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姓司马氏，名迁，字子长（案子长之字，《史记·自序》与《汉书》皆未载。扬子《法言·寡见篇》：“或问司马子长有言，《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又《君子篇》：“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子长二字之见于先汉人著述者始此，嗣是王充论衡的《超奇》《变动》《须颂》《案书》诸篇，张衡《应间》，皆称司马子长，或单称子长。是子长之字，两汉人已多道之，正不必以不见《史》《汉》为疑矣），左冯翊夏阳人也（案《自序》，司马氏入少梁，在晋随会奔秦之岁，即鲁文公七年，周襄王之三十二年。越二百九十一年至秦惠文王八年，而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十一年，改少梁曰夏阳。自司马氏入少梁迄史公之生，凡四百七十五）。《自序》云：“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命南正重于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与武安君共阬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集解》引晋灼曰：地名，在鄠县。《索隐》云：晋灼非也，案司马迁碑在夏阳西北四里。
国维案：《水经注·河水注》：陶渠水又东南，迳华池南，池方三百六十步，在阳夏城西北四里许，故司马迁碑文云高门华池，在兹夏阳城西北，汉阳太守殷济精舍四里所，此《索隐》所本也）。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昌生无泽（《汉书》作毋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集解》引苏林曰：“长安北门。”瓒曰：“长安城无高门。”《索隐》云：“苏说非也。案迁碑，高门在夏阳西北，去华池三里。”国维案：《水经·河水注》：“陶渠水又南迳高门原，盖层峦隳缺故流高门之称矣。”又云：“高门原东去华池三里。”《太平寰宇记》：同州韩城县下，引《水经注》高门原南有层阜秀出云表，俗名马门原。《正义》引《括地志》亦云：“高门原俗名马门原。”盖亦本古本《水经注》，马门原或以司马氏冢地名矣）。喜生谈，谈为太史公（说见后）。”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历书》：“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天官书》：“自汉之为天文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汉书·律历志》：“元封七年造汉历，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
又《公孙弘传》论：“治历则唐都、落下闳。”是唐都实与于太初改历之役。考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而其所师之唐都至七年尚存，则都亦寿考人矣）。受《易》于杨何（《儒林列传》：《易》，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汉书·儒林传》：“何字叔元。”）。习道论于黄子（《集解》：徐广曰：《儒林传》曰：“黄生好黄老之术。”案《传》云：“辕固生，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是黄生与司马谈时代略相当，徐说殆是也。谈既习道论，故论六家要指，颇右道家，与史公无与。乃扬雄云：“司马子长有言，《五经》不如《老子》之约。”班彪讥公“先黄老而后《六经》”，是认司马谈之说为史公之说矣）。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有子曰迁，即公是也。
汉景帝中五年，丙申，公生，一岁。
案《自序·索隐》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此下夺“迁”字），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今本《博物志》无此文，当在逸篇中。又茂先此条当本先汉记录，非魏、晋人语，说见后）。案：三年者，武帝之元封三年。苟元封三年史公年二十八，则当生于建元六年。然张守节《正义》于《自序》“为大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云：“案迁年四十二岁。”与《索隐》所引《博物志》差十岁。《正义》所云亦当本《博物志》，疑今本《索隐》所引《博物志》“年二十八”，张守节所见本作“年三十八”。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以此观之，则史公生年，当为孝景中五年，而非孝武建元六年矣。
又案《自序》：“迁生龙门。”龙门在夏阳北。《正义》引《括地志》云：“龙门山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而华池则在韩城县西南十七里，相去七十里，似当司马谈时，公家已徙而向东北。然公自云生龙门者，以龙门之名见于《夏书》，较少梁、夏阳为古，故乐用之。未必专指龙门山。下又云：“耕牧河山之阳。”则所谓龙门，固指山南河曲数十里间矣。
武帝建元元年，辛丑，六岁。
五年，乙巳，十岁。
案《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索隐》引刘伯庄说，谓即《左传》、《国语》、《世本》等书是也。考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间，是时，当已入官。公或随父在京师，故得诵古文矣。自是以前，必已就闾里书师受小学书，故十岁而能诵古文。
