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班长杨光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放亮了。他欠起身子，四下里打量着、回想着，好半天才弄明白：自己是躺在湿漉漉的草地里。
昨天，也就是过草地的第四天，快要宿营的时候，连长把他叫了去，要他们班赶前到右前方一个小高地上，担任警戒。他们赶到了指定地点，看好哨位，搭好帐篷，天已经黑下来了。就是他，动手去解决吃饭的问题。他提着把刺刀，围着山丘转了半天，才找到了一小把水芹菜和牛耳大黄。正发愁呢，忽然看到小溪边上有一丛野菜，颜色青翠，叶子肥嫩。他兴冲冲地砍了一捆拿回来，倒进那半截“美孚”油桶里，煮了满满一“锅”。
谁知道，问题就发生在这些野菜上了：换第三班岗的时间还不到，哨兵就捂着肚子回来，把他叫醒了。他起来一看，班里同志们有的口吐白沫，有的肚子痛得满地打滚，有的舌头都僵了。倒是他和党小组长因为先尽其他同志吃，自己吃得不多，症状还轻些。于是两人分工，一个留下警戒和照顾同志们，一个向上级报告。就这样，他摸黑冲进了烂草地；开始是跑，然后是走，最后体力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在地上爬。爬着，爬着，不知什么时候昏过去了。
当一切都回想起来了以后，他的心像火燎一样焦灼了。他用步枪支撑着，挣扎着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走上了一个山包。
这时，太阳冒红了，浓烟似的雾气正在消散。他观察着，计算着，判断着方位。看来，离开班哨位置已经是十里开外了，可是看不到连、营部队宿营地的影子。显然是夜里慌乱中迷失了方向。不行，得赶快找部队去，救同志们的性命要紧啊！
他正要举步，忽然薄雾里传来了人声。人声渐渐近了，人影也显现出来，是一支小队伍。走在前面的是几个徒手的军人，后面是一副担架。
他急忙迎上几步，看得更清楚了：前面一个人的挎包上还有一个红色的十字。
“好，同志们有救了！”他狂喜地喊道。跑是没有力气了。他索性把枪往怀里一抱，就地横倒身躯，沿着山坡滚下山去。
就在他滚到山包下停住的时候，正好赶在了那支小队伍的前头。
人群和担架都停下了。背红十字挎包的人飞步跑来，弯腰扶起他，关切地问道：“同志，你怎么啦？”
杨光定了定神，把事情讲了讲。末了，他紧紧抓住了那人的挎包，恳求道：“医生同志，快去吧！晚了，人就没救啦！”
医生看看背后的担架，又看看杨光，为难地摇摇头：“同志，我们还有紧急任务！”
“什么任务能比救人还要紧？”
医生指着担架：“我们也是要救人哪！”
杨光这才看清楚，担架上躺着一个人。一床灰色的旧棉毯严严地盖在上面。
“那边的同志很危险！”杨光焦急地叫起来。他伸开手拦住了路口，大声地说：“你不去，我就不放你走！”
担架响了一声，毯子动了一下。
医生有点愠怒地看了杨光一眼：“你这个同志，有话不会小点儿声说？你知道吗？这是……”他压低了声音，说出了那个全军都敬爱的人的名字，然后解释地说道，“他病得很厉害哪，昨天开了一夜的会，刚才又发起高烧，人都昏迷了。”
“什么，周副主席？”杨光立时惊住了。对于这位敬爱的首长，杨光不但知道，还曾亲眼看见过。在遵义战役之前，这位首长曾经亲自到他们团做过战斗动员。在部队开上去围攻会理的时候，连队在路边休息，他也曾亲眼看见周副主席和毛主席、朱总司令一道，跟战士们亲切交谈。可是，现在竟然病倒在草地上。而他，却在首长赶去卫生部救治的路上，拦住了他的担架……他惶惑地望着担架，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了。
就在这时，毯子被掀开了，周副主席缓慢地欠起了身，朝着杨光招了招手。
杨光不安地走过去。他深情地注视着那张熟悉的脸，却不由得大吃一惊：由于疾病的折磨，这位首长面容变化多大啊！他觉得心头像刀在搅，眼睛一阵酸涩，竟然连敬礼也忘了。
