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哀的名剧里的主人翁约丹是一个暴富的商人。他想学些修辞学，好同受过教育的上等人来往。他的教员问他道：“你写的是韵文吗？”
“不是，不是，不要韵文。”他回答。
“那么你只要散文了？”
“不，我也不要散文，亦不要韵文。”
“可是，要是不是这个就得是那个呵。”
“为什么？”他问。
“为了，先生，表示意思的方法只有散文和韵文。”
“散文韵文之外就没有别的了吗？”
“没有了，先生：凡不是散文就是韵文：凡不是韵文就是散文。”
“那么我们说话，算是什么呢？”
“散文。”
“怎么！我说一声：‘尼古尔，拿我的拖鞋来，把我的睡帽也带来’，那也是散文吗？”
“正是，先生。”
“唉唉！我说了四十多年的散文，简直自己一点都不知道！”
他觉得非常惊奇和高兴了。
约丹先生虽然已经说了四十多年的散文，以后也许还有四十多年的散文可说，可的要是真有一个秘书早晚侍候在他的身旁，把他所说的话都一字不改的记录下来了，那几百几千册散文的语录中也许没有一句话够得上保存的价值。然而他的话一到了天才作家如莫理哀的口中笔下，便成了千古的杰作。所以林琴南的“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实在不实识者的一笑。
约丹先生的话固然可以做莫理哀剧本的材料，可是我们也得记住，单单他的言语是断不够用的。一般人日常习用的言语是非常简单的。好像有一个英国言语学者曾经说过：莎士比亚在他剧本中用过的字有一万，而英国平常人终身所用的字也不过几百。
中国因为语文分离的结果，语言特别的简单。“引车卖浆之徒”究竟能用多少字，我们虽然不知道，可是我们敢断言老百姓的土话决不成什么宝藏，不是一个天才作家提了一把斧，背上一个袋，到里面去搜求采集了一番便能自足的。自然我们希望有人肯到这矿山里开辟去，因为老百姓的话虽然不见得怎样丰富，实在有许多很优美的达意表情的字句。可是白话文不得不采用文言的字句，而且得大大的采用，是不能避免的事实。这好像英文中就有好多的拉丁文法文字，只要你的同化力强，本可以无所不包的。
也许因为白话文不得不借用文言的字句，相信这一句话的人可就多了：“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并不能为白话。”所以蔡先生也说：“诚然，诚然”并且代北大善作白话文的教员，保证他们“博极群书”，和能为“古雅之古文”。所似孤桐先生论吴老先生的文章，说它：“其貌与黄口小儿所作若同，而其神则非读破万卷书者，不能道得只字。”又说：“凡读吴稚晖之文，轻轻放过，不审其所号投于毛厕之书；曾一一刻画在脑筋里，可隐可现，虽百洗而不可磨者，直无目者也。”所以提倡文学革命的胡适之先生也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我是不主张完全不读线装书的，可是对于上面所说的话，也不敢尽量的赞同。读破万卷书的人，不一定能做古文，也不一定能做白话，那是很普通的事实。一个潜心故纸堆里的读者，不一定有充分的表现力。康德和叔本华都是德国的大哲学家，叔本华的文章非常的流丽，康德的就很不容易读。斯密亚丹和理嘉图都是英国经济学家的巨擘，斯密的文字一清如水，理嘉图的意思都至今还有人争讼不已。天演论之首倡也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都负当世的盛名，达赫二氏的著述现在还有许多人爱读，斯宾塞却因不善为文的原故，只有专门学者问津了。他们都是学术中的泰山北斗，然而有的善属文，有的不擅文章。原因何在？当然不是为了有的多读破了几千卷书吧？所以有许多国学大家，平素不轻易写一个字，偶然动笔，不到三行便会闹笑话，有人觉得奇怪，其实就是同样的道理。
反过来，会做文章的，也不一定要读破万卷书。莎士比亚时代的学术大都在希腊拉丁文里面，他却只懂得一点儿拉丁文，几乎不懂得希腊文。近代的大诗家如大小说家和林琴南先生所称道不置的迭更司都没有读几本书。
太戈尔在中国的时候，他劝人少读书，多逛山水，到自然里去找真，找善，找美，找人生的意义，找宇宙的秘密。实在不单单印有黑字的白纸才是书，生活就是书，人情就是书，自然就是书。
古人所说的“山川灵气所钟”，如说在未生之前，虽然大可讨论，如说在已生之后，是毫无疑问的。中国不读几本书而能成大作家的实在很少。这就是古文的毛病。古文，尤其是骈文诗词，得用典，所以不得不博闻强记，古文得用古人，尤其是秦汉以前的模调，所以不得不揣摩模仿。这样的结果，一个人读破了万卷书，他的一点独得的才气也就压在万卷书的底下了。白话文的好处就是能避免这一种弊病。
胡适之先生在新做的“《老残游记序》”里面有一段说得极澈透，极有精采的文章。
旧小说何以这样缺乏描写风景的技术呢？依我的愚见看来，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是由于旧日的文人多是不出远门的书生，缺乏实物实景的观察，所以写不出来，只好借现成的词藻充充数。第一层容易明白，不用详细说明了。第二，我以为这还是因为语言文字上的障碍。
写一个人物，如鲁智深，如王凤姐，如成老爹，古文里的种种烂调套语都不适用，所以不能不用话的语言，新的词句，实地作描写的工夫。但一到了写景的地方，骈文诗词里的许多成语便自然涌上来，挤上来，摆脱也摆脱不开，赶也赶不去。人类的性情本来多是趋易避难，朝着那最没有抵抗的方向走的；既有这许多现成的语句，现成的字面，何必不用呢？何苦另去造铸新字面和新词句呢？
不要说人情都是趋易避难，要是你一进了古文是圈套，你要趋难避易，另辟一条新路也就不容易有好些善做古文的朋友，他们竭力的想写白话文，可是一动笔就有许多“摆脱不开，赶不去”的成语涌挤到笔尖来。你读了他们的白话文，总不免想起已经裹过再放开的天足。就是适之先生自己，近来研究唐宋以来的词，他偶然做的新诗，已经常带着极浓厚的词的气息，与尝试集的风格不同了。
因此，人们总说白话文好做，古文难做，我总觉得白话文比古文难了好几倍。古文已经是垂死的老马了。你骑它实在用不着鞭策，骑了它也可以慢慢的走一两里，可是它的精神早就没有了。你如要行数百里，或是要跋涉数千里，那么你就不能不另觅坐骑。白话文是沙漠里的野马。它的力量是极大的，只要你知道怎样的驾御它。可是现在有谁能真的驾御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