元光元年，丁未，十二岁。
二年，戊申，十三岁。
案《汉旧仪》（《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五引）：
“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西京杂记》卷六文略同）考《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则卫宏说非也。或本作二十，误倒为十二，又讹二为三欤？
元朔元年，癸丑，十八岁。
三年，乙卯，二十岁。
案《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考《自序》所纪，亦不尽以游之先后为次。其次当先浮沅、湘，窥九疑；然后上会稽；自是北涉汶、泗，过楚及梁而归。否则既东复西，又折而之东北，殆无是理。史公此行，据卫宏说，以为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也。然公此时尚未服官，下文云：“于是迁仕为郎中。”明此时尚未仕。则此行殆为宦学而非奉使矣。
又案：史公游踪见于《史记》者，《五帝本纪》曰：“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封禅书》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河渠书》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大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齐太公世家》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魏世家》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孔子世家》曰：“吾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徊留之，不能去云。”《伯夷列传》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孟尝君列传》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信陵君列传》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春申君列传》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屈原贾生列传》曰：“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蒙恬列传》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已轻百姓力矣。”《淮阴侯列传》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樊郦滕灌列传》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冢。”《自序》曰：“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是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此上所引，其有年可考者，仍各系之于其年下；余大抵是岁事也，是岁所历各地，以先后次之如左：
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屈原贾生列传》）。浮于沅、湘（《自序》）。窥九疑（同上）。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大湟（《河渠书》）。上会稽，探禹穴（《自序》）。上姑苏，望五湖（《河渠书》）。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春申君列传》。据《越绝书》，则春申君故城宫室在吴）。适淮阴（《淮阴侯列传》），行淮、泗、济、漯（《河渠书》）。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自序》）。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孔子世家》）。厄困鄱、薛、彭城（《自序》）。过薛（《孟尝君列传》）。适丰、沛（《樊郦滕灌列传》）。过梁、楚以归（《自序》）。适大梁之墟（《魏世家》及《信陵君列传》）。
又案《汉书·儒林传》：“司马迁亦从孔安国问故。迁书载《饶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公从安国问古文尚书，其年无考。《孔子世家》但云：“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安国生印，印生鹢。”既云早卒，而又及纪其孙，则安国之卒，当在武帝初叶。以《汉书·兒宽传》考之，则兒宽为博士弟子时，安国正为博士；而宽自博士弟子补廷尉文学卒史，则当张汤为廷尉时。汤以元朔三年为廷尉，至元狩三年迁御史大夫，在职凡六年。宽为廷尉史，至北地视畜，数年，始为汤所知；则其自博士弟子为廷尉卒史，当在张汤初任廷尉时也。以此推之，则安国为博士，当在元光、元朔间。考褚大亦以此时为博士，至元狩六年犹在职。然安国既云早卒，则其出为临淮大守，亦当在此数年中。时史公年二十左右，其从安国问《古文尚书》当在此时也。又史公于《自序》中述董生语，董生虽至元狩、元鼎间尚存，然已家居不在京师。则史公见董生，亦当在十七八以前。以此二事证之，知《博物志》之“年二十八”为太史令，“二”确为“三”之讹字也。