周副主席显然刚从昏迷中醒来。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身躯往担架边上移开了些，然后，拉住杨光的衣角，把他拽到担架空出的半边坐下来。
靠着警卫员的扶持，周副主席在担架上半坐起来。他慢慢抚摩着杨光那湿漉漉的衣服，又摸了摸杨光的额头，亲切地说道：“这么说，你们是吃了有毒的野菜？”
“是。”杨光点了点头。
“那种野菜是什么样子呢？”
“这就是。”杨光从怀里掏出一棵野菜。为了便于医生救治，他临走时带上了它。
周副主席接过野菜，仔细端详着。野菜已经蔫巴了，但样子可以看得出来：有点像野蒜苗，一层暗红色的薄皮包着白色的根，上面挑着四片互生的叶子。看过以后，不知是由于疲累还是怎的，他倚在警卫员的肩头，仰起了头，眼里浮上了异常的严肃的神情。
杨光担心地看着周副主席，他弄不明白：首长为什么对这棵野菜这么关心。他刚想劝首长休息，周副主席又问了：“这野菜，多半是长在什么地方呢？”
杨光想了想：“在背阴靠水的地方。”
“味道呢？你记得吗？”
杨光摇了摇头。因为是煮熟了吃的，没有尝过。
周副主席又举起那棵野菜看了看，慢慢地把它放进嘴里。医生惊呼着扑过来，野菜已经被咬下了一点儿。
周副主席那干裂的嘴唇闭住了，浓密的胡须不停地抖动着，一双浓眉渐渐皱紧了。嚼了一阵，吐掉了残渣，他把那棵野菜还给杨光，嘱咐道：“你记着，刚进嘴的时候，有点涩，越嚼越苦。”
杨光又点了点头。周副主席把声音提高了些，用命令的语气讲话了。他的命令是非常明确的：要医生马上按杨光指出的方向，去救治中了毒的战士们。他又要担架抬上杨光，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总部去报告。他的命令又是十分具体的：他要求总部根据杨光他们的经验，马上给部队下发一个切勿食用有毒野菜的通报。在通报上，要画上有毒野菜的图形，加上详细的说明，而且，最好是附上标本。
一个年轻的卫生员，还在听到谈论有毒野菜的时候，就在路旁打开了挎包，把满满一挎包沿路采来的野菜倒出来，一棵棵翻拣、检查着。这会儿，听到了首长下达的命令，惊慌地叫起来：“那……你呢？”
“你们扶我走一会儿嘛！”
医生走过来，劝说道：“你的病情很重啊！”
周副主席微笑着伸出了一个指头，又摊开了手掌：“看，是一个多呢，还是五个或者上万个多呢？”
谁也想不出更好的做法了。而争辩是没有用的。一时，全都默不作声了。只有晨风吹过荒漠的草地，撕掠着青草，发出索索的声响。
卫生员抽噎了两声，突然抓起一把野菜，发火地说：“都是蒋介石这卖国贼，逼着我们走草地，逼得我们吃草！”
“吃草。嗯，说得好啊！”周副主席严肃地点了点头，“革命斗争，需要我们吃草，我们就去吃它。而且，我们还要好好总结经验，把草吃得好一些！”
稍稍喘息了一下，他又说下去：“应该感谢这些阶级兄弟，他们用生命和健康为全军换来了经验。也要记住这些草！”他的话更温和了，语气里透着深深的感情，“等你们长大了，就会想起这些草，懂得这些草；就会看到：我们正是因为吃草吃得强大了，吃得胜利了！”
这些话，从那瘦弱的身躯里，从那干裂的嘴唇里发出来，又慢，又轻，可是，它却像沉雷一样隆隆地滚过草地，滚过周围几个红军战士的胸膛。
杨光激动地听着。就在这一霎，他觉得自己变得强大了、有力了，这力量足足能一气走出草地。他向着周副主席深情地举手敬礼，然后，那紧握着野菜的手猛地一挥，转身向总部所在的方向跑去。
医生向卫生员嘱咐了句什么，也紧抓着那个红十字挎包，向另一个方向跑去。
周副主席望着两个人渐渐远去的背影，耳边传来警卫员的话音。话是对着小卫生员说的：“……看你说的，为革命嘛，我们吃的是草，流的是血，可我们比那些花天酒地的阶级敌人高尚得多，也强大得多呀！……”
周副主席那浓浓的胡须绽开来，宽慰地笑了，他笑得那么爽朗、那么开心。自从患病以来，他还是头一次笑得这么痛快。
1977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