！再打个对折：半两！’
“粮食，就这么减下来了。”胡行长打住了话，抓起支烟点着了，香香地吸了一口，向李老问道：“老根，是不是这样？”
胡行长讲着的时候，老人一直默默地听着，一锅连一锅地吸烟。这会儿才慢腾腾地说：“那阵子我在山下，正急得裤裆里起火哩！这段情况说不清。不过日后听人讲，就是发二两粮的时候，有人已经把嘴吊起来，光吃野菜了……”
“别打岔嘛！”胡行长打断了他的话，问我，“你看这样谈行不？”
我还能说什么？我已经被引进了一个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里去了。我把所有的话都记了下来，并在边上打上了注意的符号——这是必须加进稿子里去的。但是，还有个问题搞不清楚。我指着账本问道：“这里还写着：‘二十日，又，发米四斤半。’是怎么回事？”
“九个伤病员，每人半斤，这是不能少的。这就是李老刚才提到的‘银钱官司’里的那份粮，全留给了他们。”
“这半两米……”
“那不过是‘露水珠儿引河水’罢了。政委不是交代过么，主要是吃山——吃野草野菜，还有野果野味。那阵子，怕是这一生中吃野菜的数量和品种最多的时期了。经过那一段生活的人怕够得上半个植物学家！”胡行长感叹地说。他忽然想起了什么，抓住我的手，就往起站，“对了，有实物为证，来，请你观察观察。这次李老到北方来，特地托他找了几种带了来。”
他拉着我来到门外那一排花盆跟前。这时，我才知道这些盆里栽的不是什么赏心悦目的奇花异草。他蹲下身，爱抚地摸着第一个盆里的那丛像莴苣一样的草叶子，说：“这叫苦麻菜，叶子肥，掐下来流点白水，可以像牛吃草一样生吞活嚼，满清口。”他又连着指了另外几盆，“这叫苦栽，上好的猪草；那是野芹菜，这是糯米草……”
“算了吧！”老人也跟出来了，插嘴说，“什么好东西，难道还打算让这些年轻人再去吃它？”
“吃，怎么不可以吃，兴许还是非吃不可哩！”胡行长那双清亮的眼睛在我身上转了一下，“给你讲，就这玩意儿，把我们那支队伍从根到梢狠狠地给考了一通。老根，还记得不？那个……那个姓何的，就是这时候鞋底上抹油——溜了。那家伙叛变以后送上山来的头一封信就是给我的，开头就说：‘你们天天嚼野芋苗，啃猪草，没有前途……’吃不住这么一考，糠皮、秕子都给漂掉了。”
老人这回没有顶撞，赞同地点了点头：“你倒也得注意着点身体哪！”
“就是为的这，才托你千里之外往这儿带呀！栽起来，偶尔吃一点儿。”胡行长眼睛更亮了，话也更快了，“老魏说得对，这是补药呢。它能使你身体健康，能教你看得远，想得透，学会对待富裕和贫困！”说着，他猛地转回身，大步走进屋里，从门后头抱出一大把菜叶子，叫道：“说干就干，这点栽不了的残余，咱们马上就消灭它。承晔，来，拿去让妈妈给洗洗！”
从南屋里跑出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接过菜叶子跑走了。
望着跑去的孩子，望着那蓬在红领巾旁微微颤动的翠绿的野菜叶子，我思索着胡行长的话，心头热乎乎的。我仿佛亲眼看到了他刚才讲述的一切。一句话情不自禁地说出了口：“那时候，实在够难了！”
“难是难啊，可话又说回来，要是没点子艰难在脸前碍手绊脚地磕碰着，闹起革命来还缺点味道哩！艰苦，用你们，不，用我们当兵的话来说，不能只是过沟爬城的板桥、木梯，也不只是守住阵地的战壕，应该是整块的冲锋出发地……看，扯到哪儿去了，屋里坐，咱再接着谈！”胡行长拉着我进了屋。
“你说这样的生活困难？不，”坐定了，胡行长翻了翻账本又谈起来，“这还真是第一步棋，别住马腿的时候还在后面。
“到了二十四五号，形势更紧了，敌人搜山比前些天更勤了，不断发生些小战斗，伤员增加了，弹药减少了，再加上在另外一个山区活动的兄弟部队的四五十个人，因为战斗中失掉联系，也转移到了这里。这下子可就真落到难处了。