元狩元年，己未，二十四岁。
元鼎元年，乙丑，三十岁。
案《自序》云：“于是迁仕为郎中。”其年无考，大抵在元朔、元鼎间。其何自为郎，亦不可考。
四年，戊辰，三十三岁。
案《封禅书》：“明年冬，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大牢具，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于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脽丘，如宽舒等议。”考《汉书·武帝纪》，是岁“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畴。……行自夏阳，东幸汾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丘上。”则司马谈等议立后土乃十月事也。谈为太史令始见此。
五年，己巳，三十四岁。
案《五帝本纪》：“余尝西至空同。”考《汉书·武帝纪》，是岁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畯。“遂逾陇，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公西至空同，当是是岁十月扈从时事。
又案《封禅书》：“公卿言皇帝始郊，见太一云阳，有司奉瑄玉、嘉牲。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太史公、祠官宽舒等曰，‘神灵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畯坛以明应。令太祝领，秋及腊间祠。三岁一郊见。’”案《汉书·武帝纪》：是岁十一月，立大畯于甘泉，天子亲郊见。则太史谈等议泰畯典礼，当在是月。
元封元年，辛未，三十六岁。
案《自序》：“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云云。考《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文山郡。史公奉使西南，当在置郡之后。其明年（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缑氏，登崇高，遂东巡海上。夏四月，癸卯，还登封泰山；复东巡海上，自碣石至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盖史公自西南还报命，当在春间；时帝已东行，故自长安赴行在；其父谈当亦扈驾至缑氏、崇高间，或因病不得从，故留滞周南，适史公使反，遂遇父于河洛之间也。史公见父后，复从封泰山，故《封禅书》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后复从帝海上，自碣石至辽西。故《齐太公世家》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又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故《蒙恬传》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直道者，自九原抵云阳（即甘泉）之道，《秦始皇本纪》所谓“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者也。父谈之卒，当在是秋，或在史公扈驾之日矣。
二年，壬申，三十七岁。
案《河渠书》：“余从负薪塞宣房。”考《汉书·武帝纪》，是岁春幸缑氏，遂至东莱；夏四月，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史公既从塞宣房，则亦从至缑氏、东莱、泰山矣。
三年，癸酉，三十八岁。
案《自序》，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索隐》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当作三十八，说见上），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考史公本夏阳人，而云茂陵显武里者，父谈以事武帝故，迁茂陵也。大夫者，汉爵第五级也。汉人履历，辄具县里及爵。《扁鹊仓公列传》有“安陵阪里公乘项处”，敦煌所出新莽时木简，有“敦德亭间田东武里士伍王参”是也。或并记其年。敦煌汉简有“新望兴盛里公乘□杀之，年卅八”，又有“□□中阳里大夫吕年年廿八”。此云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三十八，与彼二简正同。乙卯者，以颛项历及殷历推之，均为六月二日。由此数证，知《博物志》此条乃本于汉时簿书，为最可信之史料矣。
又案公官为太史公，《自序》具有明文。然全书中自称及称其父谈皆曰“太史公”。其称父为公者，颜师古及司马贞均谓迁自尊其父，称之曰公。其自称公者，桓谭《新论》谓太史公造书成，示东方朔，朔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东方朔所加之也（见《孝武本纪》及《自序索隐》引）。韦昭则以为外孙杨恽所称（见《孝武本纪集解》）。张守节《正义》则以为迁所自称。案东方朔卒年虽无可考，要当在《史记》成书之前。且朔与公友也，藉令有平定之事，不得称之为“公”。又秦汉间人著书，虽有以公名者，——如《汉书·艺文志》“易家”有《蔡公》二篇，“阴阳家”有《南公》三十一篇，“名家”有《黄公》四篇、《毛公》九篇——然此或后人所加，未必其所自称。则桓谭、张守节二说，均有所不可通。惟公书传自杨恽，公与恽为外王父；父谈，又其外曾祖父也。称之为“公”，于理为宜。
