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大忠瞥见马棚里亮着灯光,便向那里走去。

临时搭成的马棚只有个顶盖,四面透风。稻草散了一地,孙永年坐在地铺上,膝盖上搁着旱烟管,手里拿个小布包。

“马大叔!起得好早!”任大忠招呼说。

孙永年移了移身子,让任大忠挨着他坐下,随手塞过吊着烟袋的旱烟管。

任大忠装上一袋烟,就着油灯点燃,咝咝地抽了几口。这期间,孙永年打开了小布包,又打开那布包里面的油纸包,那里整整齐齐地放着十来张人民币。

任大忠拿开烟管说:“你的私房钱倒不少。”

“历年积下来的津贴费。将来准备娶个媳妇。”孙永年打趣地说,挤了挤眼睛,抽出两张人民币塞进怀里。

“准备请客?”

孙永年带着神秘的意味说:“昨天早晨出去遛马,一遛遛出好远,在竹林里看到一所独立房子,门上了锁,往门房里一望,你猜怎么着?屋里堆着好多干柴。房东想必是个打柴的。我马上想到,咱们厨房里尽烧湿柴,买批干柴来多好……”

“何必自己掏腰包,打个借条就行。”

“别打岔,你听我说完。黄昏时分我又去了一趟,嘿,照样是铁将军把门。他躲出去不回来,准是信不过我们,给他借条恐怕不愿意。再说,我这钱又不能带到棺材里去。”

“柴禾不少?”

“用你们东北话来说:老鼻子啦。”

“我跟你一路去。”任大忠撂下旱烟管。

孙永年包起钱包,往铺底下一塞说:“要走就走。去晚了,恐怕碰不上。”说罢吹熄了油灯。

任大忠打开手电,跟孙永年并排走出马棚,一脚高一脚低地走了一阵,过了个山坳,转入一条小径。两边草深树密,阴森荒凉,风吹来寒浸浸的,任大忠不禁摸了摸身边的盒子枪。

两个人走进一座竹林,电筒光先落在一堵泥墙上,后落在木板门上,门果然没有上锁。孙永年拍了几下门,没听到应声。任大忠抢上前去,捏紧拳头擂了一通。

“谁啊?”屋里传出个低沉的声音。

“解放军!”任大忠回答。

“麻烦大哥啦。”孙永年心平气和地说,“我们有点小事情跟你商量。”

门缝里漏出灯光,门打开了,门边出现一个中年男人,满头乱发,黑瘦脸上皱纹重重,一身旧青布衫裤破了几处。他端起手里的油灯,怀疑地打量对面的人。

任大忠解释说:“我们是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的队伍。”

那个人一手遮住摇曳的灯焰,依然细细打量着来人。等他看清楚了帽上的红星和胸章上的字样,喊了声:“到底来啦!”眼泪顺脸淌下,双手打抖,差点泼翻了油灯。过了一忽才说:“快进来坐!快进来坐!”

任大忠最后进门,见外屋里堆满柴禾,柴堆旁边除了斧头和柴刀,乱七八糟地放着一些农具。里屋同样杂乱,木板床旁边堆着红薯和萝卜,破桌子底下垒一堆白菜,墙脚下摆一列坛坛罐罐,墙上挂张摊开的狼皮和一把生锈的锯子。东西虽多,可只有一张椅子。

房主人搁下油灯,走到床铺跟前,把散乱的被子往里一推,邀请客人们坐下。

孙永年拍了拍身边的床沿说:“大哥!你也坐啊!”

房主人好像没有听到,站在孙永年对面,死盯着他的帽徽。

“大哥!你贵姓?”孙永年大声问。

“啊,我叫卢兴东。同志!你们到底攻上来啦?”

“什么攻上来,”任大忠插嘴说,“我们一直守在山上。”

“啊!我还当守山的是反动派部队。你们怎么来得这样快?”

孙永年见任大忠又要张嘴,急忙抢先回答:“这你别问。大哥,我们想买些柴禾。”

“有有有!不用买!我给送去!”卢兴东一迭声地说,转身就走。

孙永年一欠身拉住他说:“这哪能啊!大哥,我们给你现钱。”随即从怀里掏出人民币来。

卢兴东按住他的手说:“同志!不要见外,我也当过红军。”

任大忠惊叫了一声,孙永年却不动声色,眯起眼睛,打量那个中年人。

卢兴东的眼角有点湿润,声音变得低沉了:“长征的时候,走到宜章,打了一仗,我的腿上挂了花,没能跟起走。”

“你当时在哪个部队?”孙永年问。

“一军团。”

任大忠指了指孙永年:“你知道他是谁?他也参加过长征!”

