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室恶乎始乎？《易传》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穴居者，穿土而居其中；野处则复土于地而居之。《诗》所谓“陶复陶穴”是者也（《说文》覆，地室也。”）。当是之时，唯有室而已，而堂与房无有也。初为宫室时亦然。故室者，宫室之始也。后世弥文，而扩其外而为堂，扩其旁而为房，或更扩堂之左右而为箱、为夹、为个（三者异名同实）。然堂后及左右房间之正室，必名之曰“室”，此名之不可易者也。故通言之，则宫谓之“室”，室谓之“宫”,析言之，则所谓“室”者，必指堂后之正室。而堂也，房也，箱也，均不得蒙此名也。《说文》室，实也。”以堂非人所常处，而室则无不实也。昼居于是（《玉藻》：“君子之居恒当户。”户，谓室户也），夜息于是，宾客于是（《曲礼》将入户，视必下。”又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皆谓室户）。其在庶人之祭于寝者，则诏祝于是，筵尸于是。其用如斯其重也。后庭、前堂，左右有房；有户、牖以达于堂，有侧户以达于房，有向以启于庭。东北隅谓之“宦”，东南隅谓之“变”，西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其名如斯其备也。故室者，又宫室之主也。明乎室为宫室之始及宫室之主，而古宫室之制，始可得而言焉。
我国家族之制，古矣。一家之中有父子，有兄弟，而父子、兄弟又各有其匹偶焉。即就一男子言，而其贵者有一妻焉，有若干妾焉。一家之人，断非一室所能容，而堂与房，又非可居之地也。故穴居野处时，其情状余不敢知。其既为宫室也，必使一家之人所居之室相距至近，而后情足以相亲焉，功足以相助焉。然欲诸室相接，非四阿之屋不可。四阿者，四栋也。为四栋之屋，使其堂各向东西南北，于外则四堂。后之四室，亦自向东西南北而凑于中庭矣。此置室最近之法，最利于用，而亦足以为观美。明堂、辟雍、宗庙、大小寝之制，皆不外由此扩大之、缘饰之者也。
古制中之聚讼不决者，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考工记》言“五室”、言“堂”，而不言堂之数。《吕氏春秋·十二纪》、《小戴记·月令》均言一太室、四堂、八个（《尚书大传》略同。惟改四大庙为正室），《大戴记·盛德篇》则言“九室”。此三者之说，已不相合。今试由上章所言考之，则《吕氏春秋》之四堂、一太室，实为古制。《考工记》中“世室”、“五室”、“四旁”、“两夹”、“四阿”、“重屋”等语，均与古宫室之制度合。唯“五室，凡室二筵”之文，则显与自说相抵牾。至《大戴》“九室”之说，实为秦制（《隋书·宇文恺传》引《礼图》，并见聂崇义《三礼图》），恐秦时据《考工记》“五室”、《吕览》“四室”之文，昧古代堂与室之分，而以“室”之名概之（《尚书大传》以四堂为四正室。是秦汉间人不知堂与室之分之证也），并四与五则为九矣。说《明堂》、《月令》者，又云明堂“九室、十二堂，见《玉藻》、《明堂位》疏引郑玄《驳五经异义》，后人误羼入《大戴记·感德篇》中），则又恐据古之四堂八个、秦之九室而兼数之。所谓歧路之中又有歧者也。自汉以后，或主五室说，或主九室说。主五室说者，多主一堂之说，而其位置此五室也各不同：或置诸堂之中央及四正（《艺文类聚·礼部》引《古三礼图说》），或置诸中央及四隅（郑玄《考工记注》并《玉藻》、《明堂位》疏引郑《驳五经异义》），或置诸堂、个之后（汪中《明堂通释》。