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联社有一部分社员已经被吸收入党入团，党团的小组在社外秘密地成立。新加入的党员和团员，虽然在社里经常跟剑平四敏一起工作，却不知道他俩是他们的同志。
四月刚开头，《文化月刊》和《海燕》周刊忽然遭到封禁。接着社外的一些小刊物也先后被迫停刊。
公安局公开告示，禁止歌咏队在街头教群众唱歌。但是被查禁的救亡歌曲，反而越传越广。老百姓只要不是聋子和哑巴，耳朵和嘴总是封不住的。
社员里面，有一个在《新侨日报》当编辑，因为写文章抨击当局压迫救亡运动，当天《新侨日报》就被搜查；过两天，人也失踪了。还有一个记者，在记者协会的会议上痛斥“言论不自由，人身无保障”。第二天，侦缉处派人客客气气地把他“请”了去，从此不再回来。
搜查的事件越来越多。警探特务像散兵游匪，随时冲入人家住宅、社团、学校，翻箱倒柜，把值钱的细软往腰里塞，把手铐往人的手上扣，一场呼啸，走了。
才半个月，有一百多个青年被送进牢狱，连家属探监也遭到禁止。
这一百多个青年里面，有四十多个是厦联社的社员，其中有十四个是新近入党的同志。
奇怪的是搜捕的案件尽管多，但警探的手却始终没敢碰一碰那个作为厦联社社长的薛嘉黍。于是靠造谣吃饭的人便在外头风传，说薛嘉黍是受共产党利用，说厦联社和滨海中学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说好些个社员、教员、学生都是危险分子，说他们家里都匿藏枪械武器，说他们勾串了工人和渔民，准备等待时机暴动……
有两个《中兴日报》的特务记者，几次想混进厦联社来，已经填好入社申请书，却被四敏暗地叫人回绝了。
现在再没有一家报馆敢发表邓鲁的文章了。那两个特务记者到处调查邓鲁的真姓名。有一次他们跑到《鹭江日报》的编辑部去打听仲谦，仲谦回答“不知道”。另外一个编辑却说：“听说他就是厦大的邓教授呢。”
可是那位一向糊里糊涂不否认自己是邓鲁的邓教授，现在却到处向人咒死咒活地声明他不是邓鲁，声明没有使他摆脱了嫌疑，他终于被侦缉处“请”了去，坐了一个星期牢，解省了。
市国民党部新设了个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老爷把所有送审的稿件，凡是有反日倾向的，都认为“宣传反动”，删的删，扣的扣。六百七十六种社会科学书刊和一百四十几种文艺书籍被密令查禁。有个厦联社的社员开的书店，忽然有一天被暴徒捣毁，经理反而坐牢。大批新书从市图书馆里被不明不白地搬走、烧毁……
过去当《怒潮》女主角的柳霞，和她丈夫邹伦一同在启明小学教书，新近都加入共青团。一个星期前，这一对年轻的夫妇在回家的路上，同时被捕。柳霞怀着两个月的孕。特务逼供时，把她灌凉水，然后拿脚踩，踩出了水再灌。到了她被抬回牢，已经奄奄一息，当天晚上，就流产了，死在牢里。
邹伦从看守口里打听到妻子牺牲的消息，痛苦得几乎发狂。第三天，他被一些暗探和特务押出来。半路上，他从他们的谈话里，知道他们是要把他押到启明小学去“认人”，他急了。恰好这时候从横街拐弯的地方闪过了郑羽同志的影子，邹伦便大声跟警探嚷闹：
“我不去启明小学！……我不去！我不去！……”
郑羽明白那嚷闹的用意，他飞步跑去报信了。
这边邹伦继续跟警探纠缠着不走，闹了半天，两个大块头的暗探硬把他夹着走，邹伦挣不过，就说：
“放手，我自己走！”他们果然放手让他走。邹伦没走上几步，就看见一辆汽车迎面驶过来，他猛扑过去，车轮轧过他的脑袋，他被抬到医院时断气了。
警探特务手忙脚乱一阵后，赶到启明小学，已经什么也搜不到了。有两个新近入党的教员，在二十分钟前得到郑羽的通知，早离开了。
环境一天比一天恶化。李悦召集内部有关的同志在马陇山一个荒僻的树林子里开秘密会议。
剑平头一个发言，他主张大规模地发动群众起来示威请愿，争取言论结社自由，要求无条件地释放政治犯，要是当局派军警弹压，就跟他冲……
“假如必须流血，就流血吧！”剑平说，“这是没有法子避免的，血绝不会白流，只有联合群众一齐起来斗争，才能冲破敌人的高压！……”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支持。
李悦最后一个起来发言，他首先肯定剑平“联合群众一齐起来斗争”的这个主张，但他不赞成轻率地发动一个没有经过酝酿和计划的示威，因为那样做是得不偿失。他建议分开两个步骤来进行，头一步，先把厦联社一部分“红”出来的社员，提前从城市撤退，转移到福建内地去开辟新的基地；然后第二步，利用纪念日的游行集会，布置一个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示威请愿，狠狠地干他一下……