卢兴东一把抓住孙永年的手说:“同志!你在哪个部队?”

“也在一军团。半道上参加的。”孙永年的口气不大热烈。

“哈哈,卢同志,你比马大叔的资格还老!”任大忠兴高采烈地说,“你认识我们的师长不,丁师长?”

孙永年转头瞟了瞟任大忠,咳嗽了一声。任大忠发觉说了不该说的话,闭住了嘴巴。

卢兴东看出孙永年不信任自己,走到外屋,拿来把锄头,移开两个坛子,在墙脚下使劲刨了一阵,刨出个油布包。他掸掉上面的泥土,打开包,拿起包里的东西,往孙永年的手里一塞。

孙永年一见是红军时代的帽徽和胸章,兴奋得双手打抖。翻过胸章,隐约看出了卢兴东的名字,猛一下搂住卢兴东说:“真是老同志!”

“算什么老同志,落后啦。”卢兴东垂下头,露出惭愧的神情,“像没娘的孩子过了十五年。”

任大忠从孙永年手里抢过帽徽和胸章,走到油灯旁边,翻来覆去地细细察看。他还是第一次看到红军时代的东西。

孙永年把卢兴东拖到床边说:“坐下坐下!”

卢兴东没有坐,跷起左腿往床上一搁,撩起裤腿,气愤地说:“都是白军害的!”

任大忠闻声回头,跑过来看。卢兴东的腿肚上有个银圆大的伤疤。

孙永年搀着卢兴东坐下,两个人微微侧着身子,腿靠腿,脸对脸,对看了一忽,孙永年关切地问:“卢同志,你怎么独自住在山洼洼里?”

卢兴东开始叙述这一段历史,任大忠挨在他身边静听。

卢兴东挂花以后,部队让他寄住在一家贫农家里。反动派搜查很紧,主人千方百计地掩护他,护理他。伤一好全,他怕连累好人,把帽徽胸章缝进衣角,在一天早晨离开了那家人。上哪儿去呢?归队吧?红军早已走远。回家吧?听说反动派进了苏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他开始了流浪生活,打打短工,做做临时活儿,走到这里,一个孤老樵夫收留了他,总算有了歇脚的地方。不几年,老樵夫死了,他继承了全部“家当”,砍砍柴,种点地,就这么定居下来。

“听说江西省全解放啦?”卢兴东问,灰色的眼睛里起了闪光。

“原来的中央苏区全解放啦!我们就是从江西过来的。你是哪里人?”

“兴国。我家里有个弟弟,不知道怎么样啰。要是活着,快满三十啦。”

“准保活着。”孙永年宽慰地说,“说不定当了政府干部。”

“但愿这样。近来我心里乱糟糟的,把不定主意。一时盼望你们赶快打来,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一时又想收拾收拾回江西,看看老家。”卢兴东迟疑了一会说,“这忽儿又有个新的主意。同志,我要是想参加解放军,你们收不收?”

“我跟上级说说。”孙永年同情地说。

“一见到你们,我就想起了过去。长征只走了一点点路,这回说什么也要跟上走。趁身板还硬实,再给革命出一把力。”

“保险能成。我也给首长说说。”

任大忠一提首长,立刻想起了师长。抬头一望,发现油灯光暗淡多了,窗外透进灰蒙蒙的微光。他生怕首长叫他,站起来说:“咱们该走啦。”

“我马上去担柴禾!”

卢兴东端着油灯奔向外屋,孙永年和任大忠紧跟着他。卢兴东放下油灯,结结实实地捆了两大捆柴禾,拿起扁担挑上。孙永年俩各背了一背。

任大忠打头出门。卢兴东吹灭了油灯,门也不锁,跟起孙永年就走。两个人一路上没有断过话,好像一对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任大忠借着朦胧的晨光越走越快,到后来简直飞奔起来。他跑进村子,跑到厨房门口,卸下柴禾,一头冲进师部,见师长已经起身,两张床铺都是空的,师政委和侦察参谋都不在了。

“上哪儿去啦?”丁力胜问。

“背柴禾去啦。我们遇见个老红军。”任大忠等不及地谈了谈刚才的遭遇。

“快请他来谈谈!”

任大忠一头奔出门,见孙永年他俩刚走到厨房门口,便挥着手喊:“卢同志!首长请你去一下!”

