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诸夏远甚，又本无文字，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是以中国之称之也，随世异名，因地殊号，至于后世，或且以丑名加之。其见于商、周问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玁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综上诸称观之，则曰戎、曰狄者，皆中国人所加之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曰玁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而鬼方之“方”、混夷之“夷”，亦为中国所附加。当中国呼之为戎、狄之时，彼之自称决非如此，其居边裔者，尤当仍其故号。故战国时，中国戎、狄既尽，强国辟土，与边裔接，乃复以其本名呼之。此族春秋以降之事载籍稍具，而远古之事则颇茫然，学者但知其名而已。今由古器物与古文字之助，始得言其崖略，倘亦史学家之所乐闻欤？
此族见于最古之书者，实为鬼方。《易·既济》"辞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济》爻辞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诗·大雅·荡》之篇曰：“内皇于中国，覃及鬼方。”《易》之爻辞，盖作于商周之际,大雅·荡》之篇，作于周厉王之世，而托为文王斥殷纣之言，盖亦谓殷时已有此族矣。后人于《易》见鬼方之克需以三年，知其为强国；于《诗》见鬼方与中国对举，知其为远方，然皆不能质言其地。有以为在北者，干宝《易注》云：鬼方，北方国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有以为在西者，宋衷《世本注》云：鬼方，于汉则先零羌是也。，《文选》扬雄《赵充国颂》注引）有以为在南者，伪《竹书纪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则以鬼方为荆以南之国。黄氏《日钞》且以为鬼方即荆楚矣。其余异说纷纭，不知所极。年代辽远，书阙无征，固自不足怪也。唯《竹书纪年》称“王季伐西落鬼戎，此条见《后汉书·西羌传》及章怀太子注，乃真《纪年》之文），可知其地尚在岐周之西。
今征之古器物，则宣城李氏所藏小盂鼎（今佚）。与潍县陈氏所藏梁伯戈，皆有“鬼方”字。案大、小两盂鼎皆出陕西风翔府郿县礼村沟岸间，其地西北接岐山县境，当为盂之封地。大盂鼎纪王遣盂就国之事，在成王二十三祀（吴氏大激《盂鼎跋》以此鼎为成王时作。案铭中尚述殷人酗酒事以戒盂，与《酒诰》辞意略同，吴说是也）。小盂鼎纪盂伐鬼方献俘受锡之事，在成王二十五祀。则伐鬼方事在盂就国之后，鬼方之地自当与盂之封地相近。而岐山郦县以东即是丰镐，其南又限以终南、太一，唯其西汧、渭之间乃西戎出入之道。又西逾陇坻，则为戎地，张衡所谓“陇坻之险，隔阂华戎”者也。由是观之，鬼方地在汧、陇之间，或更在其西，盖无疑义。虽游牧之族非有定居，然殷周间之鬼方，其一部落必在此地无疑也。然其全境，犹当环周之西北二垂而控其东北。梁伯戈虽仅有“魃方館r及“梁伯作”数字可辨，然自为梁伯伐鬼方时所铸。而梁伯之国，杜预谓在冯翊夏阳县。《史记·秦本纪》：惠文王十年，更名少梁为夏阳。”《汉志》亦云：夏阳，故少梁。”其地在今陕西西安府韩城县，又在宗周之东，其北亦为鬼方境，故有争战之事。据此二器，则鬼方之地，实由宗周之西而包其东北，与下所考昆夷、玁狁正同。此鬼方疆域之略可考者也。