韦昭一说最为近之矣。自易“令”为“公”，遂滋异说。《汉仪注》谓：“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太史公自序·集解》、《汉书·本传注》如淳说，皆引此文。《西京杂记》卷六语略同，亦吴均用《汉仪注》文也）又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自序-正义》引《汉旧仪》。案《汉旧仪》与《汉仪注》本一书，皆《汉旧仪注》之略称，卫宏所撰也）臣瓒驳之曰：“《百官表》无太史公。”《茂陵中书》：“司马谈以太史丞为太史令。”（《集解》引）晋灼驳之曰：“《百官表》无太史公在丞相上，且卫宏所说多不实，未可以为正。”（《汉书·本传注》引）虞喜《志林》又为调停之说曰：“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属犹以旧名，尊而称公也。”（《自序·索隐》引）
国维案：汉宫皆承秦制，以丞相、大尉、御史大夫为三公，以奉常、郎中令等为九卿。中间名有更易，员有增省，而其制不变，终先汉之世，惟末置三师在丞相上，他无所闻。且太史令一官本属奉常，与大乐、太祝、太宰、太卜、大医五令丞联事，无独升置丞相上之理。且汉之三公，官名上均无公字，何独于太史称太史公？史公《报任安书》云：“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宋祁援此语以破卫宏，其论笃矣。且汉太史令之职，掌天时星历（《续汉志》），不掌纪事。则卫宏序事如古春秋之说，亦属不根。既不序事，自无受天下计书之理。晋灼谓卫宏所说多不实，其说是也。窃谓司马谈以太史丞为太史令，见《茂陵中书》；公为太史令，见于《自序》。较之卫宏所记，自可依据。至太史令之秩，《汉书·百官公卿表》无文，或以为千石，《报任安书》：“乡者仆尝厕下大夫之列。”臣瓒曰：“汉太史令秩千石，故比下大夫。”或以为八百石，《汉书·律历志》：太史令张寿王上书言历，“有言劾寿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诵不祥之辞，作妖言，欲乱制度，不道：’”据此，则太史令秩八百石。或以为六百石，则《汉旧仪》（《北堂书钞》卷三十五引）、《续汉书·百官志》皆同。又据《索隐》所引《博物志》，则史公时秩亦六百石。案史公自称“仆尝厕下大夫之列”，而《自序》又称壶遂为上大夫（太初元年事）。
据《汉书·律历志》，壶遂此时为大中大夫，而大中大夫秩千石。千石为上大夫，则八百石为中大夫，六百石为下大夫矣。汉时官秩，以古制差之，则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当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当古上中下三卿，千石、八百石、六百石当上中下三大夫，五百石以下至二百石当上中下士。《续汉志》引《汉旧注》（即《汉旧仪注》）：三公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属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元士四百石，则下大夫六百石审矣。又《汉书·百官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墨绶，比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黄绶。是亦隐以比二千石以上当古之卿，比六百石以当古大夫，比二百石以上当古之士。则下大夫之为秩六百石，盖昭昭矣。臣瓒千石之说，别无他据。元凤中，太史公张寿王之秩八百石，或以他事增秩。据史公所自述，自以六百石之说为最长矣。
四年，甲戌，三十九岁。
案《五帝本纪》：“余北过涿鹿。”考《汉书·武帝纪》，是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畯，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服虔曰：“独鹿，山名，在涿郡迺县北界。”今案《汉书·地理志》，涿鹿县在上谷，不在涿郡。然《五帝本纪·集解》引服虔云：涿鹿在涿郡。是服虔固以独鹿、涿鹿为一地。史公北过涿鹿，盖是年扈跸时所经。
太初元年，丁丑，四十二岁。
案《汉书·律历志》：“武帝元封七年，汉兴百二岁矣。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废坏，宜改正朔。……于是乃诏御史曰：‘乃者有司言历未定，广延宣问，以考星度，未能雠也。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发敛，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然则上矣。书缺乐弛，朕甚难之。依违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为元年。’遂诏卿、遂、迁与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议造《汉历》。乃定东西，立晷仪，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举终以定朔晦、分至、躔离、弦望。乃以前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至于元封七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岁在子，巳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为算，愿募治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减，以造汉《太初历》。