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窃观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光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全为新说所统一矣。然国之老成，民之多数尚笃守旧说，新旧之争，更数十年而未有已，国是淆乱，无所适从。臣愚以为新旧不足论，论事之是非而已，是非之标准安在，曰在利害，利害之标准安在，曰在其大小，新旧之利害虽未遽决，然其大概可得言焉。
原西说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本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工资之争斗日烈，危险之思想日多，甚者如俄罗斯赤地数万里，饿死千万人，生民以来未有此酷。而中国此十二年中，纪纲扫地，争夺乃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臣尝求其故，盖有二焉。西人以权利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以进取为能事，是故扶其奇技淫巧，以肆其豪强兼并，更无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夺不厌之势。于是国与国相争，上与下相争，贫与富相争，凡昔之所以致富强者，今适为其自毙之具。
此皆由贪之一字误之也。西说之害根于心术者一也。
中国立说首贵用中，孔子称过犹不及，孟子恶举一废百。西人之说大率过而失其中，执一而忘其余者也。试以最浅显者言之。国以民为本，中外一也。先王知民之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以此治民是亦可矣。西人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立宪焉，有共和焉。然试问立宪共和之国，其政治果出于多数国民之公意乎，抑出于少数党人之意乎，民之不能自治，无中外一也。所异者以党魁代君主，且多一贿赂奔走之弊而已。
孔子言患不均，《大学》言平天下，古之为政未有不以均平为务者，然其道不外重农抑末，禁止兼并而已。井田之法，口分之制，皆屡试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久。西人则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社会主义焉，有共产主义焉。然此均产之事，将使国人共均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均之乎，均产以后，将合全国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代理之乎？由前之说则万万无此理，由后之说则不均之事，俄顷即见矣。俄人行之伏尸千万，赤地万里，而卒不能不承认私产之制度，则曩之汹汹又奚为也。臣不敢谓西人之智大率类此，然此其章章者矣。
臣观西人处事皆欲以科学之法驭之。夫科学之所能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人类与动植物之躯体也。然其结构愈复杂，则科学之律令愈不确实。至于人心之灵及人类所构成之社会国家，则有民族之特性，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一切之境遇，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治之。而西人往往见其一，而忘其他。故其道方而不能圆，往而不知反，此西说之弊根于方法者二也。
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进步，诚为深邃精密，然不过少数学问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证事实，琢磨心思，消遣岁月斯可矣。而自然科学之应用又不胜其弊，西人兼并之烈，与工资之争，皆由科学为之羽翼，其无流弊如史地诸学者，亦犹富人之华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饰观瞻，而不足以养口体。是以欧战以后，彼土有识之士，乃转而崇拜东方之学术，非徒研究之又信奉之。
数年以来，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术讲座者以数十计，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说者，至各成一团体，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在我国为经验之良方，在彼土尤为对症之新药。是西人固已憬然于彼政学之流弊，而思所变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