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有几个朋友从南边来,说南方的天气比北方凉得多,他们都很诧异,其实这是很平常的事。北京差不多是可说没有春天的,冬天一过,接着就是夏天。在这冬夏之交,性急的人和性慢的碰到一块,就会一个带着草帽,一个披了皮大衣在中央公园一同散步,这恐怕是除了北京在任何地方再也看不到的一种现象。

所以久住北京的人说,北京的天气,是“拆了火炉搭凉蓬,拆了凉蓬装火炉”的天气,这话一点都不错。记得在英国报纸上看见一段趣话,说一家煤铺,把他招牌写在门口的两扇窗户上,写的式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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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Office等到把窗门一开,那招牌就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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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北京的天气可以说是被他一句话道破了。

劝进表与伟人的传记

罗志希先生在本刊第二十期的通信,已经有了好几个反响。

第一个反响,便是吴老先生又做了一篇极有趣的文章,说他怎样的“触悟着一个‘作文’的秘诀”(见猛进第十期)山西太原寄来一个印件,题曰“伤心人之零简”,是节录某君致北京友人的信。末一段道:

“《现代评论》载罗家伦君自柏林寄书,拟请稚晖作小说。有西滢君者,亦拟请稚晖作书一本,叙说三十年来革命旧事。仅想此事,本稚晖前年对我们讲过自动欲为之者;即所谓必作之三种书:(一)英文捷径书(二)科学发明趣史(三)即此书是也。未知稚晖何日方能着笔,我们当絮聒催逼之。他老了也。”

吴先生既然自己说过这句话,那么我们多少年来的希望也许还有实现的一天呢。

同时有两位朱先生,一个从南京来书,一个从上海来书。因为通信拥挤的原故,他们两位的信来了几个星期还没有登出来。

我现在节录于此吧。

南京的朱企霞先生提议请吴先生作一部中山先生传。他说:

我和我的朋友常常说到,能有一个好手出来替中山先生作一部详细的传确是好不过的事。而且也很需要。但一说出“好手”,我们又觉得惘然,因为国内似乎并没有能担当这种工作的人昨天读着“吴稚晖与王尔德”,不禁心头大喜。

我当时就一口咬定:吴先生是替中山先生作传的一个“好手”。

替中山先生作传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长于文学的,不见得同时对于中山先生底生平晓得很清楚,而立传却一方面是要注重事实的,这样,结果只能成一部寻常的小说;而很清楚中山先生的生平的,不见得同时又长于文学,而革命家的事迹又多少总带点枯燥性的,这样,结果恐怕不免弄的面孔板板地,令人读了头痛。可是,吴老先生既具文学的天才?又是中山先生的朋友?由此说来,吴先生之应该替中山先生作传,是谁也不能驳回的了;并且,吴先生自已也是不能闪赖的了。

诚然,吴先生有点不高兴向文学方面卖气力,但这种工作都不仅是对文学作贡献,并且是对吾国底革命史作贡献。所以,我以为,你们如果不以十二分的热诚去向吴老先生上劝进表,你们就不能算是好人。

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消息报告给朱先生和读者;吴先生虽然没有答应作孙中山先生传,他写了一篇‘中山先生革命的两大基础’,用年谱的方式叙述兴中会与同盟会的起源和历史,可以算是中山先生最初四十年的年谱。这篇文章,从下一期起,将陆续在本刊发表。我们希望朱先生还能勉强算我们是“好人”吧!

上海的朱湘先生却劝‘文学上的志士’代吴先生做传记。

吴先生的经验,西滢先生说的不错,是很丰富的;他有小说上的天才一层,大凡看过他的“上下古今谈”的人也都会承认的。但他不愿作一个狄斯雷理也不便于勉强。从前鲍斯威苍蝇般紧钉住英国的“中山”博士结果成功了一本传记,在文学上留下了一件不朽的功绩。这种方法如今很可移用到吴先生的身上来。但望有一个志士,发一个决心,从今起,便紧跟于吴先生的身边,每日作下记来,等到吴先生的精灵下去——因为他是乱党,“洪水猛兽”,自认是达尔文的从猿猴传下来的“兽”——陪伴我国的中山先生的时候,便将天天聚起的记加以整理,使成书形,那般不仅小说可有,连吴先生的传记也有了。说不定吴先生会像约翰生那般,想治死那个替他作传的人;但是一个不能加入“敢死队”的人,怎有资格给一个敢死队的革命党人作传?

吴先生与英国约翰生相似之点不仅仅在大家用得着一个鲍士威。

他的饮食起居,行动吐属,种种地方都叫我们想起约翰生,虽然他们俩的意见是极端的相反的。这一层也不是现在才想到,我们久就这样的说。蔡孑民先生前四五年到伦敦的时候,我同志摩陪他去游大英美术院,在那里看到约翰生画像。志摩说了些约翰生的文字风采,我说“他是英国的吴先生”。后来出院时,蔡先生在门口买了许多画片,看见约翰生像,笑道:“英国的吴先生,不可不多买它两张”。

做鲍士威不是容易的事情。他至少须得是一个勤快的闲人。

不闲便不能苍蝇般的去钉住约翰生,不勤快便不能把每天的谈话事实记录下来。勤快的人大都不闲,闲的人大都不勤快,所以世间找不到几个鲍士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