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孤桐先生下台之后，甲寅虽然还没有恢复十年前的精神，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可见做时事文章的人官实在是做不得的，至少做了官还是不论时事的好。自然有些“土匪”不妨同时做官僚，官僚也同时可以做“青年叛徒的领袖”，可是这也得需要特别的天才，不是人人能干的事业，总之，孤桐先生还没有这样的才具。所以他的复活的《甲寅》实在没有多大的意思。近来可渐渐的不同了，时评和论文里的讽趣，好像一阵新鲜空气，把《甲寅》吹得有些苏醒了。
第二十七号里有一篇“再答稚晖先生”，里面评论吴老先生的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有一段道（为省事起见，恕不翻译为白话了）。
前清壬寅，先生被辱于日本，愤而自沉。自署“其言也善”之小包封内，有词一章，其警句曰：“信之以死，明不作贼，以尸为谏，怀忧曲突。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诸公努力，仆终不死！”
这一段故事是许多崇拜吴先生的人都不知道的。孤桐先生说这是儒者的真精神，在仓卒授命之际，自然而然的“集于胸中，奔于腕下，是乃真经生真文人之受用处。”他的话也许是对的，不过要用这话来做中国书不可不读的理由，我们却不敢赞同了。
你想，读中国书的人那样的多，这样的“真经生，真文人”还不是在中国同外国一样的难找？
孤桐先生的断语：“吴稚晖者，一言行不相顾之人”我们实在很难否认。他说道：
尔后习为开放，口不择言，与诸的少年角逐，有宏奖而无督责，意在姑为破坏，徐图建设，诚随在以线装书抛入毛坑之精神行之。而先生秉尚贞悫，为世硕果，袍不耻，一介不取，兢兢业业，日不暇给，外和内方，粹然儒者，其不沾染毫毛时下恶习，假：无政府党，共产党，革命党，新文化运动家”名以自欺欺世，仍三十年如一日也。此三十年中，半瓶醋之西学家，领约卡拉，口衔雪茄，《新民丛报》第一期所长吟而曲讽者，不知葬送几许青年，而吴稚晖光焰如故也。以余所知，先生义不独律已为然也，其持家教子，率以传说的严气正性之道施之，起居小节，都不少假借。是何也？宁得曰，此亦“岂有此理”者也，总而言之，吴先生乃一极旧式之新学家也。
这一段，有许多话都搔到了痒处。言行不相顾本没有多大稀罕，世界上多的是这样的人。讲革命的做官僚，讲言论自由的烧报馆，讲平民生活的住别墅，坐汽车，讲男女平权的娶姨太太，买丫头。吴先生也同样的言行不相顾，可是他与别人是相反的。
他提倡的是物质文明，他赞成的是房屋愈宽敞，陈设愈奢华，电灯愈亮，汽车愈多，愈好。可是他自己呢，冬天穿一件老棉袍，夏天早晨睡在向阳的一间小房里，头上盖两张报纸，避免苍蝇的烦扰，每餐自己煮些白菜白饭，出门往往在朔风或烈日底下从东城走到西域再回去。他的家庭也同样的苦刻简单。他自己也说过：“我的脑筋极新，我的手段极旧”。我们觉得极旧的不单是手段。实在极新的只是他的外表，他的内心还极旧。要是这句话还不能表示实在的情形，那么我们只好采用心理学的名词，说他的意识极新，下意识极旧，意识是西洋的物质主义者，下意识却是纯粹中国的儒者。
最初，我们虽然十二分的佩服吴先生的道德，我们觉得他未免太过了。我们说他提倡的是物质文明，自己的起居饮食都反物质文明，同那些提倡精神生活，自己的行事却反精神生活的，一样的不足法。可是现在知道这话只可以在各种事业已经上轨道的国里说，在今日的中国，几乎每天可以看见有用的青年，葬送在物质文明的里面，才知道吴先生的光焰长新自有他的理由了。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来，像吴先生那样“言行相顾”的也实在少得很，说劳工神圣的人多了，高谈平等的人也多了，可是谁不是坐在洋车上，用手杖连连的打那车夫，说：“还不赶快跑，我要来不及到劳动纪念去演说了”那一类的人呢？我只见吴老先生真有那样的精神。他轻易不肯坐洋车。一个听差提了开壶进屋道：“脸水来了，吴先生。”吴先生答道：“已经用过了，王先生。”
孤桐先生说吴先生“制为铁律，以示进化历程：民与官斗者民胜；子与父斗者子胜；学生与教习斗者学生胜。”实在不足以尽吴先生的信条。他还得加几句道：“民与官斗者民应当胜；子与父斗者子应当胜；学生与教习斗者学生应当胜。”孤桐先生又接着说：“其或巳与己派为官为父为教习，其中国所留和调升降之地，虽亦有之，不甚惜也”。这几句显得他还没有认得清楚吴先生。三年以前，吴先生在里昂，中法大学的学生一部分为了膳宿费事闹风潮。吴先生和副校长褚民谊先生都受很大的污辱。那时学生们所列吴先生的罪状，与我们现在平常所见的一般校长的罪状相比，还凶得多。大约三年前的京沪各报还留下纪念吧。吴先生那时很生气，很失望。同吴先生离开了里昂。这是他自己的经验。我那时也在里昂，目睹一切。我以前在英德遇见五四的许多领袖，因此对于中国的青年怀了极大的希望，可是见了这次风潮，便发见了闹风潮不一定完全是学生对。吴先生可不然了。他尽在私人谈话时候也可以痛骂学生，可以一到作文演说，他总是，用他自己的话“硬硬头皮的说学生对。”所以的“章行严何人，足言整顿教育乎？足解散女师大乎？若蔡孑民斯可矣。”也不过说说吧了。要是真的蔡先生做了官，再说什么整顿教育，他老先生恐怕还是不免要反对的！
这一层，我们也能够了解和钦佩。可是我们总觉得吴先生是现在青年们数一数二的领袖，只他的话青年们还肯听，他应当立在群众的前面，不宜跟了群众走，他应当处在指导的地位，不宜除了提倡工艺和科学的精神外，什么事都让它自己去。
孤桐先生又论吴先生的文章，也狠有趣。
先生近用讲话体为文，纵笔所之，辄数万言。其貌与黄口小儿所作若同，而其神则非读破几百卷书者，不能道得只字。此先生将曰：“狗屁狗屁，真正岂有此理矣乎？则乡人有藏银三十两，而扁焉者，畏为盗，因大书于外曰：“此处无银三十两”！先生之为，亦此三十两焉耳矣！式可万殊，文理一致。愈自晦曰：“没字碑”，其字愈显；愈自异曰：“不带鸟气”，其“鸟”尤数飞无已。故凡读吴稚晖之文，轻轻放过，不审其所号投于毛厕之旧书，曾一一刻画在脑筋里可隐可见，虽百洗而不可磨者，直无目者也。
钮惕生先生在伦敦到某图书馆的阅览室，他问同行的人道：
“三年的功夫，能不能把那些书统统读一过？”他接着说他同稚晖先生在南菁书院的时候，一年之内把所有的书都看了一遍。这自然是吴先生三十岁以前的事。三十以后，虽然同南洋公学的陈颂平先生相约不读线装书，可是他近十年随便涉览和参考的汉文书籍至少总可以抵得三四个区区的毕生所读的线装书吧？
提起笔来，本打算好好的讨论线装书和白话文这个问题，可是刚要入题，地位已经没有了，收稿的也上门了的，就此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