卢兴东放下柴捆,整了整青布衫裤,由任大忠引进师部。一进门,卢兴东挺直身子,手掌略略向外,向丁力胜行了个军礼。

丁力胜急步上前,握住卢兴东的大手,拉着他到桌边坐下。

任大忠倒了两茶缸子开水,在卢兴东面前放了一缸子,同时努了努嘴,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说:“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对首长说吧。”他满心希望卢兴东马上参加解放军。

卢兴东看出面前是位高级首长,感到又兴奋,又有点拘束。丁力胜呢,一见这个年岁相仿的人,触醒了对长征时代的回忆,立刻用谈家常的口吻问起卢兴东的过去。这话题和丁力胜的乡音,使卢兴东感到特别亲切,谈了一忽儿,他的拘束劲消失得无影无踪。

谈话中,卢兴东提到原先本连连长的名字,丁力胜马上说:“他是不是脸黄黄的,一对细眯眼,老像睡不醒的样子?打起仗来,像老虎一样?”

“可不是。他的外号就叫卧山虎。”

“对对!卧山虎!”丁力胜哈哈大笑起来,“打山地战的好手!”

“首长知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卢兴东关切地问。

“刚到陕北,我们还一块打过仗。后来他调到红军大学学习,以后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随后,谈起中央苏区和长征初期的生活。当时的斗争,两个人都共同经历过,一个人的谈话引起另一个人的回忆。丁力胜感到愉快,不时纵声大笑。卢兴东也敞开笑脸,待丁力胜问起这十几年的生活过得怎么样,他的脸阴暗下来。

“别提啦,能活下来就不容易。”卢兴东说,“说来奇怪,这些年来的事情,想起来模模糊糊,差不多总是一个样子。可是红军时代的事情,哪天打了哪家地主,哪天打了个什么仗,哪天行军看到了什么,回想起来清清楚楚,近在眼前。”

“听说你保存了红军时代的帽徽胸章,不怕查出来杀头?”

“我舍不得离开它呵!夜深人静,刨出来,打开看看,就像看到了亲人。杀头呢,我倒不怕,就怕糊里糊涂死掉。前年冬天我给反动派抓了壮丁,幸亏路熟,半途跑回来啦。”

“这一带的路你都很熟?”

“方圆百里地内,我哪里没到过!比方背后那座大山吧,看来没有路,其实能走。”

“那座大山上有路?”丁力胜注意地问。

“看怎么说。说真有路不对,说没路也不对。我常常翻山到市镇里去卖柴禾,一天打一个来回。”

“一天能打一个来回?”

“是啊。比绕大道少走二三十里。”

“能不能走队伍?”

“那要看谁的队伍。要是当年的红军,连人带牲口都过得去。”

“牲口也能过?”

“牲口是跟人走的。管它的人胆量大,再难走的路,它也敢走。”

丁力胜赞同地点点头,他的思想跑到别处去了。部队一安下钉子,他的心里还有个方案:万一情况危急,设法跳出去再往里钻。背后那座大山既可以通过,那么到了紧要关头,往出跳时就能避开敌人,不用花什么代价。他闪烁着眼睛,沉吟了一忽又问:“去三星岭的道你熟不熟?”

“熟!”卢兴东应声说,“那地方柴禾砍不完,比这儿还多。”

“去三星岭有几条路?”

“三条。”卢兴东应声回答,“奔山沟那条最近,就是难走些。”

丁力胜的思想又转向别处:情况跟刚安钉子时有了变化,敌人比预想的多,一团已经钻到更里面去了,部队是不是应该转移一下。

卢兴东见丁力胜好久没说话,知道首长在思考问题,生怕自己碍事,往起一站说:“首长!我家里有些红薯蔬菜,我去把它们挑来。”

“啊,”丁力胜从沉思中醒过来说,“为什么?”

“路上,孙永年同志对我说:部队吃的东西很困难。我决心参加解放军,用不着这些东西。”

丁力胜稍一考虑,恳切地说:“卢同志,挑一部分来也好,千万要留下一部分。你先搬到这儿来住,跟孙永年同志住一块。参军的事以后再谈。”

“首长!现在决定一下吧。我还不满四十,一天走上百儿八十的不算啥,胳膊也好使。掉队掉了十五年,我心里难过。”卢兴东顿了顿,忍住眼泪说,“要是嫌我老,做挑夫也行。”

“卢同志,先回家收拾收拾,”丁力胜温和地说,“我们回头再谈。”

卢兴东见丁力胜没有松口,不便多说,身子一挺,又行了个军礼。

丁力胜又一次使劲握了握他的大手,那只手掌上长着厚厚的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