乃选治历邓平及长乐司马可、酒泉侯宜君、侍郎尊及与民间治历者，凡二十余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都分天部，而闳运算转历。其法以律起历，曰：‘律容一龠，积八十一寸，则一日之分也。与长相终。律长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终复。三复而得甲子。夫律阴阳九六，爻象所从出也。故黄钟纪元气之谓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与邓平所治同。于是皆观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闳、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阳历；不藉，名曰阴历。所谓阳历者，先朔月生；阴历者，朔而后月乃生。平曰：‘阳历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诸侯王群臣便。’乃诏迁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罢废尤疏远者十七家，复使校历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复覆《太初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陵渠奏状，遂用邓平历，以平为太史丞”云云。如是，则太初改历之议发于公，而始终总其事者亦公也。故《韩长孺列传》言：“余与壶遂定律历。”《汉志》言：“乃诏迁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盖公为太史令，星历乃其专职；公孙卿、壶遂虽与此事，不过虚领而已。孔子言：“行夏之时”，五百年后卒行于公之手。后虽历术屡变，除魏明帝、伪周武氏外，无敢复用亥、子、丑三正者。此亦公之一大事业也。
又案《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云云。于是论次其文。是史公作《史记》，虽受父谈遗命，然其经始则在是年。盖造历事毕，述作之功乃始也。
天汉元年，辛巳，四十六岁。
三年，癸未，四十八岁。
案《自序》：“七年而太史公遣李陵之祸，幽于缧绁。”徐广曰：“天汉三年。”《正义》亦云：“案：从太初元年至天汉三年，乃七年也。”然据《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及《汉书·武帝纪》、《李陵传》，陵降匈奴在天汉二年。盖史公以二年下吏，至三年尚在缧绁，其受腐刑亦当在三年，而不在二年也。
太始元年，乙酉，五十岁。
案《汉书》本传，“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事当在此数年中。《盐铁论·周秦篇》：“今无行之人，一旦下蚕室，创未愈，宿卫入主，出入宫殿；得由受奉禄，食太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云云，是当时下蚕室者，刑竟即任以事。史公父子素以文学登用，奉使扈从，光宠有加。一旦以言获罪，帝未尝不惜其才。中书令一官，设于武帝，或竟自公始任此官，未可知也。
又案《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属有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御史、永巷、内者、宦者八官令丞。中书令即中书谒者令之略也。《汉旧仪》（《大唐六典》卷九引）：“中书令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汉书·佞幸传》：“萧望之建白：以为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始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者。元帝不听。”《成帝纪》：“建始四年春，罢中书宦者，置尚书员五人。”《续汉书·百官志》：“尚书令一人，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为中书谒者令。成帝用士人，复故。”据此，似武帝改尚书为中书，复改士人用宦者；成帝复故。然《汉书·张安世传》：“安世，武帝末为尚书令。《霍光传》：“尚书令读奏。”《诸葛丰传》有尚书令尧。《京房传》：“中书。令石显专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事皆在武帝之后，成帝建始之前。是武帝虽置中书，不废尚书；特于尚书外增一中书令，使之出受尚书事，入奏之于帝耳。故《盖宽饶传》与《佞幸传》亦谓之中尚书。盖谓中官之干尚书事者，以别于尚书令以下士人也。《汉旧仪》（《北堂书钞》卷五十七引）：“尚书令并掌诏奏，既置中书，掌诏诰答表，皆机密之事。”盖武帝亲揽大政，丞相自公孙弘以后，如李蔡、庄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等，皆以中材备员，而政事一归尚书。霍光以后，凡秉政者莫不领尚书事。尚书为国政枢机，中书令又为尚书之枢机。本传所谓“尊宠任职”者，由是故也。
太始四年，戊子，五十三岁。
