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福同志和我是同乡不同村，彼此从小就认识。他是个贫农出身，年轻时候常打短工，体力过人，不避艰险，村里人遇上了别人拿不下来的活儿，往往离不了他。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他参加了革命工作，在行政上担任过村长、区助理员、区长、县农林科长、县农场场长、县采购站长；在党内是县委会委员，曾担任过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在群众团体中，担任县工会主席，现在还是。从他一九四一年入党算起，算到现在已经是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中，他的工作、生活风度，始终是在他打短工时代那实干的精神基础上发展着的。
我对他生平的事迹听得很多，早就想给他写一篇传记，可是资料不全。今年一月份，我到沁水县去，又碰上了他，因为要写这篇传记，就特地访问了他几次。我访问他的目的，不过是想把我知道的事了解得更具体一点，可是一谈之下，他附带谈出来的事都是我不曾听到的，而且比我知道的那些事更重要。这时候，我觉得写他的全传不太容易，就准备只记一些大事，题目就写作《潘永福大事记》。这几次访问，在他的谈话中又发现有一些新的关节还要请他补充，可惜他要下乡我也要下乡，两个人下的不是一个乡，就把这访问停下来。现在三月初，我到晋东南专区（长治市）来参加一个会议，他也来参加另一个会议，又住在一个宾馆，我便继续在会议的空隙中访问他。从这几天访问中，我发现我改拟的题目还不合适，因为他补充的新事，更比我原来听到的“大事”“大”了。这也难怪：在我看来是了不起的大事，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已经习以为常，要不从闲谈中以话引话慢慢引出来，有些事他还猛一下想不起来。这正是他的品格高超处，我愿向他学习。他已是五十六岁的人了，从他十六岁算起，所干过的不平常的事，即以每年十件计算，四十年也该有四百件，想要他都谈出来，他也谈不完，我也记不完，而已经谈出来的也不见得比没有想起来的还“大”，所以只好不那样命题而改为现在这个题目，有些事他作过而一般作地方工作的老同志也都作过（如抗旱、灭蝗、土改、民兵等项），别人也写过。关于这一类事，我就暂且不写在这篇文章里。
以下便该书归正传。
慈航普渡
一九五八年秋天，潘永福同志任中共山西阳城县委会（当时阳城、沁水两县合并，后来又分开了）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要赴沁水北边的一个名叫“校场”的村子去工作。这地方是安泽县和沁水县的交界处，两县的村庄犬牙交错着，想到校场村去，须得从安泽的马壁村坐船摆渡。这里的船工，都是潘永福同志的徒弟，可是潘永福同志这次上了船，见撑船的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没有识过面。他看见这新生一代有两下子，就随便问他说：“你是谁的徒弟？”青年似乎不了解潘永福同志问他的意思，或者还以为是看不起他的本领，便回答说：“你管得着吗？”潘永福同志说：“你不说我也知道：你的老师不是马银，就是瑞管，再不就是长拴！”因为潘永福同志在这里只传授过这三个人。那青年说：“咦！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姓潘？”“你猜对了！”“我的老大爷，你好！”潘永福同志又问了问他住在哪个院子里，那青年回答了他。潘永福同志想了想当年的情况，记得有两个不到上学年龄的孩子，是弟兄两个，长得很好玩，算了算时间，该是这个青年这样大小了，便又问他说：“你叫黑济呀还是叫白济？”青年说：“我叫黑济！”潘永福同志又问黑济爹娘的好，黑济说他们都去世了，彼比感叹了一番。潘永福同志顺便又问讯了马壁以北的招贤、东李、魏寨、建始等各渡口老船工的消息，船已靠了岸，就和这青年作别，往校场村去了。
马壁、招贤、东李、魏寨和建始这五个渡口的老一代的船工，全是潘永福同志教会了的。原来安泽县只有孔滩一个渡口有船，船工也是沁水人，父子两个同撑，不传外人。潘永福同志当年在马壁打短工，马壁人听说他会撑船，就集资造了船请他撑。他又回原籍找了个帮手，就在马壁撑起船来，并且带了三个徒弟。上游招贤、东李、魏寨、建始等村也有摆渡的需要，就先后造了船请他去撑，并请他带徒弟，因此五个渡口的老船工都是他的徒弟。
潘永福同志住在校场，有一天晚上到招贤去看他的老朋友们（也就是徒弟，因为年岁相仿，所以彼此都以老朋友看待）。他刚到了一家，村里人就都知道了，凡是熟人都抢着来看他，后来连四五里以外别的村子里的人也知道了，也有些赶来看他的，有点像看戏那样热闹。老朋友们都兴奋得睡不着觉，他也兴奋得睡不着觉，有几位老朋友特地给他做了好饭请他吃，一夜就吃了好几顿。
