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一次说过贫民有节育的必要。可是应当节育的，不单单是贫民。小资产阶段，知识阶级，尤其有节育的必要。他们不仅得与贫民同时节育，并且在贫民没有觉到必要，或得到方法的先前，他们就得想法去实行。这话，我知道，一定有人反对的。
不但一般盲目的人口增加论者会反对，就是一般优生论者也会不赞成。
在优生论者看来，单单知识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实行节育，一般无知识的贫民依旧的生殖繁衍，结果少不了优良者一天一天的减少，劣种一天一天的加多，民族也就不灭而自灭。
资产阶级不用说了。我们实在不信他们就是优良的人种。拥兵十万的军阀，与他后营里的一个小兵，我们疑心，也许有的是同样的头脑。躺在汽车里肥头胖耳的大汉，他的聪明也许还赶不上坐在前面，手敏目捷的车夫。至于一般面团团的富家翁，除了面团团之外，常常叫人找不出他们别的特殊之点来。
知识阶级也不一定就生优良的种子。为什么天才的儿子不一定是天才，美人的母亲不一定是美人？这种问题，还没有遗传学者能够给我们圆满的解答。萧伯纳是超绝一世的奇才，他的尊容可实在有些怪。有一次，一个法国有名的美人给他一封信。她说，他是世上顶聪明的男子，她是法国顶美丽的女人，要是他们结了婚，一定可以造出萧氏所希望的超人来。萧伯纳的回信也就妙得很。他说：要是这种给合的子嗣遗传了他的面容，她的头脑，不是糟了吗，还不如谢谢吧。
天才当然是例外。至于一般人，我们相信，他们得自先天的遗传，一定敌不过后天的滋养和教育。要是同样的两个平常的儿童，一个自小就饱食暖衣，少染疾病，环境良善，教育得法，一个衣不蔽体，食不得饱，常有病痛，调养无方，环境既然不佳，教育又时时因贫病中辍，他们成人之后，自然一个身心康健，进可以为学术，事业界作些贡献，退也少不了是社会上有用的公民，另一个的前途就可怕得很了。
要是一个人只有教养一两个子女的能力，却生了五六个以至七八个，他自然不得不效法《儒林外史》里的老和尚。老和尚受了郭孝子两个梨，叫水夫挑满了两缸水，把梨捣碎了，击云板传齐了二百多僧众，一人喝一碗水。谁看了这样事，都得会像郭孝子点头叹息。可是也许有人同意吧，我宁愿有几个别人尝一尝梨味儿，不情愿自己喝那碗淡而无味的水。儿子女儿的教养更不比两个梨。两个子女可以吃饱穿暖的，五六个也许就免不了饱一餐饿一餐，两个子女一个母亲照顾得过来，五六个也许就免不了照顾不周到，两个子女可以受高等教育的，五六个也许就免不了连普通教育都受不全。这样，如果只有子女二人，他们就成全了二个健全有用的国民，要是有了五六个，他们对于国家的贡献反而低落了。
我们还要记得，我们不应当只想着国家，忘记了个人，只想着子女，忘记了自己。生儿子也许是人类的天职，国民的义务。
可是，生儿子断不能是人类唯一的天职，国民唯一的义务。在我看来，我们还不能说这是人类最大的天职，国民最大的义务。要是一个文艺或科学，艺术或音乐的天才，他爱好的是他的学问或艺术。他完全不懂得家人生产。你如让他献身给他所信仰的事业，他也许能给世界一点永不磨灭的礼物，你如强他成家立业，生男育女，他的灵威，也许就会埋葬在油盐柴米的烦恼帐里了。
不错，我们还得说，天才应当是例外。可是一般人生活在世上，至少也得问一问生命的意义。要是人生还有意义，他们当然不单单是生殖的机器。要是人生没有意义，他们又何必多造些毫无意义的机器？一个待人刻薄自己也一钱不化的守财奴，大家都会笑他“何苦为儿孙作牛马。”一个生育了许多子女的人，为了子女要衣穿，自己不得不穿破衣，为了子女要饭吃，自己不得不捱饿或吃粗粝，为了子女要教育费，自己不得不一早到晚，一年到底，不息的工作，大家非但不笑他，还说他福气大！可是福气愈大，精神的痛苦也常常愈深，甚而至于发疯的也有，堕落的也有，而甚至于自杀的也有。究竟一个人何苦有这样的好福气？
与其有这样的福气，我以为还不如“湎于性交跳舞的淫乐”吧。其实，说法国人“男男女女，都图自己夫妻的快乐，生怕生了一个儿子，会妨害他俩跳舞和性交的自由”未免言之过甚了；同样，“跳来跳去舞了若干时候，世界的舞台上，就要绝了你的足迹”也未免是过虑。一个社会学家说，女子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母性，一是娼妇性。母性的女子，我想他也肯承认，一定占大多数吧。要是她们的经济容许她们生育子女，无论怎样的爱好跳舞，她们也至少想有一两个小孩。至于母性不强的女，强她们为许多小孩的母亲，她们的痛苦还是小事，她们的子女可真太可怜了。在她们自己，她们就有了子女，还不是镇天的应酬游玩，镇夜的打牌跳舞？可是她们的子女却永不享着母亲的照拂和慈爱，甚至于蓬首垢面，破衣百结也没有人管。
自然有人要说了，一个人的收入不是固定的；他的收入常常看他的需要而转移的。需要多了，一个人便不得不想法扩大他的生产力，他的收入也就增加了。这话固然不错，可是只能应用在各种事业已经上轨道的文明国吧。我们的小百姓永远生活在战祸的黑影里，他们要安身立命还不能够，那里还讲得到收入。在这样情形之下。家累日重，需要日多，才智之士，也没法可想，何况一般普通人。因此，依附军阀和依附洋人便成了许多人唯一的路径。就是有些志士，也常常未能免俗。他们往往主张反抗帝国主义，但是一面却用帝国主义者的名义，做他们的护符；他们往往主张打倒军阀，但是一面就靠军阀吃饭；他们往往主张反宗教，但是一面求在教会学校担任功课。难道他们真心愿意，实在也出于不得已吧了。他们自己可以捱饿，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饭呵！就是那些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的人，也何尝不是如此。要是说他们“宣传赤化”，加以“死刑”岂不冤哉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