孔广森《明堂亿说》与汪略同）。其主四隅说者，或谓四室接太室之四角为之（聂崇义《三礼图》如此，戴震《考工记图》、张惠言《仪礼图》从之，而又参以《月令》之“四堂”、“八个”），或谓四室不与太室相属，而远在堂之四隅（汪中《明堂通释》所图郑说如此）。即同主一说者，其殊固已如此矣。其主九室说者，则或接太室之四角为四室，又接四室之四角为四室（聂氏《三礼图》谓为秦制，任启运《朝庙宫室考》从之）,或三三相重，房间通街（后魏李冲所造如此，见《隋书》牛弘传及宇文恺《传》）。又主调停说者，则有若贾思伯于太室四角为四室，以一室充二个之用，以当《考工记》之五室，《月令》之四堂、八个者矣（《魏书·贾思伯传》）有若焦循于太室之角接以四室，而又两分四室为勾股形者八，以充五室及四堂、八个者矣（《群经宫室图》）有若唐仲友于一堂中画东、西、南、北以为四堂、八个，而置五室于四堂之间者矣（《帝王经世图谱》）有若阮元以《考工记》虽言一堂而实有四堂，故为广九筵、修七筵之堂四于外，而于其中央方九筵之地置方二筵之室五，则又合唐氏之说以《考工记》之度矣（《挈经室续集》卷一）。然太室二筵，褊陋已甚，四隅、四室取义云何？魏李谧、隋牛弘之所浄者不可夺也。
又据阮氏之说，则中央之地，修广九筵。今五室所占，纵横仅得六筵，则所余三筵之地如何？于是有若陈澧以三筵之地当五室之壁之厚，而谓壁厚半筵者矣。此外，如《白虎通》、蔡簋《明堂论》、牛弘《明堂议》、李觏《明堂定制图》等，但务剿说而不能以图明之者，其数尚多。盖斯途之荆棘久矣。自余说言之，则明堂之制，本有四屋；四堂相背于外，其左右各有个，故亦可谓之十二堂。堂后四室相对于内，中央有太室，是为五室。太室之上，为圆屋以覆之，而出于四屋之上，是为重屋。其中除太室为明堂、宗庙特制外，余皆与寻常宫室无异。其五室、四堂、四旁、两夹、四阿、重屋，皆出于其制度之自然,不然，则虽使巧匠为之，或烦碎而失宜，或宏侈而无当，而其堂与室终不免穷于位置矣。
明堂之制，外有四堂，东、西、南、北，两两相背，每堂又各有左右二个。其名则《月令》诸书谓之青阳太庙、青阳左个，青阳右个，明堂太庙、明堂左个、明堂右个，总章太庙、总章左个、总章右个，玄堂太庙、玄堂左个、玄堂右个。此四堂之名，除“明堂”外，“青阳”之名仅见于《尔雅》，“总章”之名一见于《尸子》，而“玄堂”则无闻焉。其名或出后人之缘饰，然其制则古矣。盖四堂、八个，实与听朔、布政之事相关。听朔之为古制，亦可由文字上旁证之。于文，“王”居“门”中为“闰”。《周礼·春官·太史》闰月诏王居门终月。”《玉藻》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先郑注《周礼》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左右之位，惟闰月无所居，居于门。故于文，，王，在，门，中为，闰，。”《说文》亦云：“告朔之礼，天子居宗庙。闰月，居门中。闰，从王在门中。”《周礼》、《玉藻》之说，虽有可存疑之处，然文字之证据不可诬也。要之，明堂为古宫室之通制，未必为听朔、布政而设，而其四堂、八个，适符十二月之数。先王因之而月异其居，以听朔、布政焉。此自然之数也。然则古者听朔之事，可以“闰”字证之，而四堂、八个之制，又可由听朔证之。《月令》之说，固非全无依据矣。且《考工记》之记明堂，世所视为与《月令》绝异者也。《记》但言堂之修广而不言堂数，故自汉以来多以一堂解之。然其所言“世室”、“五室”、“四旁”、“两夹”、“四阿”、“重屋”，无不可见四堂之制。古者，室在堂后，有室斯有堂。又一堂止一室，故房有东、西也，夹有东、西也，个有左、右也，而从不闻有二室。