“怎么办？别的路没得走，还得在裤带上打主意。当时，我也翻来覆去地思量：这半两粮食难道还能再减？可再一想，不行，眼前是个第二步，还有个第三步，第四步……我横了横心，宣布了一个新章程。
“二十六日早上，几个司务长端着洗脸盆领粮来了。我给兄弟部队按一人半两发了，给伤员每人发了二两，末了，对其余的人说：‘回去吧，粮食停发了。’
“刚才老根骂我说：‘一个大钱捏得手心出汗’，真不假，那时节，我这手还好，硬是能把钱捏出水来哪！经历这么一段生活，我才真正知道了一斤米、一两盐是件什么东西，值多大个价钱。每发一件东西，手就有千斤重，总是掂了又掂，想了又想。分队长来给电筒换电池了，没有；卫生员来要药了，核桃大的一块盐巴一砸两半，拣块小的交给他。甚至还有这样的事：茗田的交通站长，老根认得的，上山来送情报，沿路讨了点剩红薯、烂南瓜带上山来，都由我亲手切成了大小块，按伤员伤势轻重分了。
“起初我还担心同志们顶不住。可是咱们这些阶级战士，就是好哇！除了刚才说的那个家伙，谁都咬住了牙。前些天减发粮食的时候，还有个把人讲几句怪话，这回宣布停发，各中队支书把情况一说明，连怪话也听不到了。
“别看发的时候每人两把半两不济事，可这么一闸住，‘一人一口，众人一斗’，再加上山下偶尔也送点来添补着，归我指挥的那个‘经工队’，在山下行动也比以前更活跃了些，几天工夫，倒攒起了一个家底子。来，你看看这个月底的结存数。
“怎么样，不少吧！那几天，我这个‘聚宝盆’，几乎是天天往上长。‘经工队’打土豪的罚款，山下交来的党费……金条、银元、票子塞得满满的，弄得我走路都怪不得劲。有一次行军爬个崖头，叫这些玩意儿坠着，怎么也爬不上去；靠了一个战士托着屁股才翻上去。又一次转移跑得急，挎包带子断了，金银钱财撒了一地，幸亏几个同志帮着拣，才算没受损失；为这，政委还专给我派了个警卫员。粮食，除了伤病员吃，也积存了一点儿。行动起来，挑的背的，还怪有个样子哩。
“大概李老就是这时候上的山，还记得不，老根？”胡行长朝着李老爹问道。
“怎么不记得？我是上山向你展开斗争的嘛！”老人还是一副拌嘴的架式。
“斗争我？”胡行长怔了一下，随即笑了，仿佛思路更活跃了，“对，对，想起来了，火力还蛮厉害哪……”
极好的话头被打断了，一个人走了进来。来人似乎是省行里的一个干部，他径直走到胡行长身边，打开公文包，把一份文件放到桌子上，对胡行长说：“二厂扩建要预支的那笔款，就是那天常委研究过的，要得急，请批一下。”
我斜眼看去，看出那是一份报告，申请批拨的是一笔数以亿计的款项。胡行长从口袋里掏出钢笔，打开来，逐字戳着，看着。看完了，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那手的动作很引人注意。我惊奇地发现：那么一只有残疾的手，竟把钢笔握得那么稳实，书写得那么方便。大约是刚才匆忙间手没有洗干净，纸角上印上了一团淡淡的灰渍。
来人接过了批件，又说：“还有两个厂申请借拨点钱发薪的事……”
“这倒要考虑喽！”胡行长严肃地说。他向我望了一眼，朝那人扬了扬手，站起了身。一面往里屋走着，一面说：“对这样的单位，就要卡紧一点儿。你卡得紧，他才肯想办法，才能从国家怀里站起来……”因为进了里屋，话音低下来了，“自然，还是派几个人去进一步了解一下情况……”
跟我毫无关联，我不想再听下去了。我怅然坐在那里，心情有些懊丧：多好的话题，多饱满的情绪，这个开了的头，等一会儿怎样才能再扯回来呢？再看看老人，他却和我相反，还在专注地听着，脸上泛起兴奋、喜悦的光彩。他手指重重地叩着桌面，自言自语地说：“好，好！……”
“什么？”
“没变。”
“什么没变？”
“人呀！对，人是老了，摊子也大了，可是没变。‘皮笊篱’，还是个汤水不漏啊！”老人又叫起了胡行长这个不太文雅的绰号，但刚才拌嘴取闹的味道没有了，换上了一副感叹赞许的神情。他笑着把脸朝向我，问道：“老魏没给你讲起过老胡的这个外号？也没说老胡挨斗的事？”
我摇了摇头，偷偷地打开了笔记本。