他为什么这样受人欢迎呢？原来他在这里撑船的时候，每天只顾上渡人，连饭也顾不上做，到了吃饭时候，村里人这家请他吃一碗，那家送他吃半碗，吃了就又去撑船去了。他是个勤劳的人，在谁家吃饭，见活计也就帮着做，因此各渡口附近村庄的庄稼人们对他都不外气。他还有个特点是见别人有危难，可以不顾性命地去帮忙。为了说明他这一特点，不妨举个例子。
他在招贤渡口的时候，也是一个晚饭后，有一伙人要到对岸一个村子里看戏，要求他摆渡。他说：“我还没有吃晚饭，饿得很，撑不动了！”其中有几个和他学过几天的人说：“我们自己来吧！”说着就都上了船，把船解开。潘永福同志对他们的技术不太相信，虽然也未加阻拦，可是总有点不放心，所以当他们把船撑开的时候，自己也未敢马上走开，只站在岸上看着船向对岸前进。沁河的流量虽然不太大，可是水流太急，而且上下游隔不了三里总有乱石花坡，船只能摆渡而不能上下通行。在摆渡的时候，除了发洪期间在篙竿探不着底的地方用划板划几下外，一般只靠划板是划不过去的，全凭用篙撑；撑的时候，又要按每段水势的缓急来掌握船身的倾斜度。坐船的人，看了船身的斜度和船工用力的方向，总以为船是向对岸很远的上游行进的，可是在客观上靠岸的地方只是个正对岸，在水大的时候往往还要溜到下游一半里远。假如在水急的地方把船身驶得斜度小了，船头便会被水推得颠倒过来。船头要是打了颠倒，便要迅速地往下游溜，几棹板摇得扭回头来，也会溜出里把远；要是水太急了，马上扭不过来，溜到乱石花坡是非被冲翻了不行的。潘永福同志开头看见他们撑得还正常，可是一到了中流，船打了颠倒，飞快地顺水溜走；坐船的人都直声喊叫起来。潘永福同志知道凭那几个人的本领，在一二里内是拨不回船头来的，因此也忘记了肚子饿，也顾不上脱衣服，扑通跳下水，向着船游去。撑船的那两个人倒也把船头拨转回来了，只是拨得迟了点，船已溜到个两岔河口的地方。河到这里分为东西两股，中间水底有块大石头挡着一堆小石头。船头被搁在这石头上，船尾左右摇摆着，好像是选择它倒向哪一边溜得更顺利些。西岸上有些人早已发现船出了事，喊着从岸上往下游赶，赶到这里见船被搁住了，可是也无法营救。这时候，潘永福同志赶到，站在几块乱石上，一膀把船尾抵住，两手扳住底部使它不得左右摇摆。照这地方水的流速，不用说逆水行船往上游撑，就是往东西两边撑也是撑不过去的。船上的人向潘永福同志要主意，潘永福同志说：“西岸有人，要是带着缆绳头扑过西岸去，叫大家拉住绳顺着水势能拉得靠了岸；可惜我现在饿得没有劲了，要是扑得慢一点，船要被冲得溜起来，我一个人可拖不住它！”坐船的人，有拿着油条和糖糕的，拿出来给潘永福同志吃。潘永福同志两只手扳着船尾的底部腾不出来，就叫船上的人往他嘴里塞。可是水淹在他脖子根，直着脖子不容易咽下东西去。船上的人先给他塞了个油条，他咽不下，吐出去说：“油条吃不下去，快拿糖糕来！”船上的人，喂得他吃了十多个糖糕后，他吩咐船上人把缆绳盘顺搁到船边，把绳头递给他。船上的人，一边照办，一边向西岸的人打过了招呼，潘永福同志便丢开船尾，接住绳头，鼓足了劲，拼命地向西岸扑去，不几下子就扑过翻波滚浪的急流，到达西岸，和岸上的人共同把船拉过去。满船乘客全部脱险。
像潘永福同志这样远在参加革命之前就能够舍己为人的人，自然会受到大多数人的尊敬，所以他走到离别十八年之久的地方，熟人们见了他还和以前一样亲热。
为何要到安泽去？
潘永福同志是沁水县嘉峰村人，离安泽县界有百余里，为什么会到那里去当船工呢？这至少也得从他的青年时代谈起。
潘永福同志是个贫困农家出身。当他小的时候，家里因为地少人多，欠下好多外债；一到他能劳动，就给别人做短工——欠谁家的钱，就得先给谁家做，经常是做了工不见现钱，他的体力强，做活一个足抵两个人，到了忙时候，债主们都抢着要他，天不明就会有好几个人找上门，往往还因为争他而吵起来。他不做日工活，只做包工，因为他家欠的外债过多，做日工实在还不了几个钱。他包下的活都能保质保量，又能完成双工的任务。例如担粪，别人每次担两桶，他一次要担四桶。
农家活总有个忙闲，打短工不一定通年有人雇用。在没有人雇用他的时候，他不得不找一些生产门路。他小的时候，夏秋两季常在村外的沁河里玩水，练得个游泳的技术，所以后来在农忙的间隙没有人雇用他的时候，他和一位名叫何田的伙伴，常到沁河里摸鱼、捞鳖。他们真有点发明创造精神：把河边浅水处用石头垒成一道临时小堤，让这浅水与深水隔绝，只留一个口，浅水里撒上有几粒麦子的麦糠。这泡过麦糠的水从他们留的那个口里流出去，水里带有麦味，老鳖就顺着这味儿来找食物。到了夜里，他们把口一堵，就在这小堤里的水里摸，往往一次就能捞到几十个。沁河里较大一点的有鳞鱼不易捉到，因为鱼太稀，用网不能捕；有鳞鱼的动作迅速，用手捉不住。能用手捉的只是老绵鱼，不过捉它的人要会泅水，要钻到光线不足的水底石坎中去摸。潘永福同志就有这个本领。
嘉峰村渡口上的船工叫马成龙。潘永福同志到河里捉鱼的时候也常帮他的忙，日子多了，从他那里学得了撑船的全部技术。不过这种工作没有报酬。住在河边村子里的人们，就有一些爱尽这种义务的，和爱唱戏的票友一样。潘永福同志开始学渡船的时候，也只是马成龙的票友。