今既有五室，则除中央太室外，他室之前必有一堂。有四室，斯有四堂矣。“四旁两夹”亦然（古“夹”、“个”两字，音义皆同。《书·顾命》及《考工记》之“夹，，，即《月令》之“个”也。《考工记》此句，自汉以来皆读“四旁两夹窗”为句，孔广森《礼学卮言》始读“四旁两夹”为句而以“窗”字属下，读“窗白盛”为句。证以《大戴礼》之“赤，缀户也；白，缀牖也”，其读确不可易）。每堂各有两夹，而四堂分居四旁，此所谓“四旁两夹”也。若“四阿”之释，则或以为四注屋（郑氏《考工记》“四阿重屋”注），或以“阿”为屋冀（唐仲友《帝王经世图谱》），或以“阿”为楣（程瑶田《释宫小记》）。然郑氏于《考工记·匠人》“王宫门阿之制五雉”注及《士昏礼》“当阿”注皆云：“阿，栋也。”盖屋当栋处最高，计屋之高，必自其最高处计之。“门阿之制五雉”，谓自屋之最高处至地凡五雉，自不能以屋冀及楣当之矣。郑以明堂止有一堂，一堂不能有四栋，故于“四阿”下解为“四注屋”。然此“四阿”与“王宫门阿”同在“匠人”一职，不容前后异义，自当从郑君后说。既有四栋，则为四堂无疑。故《考工记》所言明堂之制而非一堂，自其本文证之而有余。明堂合四堂而为一，故又有“合宫”之称。《尸子》曰：“黄帝合宫，（殷人）总章，殷人阳馆，周人明堂。”益知四堂之说不可易也。
四堂之后，各有一，室。古者宫室之制，堂后有室，室与堂问在一，屋中。未有舍此不数而别求之于他处者也。则明堂五室中，除太室外，他四室必为四堂后之正室。乃主一堂之说者，以为在堂上之四正，或以为在其四隅。其主四堂说者，财以在中庭之四隅。其说诡僻，不合于古宫室之制。且古之宫室，未有堂而无室者。有之，则惟习射之榭为然。明堂非习射之所，故其五室中之四，必为堂后之正室，与太室而五焉。四堂、四室，制度宜然。不是之求，而以堂上、庭中之四正、四隅当之，可谓舍康庄而行溪径者也。
四堂、四室，两两对峙，则其中有广庭焉。庭之形正方，其广袤实与一堂之广相等。《左氏传》所谓“埋璧于太室之庭”，《史记·封禅书》载申公之言曰：“黄帝接万灵明庭。”盖均谓此庭也。此庭之上，有圆屋以覆之，故谓之“太室”。太室者，以居四室之中，又比四室绝大，故得此名。太者、大也。其在《月令》则谓之“太庙太室”。此“太庙”者，非中央别有一庙，即青阳、明堂、总章、玄堂之四太庙也。太庙之“太”，对左右个而言。太室之“太”，对四室而言。又谓之“世室”。世，亦大也。古者“太”、“大”同字，“世”、“太”为通用字。故《春秋经》之“世子”，《传》作“太子”。《论语》之“世叔”，《左氏传》作“太叔”。又如伯父之称“世父”，皆以“大”为义。故《书·洛诰》、《礼·月令》、《春秋左氏》、《谷梁传》之“太室”、《考工记》、《明堂位》、《公羊传》并称“世室”。又太室居四堂、四室之中，故他物之在中央者或用以为名也。嵩高在五岳之中，故古谓之“太室”，即以名堂“太室”之名名之也。然则“太室”者，以居中央及绝大为名。即此一语之中，而明堂之制已略具矣。