“给你讲，这个外号是我给他起的，就是斗争他的时候叫起来的。你还想听？那我就接着给你说说。
“这账上记得准，我是四月八日接到的通知，当天就上了山。
“半个来月没上山了，这回四下里转了转，真是吓了一大跳。同志们的脸又黑又瘦，身上的衣服也破得不像样子，有人干脆把上衣脱下来交给了女同志穿，自己穿上了野香蕉叶子。一个个精神倒挺好，照常有说有笑的。我也碰上了老胡，他本来就矮小黑瘦，现在更是皮包骨头肉缠筋，再背上那一袋子金银，外加一米袋子银洋，走起路来，弯腰驼背，一歪一歪，简直像只干虾。
“我俩相识得早，交道打得也多，那时候就常爱拌个嘴打个闹。我说：‘看山上苦成这样子，你这个供给部长倒清闲啰！’
“‘此话怎讲？’
“我说：‘你供给个啥？就你这副模样，把你宰了也熬不出盏灯油。’
“‘门缝里瞧人，你把人看扁了。你摸摸这聚宝盆。’他神乎乎地对我眨眨眼，‘来得正好。晚上到我那里去，有你的好差事。’
“本来，我以为要我上山是报告敌人情况的，谁知当天就碰上开中心县委扩大会议。会议是在一个小竹林里开的，由中心县委书记——支队政治委员魏杰同志主持，分队长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
“会议的内容原订是研究困难情况下的政治鼓动工作，可是开着开着变了样。有人提出让供给部长报告一下供给情况。老胡翻开他那流水账，一桩桩、一件件地把家底亮了出来。这下子，像一瓢凉水泼进油锅里，会场可就爆啦。
“不说你也明白，在那种情况下，没有粮食，大家勒紧了裤带坚持，倒也心安理得；可瞪着眼看着有钱有东西，想想苦味道，还能没有意见？因此，老胡的报告还没结束，下面就争着发言了。
“一个分队长话一出口，问题就提得挺尖锐：‘你，你把我们害苦啦！’
“另一个问：‘有那么多金子、银子，为什么不想办法去买粮？’
“又一个说：‘明明消毒药还有半瓶子，为什么给伤员化盐水洗伤口？’
“外号叫‘梭镖’的三中队队副老黄，是全队出名的直性汉子，还在老胡做报告的时候，就气得抡拳头把地砸了个坑，这会儿干脆跨到老胡面前，指着他的鼻子骂起来：‘你，你像个反革命！二百多斤米卡住不发，叫同志们饿得前心贴在后背上，你安的是什么心？是不是想学那个姓何的样……’
“同志们一发言，老胡就把那一个挎包和一米袋子银洋往怀里一抱，找了块石头往上一靠，坐起来。他手拿着账本，两眼直盯着竹林梢头那个山尖子，脸不红，气不喘，好像大家骂的是他背后的那块大石头。直到老黄指着他的鼻子，他才微微摇了摇头，淡淡地回了句：‘还不到时候！’
“‘手都快摸到棺材边了，还不到时候！’
“‘你胡说！’老胡的声音高了些，‘你敢担保没有更难的时候？’
“‘……’吃这一顶，老黄的拳头攥起来了，他又逼前了一步，‘你到底发不发？’
“老胡把东西紧抱在怀里：‘不！’
“旁边一个人说软的了：‘要不，按每天一两，先发点？’
“老胡腮帮子一挺：‘不！’
“他这种硬劲把大家惹火了，好几个干部哇哇地喊起来！
“‘撤他的职，另换一个供给部长！’
“‘把党证交出来！’
“‘对，马上交支部讨论，开除他党籍！’
“‘……’
“干部们的心情我懂得，他们是带兵的嘛，眼看着出了这样的事，能不发火？别说他们，连我这没吃野菜的也气得眼里直冒火，真恨不得上去给他两巴掌。再看看老胡，他还在安然地望着那个山尖子。
“我站起来发言了。我要代表山下的同志们狠狠地批评他一顿。我说：‘你，不是工农红军的供给部长，你是个汤水不漏的皮笊篱……’
“才说了这么两句，哨上枪响了，发现了敌情。政委一按膝盖站起来：‘散会，带队转移。问题交下一次会议讨论！’”
老人嘘了口气，把胡子擦了擦，伸手去装烟。这时，我才发现屋子竟是那么静，里屋也没有了声音，胡行长不知什么时候出去了。
没等老人把火点着，我就急急地问：“问题怎么解决的？”
“别急嘛——等我想想。那天是……对，三十多里。
