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已经被世智尘劳所蒙蔽,所斫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

喂马

从孩子得到的启示[1]

晚上喝了三杯老酒,不想看书,也不想睡觉,捉一个四孩子华瞻来骑在膝上,同他寻开心。我随口问:

“你最喜欢什么事?”

他仰起头一想,率然地回答:“逃难。”

我倒有点奇怪“逃难”两字的意义,在他不会懂得,为什么偏偏选择它?倘然懂得,更不应该喜欢了。我就设法探问他:

“你晓得逃难就是什么?”

“就是爸爸、妈妈、宝姐姐、软软……娘姨,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

啊!原来他的“逃难”的观念是这样的!他所见的“逃难”,是“逃难”的这一面!这真是最可喜欢的事!

一个月以前,上海还属孙传芳的时代,国民革命军将到上海的消息日紧一日,素不看报的我,这时候也订一份《时事新报》,每天早晨看一遍。有一天,我正在看昨天的旧报,等候今天的新报的时候,忽然上海方面枪炮声响了,大家惊惶失色,立刻约了邻人,扶老携幼地逃到附近江湾车站对面的妇孺救济会里去躲避。其实倘然此地果真进了战线,或到了败兵,妇孺救济会也是不能救济的。不过当时张皇失措,有人提议这办法,大家就假定它为安全地带,逃了进去。那里面地方很大,有花园、假山、小川、亭台、曲栏、长廊、花树、白鸽,孩子一进去,登临盘桓,快乐得如入新天地了。忽然兵车在墙外轰过,上海方面的机关枪声、炮声,越响越近,又越密了。大家坐定之后,听听,想想,方才觉得这里也不是安全地带,当初不过是自骗罢了。有决断的人先出来雇汽车逃往租界。每走出一批人,留在里面的人增一次恐慌。我们集合邻人来商议,也决定出来雇汽车,逃到杨树浦的沪江大学。于是立刻把小孩子们从假山中、栏杆内捉出来,装进汽车里,飞奔杨树浦了。

所以决定逃到沪江大学者,因为一则有邻人与该校熟,二则该校是外国人办的学校,较为安全可靠。枪炮声渐渐远弱,到听不见了的时候,我们的汽车已到沪江大学。他们安排一个房间给我们住,又为我们代办膳食。傍晚,我坐在校旁的黄浦江边的青草堤上,怅望云水遥忆故居的时候,许多小孩子采花、卧草,争看无数的帆船、轮船的驶行,又是快乐得如入新天地了。

次日,我同一邻人步行到故居来探听情形的时候,青天白日的旗子已经招展在晨风中,人人面有喜色,似乎从此庆承平了。我们就雇汽车去迎回避难的眷属,重开我们的窗户,恢复我们的生活。从此“逃难”两字就变成家人的谈话的资料。

这是“逃难”。这是多么惊慌、紧张而忧患的一种经历!然而人物一无损丧,只是一次虚惊。过后回想,这回好似家的人突发地出门游览两天。我想假如我是预言者,晓得这是虚惊,我在逃难的时候将何等有趣!素来难得全家出游的机会,素来少有坐汽车、游览、参观的机会。那一天不论时,不论钱,浪漫地、豪爽地、痛快地举行这游历,实在是人生难得的快事!只有小孩子真果感得这快!他们逃难回来以后,常常拿香烟簏子来叠作栏杆、小桥、汽车、轮船、帆船;常常问我关于轮船、帆船的事;墙壁上及门上又常常有有色粉笔画的轮船、帆船、亭子、石桥的壁画出现。可见这逃难在他们腑中有难忘的欢乐的印象。所以今晚我无端地问华瞻最喜欢什么事,他立刻选定这“逃难”。原来他所见的,是“逃难”的这一面。

不止这一端:我们所打算、计较、争夺的洋钱,在他们看来个个是白银的浮雕的胸章;仆仆奔走的行人,扰扰攘攘的社会,在他们看来都是无目的地在游戏、在演剧;一切建设,一切现象,在他们看来都是大自然的点缀、装饰唉!我今晚受了这孩子的启示:他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我在世智尘劳的现实生活中,也应该懂得这撤网的方法,暂时看看事物本身的真相。唉,我要向他学习!