案公报益州刺史任安书在是岁十一月。《汉书·武帝纪》：是岁春三月，行幸大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建章宫。《书》所云“会从上东来”者也。又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唆，《书》所云“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者也。是报安书作于是冬十一月无疑。或以任安下狱坐受卫太子节，当在征和二年，然是年无东巡事。又行幸雍在次年正月，均与报书不合。《田叔列传》后载褚先生所述武帝语日：任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是安于征和二年前曾坐他事，公报安书自在太始末审矣。
征和元年，己丑，五十四岁。
后元元年，癸巳，五十八岁。
昭帝始元元年，乙未，六十岁。
案史公卒年，绝不可考。惟《汉书·宣帝纪》载：后元二年，武帝疾，往来长杨、五柞宫。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狱系者，轻重皆杀之。内谒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狱，丙吉拒闭使者不得入。此内谒者令，师古注云：“内者署属少府，不云内谒者。”二刘《汉书刊误》因以“谒”为衍字。又按《刘屈氂传》有内者令郭穰，在征和三年，似可为刘说之证。然《丙吉传》亦称内谒者令郭穰，与《宣纪》同，然则果《宣帝纪》与《丙吉传》衍“谒”字，抑《刘屈氂传》夺“谒”字，或郭穰于征和三年为内者令，至后元二年又转为内谒者令，均未可知也。如“谒”字非衍，则内谒者令当即中谒者令，亦即中书谒者令。《汉书·百官公卿表》：“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书谒者令为中谒者令。”然中谒者本汉初旧名。《樊郦滕灌列传》：“汉十月拜灌婴为中谒者。”《汉书·魏相传》述高帝时有中谒者赵尧等，高后时始用宦官。《汉书·高帝纪》：“少帝八年，封中谒者张释卿为列侯。”《史记·吕后本纪》作大中谒者张释，又称宦官令张泽，自是一人。大中谒者乃中谒者之长，犹言中谒者令也。《成帝纪注》引臣瓒曰：“汉初中人有中谒者令，孝武加中谒者为中书谒者令，置仆射。”其言当有所本。《贾捐之传》：“捐之言中谒者不宜受事。”此即指宣帝后中书令出取封事（见《霍光传》）言之。是则中书谒者，武帝后亦兼称中谒者，不待成帝始改矣。由是言之，《宣帝纪》与《丙吉传》之内谒者令，疑本作中谒者令，隋人讳忠，改中为内，亦固其所。此说果中，则武帝后元二年郭穰已为中谒者令，时史公必已去官或前卒矣。要之，史公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
《史记》纪事，公自谓“讫于太初”。班固则云“讫于天汉”。‘案史公作《记》，创始于太初中，故原稿纪事以元封、太初为断，此事于诸表中踪迹最明。如《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皆讫于太初四年，此史公原本也。《高帝功臣年表》则每帝一格，至末一格则云“建元元年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又云“太初元年尽后元二年，十八”。以武帝一代截而为二，明前三十六年事，为史公原本，而后十八年事，为后人所增入也。《惠景问候者年表》与《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末，“太初已后”一格，亦后人所增，殊如《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元封以前六元各占一格，而太初以后五元并为一格，尤为后人续补之证。表既如此，书传亦宜然。故欲据《史记》纪事以定史公之卒年，尤不可恃。
故据《屈原贾生列传》，则讫孝昭矣；据《楚元王世家》，则讫宣帝地节矣；据《历书》及《曹相国世家》，则讫成帝建始矣；据《司马相如列传》，则讫成、哀之际矣。凡此在今《史记》本文，而与褚先生所补无与者也。今观《史记》中最晚之记事，得信为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传》之李广利降匈奴事（征和三年）；余皆出后人续补也。史公虽居茂陵，然冢墓尚在夏阳。《水经注·河水注》：“陶渠水又东南迳夏阳县故城，又历高阳宫北，又东南历司马子长墓北。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桓。”《太史公自序》曰：“迁生龙门。”是其坟墟所在矣，（案：汉永嘉元四年，晋永嘉时又无汉阳郡。此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疑四字或误）。《括地志》（《正义》引）：“汉司马迁墓在韩城县南二十二里夏阳县故东南”，与《水经注》合。又云“司马迁冢在高门原上”，则误也。
史公子姓无考。《汉书》本传：“至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是史公有后也。女适杨敞。《汉书·杨敞传》：“敞子忠，忠弟恽，恽母司马迁女也。”又云：“大将军光谋欲废昌邑王更立。议既定，使大司农田延年报敞，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从东厢谓敞日：此国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豫无决，先事诛矣。延年从更衣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教令。遂共废昌邑王，立宣帝。”案恽为敞幼子，则《敞传》与延年参语之夫人，必公女也。废立之是非姑置不论，以一女子而明决如此，洵不愧为公女矣。