至其种族之大小、强弱如何，《易》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纪年》称“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其二十翟王”。观此二事，鬼方之非小部落可知。而小盂鼎所纪献俘之数尤为详悉，虽字多残阙！犹得窥大略（此鼎唯有吴氏式芬释文，尚多疏略，今取其献俘一节更释之）。其文曰：“王□盂以□□伐或方□□□□□□□二人□戒□口□□或孚人万幸八十一人孚口□□匹口车口两孚牛口百□□口牛羊廿八羊。”又曰：“执兽一人□□百批七或□□口□□孚□□刍匹孚车两”云云。铭中“鬼方”下第三字仅存下半口字，以下文“执兽一人”在“或”前例之，当为“兽”字之泐。兽者，疑“首”之假借字。下文第九、第十两行间，尚有“折兽”二字，殆即《易》所云“有嘉折首”，他器所云“折首执讯”矣。或即馘字，虢季子白盘：“桓桓子白，献咸于王。”其字从戈、从爪，诸家或释俘、或释馘。今此字从或、从爪，其为馘字无疑。兽者折首，馘者截耳也。孚即俘之本字，幸则“三千”二字合文。兽与馘之数虽摩灭不可知，然俘人之数至万三千有余，则兽馘之数亦可知矣。此事在宗周之初，自为大捷，而《书》阙不纪。又当成王全盛之时，而鬼方之众尚如此，则其强大亦可知。梁伯戈时代虽无可考，观其文字，当在盂鼎之后。可知宗周之世。尚有鬼方之名，不独殷周间为然。此鬼方事实之略可考者也。
鬼方之名，《易》、《诗》作“鬼”，然古金文作“或”，或作“魃”。盂鼎曰：“王□盂以□□伐或方。”吴氏摹本“或”字半泐作“咸”，然第八行有“咸”字，鬼字之首，又稍磨泐。含观二字用笔位置，知确是“或”字也。其字从鬼、从戈。又梁伯戈云“魃方纖1即蛮字），其字从鬼、从支。二字不同，然皆为古文“畏”字。案大盂鼎“畏天畏”，二“畏”字上作课，下作卜/。毛公鼎愍天疾畏，敬念王畏。”二“畏”字皆作成，皆从鬼、从卜者。尚盘“畏”字作重，则从甶（《说文》：“甶，鬼头也。”）、从支。卜与支同音，又支字之所从，当为支之省字。而或从卜在“鬼”字之右，或从支在“鬼”字之左，或从支在鬼头之下，此古文变化之通例，不碍其为一字也。从戈之或，亦即魅字。凡从支、从戈，皆有“击”意，故古文往往相通。如“薄伐玁狁”之“薄”，今《毛诗》作“薄”，薄者，迫也。而虢季子白盘之“搏伐”从干，不媒敦之“羣戰”从戈，师寰敦之“専卜乃众”则又从卜。《书》之“外薄四海”，其义亦为迫，而《释文》引一本作“敷诗·常武》之“铺敦淮渍”，《释文》引《韩诗》，“铺”作“敷”，《后汉书·冯绲传》亦引作“敷敦”。案“敷敦”即“戰蒙”，则字亦从支。可知从卜、从支、从戈，皆可相通，则“咸”字亦“畏”字也。其中课、或二字见于周初之器，为字尤古。其后，从卜之字变而作“咸”，从戈之字变而作“威”。古威字从戈、从女，邾公华、邾公径二钟皆然。虢叔钟作ft、虎亦戈形之变；而鬼、女二字皆象人跪形，形极相似，故变而从女。上虞罗氏所藏古铃，有“迮亡辨妳”，亡_即亡畏。此或、威、畏三字相关之证也。魃字又变作虬王孙遣诸钟之“畏媒（即“畏忌”）。超越”，狁儿钟之“盩于畏义”（即淑于威仪），皆如此作，既从卜，又从支，则稍赘矣。由此观之，则或、魅二字确为“畏”字，鬼方之名当作“畏方”。《毛诗传》“鬼方，远方也”。畏、远双声，故以声为训也。汉人始以魁为“鬼”字。张平子《东京赋》“况魃或与毕方”，薛综不识“魃”字，以《说文》之“魁”字释之。不知“魅或”用《小雅》“为鬼为蜮”语，尤为明白，决非指小儿鬼之魅。是周时“畏”字，汉人已用为“鬼”字。故《庄子·天地》篇之“门无畏”，《释文》门无鬼”，司马本作“无畏”。郭象本作“门无鬼”。又《杂篇》之“徐无鬼”，亦当为“徐无畏”之误也（古人多以无畏、无忌为名，如《左传》之申之舟名无畏是也）。由是观之，汉人以隶书写定经籍时，改“畏方”为“鬼方”，固不足怪。此古经中一字之订正，虽为细事，然由此一字可知鬼方与后世诸夷之关系，其有裨于史学者，较裨于小学者为大也。