潘永福同志在打短工的开头几年里最怕过冬季——冬季里除了打窑洞、垒地堰外，很少有人雇短工。在夏秋两季，闲下来还可以摸鱼，一到冬季，就连鱼也不能摸了。后来潘永福同志找到了冬季的生产门路。村里有个土法凿井的老行家马老金，每到冬季就在邻近各村包打水井。马老金要找一个帮手，不过这个帮手需要具备以下一些条件：体力强，手眼快，遇了险不手忙脚乱，受了伤不大喊小叫。马老金选来选去，觉着潘永福同志最适合自己的要求，就拉作帮手。用土法包打水井，和一般工头剥削工人的包工有区别：打井是包井下不包井上，而井下的活都是自己亲手做的。“包”的意思，就是和要打井的东家定下条约说：“你也不用管我误多少工，打成这眼井你给多少钱。所有井里误的工都是我的，井上绞辘轳或者拉滑车的笨工是你的，几时打成几时算数。”做这种井底活危险性很大：各种土质有各种打法，弄错了塌下去会把自己埋在井底。井上要是遇了毛手毛脚的人，土筐、水桶、石块、铁锹等物，常会因为拴得不牢、扳得不稳而飞落下去，躲闪不好就要吃亏。他们自己常说：“赚这种钱是卖命钱。”潘永福同志跟着马老金做了几冬天，又学得了打井的全部技术，也会找了帮手去赚这种卖命钱了。
在旧中国，欠债多的穷苦人，任你怎样勤劳也不得翻身。潘永福同志学会了赚这卖命钱之后，真要是卖掉了命的话是自己的，赚了钱却还是债主的。他到哪村去包打水井，也不是一天半日可以成功的。债主们的耳朵长、打听着他包工的地方，就找到那个打井的东家，同着潘永福同志，当面把包工的工资拨给他抵利息，往往一冬天得不着个现钱。一九三一年冬天，潘永福同志不但打了一冬天井没有得着现钱，过年时候连家里剩下的百把斤口粮也被债主倒光了。在这年过年关的时候，潘永福同志就跑到安泽县去。
安泽的旧县名叫“岳阳县”，和沁水县的北部连界，是沁河的中游。这地方全部是山区，土山多，地广人稀，可以开垦的荒山面积很大。本地人往往是地主，外省外县到这里开荒的和打短工的很多。安泽附近各县有句俗话说：“措不响，上岳阳。”意思就是说措打不开了，可以到安泽去打短工或者开荒。潘永福同志也是抱着这种打算往安泽去的，只是去的时候是个冬天，没有多少短工可做，找到点杂活也只能顾个吃。但是在潘永福同志看来，这样也比在家强，只要冬季一过，赚钱不论多少总能躲过债主的监视——把钱拿回家去虽说大部分还是还了债，但债主摸不着自己的底，总还可以留一点来解决一下全家的生活困难。他本来也想打短工或开荒地。后来因为那地方缺船工，才开渡口撑船，但他在他所在渡口的荒沙滩上也还种一点农作物来作为附带收入。
潘永福同志在安泽撑了十年船，起先每年还回一两次家，抗日战争开始后，有二三年没有回家去。
抗日战争初期，他在东李渡口上。有一个短时期，渡口两边的村子里，一边住的是蒋军，一边住的是八路军。他是一个船工，每天忙于摆渡，也顾不上多和军队接触，不过他在这两边都走动。对于这两种军队的区别，他理解得很简单——只知道蒋军打人，八路军不打人。后来打人的军队不知去向，不打人的八路军向南开动了。他打听得不打人的八路军开到自己的家乡，也就跟着回了家。
这便是潘永福同志参加革命以前的生活概况。在这种苦难日子里，把他锻炼成一条铁汉。有一些互相对立的日常事物，在潘永福同志看来差别不大——屋里和野地差别不大，水里和干地差别不大，白天和夜里差别不大，劳动和休息差别不大。若用“吃苦耐劳”等普通字样，是不足以说明潘永福同志这种生活风度的。
干部新风
一九四一年，八路军的地方工作队到了潘永福同志的老家嘉峰村，他也赶回了家。这一带原来驻的军队是蒋介石的第三十三军团，后来这部队被敌人打散了，遍地都成了溃兵：嘉峰南边相隔十里的王村又已变成维持敌人的区域，所以这一带的群众，只要是看见军队，用不着看臂章就知道不是来干好事的，马上跑个光。八路军的地方工作队初到嘉峰村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潘永福同志回到村后，无形中做了工作队的义务宣传员。他宣传的内容只有一句话：“这队伍不打人。”这句简单的话效力很大，他的穷朋友们听了，马上跟他先回了村，其他人也慢慢试探着都回去了。
八路军的主力部队把周围的土匪溃兵肃清以后，环境变得单纯了，嘉峰村变成了和日军相持的边缘，群众组织起来在村南边布下岗哨，监视着通往维持区的要道。潘永福同志是夜里在野外活动惯了的人，不论该不该自己的班，夜里都好到那里去看路上的动静，一发生变故马上就报告工作队。工作队见他和他的几个穷朋友们大有舍己为人的精神，就吸收他们入了党。
嘉峰村建立了地方政权，第一任村长是王思让同志，潘永福同志是村供销社干部。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村干部，从外表上看，和群众无大区别，潘永福同志在这方面更突出——完全和他打短工时期的打扮一样。有个外村的老相识在路上遇上了他问他说：“听说你当了干部了，你怎么还是这样子？”潘永福同志反问他说：“干部该是个什么样子？”问他的人马上也拟定不出个干部样子来，只得一笑而罢。
潘永福同志当了干部以后，不但外观上没有变化，工作和生活也都按着自己特有的风度发展着。为了说明这一点，也举两三个例子：
一、搭桥