史公交游，据《史记》所载：《屈原贾生列传》有贾嘉；《刺客列传》有公孙季功、董生；《樊郦滕灌列传》有樊它广；《郦生陆贾列传》有平原君子（朱建子）；《张释之冯唐列传》有冯遂（字王孙，《赵世家》亦云“余闻之冯王孙”）；《田叔列传》有田仁；《韩长孺列传》有壶遂；《卫将军骠骑列传》有苏建；《自序》有董生。而公孙季功、董生（非仲舒）曾与秦夏无且游。考荆轲刺秦王之岁，下距史公之生，凡八十有三年，二人未必能及见史公道荆轲事。又樊它广及平原君子辈行亦远在史公前。然则此三传所纪，史公或追纪父谈语也。自冯遂以下，皆与公同时。《汉书》所纪有临淮太守孔安国、骑都尉李陵、益州刺史任安。皇甫谧《高士传》所纪有处士挚峻。
史公所著百三十篇，后世谓之《史记》，《史记》非公所自名也。史公屡称“史记”，非自谓所著书，《周本纪》云：“太史伯阳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又云：“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六国表》云：“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又曰：“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天官书》云：“余观史记，考行事。”《孔子世家》云：“乃因鲁史记作《春秋》。”《自序》云：“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凡七称“史记”，皆谓古史也。古书称“史记”者亦然。《逸周书》有《史记解》；《盐铁论·散不足篇》云：“孔子读史记，喟然而叹。”《公羊疏》引《春秋说》（谓《春秋纬》）云：“邱揽史记。”又引《闵因叙》云：“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感精符考异邮说题辞》具有其文，至后汉犹然。《越绝书》（四十）云：“夫子作经，揽史记。”
《东观汉记》（《初学记》卷二十一引）云：“时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记（《后汉书》改“史记”为“国史”）。”《公羊》庄七年《传》何休注云：“不修春秋，谓史记也。是汉人所谓“史记”，皆泛言古史，不指《太史公书》，明《太史公书》当时未有《史记》之名。故在前汉，则著于向、歆《七略》者，谓之《太史公》百三十篇；《杨恽传》谓之《太史公记》；《宣元六王传》谓之《太史公书》。其在后汉，则班彪《略论》、王充《论衡》之《超奇》《案书》《对作》等篇，宋忠注《世本》（《左传正义》引），亦谓之《太史公书》；应劭《风俗通》谓之《太史公记》（见卷一及卷六），亦谓之《太史记》（见卷二）。是两汉不称《史记》之证。惟《后汉书·班彪传》称“司马迁作《史记》”，乃范晔语；《西京杂记》称“司马迁发愤作《史记》”，则吴均语耳。称《太史公书》为《史记》，盖始于《魏志·王肃传》，乃《太史公记》之略语。晋苟勖《穆天子传序》，亦称《太史公记》。《抱朴子内篇》犹以《太史公记》与《史记》互称。可知以《史记》名书，始于魏、晋间矣。窃意史公原书本有小题而无大题，此种著述，秦汉间人本谓之“记”。《六国表》云：“太史公读秦记。”《汉书·艺文志》“春秋类”《汉著记》百九十卷。后汉班固、刘珍等在东观所作者，亦谓之《汉记》；蔡邕等所续者谓之《后汉记》。则称史公所撰为《太史公记》，乃其所也。其略称《史记》者，犹称《汉旧仪注》为《汉旧仪》、《汉仪注》，《说文解字》为《说文》，《世说新语》为《世说》矣。
《史记》一书，传播最早。《汉书本传》：“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播焉。”其所谓“宣播”者，盖上之于朝，又传写以公于世也。《七略》“春秋类”有《太史公》百三十篇。《宣元六王传》：“成帝时，东平王宇来朝，上书求《太史公书》。”是汉秘府有是书也。《盐铁论·毁学篇》：“大夫曰：司马子有言：‘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见《货殖列传》）。”此桓宽述桑弘羊语。考桑弘羊论盐铁在昭帝始元六年，而论次之之桓宽，乃宣帝时人。此引《货殖传》语，即不出弘羊之口，亦必为宽所润色。是宣帝时民间亦有其书。嗣是冯商、褚先生、刘向、扬雄等均见之。盖在先汉之末，传世已不止一二本矣。
汉世百三十篇往往有写以别行者，《后汉书·窦融传》汉光武赐融以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又《循吏传》；明帝赐王景《河渠书》是也。
记言记事虽古史职，然汉时太史令但掌天时星历，不掌纪载。故太史公所撰书仍私史也。况成书之时，又在官中书令之后，其为史家著述甚明。故此书在公生前未必进御。乃《汉旧仪注》（《自序·集解》引）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西京杂记》卷六同）。”《魏志·王肃传》亦云：“汉武帝闻迁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二说最为无稽。《自序》与《报任安书》皆作于被刑之后，而《自序》最目有孝景、今上两本纪；《报任安书》亦云本纪十二，是无削去之说也。
《隋书·经籍志》“别集类”有汉中书令《司马迁集》一卷，盖后人所辑，书已久佚。今其遗文存者：《悲士不遇赋》，见《艺文类聚》卷三十；《报任安书》，见《汉书》本传及《文选》；《与挚伯陵书》，见皇甫谧《高士传》。《悲士不遇赋》，陶靖节《感士不遇赋》序及刘孝标《辨命论》俱称之，是六朝人己视为公作；然其辞义殊未足与公他文相称。若《与挚伯陵书》，则直恐是赝作耳。
《隋志》“子部五行家”载：梁有太史公《素王妙义》二卷，亡。他书所引则作《素王妙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集解》、《北堂书钞》卷四十五、《太平御览》卷四百四及四百七十二各引一条。其书似《货殖·列传》，盖取《货殖传》“素封”之语，故曰“素王”；非《殷本纪》“素王九主”之事，亦非仲尼素王之“素王”，殆魏、晋人所依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