鬼方与昆夷、玁狁，其国名与地理上递嬗之迹，当详于下。其可特举者，则宗周之末，尚有隗国，春秋诸狄皆为隗姓是也。《郑语》史伯告郑桓公云：当成周者，“西有虞、虢、晋、隗、霍、扬、魏、芮”。案他书不见有隗国，此隗国者，殆指晋之西北诸族，即唐叔所受之怀姓九宗。春秋隗姓，诸狄之祖也。原其国姓之名，皆出于古之畏方，可得而征论也。案《春秋左传》凡狄女称隗氏，而见于古金文中则皆作媿（包君鼎、包君益、郑同媿鼎、芮伯作叔媿鼎、邓公子敦五器，皆如此作）。经典所以作“隗”字者，凡女姓之字，金文皆从女作，而先秦以后所写经传，往往省去女旁。如己姓之己，金文作改（苏魏改鼎、苏公敦）、作妃（见番妃鬲、号仲鬲、号文公子敦，皆女姓，非妃匹之妃），今《左传》、《国语》、《世本》皆作“己”字。庸姓之庸，金文作“墉，杜伯鬲），今《诗》“美盂庸矣”作“庸”字。弋姓之4，金文作找（南旁敦），今《诗》“美孟弋矣”、《谷梁传》“葬我小君定弋”，皆作“弋”字。任姓，金文作妊，苏冶妊鼎、铸公簠等。今《诗》与《左传》、《国语》、《世本》皆作“任”字。然则“媿”字依晚周省字之例，自当作“鬼”。其所以作“隗”者，当因古文畏作炫、隗作烀，馆旁之K与炒旁之》所差甚微，故又误为“隗”。然则“媿”、“隗”二字之于“畏”字，声既相同，形亦极近，其出于古之畏方无疑。畏方之畏，本种族之名，后以名其国，且以为姓，理或然也。我国周后国、姓之别颇严。然在商世，则如彭祖为彭姓，铣、邳之“铣”为铣姓，皆以国为姓。况鬼方礼俗与中国异，或本无姓氏之制，逮入中国，与诸夏通婚媾，因以国名为姓。《世本》：“陆终取鬼方氏之妹，谓之女婧。”《大戴礼·帝系篇》及《水经注》“洧水”条所引作“女嘖”，《汉书·古今人表》作“女溃”，而《史记·楚世家》索隐与《路史·后纪》所引皆作“女婧”。鬼、贵同声，故餽字亦通作“馈”，则“女婧”、“女婧”疑亦“女媿”、“女隗”之变。鬼方之为“媿”姓，犹玁狁之为允姓也。虽《世本》所纪上古之事未可轻信,又上古之女亦不尽以姓为称，然后世附会之说，亦必有所依据。而婧、嘖二字，其音与媿、隗绝近，其形亦与媿、隗二字变化相同。或殷周间之鬼方已以媿为姓，作《世本》者因傅之上古欤？此鬼方姓氏及其遗裔之略可考者也。
混夷之名，亦见于周初之书。《大雅·绵》之诗曰：“混夷脱矣。”《说文解字》“马部”引作“昆夷”，“口”部引作“犬夷，而《孟子》及《毛诗·釆薇序》作“昆”，《史记·匈奴传》作“绲”，《尚书大传》则作“吠夷”。颜师古《汉书·匈奴传》注云吠音工犬反”，昆、混、绲并工本反，四字声皆相近（《礼记》“衮”亦作“卷”，工是本工犬二音相通之证）。余谓皆畏与鬼之阳声。又变而为“荤粥，《史记·五帝本纪》及《三王世家》）、为“薰育，《史记·周本纪》）、为“獯鬻”（《孟子》），又变而为“俨狁”，亦皆畏、鬼二音之遗。畏之为鬼，混（胡本反或胡浑反）之为昆、为绲、为吠、为犬，古喉牙同音也；畏之为混，鬼之为昆、为绲、为吠、为犬，古阴阳对转也。混、昆与荤、薰，非独同部，亦同母之字（古音喉牙不分）。“玁狁”则“荤薰”之引而长者也。故鬼方、昆夷、薰育、玁狁，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自音韵学上证之有余矣。