一九二六年

BROKEN HEART

[1] 本篇曾载1927年7月10日《小说日报》第18卷第7号。

给我的孩子们[1]

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我想委曲地说出来,使你们自己晓得。可惜到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

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体都想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地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去普陀烧香买回来给的泥人,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它,喂它;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它打破了,你的号哭的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失恋、broken heart[2]、丧考妣、全军覆没的悲哀者哀得都要真切。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堆成的火车,汽车,你何等认真地看待,挺直了嗓子叫“汪——”“咕咕咕……”,来代替汽笛。宝姐姐讲故事给你听,说到“月亮姐姐挂下一只篮来,宝姐姐坐在篮里吊了上去,瞻瞻在下面看”的时候,你何等激昂地同她争,说:“瞻瞻要上去,宝姐姐在下面看!”甚至哭到漫姑面前去求审判。我每次剃了头,你真心地疑我变了和尚,好几时不要我抱。最是今年夏天,你坐在我膝上发现了我腋下的长毛,当作黄鼠狼的时候,你何等伤心,你立刻从我身上爬下去,起初眼瞪瞪地对我端详,继而大失所望地号哭,看看,哭哭,如同对被判定了死罪的亲友一样。你要我抱你到车站里去,多多益善地要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回到门口时你已经熟睡在我的肩上,手里的香蕉不知落到哪里去了。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你们每天做火车、做汽车、办酒、请菩萨、堆六面画、唱歌,全是自动的,创造创作的生活。大人们的呼号“归自然!”“生活的艺术化!”“劳动的艺术化!”在你们面前真是出丑得很了!依样画几笔画,写几篇文的人称为艺术家,创作家,对你们更要愧死!

你们的创作力,比大人真是强盛得多哩。瞻瞻!你的身体不及椅子的一半,却常常要搬动它,与它一同翻倒在地;你又要把一杯茶横转来藏在抽斗里,要皮球停在壁上,要拉住火车的尾巴,要月亮出来,要天停止下雨。在这等小小的事件中,明明表示着你们的弱小的体力与智力不足以应付强盛的创作欲、表现欲的驱使,因而遭逢失败。然而你们是不受大自然的支配,不受人类社会的束缚的创造者,所以你的遭逢失败,例如火车尾巴拉不住、月亮呼不出来的时候,你们绝不承认是事实的不可能,总以为是爹爹妈妈不肯帮你们办到,同不许你们弄自鸣钟同例,所以愤愤地哭了,你们的世界何等广大!你们一定想:终天无聊地伏在案上弄笔的爸爸,终天闷闷地坐在窗下弄引线的妈妈,是何等无气性的奇怪的动物!你们所视为奇怪动物的我与你们的母亲,有时确实难为了你们,摧残了你们,回想起来,真是不安心得很!

阿宝!有一晚你拿软软的新鞋子,和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给凳子的脚穿了,划袜立在地上,得意地叫“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的时候,你母亲喊着“龌龊了袜子”立刻擒你到藤榻上,动手毁坏你的创作。当你蹲在榻上注视你母亲亲手毁坏的时候,你的小心里一定感到“母亲这种人,何等煞风景而野蛮”吧!

瞻瞻!有一天开明书店送了几册新出版的毛边的《音乐入门》来。我用小刀把书页一张一张地裁开来,你侧着头,站在桌边默默地看。后来我从学校回来,你已经在我的书架上拿了一本连史纸印的中国装的《楚辞》,把它裁破了十几页,得意地对我说:“爸爸!瞻瞻也会裁了!”瞻瞻!这在你原是何等成功的欢喜,何等得意的作品!却被我一个惊骇的“哼”字喊得你哭了。那时候你也一定抱怨“爸爸何等不明”吧!

软软!你常常要弄我的长锋羊毫,我看见了总是无情地夺脱你。现在你一定轻视我,想道:“你终于要我画你的画集的封面![3]

最不安心的,是有时我还要拉一个你们所最怕的陆露沙医生来,叫他用他的大手来摸你们的肚子,甚至用刀来在你们臂上割几下,还要叫妈妈和漫姑擒住了你们的手脚,捏住了你们的鼻子,把很苦的水灌到你们的嘴里去。这在你们一定认为是太惨无人道的野蛮举动吧!

孩子们!你们果真抱怨我,我便欢喜,到你们的抱怨变为感激的时候,我的悲哀来了!