明堂之制既为古代宫室之通制，故宗庙之宫室亦如之。古宗庙之有太室，即足证其制与明堂无异。殷商卜文中两见“太室”（《殷虚书契》卷一第三十六叶，又卷二第三十六叶），此殷宗庙中之太室也。周则各庙皆有之。《书·洛诰》王入太室，裸。”王肃曰：“太室，清庙中央之室。”此东都文王庙之太室也。《明堂位》又言“文世室”、“武世室”。吴彝盖云：“王在周成太室。”君夫敦盖云王在周康宫太室。”鬲攸从鼎云王在周康宫辟太室。”昝鼎云王在周穆王太□。”（此字摩灭，疑是“室”字）伊敦云王格穆太室。”则成王、康王、穆王诸庙皆有太室，不独文、武庙矣。至太室四面各有一庙，亦得于古金文字中证之。克钟云：“王在周康刺宫”（“刺宫”即“烈宫”，古金文皆假“刺”为“烈，。颂鼎（颂敦、颂壶、颂盘文同）云王在周康邵宫。”（“邵”字从召、从阝。“阝”即古“人”字。《说文》作“怊”，经、传通用“昭”字）寰盘云王在周康穆宫。”望敦云王在周康宫新宫。”同在宗周之中，又同为康王之庙，而有昭、穆、烈、新四宫。则虽欲不视为一庙中之四堂，不可得也。康宫如此，他亦宜然。此由太室之制度言之，固当如此。若从先儒所说古宗庙之制，则更无太室之可言矣。
明堂之制，太室之外，四堂各有一室，故为五室。宗庙之制亦然。古者寝、庙之分，盖不甚严。庙之四宫后，王亦寝处焉，则其有室也必矣。请举其证。望敦云：“唯王十有三年六月初吉戊戌，王在周康宫新宫。旦，王格太室。”寰盘云：“唯廿有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宫。旦，王格太室。”颂鼎云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宫。旦，王格太室。”此三器之文皆云：“旦，王格太室”，则上所云“王在某宫”者，必谓未旦以前王所寝处之地也。且此事不独见于古金文，虽经、传亦多言之。《左传·昭二十二年》：“单子逆悼王于庄宫以归，王子还夜取王以如庄宫。”《三十三年》：“王子朝入于王城”，“寻罗纳诸庄宫”。案庄宫，庄王之庙。而《传》文曰“逆”，曰“如”，曰“纳”，皆示居处之意。《礼运》天子适诸侯，必舍其祖庙。”《周语》：“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晋侯郊劳，馆诸宗庙。”《聘礼》“记”：“卿馆于大夫，大夫馆于士，士馆于工商。”郑注馆者必于庙。不于敌者之庙，为太尊也。”以此观之，祖庙可以舍国宾，亦可以自处矣。既为居息之地，自不能无室。又所居不恒在一宫，故每宫皆当有之。四宫四室，并太室为五，与明堂同。而明堂五室，其四当分属于四堂，又可于此得其确证矣。
庙中太室之为四宫中之广延，又可由古代册命之礼证之。古天子、诸侯之命群臣也，必于庙中。《周礼·春官·司几筵》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黼依，依前南乡设莞筵，左右玉几。”又《大宗伯》：“王命诸侯，则摈。”郑注王将出命，假祖庙，立依前，南乡。摈者进，当命者延之，命使登。内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祭统》：“祭之日，一献。君降，立于阼阶之南，南乡。所命北面。史由君右执策命之。”前者为天子命诸侯之礼，后者为诸侯命诸臣之礼。然古金文所纪册命之礼，颇与此殊。颂鼎云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宫。旦，王格太室，即位。宰弘右颂入门，立中庭。尹氏受王命书。王呼史虢生册命颂（中略）。颂拜稽首，受命册，佩以出。反入觐章。”寰盘：唯廿有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宫。旦，王格太室，即位。宰額右寰入门，立中廷，北乡。史冓受王命书，王呼史滅册锡寰。”他器文类此者颇多。