然征之旧说，则颇不同。鬼方、混夷，古人无混而一之者；至混夷与獯鬻、玁狁，则又画然分而为二。《孟子》言“太王事獯鬻，文王事昆夷，《诗序》言“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难”。《逸周书序》亦谓“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备玁狁”。然《孟子》以獯鬻、昆夷并举，乃由行文避复之故。据《绵》诗本文，则太王所事正是混夷。此诗自一章至七章，皆言太王迁都筑室之事，八章云：“柞械拔矣，行道兑矣，混夷脱矣，维其喙矣。”亦当言太王定都之后，伐木开道，混夷畏其强而惊走也（《经》于第九章“虞芮质厥成”以下殆言文王，郑笺以第八章系之文王，殊无所据）。太王所喙者既为混夷，则前此所事者亦当为混夷。《孟子》易以獯鬻者，以下文云“文王事昆夷”，故以异名同实之獯鬻代之，临文之道不得不尔也。此古书之不可泥者一也。《诗序》所言，亦由误解经语。案《出车》诗云：“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又云：“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既云“玁狁”，复云“西戎”，郑君注《尚书大传》据之，遂云：“南仲一行，并平二寇。”序《诗》者之意，殆亦以“昆夷”当经之“西戎”，与郑君同。不知“西戎”即“玁狁”，互言之以谐韵，与《孟子》之“昆夷”、“獯鬻”错举之以成文，无以异也。不其要敦以“玁狁”与“戎”错举，正与《出车》诗同。此古书之不可泥者二也。然则旧说以“昆夷”与“獯鬻”、“玁狁”为二，盖无所据。昆夷之地，自太王之迁自北而南观之，则必从豳北入寇。又《史记》谓“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羱之戎”，杨恽亦谓“安定山谷之间，昆戎旧壤”，则其地又环岐周之西，与上所考鬼方疆域若合符节。而自殷之武丁，讫于周之成王，鬼方国大民众，常为西北患，不容太王、文王之时绝不为寇，而别有他族介居其间。后世玁狁所据之地，亦与昆夷略同。故自史事及地理观之，“混夷”之为“畏夷”之异名，又为玁狁之祖先，盖无可疑，不独有音韵上之证据也。
獯鬻、玁狁，皆宗周以前之称，而当时书、器均不见“獯鬻”二字，其见于传记者，以《孟子》为最古。《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北逐荤粥”，《匈奴传》亦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晋灼曰：“尧时曰荤粥。”皆后世追纪之辞，不足为据，犹伊尹《四方令》、《周书·王会解》并有“匈奴”，非事实也。然以理势度之，尚当为玁狁以前之称。荤、薰之音同于混、昆，而玀字，其声虽同，其韵已变，合“玁狁”二字乃得“薰”音，其名或当在“獯鬻”之后也。《诗》“玁狁”之玀，《释文》云：“本或作猃，音险。”《史记》以降，亦多作猃狁。古金文如兮甲盘、号季子白盘作厫赖，不類敦作厫允，又作窗允，窗即厫之异文。《说文厂部》厫，峑也。一曰地名。从厂，敢声。”案窗、峑二字连文，康峑即《谷梁传》之“岩哙”（僖三十八年）。《公羊传》作“嶔岩”，则颠倒其文。孙愐《唐韵》厫，鱼音反。”则以为厫即喹字。然则厫字之用为“厫峑”之“厫”者，一变而作“岩”，再变而作“险，古岩、险同字。《尚书序》及《墨子·尚贤》篇之“傅岩”，《史记》作“傅险”。《左氏传》“制，岩邑也”，《孟子》“不立于岩墙之下”，“岩”即“险”字。《广韵》：“岩，险也。”）；其用为“康允”之“康”者，一变作玀，再变作猃。自其最后之字，厫自当读险，不当读“鱼音反”，陆音是也。此字之音，与畏、混、荤、獯异部，其变化唯可于双声求之。殆先有“獯”音，而后有“玁狁”之二合音也。然则旧说之先“獯鬻”而后“玁狁”，或非无据矣。