我在世间,永没有逢到像你们这样出肺肝相示的人。世间的人群结合,永没有像你们这样的彻底的真实而纯洁。是我到上海去干了无聊的最所谓“事”回来,或者去同不相干的人们叫作“上课”的一种把戏回来,你们在门口或车站旁边等我的时候,我心中何等惭愧又欢喜。惭愧我为什么去做这等无聊的事,欢喜我又得暂时放怀一切地加入你们的真生活的团体。

但是,你们的黄金时代有限,现实终于要暴露的。这是我经验过来的情形,也是大人们谁也经验过的情形。我眼看见儿时的伴侣中的英雄、好汉,一个个退缩、顺从、妥协、屈服起来,到像绵羊的地步。我自己也是如此。“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你们不久也要走这条路呢!”

我的孩子们!憧憬于你们的生活的我,痴心要将你们永远挽留这黄金时代在这册子里。然这真不过像“蜘蛛网落花”,略微保留一点春的痕迹而已。且到你们懂得我这片心情的时候,你们早已不是这样的人,我的画在世间已无可印证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

《子恺画集》代序,一九二六年耶诞节

渐入佳境

[1] 本篇曾载1926年12月26日《文学周报》第4卷第6期。

[2] broken heart:悲伤过度。

[3] 《给我的孩子们》原为《子恺画集》的代序。《子恺画集》的封面画即软软所作。

送考[1]

今年的早秋,我送一群小学毕业生到杭州来投考中学。这一群小学毕业生中,有我的女儿和我的亲戚、朋友家的儿女,送考的也还有好几个人,父母、亲戚或先生。我名为送考,其实没有什么重要责任,因此我颇有闲散心情,可以旁观他们的投考。

坐船出门的一天,乡间旱象已成。运河两岸,水车同体操队伍—般排列着,咿呀之声不绝于耳。村中农夫全体出席踏水,已种田而未全枯的当然要出席,已种田而已全枯的也要出席,根本没有种田的也要出席;有的车上,连妇人、老太婆和二三岁的孩子也都出席。这不是平常的灌溉,这是人与自然奋斗!我在船窗中听了这种声音,看了这种情景,不胜感动。但那班投考的孩子们对此如同不闻不见,只管埋头在《升学指导》《初中人学试题汇观》等书中。我喊他们:“喂!抱佛脚没有用!看这许多人的工作!这是百年来未曾见过的状态,大家看!”但他们的眼向两岸看了一看,就又回到书上,依旧埋头在书中。后来却提出种种问题来考我:

“穿山甲喜欢吃什么东西?”

“耶稣生时当中国什么朝代?”

“无烟火药是用什么东西制成的?”

“挪威的海岸线长多少哩?”

我全被他们难倒了,一个问题都答不出来。我装着内行的神气对他们说:“这种题目不会考的!”他们都笑起来,伸出一根手指点着我,说:“你考不出!你考不出!”我恼羞并不成怒,笑着,倚在船窗上吸烟。后来听见他们里面有人在教我:“穿山甲喜欢吃蚂蚁的!……”我管自看踏水,不去听他们的话;他们也管自埋头在书中不来睬我,直到舍舟登陆。

乘进火车里,他们又拿出书来看;到了旅馆里,他们又拿出书来看。一直看到考的前晚。在旅舍里我们遇到了另外几个朋友的儿女,大家同去投考。赴考这一天,我五点钟就被他们吵醒,也就起个早来送他们。许多童男童女,各人携了文具,带了一肚皮“穿山甲喜欢吃蚂蚁”之类的知识,坐黄包车去赴考。有几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愁容满面地上车,好像被押赴刑场似的,看了真有些可怜。

到晚上,许多孩子活泼地回来了,一进房间就凑作一堆堆讲话:哪个题目难,哪个题目易;你的答案不错,我的答案错,议论纷纷,沸反盈天。讲了半天,结果有的脸上表示满足,有的脸上表示失望。然而嘴上大家准备不取。男的孩子高声地叫:“我横竖不取的!”女的孩子恨恨地说:“我取了要死!“