凡上言“王格太室”者，下均言所命者“立中廷，北乡”。就所谓中廷之地，颇有寻绎者焉。案《礼经》中言“庭”，皆谓自堂下至门之庭。其言“中庭”者，则谓此庭南北之中。然则上诸器文系“中廷”于入门后，自当为门内之廷。又云“立中廷，北乡”，则又当为南乡屋之廷也。然有大不可解者。如上诸器所言，臣“立中廷，北乡”，而王即位于太室，则王必于太室之北设黼依、几筵而立焉。假使依《考工记》所，记堂修七筵、广九筵，而正方形之太室，其修当如堂九筵之广，则王位与中廷间有太室之修九筵、堂修七筵，又加以庭修之半（前人谓庭修当堂修之三倍），则王与所命者之间相距在二十六筵以上（即二百二十二尺）。即令堂室之修大减于《考工》所记，亦必在十筵以上。况以室之南北墉与庭北之碑三重隔之，面不得相觌，语不得相闻，决非天子命臣之意也。余谓此“中廷”当谓太室之廷，但器文于所命者入门后略去升堂、入室诸节耳。盖太室之地，在寻常宫室本为广廷。太室虽上有重屋，然太室屋与四宫屋之间，四旁通明，汉时犹谓之“通天屋”（《隋书·牛弘传》引蔡邕《明堂论》），故可谓之“廷”。而此廷南北之中，亦谓之“中廷”。此中廷，与《礼经》所谓“中庭”指前廷南北之中者绝异。太室之修九筵，则所命者立于中廷，距王位不过四筵。
故史得受命书于王！所命者得佩命册以出！而册命之礼乃得行焉。且古人于太室本有“廷”称。《左传》楚共王“与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廷”，亦指此地。否则，太室居四屋之中，何缘有廷？若指四屋之前廷，则不得系之太室。所谓“太室之廷”，犹班固言承明、金马著作之“廷”云尔。故余断言诸器中之“中廷”，即太室南北之中也。凡此册命之礼，皆与古宫室之制相关，故不得不详辨之也。然则宗庙之制，有太室、有四宫，而每宫又各有一室。四宫五室，与明堂之制无异。且明堂五室之四分属四堂，亦于宗庙中始得其最确之证明。而明堂为古宫室之通制，亦至是而益明矣。
明堂之制，既为古宫室之通制，故宗庙同之。然则路寝如何？郑玄于《毛诗笺》、《考工记》及《玉藻注》，均谓“明堂”、宗庙、路寝同制，而于《顾命》所纪路寝之制不得其解，遂谓成王崩时在西都，文王迁丰、镐，作灵台、辟雍而已，其余犹诸侯制度焉。盖视《顾命》所纪路寝之制与明堂异也。以余观之，路寝无太室，自与明堂、宗庙异。至于四屋相对，则为一切宫室之通制。《顾命》所纪，乃康王即位受册之礼，于路寝正屋行之，自无从纪东、西、北三屋。即就正屋言之，但纪西夹而不纪东夹。然则谓无东夹可乎？因所不纪而遂疑其无，此可谓目论者矣。余意，宁从明堂、宗庙、燕寝之制以推定路寝之制，亦有东、西、南、北四屋，似较妥也。
至燕寝之四屋相对，则有可言者焉。古之燕寝，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其南宫之室谓之“适室，士以下无正寝，卩以燕寝之南宫为正寝），北宫之室谓之“下室”，东、西宫之室则谓之“侧室”。四宫相背于外，四室相对于内，与明堂、宗庙同制。其制所异者，唯无太室耳。何以言之？《公羊·僖二十年传》：“西宫灾。西宫者，小寝也。小寝则曷谓之西宫？有西宫，则有东宫矣。鲁子曰：“以有西宫，亦知诸侯之有三宫也。”何休注：“礼，夫人居中宫，少在前；右媵居西宫，左媵居东宫，少在后。”然《丧服传》言大夫、士、庶人之通制，乃有四宫。《传》曰：“昆弟之义无分，故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异居而同财。”