“翻了两架山，一气赶出了三十多里，甩掉了敌人，天已经黑定了。看着那些疲惫不堪的战士们提着刺刀、攥着小插子在月亮地里找野菜，我的火又上来了：‘好个一毛不拔的小气鬼，银钱粮秣放在这么个人手里，真是……’我烧了碗野菜汤喝下去，便去找老胡。
“月亮把条山沟照得清清亮亮的，不大工夫就找到了他。他正坐在一棵小榕树底下，脚蹬根木棍棍，聚精会神地打草鞋。他随手从身上那件破衣服上撕下条布条，又随手打进鞋里去，怪悠闲的。
“我一屁股坐在他对面，张口就骂上了。我说：‘山底下的同志们、亲人们天天在白鬼子刺刀尖上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省出点东西，豁出性命往山上送，为的啥？’
“他勾下了头，没停手，也没吭声。
“‘大家都把保养革命同志的千斤重担托给你了，你知道不？’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那你？……’我手心出汗了。我浑身都在发抖。我的胳膊举起来了。
“这时候，他突然把手里的一根布条一摔，一把擎住了我的手腕子：‘老根爹，你行行好，别往我伤口上撒盐花子啦！你当我的心里好受。给你讲，你别跟人说：你看我的眼吧，我已经好几天没睡着觉啦。’
“我朝他的眼睛望了望，看不真，倒看见里面泪花花的。我缩回了手。
“他又说：‘不错，粮食、金银都在我手里，可是吃苦受难的同志们也在我眼里！你不知道，发东西难，留住东西更难，比啥都难啊！’
“‘那你为什么不发？’
“‘咳，你糊涂嘛！’老胡长抽了口气，‘干革命，不能只看眼前的一步棋。你从山下来，最近敌人调动的情况，你不知道？’
“‘咋不知道？我上山就是为的这事。’
“‘这不只是你那一方的情况。到处敌人在增兵，一场大“围剿”就在眼前。特委指示，要我们就地坚持，拖住敌人。要是咱们粮丰弹足，倒是该早发下去，把队伍养个兵强马壮；可如今就是这点点，不把钢使在刀刃上，怎么行？’
“咳，原来是这么回事。可我憋不住又骂他了：‘你真浑！白挨这么一顿骂，怎不对大家讲讲呢？’
“‘你才浑，’他那张嘴也不饶人，‘别说骂几句，就是打两下，算得了什么。看看干部们为队伍的战斗力操心、发躁，我的心比熨斗熨过还舒坦哩！情况，我讲什么？讲军事行动计划？要不，讲这是县委的决定，让老魏他们也像我这么挨一通？那才真叫浑呢！’
“我没得说了。我得承认自己是浑，浑在没有他看得远，浑在跟他往来这么久，没有看透这副干瘦的骨架里还包着这么大的一颗心！我问：‘情况这么紧，光靠积点省点怕不行吧！’
“他说：‘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呢。’他对我讲：各村分别往上送点，人员损失大，又不解渴；这些日子他一直想法和城里党组织取得联系，想从下面买。直到昨天早上，县委才和城里接上了头，指示他们买了批东西。接头关系、运输人力、往来路线他都安排好了，还亲自找出了条上山的秘密小道。一切齐备了。考虑到要在两个地方接头，而我在这一带活动多，有社会关系，地理也熟，就等我来和他一块去拿哩。
“说话的工夫，他手里的草鞋已经收了梢。他拣起块石头把草鞋砸了砸，又从腰里解下件铺叠整齐的长衫，一并递给我，说：‘打扮打扮吧，你去鹤子墟！’
“我指了指他那身破衣裳，问：‘你呢？’
“‘我的行头现成，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儿，就扮个叫花子。’
“‘什么时候走？’
“他笑了：‘这事还要求神打卦看黄历？分了钱就走。’
“对了，你来时我俩扯起的那‘银钱官司’就发生在这时候。现在当笑话讲，那时还真争吵了两句呢。
“当时，他把不知什么时候预备好的一个钱褡包和一卷钞票交给我说：‘查清了，三百八十块大洋，六百钱票子，一共是九百八十块——你看看账本，对不？’又从挎包里摸出那六个铜板，‘犒赏三军！这是你路上打尖的。’