他们每人投考的不止一个学校,有的考二校,有的考三校。大概省立的学校是大家共同投考的。其次,市立的、公立的、私立的、教会的,则各人各选。然而大多数的投考者和送考者观念中,都把杭州的学校这样地排列着高下等第。明知自己的知识不足,算术做不出;明知省立学校难考取,要十个里头取一个,但宁愿多出一块钱的报名费和一张照片,去碰碰运气看。万一考得取,可以爬得高些。省立学校的“省”字仿佛对他们发散着无限的香气。大家讲起了不胜欣羡的。

从考毕到发表的几天之内,投考者之间空气非常沉闷。有几个女生简直是寝食不安,茶饭无心。他们的胡思梦想在谈话中反反复复地吐露出来,考得得意的人,有时好像很有把握,在那里探听省立学校的制服的形式了;但有时听见人说:“十个人里头取一个,成绩好的不一定统统取”,就忽然心灰意懒,去讨别的学校的招生简章了。考得不得意的人嘴上虽说“取了要死”,但从他们的屈指计算发表日期的态度上,可以窥知他们并不绝望。世间不乏侥幸的例,万一取了,他们便是“死而复生”,岂不更加欢喜?然而有时他们忽然觉得这太近于梦想,问过了“发表还有几天”之后,立刻接一句“不关我的事”。

我除了早晚听他们纷纷谈论之外,白天统在外面跑,或者访友,或者觅画。省立学校录取案发表的一天,奇巧轮到我同去看榜。我觉得看榜这一刻工夫心情太紧张了,不教他们亲自去看。同时我也不愿意代他们去看,便想出一个调剂紧张的方法来:我和一班学生坐在学校附近一所茶店里了,教他们的先生一个人去看,看了回到茶店里来报告。然而这方法缓和得有限。在先生去了约一刻钟之后,大家眼巴巴地望他回来。有的人伸长了脖子向他的去处张望,有的人跨出门槛去等他。等了好久,那去处就变成了十目所视的地方,凡有来人,必牵惹许多小眼睛的注意,其中穿夏布长衫的人尤加触目惊心,几乎可使他们立起身来。久待不来,那位先生竟无辜地成了他们的冤家对头。有的女学生背地里骂他“死掉了”,有的男学生料他“被公共汽车碾死”。但他到底没有死,终于拖了一件夏布长衫,从那去处慢慢地踱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一声叫后,全体肃静,许多眼睛集中在他的嘴唇上,听候发落。这数秒间的空气的紧张,是我这支自来水笔所不能描写的啊!

“谁取的”“谁不取”一一从先生的嘴唇上判决下来。他的每一句话好像一个霹雳,我几乎想包耳朵。受到这种霹雳的人有的脸色惨白了,有的脸色通红了,有的茫然若失了,有的手足无措了,有的哭了,但没有笑的人。结果是不取的一半,取的一半。我抽了一口大气,开始想法子来安慰哭的人。我胡乱造出些话来把学校骂了一顿,说它办得怎样不好,所以不取并不可惜。不期说过之后,哭的人果然笑了,而满足的人似乎有些怀疑了。我在心中暗笑,孩子们的心,原来是这么脆弱的啊!教他们吃这种霹雳,真是残酷!

以后在各校录取案发表的时候,我有意回避,不愿再尝那种紧张的滋味。但听说后来的缓和得多,一则因为那些学校被他们认为不好,取不取不足计较;二则小胆儿吓过几回,有些儿麻木了。不久,所有的学生都捞得了一个学校。于是找保人,缴学费,又忙了几天。这时候在旅馆中所听到的谈话,都是“我们的学校长,我们的学校短”的一类话了。但这些“我们”之中,其亲切的程度有差别。大概考取省立学校的人所说的“我们”是亲切的,而且带些骄傲。考不取省立学校而只得进他们所认为不好的学校的人的“我们“,大概说得不亲切些。他们预备下年再去考省立学校。

旱灾比我们来时更进步了,归乡水路不通,下火车后须得步行三十里。考取了学校的人都鼓着勇气,跑回家去取行李,雇人挑了,星夜启程跑到火车站,乘车来杭入学。考取省立学校的人尤加起劲,跑路不嫌劳苦,置备入学的用品也不惜金钱。似乎能够考得进去,便有无穷的后望,可以一辈子荣华富贵,吃用不尽似的。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日于西湖招贤寺

[1] 本篇曾载1934年10月《中学生》第4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