獯鬻地理，一无可考。唯玁狁出入之地，则见于书、器者较多。其见于《诗》者，曰焦获，曰泾阳，曰镐，曰方，曰朔方，曰太原。此六者，昔儒考证至多，未有定说也。更求之于金文中，则见于不媒敦者，曰西俞，曰S，日高陵；见于兮甲盘者，曰舊盧；见于虢季子白盘者，日洛之阳。此十一地中，方与朔方、銎与洛当为一地，故得九地。九地之中，唯泾阳与洛阳（此雍州浸之洛，非豫州之伊雒）。以水得名，今尚可实指其地。而泾水自西北而东南，洛水自北而南，经流各千里，但曰泾阳、曰洛之阳，语意亦颇广莫也。欲定其地，非综此九地考之不可。案玁狁之寇周也，及泾水之北,而周之伐玁狁也，在洛水之阳，则玁狁出入当在泾、洛之间。而泾、洛二水，其上游悬隔千里，至其下流人渭之处，乃始相近，则泾阳、洛阳皆当在二水下游。泾阳既在泾水下游，则焦获亦当在泾水下游之北（陈氏启源《毛诗稽古编》：“《诗》数玁狁之恶，故先言焦获，见其纵兵深入，迫处内地；继又迫本其始！自远而来！故言镐与方，纪其外侵所经也；？泾阳，纪其内侵所极也。”《正义》亦云：“镐、方虽在焦获之下，不必先焦获乃侵镐、方。”其说均是也），郭璞《尔雅注》以为在池阳瓤中者是也。不,壊敦之高陵，亦当W《汉志》左冯翊之高陵县，其地西接池阳，亦在泾水之委。然先儒多以汉时泾阳县属安定郡，在泾水发源之处，疑《诗》之泾阳亦当在彼，不知秦时亦有泾阳，在泾水下游。案《史记·秦始皇本纪》云“肃灵公居泾阳”。考秦自德公以降都雍，灵公始居泾阳，灵公子献公之世又徙栎阳，则泾阳一地当在雍与栎阳之间。而栎阳（汉之万年县）西界向陵，距泾水入谓之处不远，则灵公所居之泾阳自当在泾水下游，决非汉安定郡之泾阳也。又《穰侯列传》云“秦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泾阳君”，盖一封高陵、一封泾阳。二君受封之年，史所不纪，然当在昭王即位、宣太后执政之初。时义渠未灭，汉安定郡之泾阳县介在边裔，太后决不封其爱子于此，且与高陵君同封，亦当同壤。后昭襄王十六年，封公子市（即泾阳君）《史记·秦本纪索隐》云泾阳君名市。”《穰侯列传》索隐乃云“名显”，误也。宛、公子悝（即高陵君）、邓，为诸侯。宛、邓二地相接，则前所食泾阳、高陵二地，亦当相接。然则秦之泾阳，当为今日之泾阳县（汉之池阳县），而非汉之泾阳。以秦之泾阳之非汉之泾阳，益知周之泾阳之非汉之泾阳矣。此三地者，皆在泾北，自此而东北，则至洛水。虢季子白盘云：“搏伐康允，于洛之阳。”兮甲盘（世称兮田盘）云：“王初各伐厫允于S盧。”“醫慮”亦在洛水东北。醫字虽不可识，然必为从冈、罱声之字。盧则古文鱼字，《周礼·天官》獻人释文獻本或作敝。”敌、敝同字，知慮、鱼亦一字矣。古鱼、吾同音，故往往假盧、戯为吾。齐子仲姜搏云“保盧兄弟，保盧子姓”，即“保吾兄弟，保吾子姓”也。狁儿钟云“斂以宴以喜”，即“吾以宴以喜”也。敦煌本隶古定《商书》鱼家旄孙于荒”，日本古写本《周书》“鱼有民有命”，皆假鱼为吾。《史记·河渠书》功无巳时兮时吾山平。”“吾山”亦即“鱼山”也。古鱼、吾同音，衙从吾声，亦读如吾。“醫虡”与《春秋》之“彭衙”为对音，(r)、彭声相近，盧、衙则同母兼同部字也。《史记·秦本纪》武公元年，伐彭戏氏。”《正义》曰：“戎号也。盖同州彭衙故城是也。”“戏”盖“盧”之伪字矣。彭衙一地，于汉为左冯翊衙县，正在洛水东北，方、镐、太原，亦当于此间求之。然则宣王之用兵于玁狁也，其初在泾水之北，《六月》第三章是也；其继也在洛水之阳，《六月》四章及兮甲盘、号季子白盘是也。而洛水东北以往，即是西河，太原一地，当在河东。《禹贡》：“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郑注、孔传均以太原为汉太原郡。然禹治冀州，水实自西而东，疑壶口、梁、岐而往，至霍太山，其地皆谓之太原。《左·昭元年传》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则太原之地，奄有汾、洮二水，其地当即汉之河东郡，非汉太原郡矣。疑太原之名，古代盖兼汉太原、西河、河东三郡地，而秦人置郡，晋阳诸县遂专其名。