嘉峰村东北方向五十里外的玉沟村，开了个为沁水民兵制造手榴弹的工厂。这工厂烧的是阳城煤，运煤时候需要在嘉峰村过沁河。沁河上过渡的习惯，夏秋两季用船，冬天冰冻以后至春天发洪之前用桥。每年搭桥的时间是寒露以后——早了水大，迟了水凉，所以选择在这个季节。这年冬天，因为南边离八里的王村成了维持区，群众宁愿自己不过河去，也不愿给敌人制造方便，在非过不可的时候可以多绕四五十里到上游去过别村的桥。嘉峰村的人事先没有想到五十里外玉沟工厂的需要，等到工厂缺了煤找到嘉峰来的时候，搭桥的地方已经被冰封了。上级要求嘉峰村想法子，村长王思让便和会搭桥的党员干部潘永福、何启文等同志接受了这个任务。
这地方，桥的构造是用两根树杈顶一根平梁算一个桥脚，一个个桥脚中间都用五六根长的木料连接起来，上边铺上厚厚的灌木枝条，然后再垫上尺把厚的土把它压平。这些木料都很笨重，在水里边推来拉去倒不太费气力，只是想把顶着横梁的桥脚竖起来就不太容易。竖的办法是用好多人在两岸拖着一股大绳，再用几个人把桥脚从水里拉到应竖的地方，拴在大绳上，自己扶着让岸上的人拉。用对了劲，一拉就竖起来了。活儿倒也有传统办法，只是时间不对，河被冰封着，冰又只有寸把厚。人到冰上，怕把冰压破了；破冰下水，人又受不了。党员们研究了半天，更巧的法子想不出来，也只好破冰下水。王思让同志勇敢得很，把冰打开口，他就先跳下去。可是他的身体没有经过更多的风霜锻炼，一下去就抖得倒在水里。在打开的冰窟里倒下去，马上便会被水推到下游的大冰层下，潘永福同志见势不好，跳下去一把把他抓出来。这时候，王思让同志的皮肤已经变成黑青的了。
潘永福同志是在河里井里泡惯了的，何启文同志也是年年搭桥离不了的人物。岸上的同志们搬运着木料，这两位英雄下了水，打开冰道，送过大绳，来来往往拉木料、扶桥脚……终于在这冰层包围中完成了上级党给予的任务。两个人的腰上、肚上、胳膊上，被顺流而下的冰块割成了无数道的大小创口，只有腿部藏在水底，没有受到冰块的袭击。
二、借渡口
在潘永福同志当区长时候，有一次，敌人集中了大于我们当地驻军十多倍的兵力来“扫荡”这个地区，沁河以西有我们一部分部队一定得渡过沁河转到外线。领导方面知道潘永福同志是撑船能手，就把这任务交给他。潘永福同志接受任务后，马上跑到离区公所十五里路的张山去找部队。他向部队的首长说附近几个渡口船太小，恐怕一夜渡不完；王村的船大，可是维持区，要是把维持会的人挟持住，夜里可以在那里摆渡。部队同意了他的建议，就派了几个便衣，由他领着路，到王村去找维持会。他们走到王村村边，碰上了一个人。潘永福同志要这个人带他们到维持会去。这个人便带他们去了。走到维持会门口，潘永福同志同那个人走进去，便衣在外边守着门。一进了屋子，静悄悄连一个人也没有。领路的那个人向潘永福同志说：“你坐一下，我给你找他们去！”说着就走出院里来。潘永福同志见那个人神色不正，怕他搞鬼，略一思忖便跟了出来，却不见他往哪里去了，问了问门外的便衣，说是没有出去；又返回院里来，见有个通房后厕所的小门，情知是从这小门里跑了。潘永福同志马上向门外的便衣说明了情况，并且又向他们说：“你们监视住河边和村西头的路，不要让有人过去，就出不了事，让我亲自去找撑船的人去！”潘永福同志和这里的撑船的人都很熟识，一会就把他们都找到了。这时候，太阳已经落了，清除了一下船里渗漏进来的积水，吃了些晚饭，部队就开到了。
潘永福同志和王村的船工们共同撑着船，先送过一部分机枪手们到对岸山头上布了防掩护住渡口，然后才渡大队人马。船开得也不慢，只是人太多了，急切渡不完。潘永福同志见深处没有几步，绝大部分淹不住人，就跳下水去拉住缆绳在前边拉；王村有几个船工也跳下去帮着他拉。这样拉的拉、撑的撑，船比以前快得多，一趟又一趟，还不到鸡叫就把全部人马渡完了。部队的负责同志临别的时候向潘永福同志说：“潘区长！谢谢你的帮忙！敌人很快就会侦察到我们在这里过渡！你也要马上离开这里！”
潘永福同志向来觉着工作和休息差别不大，可是这一次碰上了例外：他跑了几十里路，找了半晌人，又拉了多半夜船，算起来已经连续劳动了二十个钟头了。打发部队走后，他本想马上离开王村，只是走到村边，身子便摇晃起来，再勉强走是会摔倒的。王村靠河的那一边，支着一排喂牲口的石槽。这时候，潘永福同志已经走得寸步难挪，就穿着一身湿透了的衣服睡进一个石槽里，一闭上眼就睡着了，等到他一觉醒来，天已大明。他一见天明了就觉着有点不妙，慢慢抬了抬头，一只眼睛沿着石槽边向河边一看，不知几时开来的日军已经把这一段河边的空地坐满了。他不敢坐起，急忙扳住石槽的另一边一骨碌滚出背着敌人这一边的地上来，然后爬起来就往山上跑。不巧的是敌人已经在这山头上放下岗哨，一见有人跑上来就开了枪。潘永福同志往旁边一绕，仍然跑他的。身旁边的飞弹吱吱地越来越密，好在抢了几步跳到一条土胡同里，顺住土胡同可以跑到另一段沁河边，他也不管后边的子弹来得怎样密，反正有土胡同隐蔽着打不到身上，就这样跑到河边游过了水，不到晌午又回到他的区公所。
正因为潘永福同志是这样一个苦干实干的干部，在他影响下的群众都十分喜爱他，到处传颂着他一些出格的故事，甚而还有人加枝添叶地把一些故事神话化。在潘永福同志自己，却不曾有过丝毫居功的表现，平常时候在办公之余，仍然和区公所的同志们扛着锄头或挑着粪桶，去种他们机关开垦的小块荒地，和打短工时代的潘永福的神情没有什么区别。