“我一看，真不像话。我又骂上了：‘说你是个皮笊篱，还高抬了你；你简直是个马勺！’真的，一去三四天，就算吃一个子一碗的素面也不够哩。我半真半假地求他，说：‘我的好财神爷呀，我给你烧高香，给加点吧！’
“‘不！’他那劲又来了。
“‘看，装的是个阔佬，总得多少像个样子吧！’
“‘这好办，你要是会用，这还有余呢。来，我教教你，’他还是个不松手，‘你头一顿买干的——买好点，买烧饼，咬几口，瞅瞅没有人就装进袋里。下一次你要点汤，说声：自带的！再啃上几口……’
“‘算了，算了！’讲到在白区应付环境，他比起我来还是个雏呢！我想：反正不能叫你耍弄我，我故意挤他：‘写账，写账，六个就一律六个！’
“他瞪了我一眼：‘我说你浑嘛！你见过几个叫花子住店打尖的？’”
老人胡子抖索着，笑了个前仰后合。
“后来呢，东西搞来了？”看看已是十二点了，我急于知道个结果。
“那是自然，县委和老胡安排得挺妥帖，人到货齐，三天工夫就赶回来了。
“当我俩每人带着两副装满弹药、粮食的挑子赶回来，在山底下碰了头，踏着老胡看好的小路，挑着、扛着往山上走的时候，老远就听见枪声响成了一锅粥。我们紧脚紧步地往上赶。在通过敌人包围圈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还是靠老胡掩护着才冲了过去。你看他那手，就是那回受的伤。
“我们偷偷地穿过一道山壑口，赶到阵地上，同志们正为难着呢！子弹打光了，每支枪至多剩个一发两发；不少同志已经用石头了。老胡喊了声：‘各分队来人领子弹！’我把麻袋包一撕，嘿，真跟打开了‘聚宝盆’一样，明晃晃、金闪闪的子弹，成排成排地往战士手里塞……
“你说战斗有这么一宗东西支应着，仗还不就好打了？在战斗的间隙里，三中队队副老黄端着半截竹筒子走过来了，他把竹筒往老胡手里一塞，就势在老胡面前一蹲，一甩袖子脱成个光脊梁，说：‘胡部长，老胡同志，你，你打我一顿吧！’那竹筒里是满满一筒白米稀饭。这是用那点存米煮的。老胡临走时给司务长们交代得明白：战斗情况一发生，就按每人半斤往下发！
“当时老胡伤口痛得吃不下去，我可不客气，端起来喝了个干净——我饿坏了哇！要不，我说这是宗‘官司’，至今还骂他呢！这家伙……”
“得，得！把你那难听的留给自己吧！”胡行长不知啥时候进来了，他大概听到了我们的话尾，把手里的一小盆野菜汤往桌上一放，随即接话了。他说：“我当时就说过，他连六个铜子也用不了，你瞧这儿！”他翻了翻账页，指着写得抬头很高的一笔收项，念道，“‘收老根交回打尖节余，铜元二枚。’你看他浑不浑，拿着哄鬼的符子当圣旨，当真买了几个烧饼挡挡眼，省下两个大子又带回来了！”
他说罢，我们一齐笑起来。
由于胡行长的热情挽留，也因为那盆野菜汤有一股特殊的诱惑力，我留下来，和他们一家人一道吃了这顿午饭。
当我怀着一种感激和激动的心情，喝着那碗苦涩的野菜汤的时候，我已经忘掉了自己到这里来是为了采访，倒像跟他俩一道坐到了那浓密的山林里了。我真想在他们身边多待一会儿，可是不行，下午三点钟，胡行长还得赶去参加一个肉类联合加工厂的开工典礼。我只得站起来告辞。
胡行长一手领着孩子，一手挽着老人往外送我。“真不像话。你老远跑了来，没有好好招待你，倒让你嚼了一顿野菜。”他抱歉地笑笑，随即又说，“不过，你要想吃的话，还可以再来！”
“没道理！”老人又顶上了，“除了你，人家谁还找上门来‘讨苦’吃！”
我说：“不，对我来说，这是上课哪！”
胡行长沉思一阵，接着又说：“说得好！现在不是还有人瞧不起咱们，说咱们穷吗？我们是穷，但是穷得有志气！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还得有这么个劲儿哩！”胡行长又有些激动，那双清澈的眼定定地望着我，并且把手伸给了我，我连忙握住，久久舍不得放开。
196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