诸侯三宫，每宫当有相对四屋。至士、庶人四宫，当即此相对之四屋之名。《内则》所谓“自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宫”，殆谓是也。《士丧礼》云死于适室。”又云：“朔月若荐新，则不馈于下室。”《丧大记》大夫世妇卒于适寝。内子未命则死于下室，迁尸于寝。”此“适室”、“下室”两两对举，则适室、下室为南、北相对之室矣。适室、下室苟为南、北相对之室，则侧室当为东、西相对之室。《内则》：“妻将生子，及月辰，居侧室”是也。又云：庶人无侧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群室。”（群室当谓门塾之室）则或以东、西宫之室为昆弟所居，或以仅有南乡一屋而已。
然则燕寝南、北、东、西四宫，何以知其非各为一宫，而必为相对之四屋乎？曰：以古宫室之中溜知之也。“中溜”一语，自来注家皆失其解。释名：“室中央曰中溜。古者穴，后室之溜，当今之栋下直室之中。”郑注《月令》亦曰：“中溜，犹中室也。古複穴，是以名室为溜云。”《正义》引庾蔚之云：“穴穴皆开其上取明，故雨溜之，是以后因名室为中溜。”郑又云：“祀中溜之礼，主设于牖下。（《正义》以此为郑引逸《中溜礼》文）《正义》申之曰：“开牖象溜，故设主于牖下也。”余谓复穴雨溜，其理难通；开牖象溜，义尤迂曲。其实中溜者，对东、西、南、北四溜言之，而非四屋相对之宫室，不能兼有东、西、南、北四溜及中溜也。案《燕礼》：“设洗，当东溜。”（郑注：“当东溜者，人君为殿室也。”《正义》云：“汉时殿屋，四向注水。故引汉以况周。”）《乡饮酒礼》：“磬阶间缩溜，北面鼓之。”此南溜也。凡四注屋有东、西、南、北四溜，两下屋有南、北二溜，而皆不能有中溜。今若四屋相对如明堂之制，则无论其为四注屋或两下屋，凡在东者，皆可谓之“东溜”，在西者，均可谓之“西溜”,南北放此。若夫南屋之“北溜”，北屋之“南溜”，东屋之“西溜”，西屋之“东溜”，将何以名之哉？虽欲不谓之“中溜”，不可得也。
其地在宫室之中，为一家之要地，故曰“家主中溜而国主社”。然则此说于古有征乎？曰：有。《檀弓》曰：掘中溜而浴，毁灶以缀足，殷道也。学者行之。”案《士丧礼》：浴时，“甸人掘坎于阶间，少西”，“巾、栖、鬈蚤埋于坎”。周人所掘既在阶间，则殷人所掘之“中溜”，必在室外而不在室内矣。《说文·广部》：廇，中庭也。”案古人但有“廷”字，后世加“广”作“庭”，义则无异。由《说文》之例，“庭”字当为“廷”下重文。然《说文》收“廷”字于《廴部》，“庭”字于《广部》，而释之曰：“廷，中朝也。”“庭，宫中也。”则许君之疏也。然“廷”、“庭”二字之释，辞虽微异而义则无殊。段氏《说文注》乃谓：“无屋曰廷，有屋曰庭。”并援郑君“中溜犹中室”之言，乱许君“廇，中廷”之古义。不知许君释“庭”为宫中，正指无屋之处。证之本书闱，宫中之门也”，“壸，宫中道也”。皆指无屋之处言。若在屋下，则有户无门，又恶得有道乎？故“廷，中朝也”，“庭，宫中也”。其义一也。然则许君所云“廇，中庭也”，亦指中央无屋之处，与上文所言中溜之地位合，固非余之创说矣。故“中庭”者，对东、西、南、北四屋之前庭言之,中溜”者，对东、西、南、北四溜言之。中庭之四旁，以中溜为之界，故曰“廇，中庭也”。然非发见古宫室之通制，亦无以定中溜之地位。而由中溜之地位，又足以证四屋相对之为古宫室之通制矣。