正因为他喜欢实干，所以坚决反对虚伪的俗套子礼节。一九四九年他被调回县里去作农林科长，区公所的同志们要举行个送别的仪式。这种仪式已经形成了俗套，办法是被送的人走在前边，同事们和一组八音会的音乐跟在后边，慢慢摆开八字步走出区公所所在的村镇，和旧时代的送龙王回宫差不多。潘永福同志根本不赞成这一套，不过在送旁人的时候，怕被送的同志多心，也不便反对；现在轮到了送他自己，他想免一免这套过场。可是有些同志诚心诚意要那样送他，说死说活不让免，他也马马虎虎同意了，等到送他的那天早晨，大家都已经准备好，却不见他出来和大家打招呼，有人进到他屋里去看，床上只剩了一条席子，潘永福同志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挑着行李走了。这也不奇怪，他原来就是个认为白天和夜里差别不大的人。
经营之才
潘永福同志是实干家，善于作具体的事，而不善于作机关工作。一九四九年他被调到沁水县当农林科长。这时期的农林科是新添的部门，从前没有传统，科技人员又缺乏，虽然挂着个指导农林生产之名，可是和实际的农林生产接不上茬。潘永福同志失去了用武之地，摸索了二年也没有摸索出个道理来——后来换了别人也同样对实际的农林起不到指导作用，原因在于那时候的生产资料还属于个人所有，单纯科技的部门指导不了那样散漫的单位。
一九五一年，潘永福同志又被调到县营农场。这也是个新添的单位，归县里的农林科领导，但是潘永福同志觉着这要比当农林科长的工作具体得多。有他个老相识以为他是降了级，问他犯了什么错误。他说：“我没有犯错误，到这里来是党的需要。”
在一九五一年以前，认识潘永福同志的人，往往单纯以为他是个不避艰难的实干家；自他被调到农场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里，才又发现他很有经营计划之才，不过他这种才能仍然是从他的实干精神发展来的。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举他三个例子，而且第二个例子比较长一点：
一、开辟农场
沁水县要开辟一个县营农场，而这个农场要具备企业和试验两种性质。地址准备在沁水县东乡的端氏镇，共有土地七十亩，三十亩山地，四十亩平地，职工的住址是镇中间的城隍庙。
潘永福同志到任后，首先感到不合适的是这个住址——上街倒很方便，往地里去便差一点。后来他和镇里交涉，把城隍庙换成了南寺，就比较好些了。
再一个成问题的事就是那三十亩山地。这三十亩地离人住的地方有五里远，还隔着一条小河，土质不好，亩产只是百把斤，不论从企业观点和试验观点看来，价值都不大。可是那时候的土地还是个人所有制，这三十亩地是未被分配过的地主土地，其他已分配了的土地各自有主无法调拨。潘永福同志曾向一个农民提出过调换土地的要求。那个农民提出的条件很苛刻——三十亩远地换他近处一亩菜地，还得倒贴他十石小米。潘永福同志一计算，三十亩地一年的产量也产不够十石小米，三十亩换一亩再贴一年产量，这买卖干不着。
换不成，只有农场自己来种了。潘永福同志是种过远地的。他知道这三十亩地种好了能把产量提高一倍，可是从企业观点上看，提高一倍也还是不合算——共产六千斤粮，按六分一斤折合，共值三百六十元；但想种好须得两个长期农业工人，每人每年工资以二百四十元计，须得四百八十元，一年净赔一百二十元。这买卖还是干不着。
隔了几天，潘永福同志对这三十亩地终于想出了应用的办法。他见端氏镇的农民种的棉花多，牲畜饲草不足，自己农场养的牲口也要吃草，草价很高，就想到种苜蓿。种苜蓿花的工本都很少，二年之后，三十亩苜蓿除了自己牲口吃了，还能卖很大一部分；再把地边种上核桃树，又能卖树苗，算了算细账，收入金额要超过粮产，而节余下的劳力用到近处的四十亩地里，又能赶出一部分粮来。账算清了，他便把这三十亩远地种成了苜蓿和核桃树。到了一九五三年，端氏镇成立了青峰农业社，更扩大了棉田，牲畜的饲草更感到不足。这时候，农场的三十亩苜蓿已经发育到第三年，根深叶茂，长得有一腿多高，小核桃树也培养得像个样子了。青峰农业社提出来愿意用镇边的十多亩菜地来换农场的三十亩山地和这地里的苜蓿、树苗，潘永福同志一计算，光三十亩苜蓿的收入也要抵住三十亩中等棉花，只讲经济价值农场还吃一点亏，但是为了便于集中经营，把地换得近一点也还是有益的事，所以就换过了。要按当年那个单干农民向农场提出来的苛刻条件，换这十多亩菜地，须得三百多亩山地，还得贴一百多石米。
农场的第三个问题是作农事试验的问题。这事潘永福同志自己不在行，又没有这种专门人材，光靠几个上过短期训练班的技术员，也搞不成什么名堂，和实际农业生产还是碰不了头，对企业收入又要有所妨碍。潘永福同志见当地有些群众有到外地买生产树（即干果、水果、花椒等树）苗的，就想起试种树苗来。他想这样既能满足群众需要，又能兼顾企业收入，是件可干的事，问了问县里，县里也说可以干，于是就决定种树苗，种了几年，群众有树苗可买，十分满意；农场也因此增加了企业收入。后来县里见他这样做的成绩不错，干脆把这农场改为育苗场了。