以古书所纪太原地望证之，亦无不合。《后汉书·西羌恸》穆王西伐犬戎，取其五王，王遂迁戎于太原。”此事当出真本《竹书纪年》。案范书《西羌传序》大都取材于《国语》、《史记》、《纪年》三书，此节白鹿、白狼事，本《国语》、《史记》,则取五王及迁戎太原事，当出《纪年》。章怀太子注虽不引《纪年》为证，然郭璞《穆天子传注》引《纪年》“取其五王以东”，则迁戎太原事必本《纪年》无疑。穆王所迁者，盖即五王之众。郭璞引《纪年》云“取其五王以东”，则所迁之地，亦当在东。《穆天子传》：“天子至于雷首，犬戎胡觞天子于雷水之阿。”此亦犬戎既迁后事。案雷首山在河东蒲坂县（今蒲州），《纪年》与《穆传》所纪若果不谬，则太原在河东可知。后人或东傅之于晋阳，西傅之于平凉，皆与史事及地理不合者也。凡此八地，均在宗周东北，唯西俞一地，则在宗周之西。不媒敦云：“白氏曰：“不懸驭方，厫允广伐西俞，王命余羞迫于西，余来归献禽。今余命女御追于署，女以我车宕伐康允于高陵。”，盖此时玁狁从东、西两道人寇，故既迫于西，归而复东追于洛。时西寇虽去，而东方之寇已深入，故未及至洛而与之战于泾北之高陵也。是西俞之地实在周西，与《尔雅》之北陵西喻，《赵策》、《赵世家》之圣分、先俞，皆不相涉。周西之地以俞、喻、榆名者颇多，皆一字一音之偶合，讫不能指为何地。然由“羞追于西”一语，可知玁狁自宗周之东北而包其西，与鬼方、昆夷之地全相符合也。
玁狁之号，始于何时，讫于何代；其侵暴中国，以何时为甚，亦有可讨论者。《诗》咏伐玁狁事，有《采薇》、《出车》、《六月》三篇。《六月》之为宣王时诗，世无异论。唯《采薇》、《出车》二诗，《毛传》及《诗序》皆以为文王时诗。然其诗云“王事靡监”，又云“王命南仲”，又云“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皆不似诸侯之诗。《序》以为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将遣戍役，故其辞如此。然三家《诗》说，殊不尽然。《汉书·匈奴传》谓“懿王时，戎狄交侵，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又曰，岂不日戒，俨狁孔棘，”，则班固以《采薇》为懿王时诗也。《出车》咏南仲伐玁狁之事，南仲亦见《大雅·常武》篇，其诗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师皇父。”《传》谓“王命卿士南仲于太祖皇父为太师”。《白虎通》释“爵人于朝，封诸侯于庙”，引《诗》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白虎通》多用《鲁诗》，是鲁说亦与毛同。《笺》则以南仲为皇父之太祖，系文王时人。然《汉书·古今人表》系南仲于宣王时，在方叔、召虎之下，仲山甫之上，而文王时别无南仲。《后汉书·庞参传》载马融上书曰：“昔周宣猃狁侵镐及方，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兴之功，文帝建太宗之号。非唯两主有明睿之姿，抑亦扞城有城虎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诗）亚夫赳赳，载于汉策。”是班固、马融皆以南仲为宣王时人，融且以《出车》之南仲为即《常武》之南仲矣。今焦山所藏郷惠鼎云：“司徒南中，人右郷惠。”其器称“九月既望甲戌”，有月日而五年，无由知其为何时之器。然其文字不类周初，而与召伯虎敦相似。则南仲自是宣王时人，《出车》亦宣王时诗也。征之古器，则凡纪玁狁事者，亦皆宣王时器。兮甲盘称：“惟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案长术，宣王五年三月乙丑朔，二十六日得庚寅，此正与余“既死霸”之说合。号季子白盘云惟王十有二年正月初吉丁亥。”案宣王十二年正月乙酉朔，三日得丁亥，亦与“初吉”之语合。而十二年正月丁亥为铸盘之日，则伐玁狁当为十一年事矣。由是观之，则周时用兵玁狁事，其见于书、器者，大抵在宣王之世，而宣王以后，即不见有玁狁事。是玁狁之称，不过在懿、宣数王间；其侵暴中国，亦以厉、宣之间为最甚也。
