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领导的全国救亡运动，影响一天天扩大，厦门的救亡工作也由厦联社推动起来了。请求入社的青年越来越多，社员们散布到各个学校、报馆和民众社团里面去。救亡的刊物空前地多起来。本地的记者协会、美术协会、文化协会、诗歌会，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都前后发表宣言。各地的读者纷纷写信给报馆，要求尽量多登抗日的文章。聂耳和冼星海的救亡歌曲，随着厦联社组织的青年歌咏队，像长了翅膀似的，飞过码头、工厂、渔村、社镇，传唱开了。遇到什么纪念日，这些歌曲又随着群众来到街头，示威的洪流一次又一次地冲过军警的棍子和刺刀……
厦联社的工作一天比一天繁重。剑平和四敏除教书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工作。这是党在这个时期交给他们的主要任务。
在宿舍里，每晚把电灯亮到深夜一两点钟的，只有他们两个。有时候，四敏甚至工作到天亮。
秀苇每天见到剑平，总问：
“四敏昨晚几点睡的？”
剑平照实告诉她。她叹息了：
“天天熬夜，人就是钢打的，也不能这样呀。”
奇怪的是秀苇从来不问剑平几点钟睡。
秀苇每天一到下午上完了史地课，总一个人悄悄地到四敏的房间去改卷子，尽管四敏经常不在。这个混合着香烟味和男子味的房间，似乎对她有着奇异的吸引力。她一向讨厌人吸烟，但留在这房间里的烟味却有点特别，它仿佛含着主人性格的香气。
她常常替四敏整理写字台上的书籍和簿册，好像她就是这房间的主妇。有时候她走出来碰到了剑平，不由得脸红了，但一下子她又觉得很坦然。
年轻人在热恋的时候总是敏感的。剑平一从秀苇的眼睛里看出异象，便有些忧郁。最初他是嫉妒，接着他又责备自己感情的自私。他想，他既没有权利叫一个他爱的人一定爱他，他也没有权利叫他的同志不让他爱的人爱。何况秀苇从来就不曾对他表示过任何超过友谊的感情。分别两年多，他不曾给她捎过一个字。假如说，秀苇爱的是四敏，那也没有什么可责备的。他，作为秀苇的朋友和作为四敏的同志，为什么不能用愉快的心情来替别人的幸福欢呼呢？他有什么理由怨人和自怨呢？
剑平终于摆脱了内心的苦恼。
可是不久，一个新的变化又使得剑平内心缭乱了。
不知什么缘故，每回，当四敏发见秀苇和剑平在一起的时候，总借故走开。在厦联社，遇到有什么工作需要两个人办的，四敏也总叫他俩一道去办。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四敏是厦联社的骨干。各个研究小组都要他指导。文化周刊每期要他看最后一遍稿才付印。许多学习写作的青年，把成沓的稿件堆在他桌子上，等着他修改。每天有一大伙年轻人围绕在他的身旁，当然别人不会像秀苇那样敏感地注意他的咳嗽。大家一遇到什么疑难的问题不能解决时，总说：
“问四敏去，他是百科全书。”
四敏也的确像一部百科全书。他的博览强记到了叫人无法相信的程度。许多人都说他是“奇人”，说他看书的速率比普通人快八倍，说他过目不忘。消息传到厦门大学那里，引起一位生物学教授特别来登门拜访。他拿一条布尺在四敏的头上量了半天，又在自己头上量了半天。他说他正在研究骨相学，但他找不出四敏的脑壳跟普通人有什么差别。
四敏每天把繁杂的社务料理得叫人看不出一点忙乱。奇怪的是他看书那么快，说话偏偏慢条斯理，如同小孩子背着没有熟的书；声音又是那么柔和，仿佛无论说什么激烈的言语都可以不必加上惊叹号。平时，他常常沉默地听别人说话，把香烟一根接连一根地抽着，烟丝熏得他眯缝着眼睛，有时他长久地陷入沉思。爱说话而不爱抽烟的人，也许会惊奇这一位博学多才的人为什么既然那么吝惜他的发言，却又那么浪费他的香烟。
厦联社的社员多数是从各地各界来的知识分子，成分当然复杂一些。这里面有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教育程度和不同的兴趣。不用说，好的有，不好的也短不了。剑平常常因此而感到对付人事的困难。他有时着恼了，对四敏说：
“我就讨厌知识分子，尽管我自己也是。你看他们，十个人十个样子，头真不好剃！”
“不能要求别人跟要求自己一样。”四敏回答剑平说，“你可以严格要求自己，但不能用同样的尺度要求别人。”
剑平一面觉得四敏的话是对的，一面又觉得四敏平时待人太宽，他感到不安。
四敏待人的宽厚，正如他溺爱一切幼小生命一样，成为他性格方面的一种习惯。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溺爱小动物到那样的程度。学校里厨子养的小黑猫，每晚上总是悄悄地跑来睡在四敏的床上，甚至于撕破他的蚊帐，他也不生气。他从来不打死那些爬过他桌面的蚂蚁、蟑螂、壁虎，或是从窗外飞进来的蛾子。他对它们最严厉的处分是用纸包着它们到校园里去“放生”。有时，就连花匠烧死那些残害花木的害虫，他也觉难受。有时，看见蜜蜂撞着玻璃窗，不管他怎么忙也得起来开窗让它们飞出去。他不喜欢看见人家把小鸟关在鸟笼里，也不喜欢看见小孩子用线绑着蜻蜓飞。
就是这么一个连蚂蚁也舍不得踩的人，他要和人吃人的制度进行无情的搏斗……