潘永福同志从开办这个农场起，鉴于场子小、工人少、干部多，有碍企业，就和工人们在田间作同质同量的活，直到一九五四年他被调往文化补习学校学习为止，始终不变。
二、小梁山工地
一九五九年冬，潘永福同志担任沁水县工会的主席，同时他又是中共沁水县委会委员，被领导方面派往县东乡的蒲峪沟经修水库。
这年冬天，沁水县要开两个中型水库——较大的一个是由省投资，名山泽水库；其次一个就是这蒲峪水库，原决定由专区投资，后来因为由专区经修的水库多了些，又改作由县投资；两个库都由县里派人经修。
潘永福同志接受任务后，于十月二十七日随同十三个下放干部来到蒲峪。这时候，各公社派来的民工，离得近的也来了一些；县里早已通知水库附近村庄给他们找下了住处。
潘永福同志先到技术员已经画下的库址上看了一下，又上下跑了一跑，觉着库址有点不合适，不如往下游移一移，找了一会技术员，有人说技术员已经往其他小型水库上去了，过几天才能回来。
库址没有落实，坝基不能挖，只得先找一些别的活做。潘永福同志见工地附近有几孔多年没有住过人的旧土窑洞，就和同来的同志商量先拨些人收拾一下给将来的指挥部用；决定以后，就打发了几个同来的同志到附近村里去找先到的民工，自己也拿了带来的铁锨参加了这项劳动。
他走到一孔破窑洞旁边，见这孔窑洞的门面已经塌了，塌下来的土埋住了口，只剩一个窟窿还能钻进人去。他对这一类地下的土石工活也是老行家，认得该从哪里下手。他看准了土的虚实，就慢慢从上层挖虚土。一会，被拨来的民工也都陆续来了。有几个民工见这里已经有人动开手，也凑到这里来参加。一个民工问潘永福同志说：“你是哪个村人？”潘永福同志说：“嘉峰村的！”“参加过水库工作没有？”“还没有！”那人见他说没有参加过水库，觉着不足以和他谈水库上的事，就转问另一个民工说：“可不知道这库是国库呀还是私库？”那个人回答说：“这样大的库，大概是国库吧？”潘永福同志听了莫名其妙，就问他说：“怎么还有私库？”那人说：“你们没有做过水库工的人不知道：国库是上级决定的，由上级发工资；私库是县里决定的，不发工资，只把做过的劳动日记下来，介绍回自己家里的生产队里作为分红工。我看这个库是私库！”“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山泽水库是省里决定的。往山泽去的民工，都有公社干部参加带队；来这里的民工，没有人带队，只让各自来：不是私库是什么？”“管他是不是国库？把工介绍到队里分红还不一样吗？”“怎么会一样？国库的工资高！”潘永福同志觉着他这种看法传播到民工头脑中，对工作很不利，正想批评他一下，另一个民工替他说了话。这个人和原来说话的那个人认识，很不客气地批评他说：“你这家伙思想有问题！把工给你介绍回队里去分红，还不和你在家劳动一样吗？你是来修水库来了呀，还是来发财来了？”这个人不说话了。停了一阵，另几个民工又谈起到别的水库上做工的事来——哪个水库吃得好，哪个水库有纪律，哪个水库运输困难，哪个水库吃菜太少……好像他们都是不只在一个水库上做过工的。
潘永福同志把他们谈出来的事暗自记在心上，作为自己的参考，并且趁大部分民工还没有发现他是县里派来的领导干部之前，又到其他做零活的民工中参加了两天劳动，访得了更多的参考资料。
这时候，民工大部分来了——原调二千人实到一千四五百人；原调三十头牛，实到十三头。人来了就得组织起来干活。全体民工中只有一个公社来了个干部，其余都是各自来的，只好按地区民选干部，经过动员、讨论后，选出班、排、连、营、团各级负责人和司务长、炊事员等。
组织就绪，就应该开工了，只是技术员没有回来，坝基迁移问题不能决定。潘永福同志这时候又想出新主意来。他想：民工住的村庄，离工地都有几里远，每天往返两次，多误一个半钟头，用在工作上的劳力就等于打了八扣，不如就附近打一些窑洞，让全部民工都搬到里边来住；窑洞里挖出来的土垫到坝上，也和取土垫坝一样，并不赔工。主意一定，就从民工中选拔打窑洞行家，共选出四十个人，每人带粗工二十余人，选定了地址，五十多孔窑洞同时开工。此外，牛要吃草，到附近公社去买，运输不便，又决定选出人来在就近坡上割干白草——每割三百斤草算一个工，共割了三万斤，一直喂到来年青草出来还没有用完，改作柴烧了。
山泽和蒲峪两库都开了工，物资、工具、运输力都感到不足。潘永福同志想尽可能靠自己解决一部分困难，就发动民工自报特技：计报出铁匠十人（用五人）、木匠二十六人、石匠十三人、编筐匠二十人（用十人）、修车三人、缝纫一人（愿自带机）、剃头三人、补鞋二人……所用工具、各自有的回家去取，没有的买得来就买，买不到就借，也买不到也借不到的，等铁木工人开了工就地打造。后来各个行业都配备成套，就地试验取得定额，从此蒲峪水库工地上，放牛、割草、割荆、编筐、自己打铁、自己造车、理发店、补鞋摊、缝纫房、中药铺……各行各业，花花朵朵，在这荒无人烟的山谷中，自成一个小天地。有些民工说这里像个小梁山寨，比得有点道理，此是后话。