至玁狁之后裔如何，经、传所纪，自幽、平以后至于春秋隐、桓之间，但有戎号；庄、闵以后，乃有狄号。戎与狄，皆中国语，非外族之本名。戎者，兵也。《书》称“诘尔戎兵”，《诗》称“弓矢戎兵”，其字从戈、从甲，本为兵器之总称。引申之，则凡持兵器以侵盗者亦谓之戎。狄者，远也，字本作遏。《书》称“遏矣西土之人”，《诗》称“舍尔介狄”，皆谓远也。后乃引申之为驱除之于远方之义。《鲁颂》之“狄彼东南”，敏狄钟之“敷狄不龚”，曾伯藜簠之“克狄淮夷”，皆是也。因之凡种族之本居远方而当驱除者，亦谓之狄。且其字从犬，中含贱恶之意，故《说文》有“犬种”之说。其非外族所自名，而为中国人所加之名，甚为明白。故宣王以后有戎狄而无玁狁者，非玁狁种类一旦灭绝或远徙他处之谓，反因玁狁荐食中国，为害尤甚，故不呼其本名而以中国之名呼之，其追纪其先世也，且被以恶名。是故言昆戎则谓之犬戎、薰鬻则谓之獯鬻、厳允则谓之玁狁，盖周室东迁以后事矣。考《诗》、《书》、古器，皆无犬戎事。犬戎之名，始见于《左传》、《国语》、《山海经》、《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皆春秋、战国以后呼昆夷之称，而獯鬻、玁狁亦被此名。《后汉书·西羌传》称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逾梁山而迁于岐下。”是以獯鬻为犬戎也。《后汉书·西羌传》引《纪年》：“穆王西征犬戎，取其五王，王遂迁戎于太原。”又引：“夷王命号公帅六师伐太原之戎。”又引：宣王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而《诗》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太原一地，不容有二戎，则又以玁狁为犬戎也。由是观之，古之獯鬻、玁狁，后人皆被以犬戎之名，则攻幽王、灭宗周之犬戎，亦当即宣王时之玁狁。不然，玁狁当懿、宣之间仍世为患，乃一传至幽王时绝无所见，而灭宗周者乃出于他种族，此事理之必不可信者也。然则戎中最强大之犬戎既即玁狁，其余以戎名者，如汾、晋间诸戎，当即唐叔所受之怀姓九宗；又河南、山北之阴戎，伊川之陆浑戎，皆徙自瓜州，所谓“允姓之奸居于瓜州”者，亦俨狁同族也。春秋庄、闵以后，戎号废而狄号兴。《春秋》所书，闵、僖以后无单称戎者，唯云“某戌”或“某某之戎”而已。而狄之姓氏见于《左传》者，实为隗姓。后世有谓赤狄隗姓、白狄厘姓者（《世本》）。又有谓隗姓赤狄、蝤姓白狄者（《潜夫论》）。然秦汉以后之隗姓，皆出白狄故地。秦始皇时丞相隗状，虽不知其所出，当为秦人,汉隗嚣一族，则天水成纪人；魏之隗禧（见《魏志·王肃传》），亦京兆人。则赤、白二狄，疑皆隗姓，皆鬼方、玁狁后裔或同族。及春秋中叶，赤狄诸国皆灭于晋，河南、山北诸戎亦多为晋役属，白狄僻在西方，不与中国通，故戎、狄之称泯焉。尔后强国并起，外族不得逞于中国，其逃亡奔走复其故土者，或本在边裔未入中国者，战国辟土时，乃复与之相接。彼所自称，本无戎、狄之名，乃复以其本名呼之。于是胡与匈奴之名始见于战国之际，与数百年前之獯鬻、玁狁先后相应。其为同种，当司马氏作《匈奴传》时，盖已知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