李悦的意见首先得到四敏的支持。李悦又说：
“我们要到内地去开辟新的基地，完全有可能。我们可以通过厦联社个人的社会关系，和内地乡村的学校、农会取得联系。不要短视，不要以为我们非得死死盯住厦门这个小岛不可。刘少奇同志说过：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我们应当好好领会这句话。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把全部的力量集中在厦门跟敌人硬碰，更没有必要让我们党内的同志和党外的朋友，遭到可以避免而不避免的损失，人究竟是最宝贵的。所以在今天这个具体情况下，及时地、有步骤地撤退一部分同志，还是有必要的……”
李悦说完后，大家认为这些办法都是实际的、可行的、正确的。适才支持剑平的同志和剑平自己，也都一致同意李悦的主张。
最后大家决定：先派四位同志秘密到内地去布置，同时由四敏通过厦联社的关系，派八个跟内地村镇有关系的社员，直接到内地去接洽。
下午四点钟。在厦联社的阅览室外边，秀苇和几个社员围坐在晒台的石栏上面，听着四敏分析国际时局的变化。过一会儿，大家走了，剩下秀苇和四敏两个。
斜对过旷地上，传来“吭唷吭唷”打地基的声音。一座没有盖好的大楼的空架子上，好些个泥水匠正在那里搬砖砌墙。秀苇看见一个光着上身、瘦骨嶙峋的童工，提着一簸箕的泥灰，在一条悬空吊着的跳板上，吃力地走着，两只麻秆细的小腿在半空里不住地摇晃。
“危险呀！”秀苇担心地说，指给四敏看，“你瞧，那么小的孩子，提那么大的簸箕……”
话还没落音，那跳板上的孩子，已经连簸箕带泥灰翻下来了。
秀苇惊叫一声，不由自主地把脸伏在四敏的肩膀上。
四敏也愣住了，拉住秀苇的胳臂，望着那伏在地上动也不动的悲惨的影子……
就在这时候，剑平悄悄从外面走进阅览室，正要坐下来看报纸，偶然一抬头，望见玻璃窗外晒台上两个人影：秀苇正从四敏肩膀上抬起头来，拿手绢抹眼泪，四敏的脸也透着忧愁……
剑平心里一沉，赶快走出来，好像他既怕看见他们又怕被他们看见似的。
他在热闹的大街上乱窜一阵，重新记起自己说过的话：
“假如说，爱情的幸福也像单行的桥那样，只能容一个人过去，那么，就让路吧，抢先是可耻的……”
他又反复地反问自己：
“我嫉妒吗？不，我没有权利嫉妒。我怕痛苦吗？不，我不是那样软弱……那么拿出勇气来吧，你就是把心捣碎了，也不能让别人为你有一点点难过……”
他想起李悦，便朝李悦的家走来。
他把全盘心事倒出来跟李悦谈，最后他说：
“帮我解决吧，我应当怎么做才对。”
“我很难提供意见。”李悦回答，“你这方面，我是明白的；但四敏和秀苇，他们究竟怎么样，我一点也不清楚。”
剑平焦躁地在屋里走来走去。
“不管他们怎么样，我自动地退让，总不会不对吧？”
“退让？”李悦冷冷地说，“什么话！完全是大男子主义的口气！”
剑平跳起来，连衣襟都飞起来了：
“大男子主义？我？”
“是的，你，你把女子当礼物，男权思想。”
“对不起，别给我乱扣帽子，我不承认。”
“谁给你乱扣帽子！请问，你有什么权利拿秀苇来退让？她又不是你的私有物。”
“我没有那个意思。”
“不管你什么意思，她有她自己的独立意志，你得尊重她。她不是商品，不能让人承盘，她也不是你的附属品，不能由你做主把她当礼物奉送……”
“啊呀呀呀，你把我说得那么坏！……”剑平苦恼地叫起来，生气地挥着一只手，“叫我怎么办呢！我要是不促成他们，他们就一定不会促成自己。无论如何，我没有权利妨碍别人的幸福。再说，这样下去，对组织，对个人，对四敏和秀苇，公的私的，都没有好处。还不如我自动地疏远了她，成全别人……”
“问题不在这个，你还是让秀苇自己做主吧，她有她自己的自由。”
“正因为这样，我才让她有重新考虑自己的机会。我相信，我推测的决不会错，她爱的是四敏。”
“那是你说的，不能算数，你还是重新考虑吧。”
剑平烦躁地拗着指头节儿，在板凳上坐下，说：
“我已经考虑一百遍了。我非得马上解决不可！这样拖下去，三个人都不好过。你不了解我。”
“我了解的，你怕的是引起误会、伤了友谊。其实哪里会这样呢，你跟四敏都不是那样的人。”
剑平又不安地站起来，来回走着。
“坐下来吧，”李悦说，“我问你，漳州派来的那两个漳潮剧社的代表，你见过了吗？”
“见过了。我已经同他们约好，今天五点半在厦联社会谈。”剑平瞧瞧桌上的小钟，一下子急忙起来说：“已经五点十分了，我得走了，明天见。”
他走出来，到人字路口，恰好碰到秀苇要回家。
“今晚有空吗？我想找你。”他站住了问。
“好，你来吧。”秀苇眼睛含着欢迎的微笑说，“我等你，几点你来？”
“八点。”
他一转身便急急忙忙地到厦联社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