这样虽然能把一大部分民工临时用在为工程服务的工作上，但总还用不完，正经工总得施。潘永福同志自己对这样工程技术没有学过，只得尊重技术员的安排，把其余工人调到已经制定的坝基上去做清基工作。做了两天，县里派一位李思忠同志到这里来看开工情况。李思忠同志是一位水利工程的老技术员。潘永福同志把他领到工地上，向他说明自己的改变坝基的打算。潘永福同志说：“从这里修坝，库容小，又是运土上坡；往下移一移，库容要比这里大几倍，又是运土下坡，卧管用的石头又能就地起取，不用运输。依我看是移一下合算，可是技术员不在，我自己又是外行，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李思忠同志上下察看了一会说：“你的看法完全对！应该移！”潘永福同志说：“要可以的话，早移一天少浪费好多工。责任完全由我自己负，在技术上我听你一句话！你说可移我马上就停了上边的工，明天就移过来！”李思忠同志又答应了句肯定的话，第二天就移到下边新决定的坝基上重新开了工。
又隔了两天，技术员回来了。潘永福同志先向他说明了迁移坝基经过，并问他还有没有不同的意见，技术员表示完全同意。潘永福同志又请他测算一下两个库址投工、投资、容水等项的差别，计算的结果是：原来的需工四十三万个，现在的是四十五万个；原来的需资二十五万元，现在的是三十万元；原来的可容水八十万方，现在的是三百万方。潘永福对于土石方工程做得多了，一看到投工的数字，觉着和自己的见解有些出入。他向技术员说：“我看用不了那么多的工，因此也用不了那么多的款。要知道原定的坝基是运土上坡，新改的坝基是运土下坡，一上一下，工效要相差两三倍。”
等到清完了坝基筑坝的时候，运起土来就是省劲，一个小车能推三百斤。取土的地形是开始走一段较平的坡，然后才是陡坡，可是到了陡坡边不用再往下推，因为坡太陡，只要一倒，土自己就溜下来了。有人建议用高线运输，潘永福同志说：“用不着！这种没线往下溜，要比高线快得多。”“那是技术革新！”“这比那还要新！”
在五十里外定购了些石灰。石灰窑上和工地定的条约是一出窑就得全部运走，因为他们怕停放下来遇上了雨淋化了。可是水库工地上只有那十几头牛，每次全部拨去也不够用，何况有时候还有别的运输任务。调牲口调不来，自己烧石灰又没有青石，也是个不好办的事。有人说打窑洞打出来的土里，有一部分蜡姜石（是一种土色的石头，形状像姜，俗名蜡姜石），可以用来烧石灰。潘永福同志用做饭的小火炉试烧了几块，真可以烧成石灰，可是修成烧石灰的窑炉，就烧不成，试了几次都失败了。后来遍问民工谁见过蜡姜烧石灰，有一位姓孔的（忘其名）民工，原籍河南人，说他听说过要在个两头透气的窑洞里烧。潘永福同志根据老孔的启发，捉摸着打了个窑洞又去试烧，结果烧成了。一连烧了几次，取得的经验是一窑可烧一万三千斤，需柴（草柴）六至七千斤，时间是两昼夜零半天一次。一共烧成三十万斤，足够修这个水库用。这一试验成功后，附近各生产队曾派好多人来学习，这时候，已经到了一九六〇年春天，牛已经有青草可吃，把割下来没有喂完的干白草也作了烧石灰的柴。
种地的季节到了，潘永福同志见工地附近也有荒地，也有库容里被征购来而尚未被水占了的地，又有人粪、牛粪，又有用渠道正往外排的水，就想到自己种菜以免收购运输之劳，就又从民工中选出两个种菜能手，自己也参加进去，组成个三人种菜小组——在忙不过来的时候，由下放干部临时帮忙。后来生产的菜，除供全体员工食用外，剩下来的，每个下放干部还缴给县里一千五百斤生产任务。家里没有劳力的民工，有请假回去种自留地的，有特技的民工，因为工作离不开，不能回去种地，安不下心来，潘永福同志允许他们也在工地附近开垦小块土地，利用工地水肥来种植，产品归他自己。
有了这些安排，工程进行得相当顺利。不料到了夏季，发生了点小小变故——请假回家的人逐渐增加，而且往往是一去不回头。潘永福同志一调查，原因是从外边来的。原来山泽、蒲峪两个水库都不是单纯的拦洪库而是有活水的，可是因为地势不同，蒲峪的活水在施工期间可以由渠道排出，而山泽的活水则需要用临时的小库蓄起来。雨季来了，山泽的小库蓄着几万方水，而且逐日增加，一旦来个山洪冲破小库，说不定会把已经做起来的半截坝完全推平。领导方面急了，把山泽未完成的土方分别包给各个公社，限期完成。各个公社怕到期完不成任务，只得增加民工，因为农忙时候劳力难调，有些就把蒲峪请假回去的改派到山泽去。同时，蒲峪库这时已经改为由县投资，“国库”、“私库”那种谣传，也影响得一部分落后的民工，以回家为名，暗自跑往山泽。潘永福同志见这原因不在工地内部，也想不出扭转形势的办法，只好每天向各公社打电话讨索请假回去的人。