剑平刚入厦联社不久，社员们讨论要出版一个文艺性质的半月刊。社员柳霞是个剪男发，瘦削严峻的女教师，她主张刊物的名称用“海燕”，秀苇反对，主张用“红星”。
“红星有上‘红’字不好。”柳霞反对地说。
“好就好在‘红’字！”秀苇回答。
“你想让人家封禁？”
“言论自由，他敢封！”秀苇说，有些轻蔑柳霞的胆怯，“他封一百次，咱们就出版一百零一次。一期换一个名，‘红星’、‘红火’、‘红日’都可以！”
“好呀，你巴不得红出了面，好让人家来逮！”柳霞愤愤地说，“你这等于通知人家来消灭自己！”
“怕就别干，干就别怕！”
柳霞气得脸发青。社员中也有赞同秀苇的，也有赞同柳霞的，争辩起来，最后他们走来问四敏。
“我同意用‘海燕’。”四敏眯着眼微笑地看看大家，又问秀苇，“干吗你非得有个‘红’字不可呢？”
“红是强烈的颜色，代表反抗。”
“但重要的不在名称，而在刊物的内容。”四敏说，“名称淡一点好。应当从大处着想。”
四敏的答话永远是那么简短，平淡无奇，但不知什么缘故，听的人总自然信服，连好辩的秀苇也没有话说。
《怒潮》在大华戏院公演五天，场场满座，本来打算再续演三天，但戏院拒绝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戏院经理遭到侦缉处的秘密警告。厦联社暂时不准备跟当局对冲，打算等到暑假的时候，到漳州、泉州各地去演出。
现在他们又忙着“新美术展览会”的筹备工作了。这次征集的展览品主要是侧重有宣传价值的。剑平和四敏都被选作展览品的鉴选人。
这天午后，剑平在厦联社的大厅里，把征集来的展览品重新选编。
周围很静，秀苇在屏风后面翻阅报纸。
一阵格登登的皮鞋声从外面进来，把书柜的玻璃门都颤响了。剑平回头一看，一个胖胖的青年走进来，他方头大耳，小得可怜的鼻子塌在鼓起的颊肉中间，整个脸使人想起压扁了的柿饼，臃肿的脖子，给扣紧的领圈硬挤出来，一股刺鼻的香水味，从他那套柳条哔叽西装直冲过来。
“四敏兄在吗？”来人温文尔雅地问道，微微地弯一弯腰说，“我是他的朋友。”
“他刚出去。”剑平回答。
来人便向剑平说明来意，他说他要约四敏到他家去选他的画。他再三表示谦虚地说：
“哪一种画才算有教育意义的，我自己辨别不出。”他没有等剑平回答，立刻又问，“请问贵姓大名？”
“我叫何剑平。”
“原来是何剑平先生！”来人叫起来，和剑平握手，显出一个老练交际家的风度，“有空请和四敏兄一起上我家，你也是鉴选人啊……鄙人叫刘眉——眉毛的眉。前几天我在《厦光日报》发表的木刻‘沙乐美’，你该看过了吧？……我已经参加社里的木刻组，最近我们学校成立了一个木刻小组，也是我领导的……”
“我最近也参加了木刻组。”剑平说，“以后希望多多联系。”
刘眉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精致的蛇皮小皮包，抽出一张名片来说：
“让我们交换名片。”
“嗐，我没有名片。”
“没关系，没关系。”
刘眉用一种优雅的姿态把名片递到剑平手里。名片上面印着：“刘眉。厦门艺术专门学校教授。厦门美术协会常务理事”。
“哪儿来的这么个宝贝……”剑平想。
“何先生，贵处是同安吧？”刘眉忽然又客客气气地问道。
“唔，是同安。”
“怪道呢，你说话还带同安腔，咱们是乡亲。家父也是在同安生长的。家父叫刘鸿川，是医学博士，家祖父是前清举人，叫刘朝福，你大概听过他的名字吧？”
“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刘眉表示遗憾，“嗳，我不至于打扰你的时间吧？”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束稿子，“这篇稿，请交给四敏兄，希望能赶上《海燕》的创刊号，我这篇文章是向艺术界扔一颗炸弹！我相信将来一发表，新的论战就要开始了……”
剑平把稿子翻开来看看，题目是《论新野兽派与国画》——怪别扭的题目！往下一看，一整行古里古怪的字句跳出来了：
“……新野兽派与国画的合璧，将使我国惊人的绘画突破艺术最高限度，且将以其雄奇之线条与夫大胆潇洒的姿态而出现于今日之艺坛……”
“怪论！原来是这么一颗炸弹……”剑平想，不再往下看了。
“怎么样？请指教。”刘眉表示虚心地问道。
“我外行。我不懂什么叫新野兽派……”
“你太客气了！你太客气了！”刘眉叫着，“何先生，你真老实！……”
剑平正闹不清刘眉为什么说他老实，突然，屏风后面传出一阵低低的笑声，秀苇走了出来。
“哦，秀苇，你也在？”刘眉有点尴尬，“我们正谈得投机……”
“得了，得了，”秀苇冲着刘眉不客气地说，“又是医学博士，又是前清举人，又是扔炸弹，够了吧？”
“秀苇，你真是，”刘眉显着庄重地说，“我跟何先生是初次见面，彼此交换些意见……”刘眉一边说一边看手表，“我得走了，我还有约会，对不起，对不起。”
不让秀苇有往下说的机会，刘眉礼貌十足地跟剑平和秀苇点头，就扭转身走了。
剑平暗暗好笑。
“你怎么会认识他？”
“他呀，从前在集美中学跟我同学，高我三级，后来听说到上海混了几年，回来竟然是‘教授’了。”
“哦，原来如此。”剑平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