有些公社，在潘永福同志去打电话向他们讨人的时候，他们说人走不开，问派些牛来能不能代替。潘永福同志觉着这正是扭转形势唯一的希望，赶紧和他们搞好具体的头数。一两天后，果然来了百余头牛，可是这些牛又都是骨瘦如柴，其中尚有一些带瘟病的。有些民工，认得一些牛是他们村里派往山泽工地的，就向潘永福同志说：“潘部长（他们爱称他这个老衔头）！这都是山泽工地上拉车拉垮了的牛！快给他们退回去吧！”潘永福同志说：“可是退不得！在没有劳力时候，这也是宝贝！”“一个也不能用，算什么宝贝？”“在他们那里不能用，到咱们这里就有用了！”“为什么？”“为什么？他们那里是运土上坡，路上又净是虚土。牛上坡一发喘，再吸上些灰土，就吃不进草去，怎么能不瘦？到咱们这里是运土下坡，开头拉得轻一点，每天少拉几个钟头，还是能养过来的！”潘永福同志收到这批牛之后，先请兽医检查过，把有瘟病的挑出来隔离开治疗，把其余的分为重病、轻病、无病三类：重病号除医药治疗外只放不用，轻病号每天使用四个钟头，瘦而无病的每天使用六个钟头，卸了车以后，都着专人成群赶到附近草坡上放牧。结果是瘟病的死了四头，其余的抢救过来；重病号养了一段时间又能拉车了；轻病号和瘦而无病的在使用中又都逐渐肥胖起来，恢复了正常的体力。原来是山泽把那些瘦牛病牛退还各公社以后，各公社听民工们说蒲峪工地的牛养得很胖，就把这些牛派到蒲峪来养。这也可以说是“两利”，这批牛对后来蒲峪工地的继续施工，起到一部分主力作用。
因为民工减少，蒲峪水库直至一九六〇年底，尚欠三万工未得完成，可是投资、投工都比原来的预算节约得多。
三、移矿近炉
一九六〇年秋收时节，各个水利、基建工地要把劳力压缩一部分回农村去收秋，蒲峪工地只剩了三百来人。潘永福同志因为在这里领导修水库，长期把自己负责的工会工作托付给会里其他同志做着，这时候水库工地上人少事少了，便想趁空回县里看看去，于是把工地上的事托付给指挥部的同事们，自己便回到县里。
这时候，县西南乡的中村铁厂，正修建着五里长一段运矿的土铁路，也因为民工回家收秋而几乎停工。潘永福同志要到中村铁厂去，因为他又是县党委委员，县委会便托他顺路看一下有关土铁路的情况。他到达铁厂后，铁厂有人向他反映，有好多矿石已经从山顶用高线运输法运到了一个山沟里，只等这里的土铁路建成才能接运回来，要是土铁路停了工，矿石运不到，铁厂就不能开工。
潘永福同志觉着此事对铁厂关系重大，就到运输现场去观察了一番，见到的情况是这样：采矿的地方离铁厂十八里，地名轧儿腰，在一个山头上，原来有一条路可通胶皮大车。现在全线的运输设计是从矿洞所在的山头上把两条铁线架到个较低的山头上算作第一段高线，再从这较低的山头上把同样的铁线架到山沟底，算作第二段高线。这两段高线已经架通使用起来，只是较低的山头上卸矿和装矿还放不到一个地点，因此第一段溜下来的筐子无法就原筐子转挂到第二段线上，还得这一边倒在地上那一边再拿筐子装起搬运到第二段线头上去挂。现在正在修建的五里土铁路，是准备用来接这已经溜到山沟里的矿石的，不过只能接到沟口的较宽处，再往里边还有二三里路便成了陡岩狭谷无法修通，只好用人担出来再往车上装。潘永福同志看了之后一合计，觉着这样是个傻事：高线上每筐只能装一百斤，狭谷里每人也只能担一百斤。每筐装一次只算五分钟、卸下来倾倒一次只算一分钟，每筐或每担装卸一次共是六分钟，每吨每段就得两个钟头，三段共是六个钟头。需用六个钟头才能把一吨矿石送到土铁路上的车子上，若用胶皮大车运输，走下坡路只架一个辕骡每次也能拉一吨，十八里路往返一次也不过用四个钟头。这套运法且不用说运，光装筐也比胶皮大车慢了。他把他这意见向铁厂的负责同志一说，铁厂同意了他的说法，就把土铁路的工停下来。
潘永福同志在中村遇上了个老汉，也是旧相识。潘永福同志问他说：“你们这里除了轧儿腰，别处就没有矿吗？”“十八条也有！”“好不好？”“和轧儿腰的一样！”“十八条离这里多么远？”“就在村西头，离铁厂半里远！”“啊？”潘永福同志有点惊奇，接着便又问：“铁厂的人不知道吗？”老汉说：“说不清！人家没有和咱谈过！”潘永福同志又向铁厂说明了这个新的发现，并建议去刨一刨看。结果按照那老汉指点的地方刨出来了，和轧儿腰的矿一个样，只要查明蕴藏量够用的话，就用不着再研究轧儿腰的运输问题了。
以上三个例子，看来好像也平常，不过是个实利主义，其实经营生产最基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实”利，最要不得的作风就只摆花样让人看而不顾“实”利。潘永福同志所着手经营过的与生产有关的事，没有一个关节不是从“实”利出发的，而且凡与“实”利略有抵触，绝不会被他纵容过去。这是从他的实干精神发展来的，而且在他领导别人干的时候，自己始终也不放弃实干。
记余
我对潘永福同志的事，姑且只写出这么多吧！假如同志们关怀到他现在的生活，我可以在这里加一点补叙：他现在在沁水县工会工作，没有随带家属（家属还在嘉峰生产队参加生产），只住了一个房间，房子里除了日用的衣服被褥外，没有什么坛坛罐罐。因为县工会只有五个人的编制，经常下厂矿平均就有三个，立不起灶，都在县委会的灶上吃饭。他的衣服比他打短工时代好一点，但也还不超过翻身农民，和民工在一起，光凭衣服你还不会发现他是干部。按他应得到的干部待遇，下厂矿或工地可以骑骡子（因为山里行车不便，所以有此规定），但是他在百里之内，要不带笨重的东西，他仍是要步行的；要和挑东西的人在一块走，他觉着空走着还有点不好意思，因此在上水库工地的时候，还要捎带一二十斤炸药或三两根钻条。
1961年3月10日写于山西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